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时点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点论文,剩余劳动力论文,红利论文,中国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1-0139-10 一、引言 Bloom和Williamson在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他们将其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Gift)。①在此之后，学术界就人口红利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当人口结构进入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所形成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就产生了人口红利，即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从而导致高劳动参与率，进而带来经济的增长。② 第二种观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LCH)，认为人口转变具有“生命周期效应”，不同年龄段人口如少儿人口、老年人口以及劳动力人口的经济行为，包括消费行为、生产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③我们把这种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资本提升以及就业机会增加，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视为“人口机会窗口”，这种人口红利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④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变化先后经历了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和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等不同阶段。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依赖型人口(14岁以下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人口)之比，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并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而大幅度提高，到70年代中期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目前，中国已进入低出生率的平稳增长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视窗期，但是关于中国人口红利何时开始又何时消失的问题却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其中，2010年是中国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一年，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并转而开始上升。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重返1990年前后的水平，此时人口机会窗口关闭。⑤第二种观点认为，1982—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但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的作用开始降低，2013～2015年将到达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⑥ 在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重视这种发展的持续力。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它何时结束是一个焦点。不同于之前学者们主要从人口结构变迁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份额或人口扶养比上的变化来考察人口红利的变化，本文从二元经济出发，通过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的结构变化来预测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时点。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二元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Mason指出，人口红利只是潜在的经济增长优势，只有东亚各国良好的政策和制度，如有效的劳动力市场、高储蓄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才能将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⑦Bloom、Canning和Sevilla提出，提高经济产出的三个途径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和人力资本，并且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制度保障。⑧汪小勤和汪红梅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得出，“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一是高劳动参与率。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率高，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二是高储蓄率。它有利于资本积累。三是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将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效应。⑨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状态，这是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的共识。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时，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以往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此可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在相当程度上重合的过程，进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⑩因此，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二元经济的结束，实际上是一致的。 (一)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与二元经济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进程，人口结构一度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了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潜在的人口红利。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通过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剩余劳动力从低边际产出部门向高边际产出部门转移，进而推动总体经济的发展。(11) 1.我国的人口红利现象和二元经济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首先，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社会产生并高速发展的基石。二元经济理论(12)指出，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会分成两部分：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后者劳动力相对过剩，现代经济部门可以以较低的不变价格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储蓄的效果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随着资本的形成，到现代经济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人数逐渐增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因此，没有剩余劳动力就没有所谓高速发展的二元经济社会。 其次，剩余劳动力是我国目前人口红利的一种主要来源。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人口年龄分布变化所带来的低抚养比优势；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的优势和由低抚养比派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及低社会保障等优势；钱纳里提出的著名的“结构红利假说”，即不同产业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因此当基础要素投入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和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流动时，就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由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贡献就形成了“结构红利”(13)，这种“结构红利”在我国目前的主要表现就是二元经济下的剩余人口红利。因此，剩余劳动力也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一种主要贡献形式。 2.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是剩余劳动力能够转化为人口红利的必要途径，也是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充分释放的土壤 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的存在，全社会的资本积累速度可以更快，加上二元经济社会中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产出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在有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才会顺利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实现劳动力平均产出水平的提高和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获得剩余人口红利。 3.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是二元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充分条件，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的释放与二元经济的发展是共同存在的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的发展需要适当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剩余的劳动力等很多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另外，受政府政策、市场垄断、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往往不尽完善，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生产要素难以充分自由流动，这甚至可能会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产生消极影响。(14)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假设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二元经济社会的存在是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仍然存在的外在表现。在人口红利的现状和估算没有准确衡量标准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确认一国仍处在二元经济社会之中，就能够确认该国的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如果二元经济在正常发展条件下顺利结束，就意味着该国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换句话说，如果能够计算出在资本正常积累而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由于人口红利因素影响的二元经济的结束时间，就能够估算出未来中国由农村劳动力剩余创造的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本文后面的研究将按此思路进行。 (二)中国二元经济状态的进一步确认 伴随着国内“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出现，学者们对目前我国人口红利是否仍然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意见并不一致，且少有学者就中国二元经济状态是否已经结束发表观点，本文通过数理方法印证中国仍处在二元经济过程中。 刘易斯转折点是描述二元经济变化过程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时点)。目前中国的很多知名学者都在关心该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问题，结果有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蔡昉根据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显著增加等特征，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期。(15)另外，蔡昉从人口比例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到2015年前后人口抚养比将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从此人口红利消失，这体现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16)张小波等通过对西部贫困地区内部劳动力供给、工资变化等现象的分析，认为中国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开始，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期。(17)汪进、钟笑寒将对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数据的综合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作为参考，得到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进入世界上多数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国家当时所处收入区间的结论，从而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范围。(18)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劳动力数量、工资、进出口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中国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进入刘易斯转折点。(19)毛学峰利用计量模型和微观数据对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和工资进行比较，并对非技能工人工资是否显著上涨等现象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商业化”拐点，进一步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20) 显然，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已被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过，但是这些论证多数是从二元经济的表象来讨论的，比如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差异、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等等，很少有人从二元经济产生和结束的本质因素的变化角度来讨论。归根结底，二元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传统部门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导致劳动力的产能低下，现代经济部门可以以相对于传统部门来说较高、但相对于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来说较低的成本雇佣劳动力，因此有相对高的劳动力产能。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力逐渐从产能低下的传统经济部门转移到产能水平更高的现代经济部门工作，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的平均产出水平，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可能。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只要两部门仍存在产能差距就存在劳动力成本差距，从而从低产能部门向高产能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就不会停止。一旦劳动力转移停止，就意味着两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成本不再有差异，二元经济状态结束。 我们把农业部门称为传统经济部门，把第二和第三产业统称为现代经济部门，利用C-D生产函数和计量经济分析技术分别估算了我国各部门生产函数的参数值(见表1)。对比现代经济部门和整体经济部门
表1中的参数为如下C-D生产函数对应的估计值。
表1中的c为A的自然对数值。Y、L和K分别表示产出、劳动力数量和固定资本投资数量。参数满足规模效应不变的条件，即α+β=1。 三、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时点的预测 在保证正常的资本积累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二元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或者说正是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积累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一旦剩余劳动力消失，中国人口红利的效果也将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高速的增长方式不可再持续。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在新常态的发展水平下，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问题。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二元经济中，正常发展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伴有全社会劳动力边际产出趋同，一国经济进入一元新古典经济状态。预测人口红利消失的时点，也就是预测二元经济结束的时点。通过表1可知，由于中国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长期、大量过剩的原因，不适合直接使用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要素短缺而建立的C-D生产函数模型。但是，对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和包含传统经济部门在内的经济总体却都可以应用C-D生产函数模型进行研究。 接下来，本文对中国二元社会的现代经济部门和包含传统经济部门的经济总体分别使用公式(1)和计量经济分析技术。在对不同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行对比时，使用由公式(1)导出的劳动力边际产出计算模型：
和资本的边际产出计算模型：
基于模型(2)和(3)，在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本文将对资本积累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导致的不同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进行比较和预测，从而找到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点。因此我们需要采用传统产业部门与处理后加总的现代产业部门以及全国经济总体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经过不变价格调整后的各年产出、经过不变价格调整后的固定资本投资额数据，其中固定资本投资额需要经过具体计算获得。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口径问题，固定资本投资额的较长时期时间序列数据的获得一直是一个难题，所以本文运用李仁君(21)所使用的数据和计算方法，即以1986年为不变价格计算出1986年到2007年中国一、二、三产业和总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并且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继续给出2008年到2011年的相关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其余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中国总的劳动力水平不变假设下，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时点的预测 本文首先分析当中国总的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内维持不变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时点问题。这主要是考虑到蔡昉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特征的描述：中国经历了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目前，中国的人口变化处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阶段，并且蔡昉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进入劳动力人口零增长的阶段。(22) 在二元经济理论中，人口红利的效果是伴随着资本积累出现的，因此本文假设资本仍按正常的速度积累。对于其他可能影响二元经济结束时间的因素，包括中国经济总体和现代经济部门各自的投入产出方式或者生产函数形式，本文假设均保持不变，即假设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节奏没有突发性的改变。在劳动力方面，假设劳动力不会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相互转移。 为适应经济增长的市场性调节以及宏观调控的尺度变化，根据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事实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弹性假设在未来二元市场结束时间点到来之前我国的产出都能以7％到7.3％的速度增长，按前面的产出计算公式，以及假设的总体劳动力水平不变的条件，推算出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8％到8.4％，从而可分别计算出在二元经济和不同增长速度的条件下全国未来若干年总资本存量数据。根据现代经济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总体资本存量历史数据所表现出的强相关性，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可估算出未来年份现代经济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值。对二元市场条件下未来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的数量，我们按照历史的变化趋势做出相应的简单预测。进一步的，按照公式(2)和(3)分别计算各年度劳动力、资本的边际产量。
通过表2可见，当经济持续按每年7％的速度增长时，到2020年全国总的劳动力产出水平就会赶上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产出水平。一旦全社会的劳动力产出水平相等，则本国内不再存在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变为无弹性，社会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新古典经济时代的开始。届时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的，当经济以7.3％的速度增长时，相同方法可算出未来若干年各部门的相关数据以及劳动力边际产量的预测数据序列，对比分析发现，我们关心的最终结果基本一样，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会在2020年达到完全相等。由此，可以得到当我国经济在新常态状态下发展时(年增长率7％～7.3％)，只依赖资本正常积累和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将会在2020年结束，届时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消失。 表3前两列分别列出了以2011年为基期、增长率为7％时，中国经济总体和经济现代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情况。虽然这两者都是呈边际产出递减的状态，并且前者比后者递减的速度快，但是到2020年时，中国经济社会资本的边际产出仍将有明显区别。这说明，当未来人口转移基本结束时，由投资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仍将存在。因此，即便到了人口红利消失之时，中国经济仍然可能因为资本增长等因素而维持快速增长态势。
(二)劳动力人口正常变动条件下，人口红利结束时点的预测 劳动力人口数量是影响劳动力和资本边际产出的重要因素。前文是在假设未来若干年劳动力总量不再变化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是这个假设稍显苛刻。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是在变化中，并且未来几年还会有所增加。因此，本文基于对未来若干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真实数据的估算，进一步给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束时间结点的预测，同时对比分析劳动力总量的变化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有多大的影响。为减少篇幅并增加可信度，本文直接运用易定红和吕梦捷估算的中国到2025年的15～64岁年龄阶段劳动力结果进行分析(23)，见下页表4。
按照边际产出的计算公式，在中国劳动力总量变动的前提下，由于其他的假设条件并没有变化，中国现代部门的相关数据包括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劳动力总量的变化，中国总体经济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发生改变。 表5中第二列为按照中国实际情况估算总量劳动力后，获得的总体经济劳动力未来若干年的边际产出情况。相对于第一列假设(未来若干年总体劳动力水平不变)，第二列更符合现实。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虽然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尤其对比于现代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可以看出，2020年时根据中国实际劳动力情况预测的总体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仍低于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到2021年才能真正赶上。也就是说，在对中国未来劳动力总量进行合理估算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是2021年。数据说明，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二元经济和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有明显的影响。
四、充分释放人口红利以保持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建议 本文在讨论了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与二元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我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过程中这一事实，预测了在资本正常积累和劳动力红利顺利释放，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现有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能够维持中国经济以新常态速度发展的时间最早到2020年结束。如果考虑未来我国劳动力总量的合理变化，则这个结束时间将会推迟到2021年。也就是说，如果只用资本与人口红利支撑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则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时长还有6～7年的时间。 通过对总劳动力总量不变和可变两种情况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在特定时期内和特定条件下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和释放人口红利。但是在人口红利的存在期内，由于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异，很多摩擦因素会影响甚至抑制人口红利的释放。此外，即使在人口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合适的刺激手段和政策也可以放大人口红利的效果。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全面释放尚存的人口红利对支撑经济增长、为深化改革赢取时间尤为重要。在分析人口红利释放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可以从以下方面推动释放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 第一，通过适当的就业刺激政策和教育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可以在经济增长方面延续低人口抚养比所带来的红利效果。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虽然老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低人口抚养比的优势逐渐消失，但是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尚未完全达到峰值。另外，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和身体素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实际上很多已经退休的劳动者作为高技能型人才被返聘回工作岗位。除此之外，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可以应对低抚养比优势减少的问题。 第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人口政策，为中国经济未来长期稳定增长提供劳动力要素投入方面的保证。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中国正在逐渐走向老龄化社会。改变这一格局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目前“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成效来看，它并未带来出生率的有效增长。 第三，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现代农业经济，释放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专业化的分工模式所表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规模化的经营模式所表现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现代农业的基本标志，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就是逐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延长人口红利效果的过程。 第四，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被转移劳动力的负担。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进城务工人员在个人福利、留守子女教育等方面也面临很多困扰，这会减少被转移劳动力的红利释放效果。 第五，推动“资本走出去”和“劳动力引进来”，转移我国积累的剩余资本并合理引进他国的剩余劳动力为我所用。在充分考虑我国国内现实需要和就业形势的条件下，如果能以较低的成本(略高于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的工资水平)雇佣其剩余劳动力，就可以在我国继续通过资本和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延续人口红利的效果。 注释： ①Bloom D.E.,Williamson J.G.,"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3),1998. ②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③Modigliani F.,Brumburg R.,"Utility Analyse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Chapter 15,in:K.K.Kurihara(ed),Post Keynesian Economics,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④Lee R.,Mason A.,"Who Gains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ecasting Income by 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Vol.23,2007,pp.603～619; Mason A.,Lee R.,"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2004. ⑤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马瀛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⑥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⑦Mason A.,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Challenges Met,Opportunities Seize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0. ⑧Bloom D.,Canning D.,Sevilla J.,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Santa Monica,CA,Rand,2003. ⑨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 ⑩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5期；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11)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美]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13)车士义、郭琳：《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 (14)Temple J.R.W.,"Dual Economy Models:A Primer for Growth Economists",The Manchester School,Vol.73,2005; Temple J.R.W.,"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Growth Economic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Vol.20(3),2006; Vollrath D.,"How Important Are Dual Economy Effects for Aggregate Productivit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8(2),2009. (15)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6)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1期。 (17)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8)汪进、钟笑寒：《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樊纲：《民工荒悖论——滞后的城市化》，《当前形势与改革座谈会内容汇编》，2011年3月27日，第53～56页；孟昕、陆铭、陈钊：《劳动力短缺时代远未到来》，《中国财经报》，2007年9月18日；姚洋：《“中国奇迹”的动力来自体制创新》，《检察风云》2012年第12期；周燕、佟家栋：《“刘易斯拐点”、开放经济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南开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20)毛学峰、刘靖：《刘易斯转折点真的到来了吗？》，《金融研究》2011年第8期。 (21)李仁君：《中国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测算》，《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23)易定红、吕梦捷：《充分挖掘中国劳动力增长的潜力》，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著：《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标签：人口红利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