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忆[1]2015年在《拟态环境视角下的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正在为城市发展创造经济效益,乃至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旅游形象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缩影,在城市对外推广旅游的过程中发挥着“代言人”的作用,已然成为各地打造旅游竞争力的着力点。大众旅游与大众传播紧密相联,旅游业自诞生伊始便离不开各种传播媒介,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崛起,其新型传播特质使现代旅游传播活动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它丰富了传统传播媒介的传播形式和传播主体,使旅游传播活动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结合成熟的传播学理论对这一过程进行审视也就更显必要。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到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这个脱胎于现实世界但存在于媒介世界中的虚拟媒介环境,启发传播学界展开不断深入的探索。可以说,“拟态环境”是伴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而诞生的,有关它的研究也可不必局限于新闻传播学领域。在大众传播的新媒体环境中,开展城市旅游形象传播时,拟态环境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且离不开旅游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的共同参与。在城市旅游传播中,旅游传播主体以及旅游传播受众借由旅游传播媒介所进行的旅游传播活动,都促成了“拟态环境”的诞生,在这个环境中,城市旅游形象得以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即拟态环境下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的符号化过程。借助“编码-解码”理论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这一抽象过程,即：编码一—城市旅游形象的生成,解码——城市旅游形象的解读,反馈——城市旅游形象的再生成。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有着丰富的城市形象要素,但城市的形象定位工作起步和展开较晚,城市形象传播一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在拟态环境视角下,对南京城市旅游形象传播进行实证分析。南京城市旅游形象传播中的拟态环境主要由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构建而成。在此基础上围绕南京旅游形象传播的符号化过程进行了研究,首先对旅游传播主体主导下的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符号特征进行了文本内容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对城市旅游形象的编码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编码动机、内容和类型上。通过分析实地调查数据,可以对旅游传播受众在旅游传播过程中的身份特征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与传播媒介的互动中,以及对旅游传播信息的解读中,最后反映在对旅游城市形象感知的反馈和传播中。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对南京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特征进行了评价,并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为提出策略建议提供思路。拟态环境下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策略涉及优化路径和长期支撑系统。如果将拟态环境形容为一个“生态系统”,其构建离不开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为实现三者的“生态循环”,需要在操作路径上对这三者进行优化,以提高城市旅游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另外,为实现拟态环境的“生态平衡”,则需要构建一个维持生态平衡的支撑系统,构建包含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支撑系统：其中硬件支持主要包含媒介建设等方面,软件支持则包含政策建设、媒介素养、拟态环境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大投入,建立全方位旅游传播体系；强化意识,重视营造良好拟态环境。
牛新权[2]2004年在《试论拟态环境之整体优化》文中研究表明环境可以划分为现实环境和非现实环境(也即“拟态环境”)两种形态。拟态环境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由媒介提示的“媒介环境”和由受众建构的“心理环境”。从性质上而言，媒介环境和心理环境都具有非现实性的拟态特征。媒介环境是对现实环境的直接反映，心理环境又是对媒介环境的直接反映，但二者都不是刻板的反映，而是经过行为主体一定整合后的反映。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拟态环境是由媒介环境、心理环境、媒介和受众组成的一个开放系统。现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之间以及媒介环境与心理环境之间均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因此，对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首先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整体考虑。第一，优化包括系统本身的自演化和人工优化，整体优化即是对拟态环境系统本身正演化一面的选择性强化；第二，优化是对媒介环境和心理环境两方面的优化，也即二者都必须得到最优化，而不是单方面的优化；第三，媒介和受众自身的优化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拟态环境进行整体优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利用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现实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
郭赫男[3]2006年在《我国大众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拟态环境”一词自1922年由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一书中提出后，逐渐成为了新闻学、传播学的重要术语。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衣食住行用都在此环境中发生。同时，大众传媒对社会的渗透已达到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地步，它象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因此，我们又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中，李普曼将其称为“拟态环境”(又译为“假环境”、“准环境”)。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本论文首先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拟态环境”的定义、功能、成因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整合性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社会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匮乏，讯息的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因而不存在拟态环境的问题。拟态环境的出现，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普及和高度发达之后。这是因为“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能力，人们获得更为长久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们了解的人物、事件和经验远远大于通过日常生活所获得的；人们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有了更独立的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接触传播媒介越多，人们的观点越接近媒介的观点，对现实的认识也越“媒介化”，而非真实化。 2、拟态环境是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
吴晟[4]2015年在《网络拍客与拟态环境的再建构》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技术平权化运动的日趋发展和公众自我表达意愿的不断提高,网络自媒介应运而生,它们在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日趋成为足以与主流大众媒介并驾齐驱的信息富矿和主要舆论场。在这批崛兴的网络自媒介中,拍客因其在传播过程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异军突起,成为最为受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传播者之一。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通过对客观世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别于真实环境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的产生是无可避免的,是不以媒介形态的变化而存灭的。拍客作为媒介的一种,也难免落入制造拟态环境的窠臼。不过,拍客所建构之拟态环境与传统大众媒介所建构之拟态环境在质和量上已不可等而观之,从相对意义上讲,拍客实现了对拟态环境的再建构。本文以网络拍客和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了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及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展开了对拟态环境的产生与发展、拍客的基本特征及兴起的原因、拍客建构拟态环境的表征和意义、拍客建构拟态环境过程中的行为失范和优化路径等四块内容的论述。本文第一章叙述了拟态环境的源起；交代了传统大众媒介建构拟态环境的原因、过程和意义；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释了拟态环境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本文认为,人们对信息的过度依赖,即信息拜物教的产生,大大推动了信息的扩大再生产,而传统媒介在扩大再生产中的表现无法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这就导致了以信息大爆炸为主要表现的的自媒介的诞生。第二章分析了作为自媒介典型代表的拍客的源起和演变；阐述了拍客的基本特征和兴起的原因。第三章论述了拍客对拟态环境进行再建构的表征,即相对而言的量的扩张和质的优化；探析了拍客建构拟态环境的的主要意义；还论证了拍客与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即拟态环境对拍客的反作用。本文认为,拟态环境对拍客的反作用对于拍客的众多负面传播行为有着间接的影响。第四章归纳了拍客在建构拟态环境过程中的行为失范现象,并提出了相关的优化措施。拍客在量和质这两个维度上拓展了拟态环境的内涵,从而建构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拟态环境,使置于其中的受众获得了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当然,需要明确一点,再与时俱进、再平民化的媒体也无法完全复刻出现实环境的全貌,其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仍然存在不少漏洞,拍客也不例外。故而,拍客的传播行为需要得到持续优化。
张洪利[5]2007年在《大众旅游传播效果研究》文中认为旅游信息的传播在当代大众传播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特殊领域，旅游信息的大众传播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旅游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和精神消费性等特性决定了旅游业和大众旅游行为对信息传播具有根本的依赖性。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大众传播在旅游领域如何产生效果和产生怎样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由于旅游对信息的绝对依赖性，本文在进行研究时特意引入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这一概念，把这一概念去掉原有的价值判断后应用到大众旅游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把旅游传播效果看作传者和受者共同构建旅游拟态环境的系统过程来加以审视。为了使研究有的放矢，本文借助一个大众媒介有效说服旅游受众的典型传播现象——沂水旅游传播现象，对之进行了从内容分析到受众调查的系统研究，结合传播学、旅游学以及本次调查结果，对该传播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研究。大众传媒与旅游的结合改变了自古以来旅游的性质，使旅游从先前的探测未知到现在的验证“已知”，这里所说的“已知”，就是大众媒介传达给潜在游客的旅游拟态环境。大众媒介对潜在游客的影响过程，首先是由媒介对现实环境做第一个层次的拟态构建，接着由受众加入固有观念，进行第二层次拟态构建。最终影响受众态度或行为改变的，是第二层次的拟态构建。我们把前者叫做客观拟态环境，把后者叫做主观拟态环境。在大众旅游传播系统中，客观拟态环境和主观拟态环境都有向好的趋向。沂水旅游传播之所以“说服”许多潜在游客前来旅游，正是客观拟态环境与主观拟态环境的两种向好倾向相叠加后产生的膨胀效力，也就是媒介传播的信息(广告、新闻和实用信息)与受众心理需求和心理预期的“握手”产生了大于二者之和的拟态扩张效应。从对沂水旅游传播现象的分析中可以推论，大众媒介在旅游说服中起的作用，主要是唤起大众心理的“潜在趋向”，通过提示、暗示、诱发、引导，使受众意识中那些与传播目的相一致或相类似的固有观念成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这一提示、暗示、诱发、引导的过程，也正是拟态环境与受众心理交互作用的过程。若旅游传播能够激发出受众与传播意图相一致的潜在趋向，则传播效果是强烈的，受众会越来越认可越来越夸大传播的信息和信息中的暗示成分；若旅游传播不能够激发出受众与传播意图相一致的潜在趋向，或者受众本身不蕴藏着这种趋向，则传播效果是微弱的，受众对信息只停留在认知层面并逐渐冷漠。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旅游信息传播中的“马太效应”。
韦金艳[6]2008年在《新闻媒介构建拟态环境之分析》文中指出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理论假说,认为大众媒介在反映现实世界时并不是“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对事实进行选择、重构后再加以传播的,媒介所营造的只是一种“拟态环境”,但受众却以为媒介提示的就是真实的环境状况。然而媒介是通过什么方式营造拟态环境的呢?新闻传播学界对此鲜有论述。本文在探讨拟态环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总结新闻媒介构建拟态环境的几种主要方式。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新闻事件的策划等方式对现实中的事件进行报道,容易导致报道偏离客观真实,构建拟态的事件环境;报道人物时缺乏全面、客观的反映,并赋予人物特定的象征意义等,只能塑造人物的虚像,构建拟态的人物形象;在反映意见、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对社会上意见分布状况的反映误差,则构建了拟态的意见环境。新闻媒介描绘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但偏离、歪曲现实环境的拟态环境也给人们带来了负面影响。要能更好地应对拟态环境,就要加强对新闻媒介的建设与监管,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对受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以提高他们对拟态环境的解读能力。本文对新闻媒介如何构建拟态环境进行分析总结,希望能为新闻媒介、受众等提供一个参考,让受众能理性地对待拟态环境,正确使用媒介信息,更好地认识现实世界。
王璐[7]2015年在《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沃尔特·李普曼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拟态环境”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概念,自问世以来,鲜有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研究出炉。随着科技的普及、网络的应用,特别是近年来,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拟态环境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因此,拟态环境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本文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借用新闻传播学的这一概念,将两者相结合,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困境,并积极探究在拟态环境下破解此困境的对策,以期在拟态环境加速环境化的今天,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有效地进行提供借鉴。本文绪论部分通过分析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四部分,明晰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概念与论述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文章的开展奠定根基。正文第一部分界定了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核心概念,运用数理统计和二手资料的对比,分析拟态环境下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这部分为整篇文章提供了可行性支撑。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当今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文章从参与主体困境,客体困境,环境困境,内容困境以及方式方法困境这五个方面论述了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为第三部分的具体开展提供破题之门。第三部分在前两个部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和数理统计,提出了在拟态环境下破解困境的对策,这一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也是突破点。文章主要从主体维度的现实需要、客体维度的理性指导、环体维度的切实关照以及介体维度的刚性完善这四个方面,提出破解困境的相关对策,为高校利用拟态介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实借鉴。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数理统计法这三种方法,借助交叉学科知识,运用跨界思维,在理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本研究有利于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推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从实践层面来讲,两者的结合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思政工作方法的创新,以及大学生自主性的增强。结合笔者自身,本研究与笔者自身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因此,熟悉并掌握如何运用拟态环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笔者来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总之,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拟态环境之中。我们有必要探究拟态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期为高校在拟态环境下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
张文迪[8]2014年在《“宅系”网络语言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得益于互联网打开各国之间的信息大门，中国的网络文化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经受着他国网络文化的洗礼。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在当今网络媒体占领我们视野的背景下，现代汉语被赋予了各种新的意义。其中，“宅”一词在大众年轻人眼中已经早已脱离了本意，被赋予了更具有一个社会生活形态的语义，它可指代那些将空闲时间都消耗在自宅中的电脑前的人。因而也有“宅男”、“宅女”等无数的衍生词汇。“宅文化”本是来自于日本的舶来品，但是在如今的中国，“宅”的意识形态早已超越了其新解，不仅有了许多新的形态和意义，进而集合成一种中国本土的“宅文化”。在这种颇具本土气息的“宅文化”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审视这类来自于“宅”的特殊语言，它们来源于“宅文化”，以网络作为主要媒体进行传播，同时也制造了“宅文化”的文化场域，在互联网文化的大舞台中茁壮发展。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诸如“萌”、“给力”等本是在这个“圈子”中的语言，逐渐成为了广大网民共同的语言。201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将“给力”一词搬上了全国人民的视野，而“萌”也不止一次的暴露在主流媒体的刊头，使得其家喻户晓。这类来自于“宅文化”的语言可以被称作“宅系”网络语言，它有着自身独特的诞生方式以及传播路径。本文将以流传在网络甚至是线下的各种“宅文化”语言作为主要对象，主要结合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理论，并且传播学原理以及一些文化翻译学知识论述“宅系”语言的诞生与传播方式，以此作为“宅文化”传播的基石，来探讨在国际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机制使这类语言构建出的“宅文化”拟态环境环境化，并且通过“宅系”语言在网络中的动态传播来剖析新媒体如何帮助“宅”文化完成本土化，并使之深入人心。此外，本文将在最后章节还将归纳“宅文化”本身以及作为其载体的新媒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发挥作用时给我们的诸多启示。宅系语言在中国的萌发和成长并非偶然，在这背后有无数的媒体、文化背景以及知识结构承担着“发条”的作用。如今的“宅文化”活跃于80、90后的年轻人之间，随着个人媒体终端的大踏步发展，中国的“宅文化”早已脱离了来自日本的旧有形态，理解“宅系”语言在中国的传播史亦是对“宅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进行内容研究和媒体研究。在如今的媒体新格局背景下，我们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控制和研究掌握还尚不算完整，希望能够借此文能够为这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于认识。
何丽[9]2006年在《信息时代媒体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健康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拟态环境”不是一个新概念,自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拟态环境”以来,转眼已是近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百年间,大众媒体有了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它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渗透力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深远了。借助于大众媒体的巨大辐射力,拟态环境引导着人们的现实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在塑造人的精神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效用空前突出,已成为信息社会的标志之一。在信息社会,由于对拟态环境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我们又把它称为“信息环境”,但这只是名称符号上的区别,它们的本质含义是一脉相承的。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许多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促进观念更新、知识进步,为社会发展营造健康的软环境,提高了解、掌握信息的效率,揭露社会问题,督促问题的改正。但是拟态环境本身还存在许多缺陷,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因而需要大力提倡拟态环境建设。这样,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加大执法透明度,教育和改正不文明现象,使社会和国家可以稳定、健康地持续发展。至于如何进行拟态环境建设,笔者根据已有的传播理论与传播经验,提出了四项原则(即客观性原则、公益性原则、均衡性原则、适量性原则)和五点基本思路,希望通过加深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强规范媒体管理制度,加强为民服务思想,实施媒体集团化、媒体专业化和全面、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等一系列措施,建设科学、合理的媒体拟态环境。当然,这一切仅仅只是过程和方法,推演回去,我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媒体拟态环境的建设来实现促进社会健康的发展,这才是文章写作的最终目的。本研究以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其名著《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的“拟态环境”这一传播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信息学等诸多学科内容,结合具体实例主要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的拟态环境建设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一观点及实施方法,希望能为传媒工作者们提供一些思路。
梁明鹤[10]2012年在《信息全球化下网络拟态环境多元化趋势及应对》文中指出进入信息全球化时代后，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地球村”从预言走向现实，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通过光缆、卫星等现代通讯手段快速传递。在网络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社会主流媒体之后，信息环境爆炸式膨胀，传受双方界限进一步模糊，信息的反馈和互动更加及时。但网络中也存在着把关弱化、虚假信息充斥等负面因素，信息环境趋于复杂化。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传者都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大众媒介传播信息的内容和方式也因此呈现多元化趋势发展。本论文以拟态环境、现实环境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首先探讨拟态环境形成的原因以及信息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关系。其次重点分析了网络拟态环境既有更加接近真实环境的趋势，又有更加背离现实环境的可能，还因为其复杂的信息环境易导致受众迷失其中。据此，论文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提出了网络拟态环境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本论文在第三部分中描述了该趋势对社会和相关传播学理论的影响。最后，本文在第四部分中尝试从提高受众媒介素养、促进媒介融合以及加强媒介社会控制三个途径来寻找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拟态环境视角下的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研究[D]. 杨忆. 东南大学. 2015
[2]. 试论拟态环境之整体优化[D]. 牛新权. 河北大学. 2004
[3]. 我国大众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研究[D]. 郭赫男. 四川大学. 2006
[4]. 网络拍客与拟态环境的再建构[D]. 吴晟.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5]. 大众旅游传播效果研究[D]. 张洪利. 山东大学. 2007
[6]. 新闻媒介构建拟态环境之分析[D]. 韦金艳. 暨南大学. 2008
[7]. 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D]. 王璐.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8]. “宅系”网络语言的传播研究[D]. 张文迪.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9]. 信息时代媒体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健康发展[D]. 何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10]. 信息全球化下网络拟态环境多元化趋势及应对[D]. 梁明鹤.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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