经济发展与民主价值观——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价值观论文,民主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缘起
民主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民主的作用是什么，都是日久而弥新的议题。在对民主的研究中，民主的理念或者民主的价值观，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虽然东西方对民主的概念和形式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事实上，民主是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观。西方学者也推崇民主的价值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1](P3)因此，对民主价值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民主和富强同为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富强和民主之间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从历史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而富强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目标。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往往有助于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巩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公众民主理念的产生，从而推动政治制度的民主化。[2]正如亨廷顿所说，在社会与经济之间存在少有的密切关系——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化。[3](P311)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本身却未必会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中，不同国家往往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发展和民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民主价值观本身就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必不可少的议题。对此，政治学中存在不同的研究方式。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往往采用定量的研究方式讨论民主价值观的分布、来源和作用。早期阿尔蒙德和维巴就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对五个国家的公民文化进行研究，从而讨论公民文化的跨国分布。[4]由于现代统计技术的发展，大规模的、跨国的社会调查越来越成为可能，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与上述两个数据相比有下列优点：第一，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卷中包括了对于民主价值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其他社会调查中缺乏的。第二，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样本量大、可信度高、代表性强。而跨国的社会调查在中国的调查样本都不是很大，大约只有几千人。第三，跨国调查的问题主要涉及主观性政治态度，但是对于受访者的个人因素特别是经济社会等客观性因素关注得比较少。而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卷中，对个人的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做了详细的记录。此外，本研究试图在多方面弥补以往研究的缺陷。我们关注民主价值观的来源，特别着眼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且实证的线性回归部分同时考察了宏观因素特别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以往研究所缺乏的。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价值观
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制度。民主化的研究者，普泽沃斯基用跨国的分析数据证明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5]其他学者如亨廷顿、李普塞特、戴雅门等都确认这个关系，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民主发展的，目前的研究还缺乏共识。侧重文化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导致个人价值观的转变，从而推动民主的制度发展[6]；侧重阶层的分析认为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的兴起，从而推动政治发展[7]；精英主义的视角从政治精英的角度考察政治精英在民主化中的作用。[8]按照英格尔哈特等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经济增长带来个人收入增加；其次，个人教育与大众传媒发展带来个人认知能力的独立；最后，社会分化特别是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带来个人社会关系的独立。[9]为了确认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因果关系，我们分别采用收入、教育和职业作为测量经济发展对于个人影响的三个维度。① 因此，我们假设收入和个人的民主理念有正相关，但是呈非线性的分布；同时，也假设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具有民主的理念；教育本身是民主价值观的来源，“学校，以及教师和课程设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和公民权利的纽带，也是民主的公民产生的关键”[10](P2－3)。我们假设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会支持民主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关系也许是非线性的。②
除了收入、教育和职业的维度，经济发展也会带来媒体的接触的增加和政治成熟度的提高。首先，信息是决策的依据，获得信息的差异决定了个人做出决策的差异。[11]其次，从跨国的研究发现，无论民主和非民主国家，媒体的接触也是决定政治态度的重要变量。[12]在中国的媒体的话语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毫无疑问受到鼓励，但是需要有序进行，特别是不能影响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因此，公民对媒体的接触程度越高，就越会支持民主的理念。
有研究表明，政治成熟度和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13]经济发展本身会带来个人政治的成熟和判断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民主的制度建设。一般来说，政治不够成熟的个人会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知识、成熟的政治分析和判断能力，因此能够做出比较理性的选择。相反，政治不够成熟的个人缺少理性判断的能力。③ 对中国农村选举和政治支持的研究也支持政治成熟度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14]
当然，上述假设是基于经济发展在个人微观层面的变化，然后对个人收入、教育、职业、媒体接触和政治成熟度的分析，从而推导出民主价值观的来源。[15]这样，经济发展这个宏观的命题就转变为微观的假设。然而，宏观层面的因素本身也是民主价值观的来源之一。
首先，经济发展直接体现在地区GDP的增加上。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越高，该地区居民的民主意识也越高。本文采用2005年该地区（县/县级市）的人均GDP作为自变量。④ 采用县/县级市/区作为宏观的经济变量，是因为每个县级辖区内的同质性远较各县之间的同质性强，而各个县级的GDP数据可以比较容易得到。
其次，城乡之间民主的制度安排并不一样。在农村实现的村民自治使得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早的实现了直接民主。根据《村委会选举法》的规定，村长和村委会的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制度性的差异使得农民比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有学者认为公民文化的来源就是民主的制度。[16]跨国的研究发现，民主的制度差异会导致民主理念的差异。[17]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制度性差异，也许会导致民主理念的差异。因此，我们的假设是，由于农村实行直接选举，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具有民主价值观。
（一）控制变量
已有的研究发现，个人民主理念取向由一系列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包括结构性的因素如国家政治制度，也包括个人的因素如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媒体接触、政党参与和政治社会化等一系列的变量。[18]这些控制变量需要包括在模型中，以控制它们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
个人的社会经历是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个人的社会经历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学习本身包括观察和经验。[19]而年龄是测量个人社会经历的指标之一。因此，年龄和价值观存在密切的联系。根据现有的研究，一般年老的人趋向于相对保守的民主观念，而年轻人通常有比较开放的心态。然而，在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波澜曲折的过程，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就比较复杂。因此，我们也可以假设年龄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有非线性的关系。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变量会影响公众的民主价值。参加政党会影响政治价值和政治参与。跨国的研究表明，性别也是影响政治态度的一个变量，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政治上更加积极。[20](P155－177)
总结前面的假设，在个人的微观层面，专业技术职业、政党参与、媒体接触、男性和政治成熟度都对民主的价值观有正面的影响。而在区域的宏观层面，地区的人均GDP和农村地区，也与民主的价值观有正向的关系。个人的年龄、教育和收入与民主的价值观之间则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二）数据和变量
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设计方案采用分层设计、多阶段PPS方法，一共收集到10151份有效问卷。在该次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一系列关于民主价值观的问题，分别反映了受访者对民主与经济、财富和专业知识的看法。⑤ 这些陈述都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理念基础，也体现了民主的最基本内涵，反映的是民主的过程性的定义，例如有效参与、公平选举、议程控制，等等。[21]
这样的量表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中西方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单一考察对“民主”的支持，其效度是有缺陷的。这也解释了为何跨国调查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民主支持度反而比成熟的民主国家高。⑥ 因为不同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比较各个国家民主支持度，其实可能在比较不同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另一方面，如果以民主、精英主义、经济发展等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为指标，并创建民主价值观的变量的方式，可以明确民主的内涵，从而具有表面效度。
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公众都持有民主的态度，大约有9.6％的人“强烈不同意”“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也有32.6％的受访者持同意态度。总体而言，持反对的态度（48.9％）超过支持的态度（40.6％）。这些数据，初步反映了中国人对民主具有支持的态度，但并不认为是简单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本文采用最基本的模型，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差别、性别、教育、年龄、政治成熟度、媒体、中共党员和地方的人均GDP。因变量是民主的价值取向。自变量中，收入的数据来源于问卷中关于2005年个人总收入（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分红等各项收入）的问题，然后求对数。为了讨论其非线性的关系，同时也设置了收入取对数之后的平方。根据调查中统计，大部分的受访者年收入并不高，平均为9022元人民币。大约有90％的受访者2005年收入低于2万元。媒体接触的测量采用受访者每周阅读报纸的频率。⑦ 教育采用两种测量方法，一种是分类变量，基准是小学及其以下（0）、中学（1）、大专和大学本科（3）、研究生及其以上（4）；另外一种是连续的变量，测量其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职业根据GB/T6565－1999分类标准，选取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人员两类职业作为“专业和管理职业”的分类，而其他职业则作为比较的基准。各县级辖区GDP的数据来自于2005年各地的统计年鉴的数据。
接下来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公众民主观念的来源。表1是根据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算结果。
模型1中教育采用线性连续的测量方式，而模型2将线性的教育测量方式改为定序测量，分为小学以及以下、中学、大学和大专、研究生及其以上4类。模型3对教育仍然采用连续的方式，但是加入了政治成熟度这一个变量。与模型3相比，模型4将教育又变成了定序测量方式，并且不包含地方人均GDP。和模型4相比，模型5和模型6都加入了地方人均GDP。但是为了考察收入对价值观的非线性影响，模型6同时还加入了收入对数的平方，并且将教育改为线性的测量。
从现代化影响的三个测量维度来看，收入和职业是个人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来源。首先，从职业角度来看，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明显的具有民主的价值观（p＜0.05）。其次，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并没有比只接受初等教育的人更具有民主的价值观。无论是用定比还是用定序的方法测量，教育并不对民主的价值观产生显著的影响。
收入对价值观的影响是复杂的，收入（取对数后）在每个模型中都呈显著的负相关（p＜0.05）。高收入的群体并没有具有更民主的价值观。这样的结果与国际上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又有差异。跨国的研究认为最高和最低的收入群体都对民主持保留意见，而中等收入的群体则持积极的正面态度，因此，收入和民主价值观应该接近于一个倒U型的曲线。而收入和收入的平方在模型中都不显著，只有收入的对数显示了负相关。因此，和跨国研究不同，在中国，低收入的群体也同时具有高度的民主价值观。当然，这样的结果有多方面的解释，首先，对于阶层的判定有不同的区分标准，职业也许比收入能更好地区分中产阶层。其次，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体现的是过程性的定义，而高收入的群体可能更具有精英主义的特质，或是对民主持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因此导致了收入与民主价值观有负相关。
媒体的接触和民主的价值观呈现正相关。多接触报纸提供的新闻会更加具有民主的理念。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媒体是信息的来源，也是决策的依据。这样的结果也说明媒体宣传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在经验研究层面上也和国际上的发现相一致。
在模型中，年龄、党员和性别都不显著（p＞0.05）。这样的结果有多方面的解释，首先，在美国，入党行为存在选择性的偏差，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员都有符合该党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中国，党员代表政治上的先进性，而和个人民主价值取向联系并不紧密。还有，我们国家性别上的平等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因此性别与价值观的关系并不明显，特别是在民主价值观方面。最后，年龄对于价值观的影响也许比较复杂。在我们后面的研究中发现，在农村地区，年龄与价值观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在城市中并不显著。
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民主价值观显著的比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强。在模型中，地区人均GDP明显的与个人的民主价值观有显著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证明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价值存在直接的正相关。我国地大物博，区域广泛，各地经济发展对价值观的影响各不一样，但是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具有民主的价值观。虽然这样的机制也许是复杂的：发达地区与国外交流密切，所以更具有开放的心态；或者是经济发展中的产生的矛盾，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来化解；也可能是各地固有的政治文化的差异，包括历史和人文的差异。总之，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价值观之间存在关系。
但是在模型中，城乡差别并不明显，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民主价值观差别不大（p＞0.1）。这样的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农村有民主的制度安排，从而使农民比城镇居民更多的体会到了民主带来的优点，从而推动了观念的转变。为了研究城乡之间民主制度对价值观的影响，下面讨论在农村和城镇不同的民主制度安排下公众的民主价值观。研究的方法是把样本分成农村和城市两部分，然后分别研究模型中自变量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这样分样本的回归分析，也可以作为稳健检验（robust check）来检验文章前面结论的稳健性。
表2是根据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算结果。
估算的模型采用表1中模型3作为基本模型，包括年龄和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党员、媒体接触、收入、政治成熟度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教育采取连续的测量方法，而收入则采用对数后的年收入作为自变量。
回归的结果显示，农村和城市之间既存在巨大的差异，又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和前面的回归结果一样，政治成熟度和职业还是民主价值观的来源。其次，媒体、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村地区不显著。这几个方面对于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影响远远比农村大。这样的结果，符合用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民主化的过程。因为现代化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业缩小、城市壮大的过程。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价值观的来源不是收入，而是个人的社会经历。回归结果显示，在农村中，年龄对价值观的影响显著，并且呈现倒U型，首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然后下降。在农村，先前的研究也发现收入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例如，崔大伟在安徽和黑龙江的农村民主选举调查中发现农民企业家并不比其他的低收入群体更加具有民主的价值观。[22]因此，这样的结果也并不奇怪。
同样，在农村中，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样的结果也与先前的研究一致：戴慕珍和罗泽尔的研究发现，在产业化程度最高的10％的村庄，选举的竞争性反而降低了。[23]也就是说，在农村，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民主制度上的提升。因此，对农村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程序和民主理念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
三、总结和讨论
本文是关于公众的民主价值观的初步研究。分析发现，公众的民主价值观来源于一系列个人和结构性的因素。收入、职业、媒体接触、年龄、政治理解力和地区差异都是个人民主价值观的来源。我们的发现有着多方面的应用。
第一，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如果经济能够不断发展，公众对民主的支持也越大。相反，如果经济停滞，那么对民主的支持也会减弱。更深入一步说，只有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才能得到公众对民主价值的支持，才能进一步推动改革。不然，离开经济建设的中心，也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24](P244)
第二，中国公众的民主价值观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公众对民主的支持度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收入对于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是负相关，也就是说低收入的群体也支持一种平等的、有效参与的民主价值观。这与许多国家的发现并不一致。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中国，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民主价值观的差异并不明显。
中国公众的民主价值观也有普遍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职业、媒体接触和政治理解力都是民主价值观的来源，这些发现和跨国的研究一致。一个专业技术阶层的兴起，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培育，从而推动民主化。同样，经常阅读新闻的人对政治了解得越多，也越支持民主。政治理解力也是民主价值观的来源。这些发现和已有的政治学对于民主的理解是一致的：公民对政治充分理解，并且掌握相关的信息，才能积极参加政治，从而保证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25]
民主的价值观在农村和城市存在明显的差异。经济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收入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价值观的关联并不显著。是什么导致了城乡之间对于民主价值观来源的差异？是由于民主制度安排导致的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民主学习的差异，还是农民有独特的信息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又或是农民与城市居民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或者，由于农村中宗族带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差异，导致了民主价值观的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教育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并不显著。当然，对于教育如何影响政治价值观与态度的研究还处于争论中。一方面，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来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受益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从而会支持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26]另一方面，教育也是社会化和价值观形成的来源。教育中传输的民主理念，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的价值观。[27]因此，对于教育和观念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我们讨论了民主价值的来源之后，就必须考虑民主制度与民主价值的关系。在模型中，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民主价值观存在许多差异。这从一方面说明了民主的制度安排对于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价值观也会影响制度的安排。制度的变革可以用暴风骤雨的形式进行，但是价值观的改变却需要漫长的时间。东欧的民主化浪潮带来了制度的剧变，但是那些国家公众价值的改变却非常缓慢。因此，价值观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感谢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数据。调查科研经费来源于香港研究资助局中央研究拨款（CA03/04.HSS01）、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① 如果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的维度也是衡量中产阶层的标准。参见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载《社会》，2008(2)。收入、教育和职业作为变量也符合现代化理论对于中产阶级的分析。
② 例如对自由贸易态度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大学本科的经济学教育才是对自由贸易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教育必须采用定序变量来测量，区分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教育与中学以下的教育。参看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J.Hiscox.“Learning to Love Globalization: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6,Vol.60,Issue 2,pp.469-498.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中学与大学也存在现实的不同，因此本文模型中采用两种方法。
③ 为了测量政治成熟度，本文将受访者的政治成熟度用“政治的事情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懂”的问题来测量，从高（4）到低（1）。赋值的方法是：非常不同意（4），不同意（3），同意（2），非常同意（1）。
④ 用地区人均GDP作为测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也存在缺陷。因为地区人均GDP同时也隐含了政治文化的地区差异。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中国东西部之间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这些差异包括人文风俗、价值体系、地理因素、历史发展，等等。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和国外交往更加密切，接受的民主思想更加广泛和深入，公众的心态更加开放。同时，东部地区通常人均GDP较高，而中西部地区人均GDP较低，因此，以地区人均GDP作为自变量测量也在测量政治文化的差异。本文仍然采用该测量方法，是基于该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测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
⑤ 具体的问题是：（1）“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2）“经济条件好的人比经济条件差的人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大的发言权”；（3）“只有那些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在决策时才有发言权”。赋值的方法是回答强烈不同意的值为4，不同意的值为3，同意的值为2，强烈同意的值为1。最后的民主价值观值由这三个指标相加得到，其中3分的价值观最低，12分的民主价值观最高。回答中有22％～28％“不知道”，本文将其作为缺失值删除处理。同时我们也采取了赋值法（缺失值＝2.5）来进行回归计算，结果与删除处理基本一致。对于“无回答”的不同处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参见严洁：《中国公民对民主政治体制态度的实证分析——就“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无回答”的处理与Russell J.Dalton教授商榷》，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⑥ 例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民主支持度最高的是阿尔巴尼亚（1999年的调查，99％支持）与埃及（2001年的调查，99％支持）。参见Ronald Inglehart.“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2003,Vol.36,No.1.
⑦ 媒体采用阅读报纸的频率，包括“差不多每天”、“一周几次”、“一周一次”、“一月几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从不”，分别赋值为6、5、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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