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存在规模效应？--基于产业分类、政策和产权的分析_规模效应论文

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规模效应吗？——基于产业分类、政策和产权层面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层面论文,效应论文,新兴产业论文,产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2009年欧债危机越发严重，以及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挑战的背景下，2009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世界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目前已明确将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七大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和发展的领域。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依赖其低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价值链体系分工，成为最大的外包接受国，形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汪素芹等[1]实证研究表明，国际外包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然而缺乏自有品牌和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GVC(Global Value Chains，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常受到具有GVC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横向挤压”和“纵向压榨”，而被迫“锁定”于GVC低端，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刘志彪和张杰[2]指出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无法实现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的高端价值链攀升过程。赵晓霞[3]利用经济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存在严重缺憾。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的中坚力量，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因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环节。

      对于产业的发展，吴汉洪和王刚[4]指出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是否能够维持规模效应，将更为重要。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新兴产业的特征，而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幼稚期和成长期。Blank[5]指出，新兴产业通常形成于一种新的产品或创意，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产业，处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处于幼稚期和成长期的产业具有市场增长率高、需求增长较快的共同特点。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来说，能否维持规模效应，将是产业由幼稚期和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关键。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战略性的特征，这说明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未来将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王小强[6]针对战略产业较早地提出，战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该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的发挥，将有利于推动产业的集中，促进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形成，并成为链主性企业，从而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使其发展成为支柱性产业。张军[7]指出，由企业的规模扩大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将带来生产的集中，将优化市场结构，带来产业组织的演变，而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变迁将青睐那些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第三，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产能过剩、无序竞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光伏产能利用率只有不到60%，风机产能利用率则不到70%[8]。而在国内LED照明领域，盲目投资扩大造成产能过剩，处于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9]。这些问题都将导致企业无法实现规模效应，而规模效应的缺乏，不但使企业无法以低成本、低价格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而且制约了企业研发和品牌创建的步伐，导致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这将阻碍产业的成长和成熟，妨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甚至造成“未兴先衰”的窘境。那么详细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现状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目前，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在发展的初期，相关研究刚起步。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内涵、产业的选择、产业演进、产业周期、金融支持、税收政策、国际经验及比较等方面，并且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很少，样本量通常也较少，而且聚焦于局部地区、单个行业的研究占有较大部分。而专门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的研究很少，只有凌江怀和胡雯蓉[10]研究了广东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规模效应。与已有研究文献所不同，本文以微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且首次选择以全国范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更具广泛性，并且深入性地从七大产业领域、政策支持和产权性质的层面加以研究，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现状，从而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

      二、相关文献和理论分析

      规模效应问题是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影响市场结构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问题之一。简单来说，规模效应指的是由合理的生产规模而带来成本的降低，并由此取得经济上的效益。规模效应理论，最早是由斯密[11]1776年在《国富论》中所提及，是对规模效应的古典解释。随后马歇尔、罗宾逊、张伯伦和贝恩等人，系统性地阐述了规模效应理论。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新贸易理论强调了规模效应在国际商品市场中的重要作用。Bonaccorsi[12]、Yeaple[13]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不仅通过市场容量，推动出口，而且更体现在规模效应促使企业具有成本上的优势。有关企业规模效应的研究中，国外学者Hoskisson等[14]通过将治理不足和不恰当策略，引入到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于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15-16]。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扩大企业规模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4]。由规模效应所带来的生产集中，将优化市场结构，带来产业组织的演变，而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变迁将青睐那些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7]。

      然而，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还要增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新产品的宣传和市场开发、适应新消费群体偏好等众多额外成本。显然，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将在弥补额外成本、抵抗风险、市场价格的决定、品牌培育以及引领消费需求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那么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对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引领和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是否具有规模效应，意义重大。目前，针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的研究很缺乏。凌江怀和胡雯蓉[10]研究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规模效应。郭斌[17]利用2002年中国软件开发企业数据和杭州软件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中国软件业是否存在规模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其产出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是与利润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由于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微观主体的研究刚起步，企业微观数据又难以获得，既有的研究文献难免存在不足。又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产业特质和产权性质的差异，以及产业发展的外在政策环境变化，所以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的研究，若仅仅停留在对有限区域内的整体产业或某个产业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难以反映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的现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七大产业领域彼此独立，每一类都是完整的体系，所以每类产业在产业特质、市场发育程度、所处的发展阶段、市场供求状况和竞争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市场需求方面，有些产业已经相当的成熟，比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庞大而稳定的国内外需求市场，并且潜在的消费市场空间广阔，这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由于技术发展方向不确定，产业化发展程度不高，产品价格昂贵，配套设施不健全等因素，造成消费者普遍处于观望状态，消费市场还处在培育和开发阶段。而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方面，有些产业已逐步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而有些产业还处在幼稚期或成长期，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市场供求和竞争程度方面，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但是部分产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等不和谐的因素。2011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利用率仅为50%左右[18]，而中国风电设备制造行业存在40%以上的产能闲置[19]。以上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各产业在经营绩效和规模效应等方面的表现。由此提出：

      假设1：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七大产业存在规模效应差异。

      由于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不完善，大多数产业在其发展初期，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植。Westphal[20]、Fan和Watanabe[21]分别针对韩国和日本的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政府对本国产业有效的干预和引导，有助于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国内学者研究指出，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2-24]。显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还处在幼稚期和成长期，面临着消费者认可度和接受能力的市场不确定性、资金匮乏、技术水平不高、配套设施不健全、融资成本高、人才短缺、产业链不完整以及由战略雷同和战略跟风所带来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等各种风险，所以更离不开政策的科学引导和扶植。2009年9月政府提出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大力发展，而政府的干预有助于调节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提升产业的技术实力，纠正市场失灵和产业过度扩张，促进市场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其规模效应的实现和发挥。由此进一步提出：

      假设2：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处于幼稚期和成长期，离不开政策支持，所以应呈现显著的政策效应。

      产权性质层面，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存在委托代理风险、责权不明晰和承担过多社会责任等问题[25-27。有学者研究发现，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负相关，非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28-31]。以上研究表明，国有产权和非国有产权，由于在责权不明晰、委托代理风险、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差异性，使得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表现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规模效应的实现和发挥。考虑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并且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企业规模、经营绩效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此不能忽视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的影响。由此提出：

      假设3：从产权性质来看，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相对于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而言，更容易实现规模效应。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初选样本为Wind数据库中披露的50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究样本的期间为2006—2011年。样本公司中：(1)39家公司在2006—2011年间未公开披露年度报告；(2)56家公司研究所用变量存在缺省值。剔除上述95家样本公司，最终样本为40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包括1708个“公司—年”观测值。样本公司的年度、产业分布见表1，其中由于部分公司涉足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本文将其划分到“多领域”类别。观察表1可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尤其是在2009年以后增长更为迅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在2006到2011年间增长了约1倍，从2006年的202家增加到2011年的404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通过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

      

      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重点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并且基于产业分类、政策和产权层面分别进行分析，借鉴凌江怀和胡雯蓉[10]的做法，设定如下的回归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表示j行业公司i在时间t年的经营绩效，此前文献中既有选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10]，也有选用总资产收益率来表示，如杜莹和刘立国[28]使用净利润与年初年末总资产平均值之比，而徐晓东和陈小悦[32]使用公司税前利润与其总资产比值。与此前文献不同，本文衡量企业绩效(ROA)的方法为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的比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的投入既包括股东的资本，也包括债权人的借款，因而分母选用总资产；另一方面，与投入相配比，利润为息税前利润，而不是税前利润或者净利润。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由于本文重点研究企业的规模扩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而反映出企业的规模效应，所以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来衡量企业规模[10，28，32]。依据预期，如果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规模效应，则β应显著为正，即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越好。

为一组公司的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债权资本率、股权资本率以及总资产增长率等等。由于融资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绩效，本文借鉴凌江怀和胡雯蓉[10]的处理方式，用公司债务与资产的比例(DFR)作为债权资本率，公司实收资本与资产的比例(EFR)作为股权资本率，来表示两种类型的融资方式。以公司当期资产较上期的增长率(TAGR)，即总资产增长率，来反映企业成长能力。

为行业固定效应，控制行业之间的业绩差异。具体设置方法为依据战略新兴产业的行业分类设置行业虚拟变量，SEIND_2～SEIND_8分别对应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属于该产业则为1，否则为0。

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考虑到所用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另外借鉴已有文献的常用做法，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进行估计，模型中各变量定义详见表2。

      

      

      四、计量结果与解释

      1.产业整体的规模效应

       本文首先检验了产业整体的规模效应，选用2006—2011年间所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公司业绩(ROA)，解释变量为公司规模(SIZE)，其余为控制变量，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调整R[2]为0.144，模型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

      观察解释变量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可知，该变量显著为正(0.004，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产业整体层面来看，扩大企业规模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存在规模效应，这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10]。此外，债权资本率(DF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股权资本率(EFR)的回归系数为正，不过统计检验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并不完善，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成本高，尤其是债权资本未能发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公司总资产增长率(TAGR)系数为正，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行业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战略新兴产业中，生物产业的业绩相对较好，高端装备、新能源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业绩相对较差，而节能环保、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介于中间。

      2.产业分类的规模效应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彼此独立，每类产业在产业特质、市场发育程度、所处的发展阶段、市场供求状况和竞争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为了检验不同产业“规模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公司依据具体产业进一步分为七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从模型拟合效果来看，所有模型都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模型的调整R[2]介于0.080～0.370之间，可见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观察解释变量规模(SIZE)的系数可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产业回归分析中，高端装备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SIZE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只有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SIZE回归系数显著，这说明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呈现显著的规模效应，而高端装备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效应不显著。甚者，新能源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SIZE回归系数为负，而且后者统计显著，这表明这两个产业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规模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可能与前文所提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有关。而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还可能与其产业特质有关，其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轻资产性”特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其他几类产业相比，它更依赖于人力资本而非实物资本。此外，对于DFR的回归系数而言，呈现一致性的显著为负，而EFR的回归系数在各产业间存在差异。这表明，债权融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各类产业都具有明显的抑制性。

      

      

      3.政策支持与规模效应

       2009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正式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此后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扶植政策相继出台。为了对比政府政策支持前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差异，进而分析政府“支持之手”的政策效应，本文依据年份将样本分为政策支持前和政策支持后：2006—2008年为政策支持前；2009—2011年为政策支持后。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都在1%水平显著，且调整R[2]分别为0.160和0.173，总体拟合较好。

      从回归变量的系数可知，政策前的规模变量(SIZE)回归系数为负，而政策后规模变量(SIZE)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政策效应是显著的，那么合理的政策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假设2通过检验。此外，在政策前后，DFR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而政策前的EFR回归系数为负，政策后的EF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政策前后债权融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股权融资正朝着有利于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方面转变。

      4.产权性质与规模效应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存在委托代理风险、责权不明晰和承担过多社会责任等问题。为了检验战略新兴产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规模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国有和非国有样本，检验结果见表6。由于部分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未披露、无法判断或无实际控制人，所以两类企业总的样本量略少于之前样本。两类样本下模型整体都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调整R[2]分别为0.132和0.140。

      在产权性质的回归分析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的规模变量(SIZ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的规模变量(SIZE)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非国有性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而言，增加投入能够有效提高其经营绩效，呈现出规模效应；而国有性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未能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效应，假设3通过检验。这种差异可能与国有企业存在委托代理风险、责权不明晰、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问题有关，这将阻碍企业规模效应的实现。此外，对于DFR的回归系数，呈现一致的显著为负，而EFR对于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显著为负，对于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却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债权融资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绩效都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股权融资对于国有企业的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5.稳健性检验

       为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进行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1)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规模、资本结构以及资产增长率等因素，还可能受到公司所处的地区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为了控制这些因素对本文结果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还在前文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地区虚拟变量(EAST：东部地区为1，中西部地区为0)和公司治理控制变量，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CEOCHR：兼任为1，否则为0)、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BI：独立董事占比)、董事会会议频率(BMT：董事会会议次数)、管理层持股(MGT：管理层持股数量)等，加入上述变量后的检验结果见表7。观察表7中规模变量的检验结果可知，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2)残差的序列相关会使得OLS估计的结果产生偏误，为了克服这一影响，本文依据稳健处理[33]，并在公司层面予以聚类[34]的标准误，对回归系数重新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文中基本一致，研究结论不发生改变。限于篇幅，未列示检验结果。

      (3)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发布时间为2009年下半年，前文在分析政策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影响时，将2009年作为规划发布后。鉴于2009年受到政策支持影响的可能性和程度还较小，本文还将2009年数据作为规划发布前，将2009年以后数据作为规划发布后。检验结果与文中基本一致，研究结论不发生改变。限于篇幅，未列示检验结果。

      (4)前文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公司业绩的衡量方法为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的比例，稳健起见，本文还使用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例作为公司业绩的替代指标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文中列示的基本一致，研究结论不发生改变。限于篇幅，未列示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A股市场的50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数据，从企业的视角，从产业整体、产业分类、政策支持和产权性质4个层面分别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得出以下重要发现：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呈现显著的规模效应，但基于七大产业的研究表明，只有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呈现规模效应，而高端装备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效应不显著，尤其新能源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呈现规模不经济；政策支持前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说明政策效应是显著的；而不同产权性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效应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规模效应，而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能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债权融资在以上4个层面中，均表现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一致性的显著负面作用；股权融资在产业分类、政策支持和产权性质层面，对于企业绩效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根据以上研究，为了实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从而推动其由幼稚期和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并最终成长为支柱性产业，应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第一，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七大产业所表现出的规模效应差异，应采取不同的产业发展政策，不能一刀切。对于规模效应显著的产业，可维持现有的产业发展政策，维持规模效应的发挥；而规模效应不显著，尤其规模不经济的产业，必须重新审视现有产业发展政策，改变只注重量而不注重质的发展模式，通过制定和执行新的产业发展政策，使产业实现规模效应，步入产业发展的快车道。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要完善委托代理机制，降低委托代理风险，明晰责权，以及避免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并且针对国有控股小企业应加大政府补贴力度。

      第二，纠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产业过剩现象。逐步培育起支撑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庞大内需市场，使得中国本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母市场效应，实现其规模效应；通过鼓励兼并重组的方式吸收和消化过剩产能，并建立和健全企业退出机制，要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引导下，结合各地禀赋优势，在区域或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避免一窝蜂地集中投资于产业链的某个环节，造成部分环节产能过剩；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限制企业在产业链低端环节上过度投入。刘志彪[35]指出，应该从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和生态链这五个方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化发展。总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剩不同于一般制造业的过剩，大多为暂时性的、结构性的过剩，可通过合理的产业链规划和布局，彻底消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使产业利润处于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合理化水平，为产业规模效应的实现提供支撑和保障。

      第三，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降低其融资成本，为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支撑。张长征等[36]的研究表明，低效的金融市场已阻碍我国各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培育和完善本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将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通过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方式，为企业成长提供资金保证。此外，也要大力发展和利用国内外风险投资公司，因为风险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资本市场的替代和补充，可以极大地缓解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风险投资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带来国际化的企业管理模式、新的国际视野以及集聚国际人脉，这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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