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05：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述评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研究概述
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有关大型资料集和专著的出版，论文的大量发表以及学术交流的开展上。首先，在资料成果方面，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成果。其资料来源主要取材于台湾已出版的档案文献、抗战时期出版的经济刊物、年鉴及统计资料，对中国战时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资料。其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大型史料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辑第二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其财政经济分册共分三大部分：(一)财政，其主要内容分为：1.战时财政概况；2.税制与税收；3.内债与外债。(二)金融，其主要内容分为：1.战时金融概况；2.国家金融垄断组织的扩张；3.战时金融统制。(三)经济，其主要内容分为：1.战时经济概况；2.工矿业；3.农业；4.商业；5.交通通讯。以上档案资料共分为10册，基本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税收、金融货币、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交通设施等情况，是研究抗战期间大后方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本编另有附录《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上下册)，其第四部分：横暴的财政搜刮与金融掠夺和第五部分：对沦陷区经济事业的摧残和掠夺是除伪满洲国之外的有关华北与南方伪政权的经济档案资料的汇集。此外，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近8000万字物价史资料中筛选编辑而成，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研究颇有参考价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战时四川、贵州、云南的金融状况提供了极为详实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翔实地记录了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化过程，是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财经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从专著来看，也有诸多力作。如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李平生著：《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都运用了大量史料或对抗战时期敌占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经济情况作了系统介绍或对战时经济特别是大后方经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和分析。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则利用档案资料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方面的制定、实施和支撑抗战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魏宏运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既包括抗日根据地经济又包括大后方经济的内容，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黄立人著：《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则从各个专题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活动进行评析。大后方区域经济史研究也有发展，杨德础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涉及到战时工业的开发、田赋征实、战时交通、工合运动等内容。资源委员会实际上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部门，它不但支撑了抗战，而且为战后的中国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但此前鲜有专著问世，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资委会研究的主要成果，存在问题及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对资委会研究有所推进。此外，行业经济史的研究也有深入。唐凌著：《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大后方特别是大西南地区的矿业为重点，把当时的矿业置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具体统计了该时期石油及各种金属矿的产量，是一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佳作。还有李占才、张劲著：《超载——抗战与交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戴建兵著：《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货币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周春、蒋和胜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都是既深入开拓了抗日战争经济史研究领域，又深化了专业经济史研究内涵的创新之作。
有关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资料书有华北交通史料整理组编：《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人民邮政出版社1991-1994年版)。此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山西、河北、山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抗战资料选编，这些资料都有有关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内容。专著方面有赵秀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刘树仁主编：《晋察冀边区交通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等编：《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谢忠厚著：《河北抗战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齐武著：《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等，也部分具有经济史的内容。尤其上述魏宏运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包含了抗战时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货币统一以及集市贸易等方面的研究；而黄正林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则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税收、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六个方面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二书都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沦陷区的经济史料，关外沦陷区以满铁资料为主。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的设立——满铁档案选编》已于1998年1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大连出版社2004年版)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满铁资料的整理研究》的最终成果。它是全国五十余个最主要的有关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经过五年多的共同努力，编制而成的一部大型文献目录工具书。它收录了目前尚存国内的大部分满铁资料目录。它的出版，填补了史料学的空白，为中国和东北亚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创造了重要条件。有关关内沦陷区经济的资料书有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部长达80万字的资料汇编中，70％以上的篇幅登载的是日伪时期的原始档案资料，计300多件。这些资料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从1935年7月至1945年8月对华北实施经济侵略的计划、政策、统制机构、国策会社和大财阀的活动，以及如何在华北迅速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主义经济体制，并对交通、电力、邮电、矿业、工商业、农业、贸易、金融和劳工进行疯狂掠夺的真实情况。
据此书提供的统计数字，日本侵华期间，从华北开采和掠走煤炭12000万吨、铁矿石450万吨左右、海盐1000余万吨、棉花2000多万担、铝矾土矿300万吨和大量的金、云母、石英等矿产资源，并劫掠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工和伴随家属。该书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攫取中国广阔的土地、丰厚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
此外，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版)和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多取自日伪档案，分类反映日本对华北、华中进行经济掠夺的方针、计划、措施、掠夺状况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研究抗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外沦陷区经济研究中，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是90年代研究成果的代表，其中，第15章《产业五年计划》、第16章《农业与日本大移民》、第20章《紧急经济掠夺》、第21章《农产品掠夺与全民劳工化》、第22章《“决战经济”日暮途穷》都是关于1937至1945年时期的。这些章节都大量使用了原日伪方面的档案史料和其他资料，从而使相应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孔经纬著：《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伪满洲国经济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存在着半殖民地经济；九一八事变后殖民地经济在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形成后有深化过程。但直到日本统治垮台以前，封建经济依然构成殖民地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殖民主义者所利用。他还认为，如实地揭开伪满经济对九一八以前社会经济的继承与否定，对于科学地估价伪满经济同原有社会基础的关系以及殖民者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条件而求扩展具有很大意义。
关内沦陷区经济研究，华北地区发展较快。90年代末期，相继有两本研究华北沦陷区经济的专著问世，即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王士花著：《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虽书名相近，内容却各有千秋。居书指出，经济统制是战时日本在关内推行的重要政策，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在资金筹措、产业设置、国防产业开发、通货发行等方面，均有不同于东北的特点。王书则从工矿业、交通运输和货币金融三个方面考察日本在关内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的政策、机构、过程及实况，从中总结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的特点，揭露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侵略政策的本质。
研究华中沦陷区的专著有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介绍了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上海社会经济的状况，主要包括工业、商业、市政与公用事业、金融业、外汇市场与证券市场等。黄美真著：《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以翔实的档案资料，从华中沦陷区的金融业、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物资诸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经济侵略罪行，以及它给华中沦陷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恶果。
从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以来，抗战时期经济研究的学术交流日益扩大。1995年5月10-11日，《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人民日报理论部举办的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的研究很不充分，对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
策应做出客观评价。同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党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议：沟通相关学科诸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之间的联系。2005年8月15-1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抗战时期经济研究已成为会议主要内容之一。此次研讨会中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研究的特点是研究的具体化，刘萍在《抗战时期后方液体燃料工业发展评述》一文中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经营的液体燃料工业，从石油、动力酒精、代汽油等的发展概况、原因、作用等具体方面作了评述。张天政：《完全沦陷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和吴景平、何旭艳：《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则是对于沦陷时期上海金融史研究的深化。李学通：《中国抗战中的核心力量——以地质学为核心的评述》一文详细考察了中国地质学界在抗战中的杰出贡献，对于认识科技因素在抗战中的作用，具有创新意义。
十年来，有关抗战时期经济研究的论文呈质升量增之势。据笔者统计，1994年，有关论文仅20余篇，1995年即猛增至70余篇，2005年估计可达100多篇。从1995至2005年，保守的估计，可达600篇以上。论文的具体内容，从地区来看，可分为抗日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三部分；以专题划分，则主要有国共经济政策比较、工业合作运动、中日经济战、中外经济关系、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战争损失与赔偿问题等。
二 分区经济研究
(一)抗日大后方的经济
抗日大后方的经济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在学术论文方面，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大别之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分省研究。总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上。可分为经济统制、企业内迁、农业开发和工业发展四个问题。对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以往持否定态度的居多，认为主要是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对大后方经济只有破坏作用，无任何积极性可言。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实证研究，对其评价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学者认为，“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家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一的乃至强制的管制，这是国民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完成神圣的抗战大业，运转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且，“纵观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在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了抗战伊始的被动局面，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①还有的学者指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及时建立服从于战争需要的经济体制，是符合客观形势要求的，并且取得了成绩。实行战略物资和财政金融统制，从短期看，确实牺牲了广大工农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但从长远看，这些物资保证了前线的供给，对坚持八年抗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②
关于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的作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它垄断了大后方的工业生产，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王卫星则认为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的作用，其主流是积极的，它对抗战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其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强了抗战和国防经济实力，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第二，奠定了大后方的工业基础，推动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第三，提供了部分民生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同时，作者也指出资源委员会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受到封建专制统治的扼制和外国资本的竞争，步履艰难。四联总处的建立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而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及在抗战前后的发展更加速了这一转变，使自由经济的成分大为减少，而垄断经济的成分大为增加。这种转变只会有利于独裁者的专制统治，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艰难，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坎坷。③
东部工厂内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一直为众多研究者所瞩目，国民政府在工厂内迁过程中的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个焦点。多年来，史学界对此褒贬不一。梁家贵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东部工厂内迁过程中实际充当了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对保证工厂内迁的完成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国民政府也犯有严重的失误，并由此导致了巨大损失。④
对于“内迁”的定义，忻平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一般研究者多重视工厂内迁及其作用，却忽视了内迁实际上在后方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变化，换言之，内迁绝非仅仅是用“工厂内迁”可以概括其内涵的。他认为，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⑤
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始终是近代经济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习惯上将其分为前期和后期。对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评价上。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潘国琪则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从1939年开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趋势的加速，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并不是从战争一开始就确定的政策所导致。⑥杨菁也认为，从战时通货膨胀的发生、国民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效中可看出，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收支的入不敷出及后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严重失衡。金融当局对于通货之恶性膨胀，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会也无法采取紧缩通货、扼制膨胀的根本性政策。这是战前中国财经状况的缺陷加以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⑦
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对国家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上。张神根认为，国民政府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对国家地方财政毅然进行调整，有几点值得重视：1.抗战后期财政关系的调整，是我国近代以来国家、地方财政关系的新发展，在战时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2.省财政收归中央以后，政治上使省进一步依附中央，加强了国家统一，消除了后方分裂的因素；3.国家、地方财政关系经此次调整后，虽然勉强应付了抗战，但遗下的问题很多。⑧
四联总处，历来被看作四大家族垄断金融，剥夺全国人民的反动机构，以往论者皆强调其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罕有肯定其正面作用者。董长芝却认为，尽管存在某些弊端，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战时紧急金融措施，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金融体制，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从中央到地方实现金融货币制度的现代化，对支援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做出的贡献还是主要的方面。国民政府把中国金融货币制度推进到资本主义时代，这就是重大的历史进步。⑨杨菁考察了四联总处成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及在抗战时期巩固法币信用，维持货币金融体系，推动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等正面作用，认为四联总处通过对战时金融的管理，稳定了战时金融、经济，充实了国力，支持了抗战。同时，文章也指出，由于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与权力的高度垄断，四联总处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之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活动还给国统区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⑩
近年来，对四联总处多视角、多方法的研究也初露端倪。王红曼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的关系进行了剖析，集中描述了西南区域金融网络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等，从中也折射了四联总处对西南金融现代化的促进作用。(11)
对于四联总处的贷款政策的评价，学者们意见轩轾。刘祯贵认为，四联总处积极推行工矿贴放政策，以利用国家行局的资金来配合国民政府工矿战略重心的转移和推动西部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对增加战时经济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抗战期间，后方许多私营企业，都得到了四行发放的大量工贷，从而使企业摆脱了困境，维持了生产，为支持抗战做出了贡献(12)；而对于四联总处的农贷政策，则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作为总揽国统区金融事宜的四联总处所实行的农贷政策，无论对直接促进农业生产，还是间接遏制高利贷的横行，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且不健全的农业放款还助长了大后方农村的变相高利贷的猖獗。但是，四联总处农贷在融通资金方面，应该说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也起过一些有益而有限的作用。(13)黄立人对此也持同样看法。(14)董长芝则认为，资金贫乏的农村获得了巨额的农贷，犹如“久旱遇甘霖”，当然要促进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抗战期间，后方的粮、棉生产，基本上保证了军需民用的供应，这和金融业的资助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杨菁也认为，农贷数额的增加及受贷对象、区域的扩展，对缓解内地农村资金枯竭，提高农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粮食、棉花产量的提高，对于保障基本之军需民用，稳定后方经济不致崩溃有着重要意义。(15)
大后方的农业开发是抗战时期经济史的重要话题，论者对此多持肯定态度。邱松庆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这一成绩是大后方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时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大后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针政策与措施分不开的。应当承认，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建设中是有成就的，对抗战是有贡献的。(16)张奇、杨红伟也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发放农贷为主，建设农田水利、推广农业等多项开发西北农业的积极措施。在地方当局的支持与配合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北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生产危机的局面，较快地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商品经济规模的扩大，加快了西北地区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化。(17)
近十年来，对于大后方工业的评价有所进展。董长芝认为，抗战时期加强国营工矿业的发展，是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也是保证军需和民用的客观要求。抗战期间的国营工矿业主要在电力、石油、钢铁、煤炭、化工等方面获得了急剧的发展。国营工矿业的急剧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改变了中国工矿业布局，提高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18)曹敏华也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建立了许多冶金工矿企业，冶金工业获得全面的历史进步。(19)工业科技最能反映工业发展的水平。黄立人指出，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各方面历史条件的综合，由于大后方广大工业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中激发起来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热情，使大后方的工业科技日新月异，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发展的辉煌时期。(20)当然，我们对抗战时期的工业水平也不能估计过高。汪敬虞通过定量分析、深入考察，认为，在战争的八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除了东三省以外，几乎是普遍的衰退。(21)
十年来，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经济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深入，但也存在某些不足：1.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工业和农业上，其他方面，尤其是商业，研究明显不足；2.抗战时期经济统计资料较为丰富，但研究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不够；3.区域经济研究缺乏。有的省，如贵州，研究较多，但其他省研究较少。
(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是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中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研究成果较多的方面。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工商业的发展上。
抗日根据地虽然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而形成，但在经济上仍然具有区域特色，即多山区，经济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发展便不能不和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往的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和合作事业上，近十年来，原有研究领域有了新的深入，而以前涉及不多的领域有了新的拓展。
以往对减租减息的研究较多注意租佃关系的变化，而对减租减息对土地转移和阶级结构的影响注意不够。闫庆生、黄正林指出，经过查租计算，地主以土地折价顶替退租，使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如绥德分区彻底减租的地区地主土地的50％-80％转入农民手中。庆阳县三户大地主原有土地29600亩，1943年减租后只剩下5650亩，比原来减少了80.9％。(22)该文使我们对减租减息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减租减息中土地转移方式和程度有了进一步了解。
范小方则既阐述了根据地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及政策，又对解放区精心组织与领导农业的颇具特色的工作方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群众动员，典型引路，组织起来；经济工作必须与民众利益结合；自力更生，因地制宜，是实现经济工作领导的中心环节。这些，对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23)
劳动互助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针。黄正林从劳动力资源整合的角度研究劳动互助，认为，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对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在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和反复，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俗成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国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推行起来就顺利得多。通过研究表明，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4)
近年来，对抗日根据地的农业已有全面综合性的研究，兴修水利方面虽然已有提及，但尚缺乏深入。张晓丽《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初探》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论述了抗日根据地水利工程的类型、水利技术、水利成就及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影响，对根据地的水利建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该文还指出，根据地水利兴修，对建国初期五十年代的水利建设也具有较强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总结根据地水利建设的经验，依靠群众，在五十年代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对新中国农业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今天的农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发展农业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水利技术，增进农业的科技含量，组织兴修有效的水利工程，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25)
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历来是研究薄弱的行业。黄正林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通过实证研究，反驳一些研究边区经济史的学者沿袭陕甘宁边区抗战前没有手工业的成说。他指出，清末民初，陕甘宁边区的传统手工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到了30年代前期开始衰落，红军在执行工商业政策上的失误是造成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原因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手工业是边区自救性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手工业的增长中，政府政策和政治动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手工业的增长改变了边区乡村原来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推动了乡村小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形成以及乡村商业的活跃。(26)
对抗日根据地工商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上。王致中、魏丽英强调了抗战时期我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转变，指出在经济建设领域，边区为实现由苏维埃时代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到扶植发展的转变，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造，其结果对促进当时边区工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保障战时军需民用，促进边区生产和突破经济封锁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27)
陈志杰则集中剖析了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的具体政策，认为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私商发展的主要因素。边区政府在税收、信贷方面给私营商户一定照顾，增强了私商经营的信心和能力；市场的整顿、交通事业的发展为私营商业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政府鼓励、帮助工农业生产的政策也间接地为私营商业准备了基本且必需的物质条件。(28)
有关抗日根据地的工商业研究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其他根据地则相形不足。魏宏运的《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29)一文对此有所弥补。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根据地的集市既是分散的、自由的，同时又是统一的、有组织的。集市刺激了根据地的生产，提供了军需，调剂了人民群众的物资联系，并战胜伪币，支持了抗日货币的流通，使根据地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研究，近年来有所深入。以往的研究认为，边区政府在抗战后期实行统一累进税，这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财政制度的一次革命。黄正林、文月琴却提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收益税的内容主要是征收救国公粮，从法理上看，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30)
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贷问题上。闫庆生认为，边区农贷的特征是：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边区发放农贷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31)李金铮则认为，以贫苦农民为主要农贷对象，以扶助生产为主要农贷用途，是农贷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实施。限于财力，农贷规模较为有限，但对于农业、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地区发生的错误和偏向，也不容忽视。如贷款平均分散、贫苦农民贷款少甚至未贷上、干部徇私舞弊、贷款未用于生产、贷款不及时、有贷无还等，这些都影响了农贷的效果，反映了农贷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32)此外，李金铮以减息为中心研究抗战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纠正了以往某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33)
近十年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各专业史，如工业、农业、商业的研究有所深入；2.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有所增强；3.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的结合有所加强。但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1.研究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其他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明显不足；2.研究中存在孤立主义倾向，对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沦陷区的经济关系研究不够；3.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不够。
(三)沦陷区的经济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本土的占领区，主要有东北(即伪满洲国)、华北(包括蒙疆)、华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近十年来，关于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仍可分为整体研究和分区研究两部分。相比于分区研究，整体研究较为缺乏，仅有若干篇论文发表，而未有相关专著问世。对沦陷区经济的整体研究主要分为对日本侵华经济战略及其对沦陷区工矿业、农业和商业的掠夺和破坏上。王真的《论日本侵华期间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34)指出，在削弱中国国力的对华战略目标下，日本的经济战略对策包括掠夺工农业资源，破坏中国的财政金融，实行封锁和统制贸易等项内容，而这些对策的实施依靠着军事力量和各种非经济手段，最终对中国国力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该文对沦陷区经济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把对日本的经济行为研究和战略行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对沦陷区经济的整体研究既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又有助于分区研究的深入，便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沦陷区各个地区的经济关系以及日伪经济侵略的特点。沈绍根、杨育华指出，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的工矿业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但掠夺方式各有特点。在东北，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对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统制；“满铁”、“满业”两大会社对工矿业进行了高度的垄断。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政府把经济划分为统制事业和自由事业两种。统制事业由两大“国策会社”经营，自由事业通过“军管理”、“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5种方式占有。日本对工矿业的掠夺，造成了中国工矿业的畸形发展，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陷入了绝境。(35)
以往的沦陷区经济研究对中国人民在经济领域的反侵略斗争反映较少，耿仕信力矫此弊。他指出，沦陷区民族工商业的抗日斗争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形式展开的。因而沦陷区民族工商业者的抗争活动，主要地不表现为进行直接的军事斗争，而是在政治、经济战线上进行斗争。他提出，虽然沦陷区民族工商业的抗争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受压迫、被宰割的悲惨处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是，这些抗争活动是在日军刺刀的淫威下进行的，他们坚持了民族气节，拒绝与日伪同流合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付出重大的代价和牺牲。因而，这些抗争活动，理所当然的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36)
总之，沦陷区经济的整体研究还十分薄弱，今后亟需加强。多视角、多因素、多层次的整体研究有助于沦陷区经济研究的深入。
沦陷区经济的分区研究分为关外沦陷区和关内沦陷区两部分。总的来说，关外沦陷区研究起步较早，基础较好；关内沦陷区经济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在此时期发表的论文中，较早也较有份量的是朱绍文《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37)一文。该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日伪档案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活动做了具体的概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经济富源的罪行。尤其重要的是，该文通过论证，得出结论：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原来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半封建军事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极其贫乏。它的发展和膨胀主要是依靠武力来掠夺的。它要解决庞大的军事资源掠夺所需要的资金，必然要走上发行伪满中央银行的不兑换纸币，实行军事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道路。
衣保中指出，伪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日伪统制经济体制下，通过对区域主导产业的集中控制和对区域流通的全面垄断而实现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推动伪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其推行“日满鲜经济一体化”侵略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日本建立殖民地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伪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强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区域经济的垄断和控制，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导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最终是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的掠夺。(38)
伪满农业经济研究历来较为薄弱。解学诗《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以伪满后期粮食、劳务和日本移民政策的推行为中心》(39)认为，粮食的征购与配给，相对劳动力的强制征集与奴役，是伪满洲国后期东北人民特别是农民遭受的最普遍最深重的两大灾难。张凤鸣、王敬荣则对伪满劳动统制政策进行了剖析，认为伪满的劳动统制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对进入中国东北的华北劳工采取限制政策；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积极招募华北劳工来东北，并加强了对劳动的统制；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决定实行“全民皆劳”的劳动政策。伪满的劳动统制政策为日本侵略者肆意掠夺劳动力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它的实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40)
日本移民东北是伪满经济史的重大问题。王元田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关东军的推动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成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总数约27万人。在日伪政府的支持下，侵占了中国农民大量耕地，其农业经营也是建立在大量雇佣当地中国农民或向他们出租土地的基础之上的。日本移民并未给这一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或耕作方式，反而给当地中国农民带来沉重灾难。(41)
显而易见，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伪满经济研究都亟需加强，我们期待着伪满经济史专著的问世。
有关关内沦陷区经济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掠夺方式上。张利民剖析了日本在制定对华北经济统治政策前的情报搜集工作和引起其政策演变的历史原因，指出其5个特点：1.政策的针对性强；2.在制定政策和计划中，日军的作用显著；3.日本对华北的经济统治方策，有很强的统一性、计划性和相当的灵活性；4.方针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有较大的差距；5.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方策，充分体现了它在华北实行的是军事殖民体制统治下的超经济掠夺。(42)
曾业英主要依据日伪资料，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第一，从日本自身和华北的特有条件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态度，认为华北棉粮是日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而日本对棉粮的态度又有区别。以太平洋战争为界，之前重视棉花，之后棉粮并重。第二，论述了日伪实施农业增产运动的种种措施及其失败的原因。第三，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统制过程与掠夺手段。第四，列举了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民的各类负担。结论认为，在华北农村，不管日伪当局如何从予取予求的目的出发，力图实现农业增产，但事实是无论棉花还是食粮生产都远未能达到事变前的水平，而广大农民所忍受的痛苦则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力的极限。显然，华北农村经济在日伪统治下，已陷入破产的绝境。日本及其追随者，是华北农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43)
对华北以外的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汪伪政权的经济政策和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研究上。程洪在《汪伪统制经济述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中谈到，汪伪统制经济既是日本法西斯统制经济的附属品，同时也有着国内的社会基础，具有从晚清、北洋政府到国民党四大家族都具有的基本特征：运用政权的力量，对经济实行干预；以控制金融、交通运输、资源和重要工业原材料为主要统制手段；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以牺牲民族资本为代价。因此汪伪统制经济仍有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继承性。他还分析了汪伪在金融、物资、产业三大领域实施统制的异同。
长期以来，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仍以日本统制和掠夺为主，对伪政权的经济政策缺乏个案性的深入研究，近年来有了突破。刘志英对汪伪政府的粮政作了较具体的研究，认为可以1943年1月汪伪对英美宣战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实行日伪联合办理米粮统制，后一阶段形式上改由汪伪政府下属之粮政机构办理，并且分析了汪伪在粮政具体问题上与日方既相互依赖，又明争暗斗的复杂关系，以及导致汪伪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44)
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的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黄美真以上海为中心论述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指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战前的工业生产、港口贸易等均占全国一半左右，物资贮存量也为全国各大城市之冠。其周边苏浙皖三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交通便捷，工商繁荣，物产丰富，为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及苏浙皖三省部分地区后，就确定了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目标。物资统制是日伪掠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财富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造成了社会经济危机，以致遭到了可耻的失败。(45)
三 专题综合研究
(一)国共经济政策比较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了合作，但两党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区别。因此，国共两党经济政策比较就成了研究的重点。
龚大明认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施了各自的土地政策，其动机、内容、实行过程及对抗战影响都不相同，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越战越弱，而共产党愈战愈强的重要原因。(46)郑正伟、余全有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正确处理了抗战与农民经济负担的关系，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农村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农民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和不满日益增长，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基础的崩溃。(47)
1940年至1942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粮食问题成了能否坚持抗战和取得胜利的关键。张秀丽、封学军认为，国共两党为度过1940-1942年所出现的粮食困难，各自所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对保障军粮民食起了巨大的作用，是抗战得以坚持的首要物质前提。但是，由于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共产党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无论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还是结果看都有着根本的区别。(48)
史会来、连永新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异同》(49)则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深入。该文指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下半年起，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军需民食的供应极度匮乏，为支持抗战和稳定社会，中国共产党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和发动大生产运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国民党把粮政纳入战时轨道，通过实施田赋收归中央和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政策也度过了难关。
文章还指出，国共两党粮政的调整和转变虽然在持久抗战，力争胜利这一战争总目标上基本一致，但中国共产党粮政从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等方面看，显然都要高出一筹。因为其粮政依靠的是人民群众，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保证和促进了根据地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为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而国民党却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严重滋生了行政管理的腐败，加深了与农民的对立，受到社会的指责，渐失民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曾出现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西部开发。其中，一部分是国民党在川、滇、黔、湘西等地进行的西南开发，另一部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开发。李秉奎、冯小丽认为，从开发进程上看，国共两党进行的西部开发有着不同的走向。国民党在西南，初始以大规模开发为特征，后期则渐趋衰落，陷入泥潭。与此相比，共产党的西北开发则循序渐进，积少成多，最终取得了开发的胜利。从开发过程看，国共两党西部开发也存在着相异的特征。在组织民力上，抗日战争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但是国民党的西南开发多是政府行为，未能做到全民的总动员。与此相反，西北开发中共产党则充分地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民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直接推动了西北的开发。在处理公私营经济的关系上，整体来说，西南开发中普遍存在着军政要人利用权力排挤、控制民营企业的现象。国家资本不仅与民营企业争利，还对民营企业进行盘剥甚至鲸吞，而国家资本却在其衰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在民生建设上，西南工农、知识分子等下层人们的生活每况愈下，许多人街头流浪，常常冻饿而死。而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却有了很大改善。但他们同时指出，在承认两者差异的同时，也不应该否认国共两党在开发西部方面存在着共同作用。第一，支持了抗战的顺利进行；第二，发展了西部的经济。最后，文章得出结论：西部开发是抗战得以坚持的基础，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进而使中华民族在存亡续绝的关头获得新生。西南开发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为坚持抗战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西南开发又具有很大程度的片面性、功利性，以致成为国民党败亡的起点。西北开发所取得的效果与西南形成鲜明的对比，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政治修明、政权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已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成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基地。(50)
(二)工业合作运动
抗战岁月中为支撑战时经济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工合运动，虽然在国际上闻名遐迩，但过去国人却一向知之不多。近年来，工合运动逐渐成为了抗战时期经济研究的热点。侯德础著《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大陆学者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评价工合运动的专著。作者积14载研究心得，对工合运动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讨论了工合在抗日战争经济方面的历史地位，并以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初步解决了工合研究中的几个突出难题。
包爱芹则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剖析了工合运动的特点、作用和影响，以及兴起和衰亡的原因。她认为，工合运动的迅速兴起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适应了战时初期中国特殊的经济形势；二、具备了许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工合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四、得益于世界人民的支持。(51)关于工合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影响，包爱芹提出，工合运动不仅是一场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在供应军需民用、赈济难民、支持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是一场广泛的经济民主、政治改良与民众教育运动，推动了中国民主意识的增长和传统陋习的改变。(52)以往对于工合运动的作用研究较多，而对其特点注意不够。包爱芹总结了工合运动的五个特点：一、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工合运动开展的范围就空间而言，“从游击区到敌后延伸到大后方，从蒙古高原延伸到云南高地”，到处都有其足迹。参加工合运动的总共有25万多人。二、形式多样，效益显著。工合办社形式多种多样，许多工合社不仅能很快地还清贷款，而且进一步扩大生产。三、组织合理，管理民主。“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靠着集体的力量，来谋求共同的福利”。四、注重应用，培养人才。培黎学校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为工合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中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五、坚持统战，联系广泛。工合运动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抗战的典范。加强了中国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但是，作者也指出，设备与技术落后、手工生产、资金匮乏、产品粗劣等特点决定工合运动最终无法与机器大生产相抗衡。加之受到通货膨胀、经济统制、专卖制度等反动经济政策的摧残，其走向衰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53)
(三)中日经济战
金融战和物资战是中日经济战的两个重要内容。戴建兵著《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认为，中日货币战应分为两个阶段。1931-1937年为第一阶段，1937-1945年为第二阶段。中日货币战采取了货币的阵地战、外汇战、金银战、假币战、物资战等5种形式。而且作者对三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总体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日本在抗战初期的货币策略是套取中国外汇，从英美获取战略物资；后期改为用法币抢购沦陷区物资，同时滥发伪币直接榨取沦陷区人民。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策略在抗战前期是严禁敌伪货币流通，维持沦陷区法币，未能对日军套取中国外汇采取主动的反攻措施，结果无法从根本上达到打击敌伪货币的目的；在抗战后期，则推出法币，抢购沦陷区物资，与敌伪展开物资战。同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并把希望寄托在英美外援上。总的来看，国民党的货币策略是防守重于进攻。而共产党在妥善处理与法币关系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独立发行货币，与敌伪进行货币战，事实证明，抗币战斗性强于法币。
齐春风对抗战时期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策略的产生与演变、国民政府各阶段应对措施的演变、法币流动的规模和数量、法币流动对大后方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日本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54)
经济战的重心在物资战。走私具有攻守双重功效，既可强己，又可弱敌。齐春风著《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战时走私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较多的篇幅，详尽地论述了战时日方走私的组织机构、走私物品和方式、走私路线和规模、走私活动在各省区的分布等，从不同的层面，分析了走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对政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造成的破坏和腐蚀作用，揭示了战时我方地区与沦陷区之间，以走私为纽带的经济联系。
走私在经济战中如此重要，与之相配合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在战时就格外为人所重视。在现代战争中，对敌经济封锁和反封锁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都实施了经济封锁和反封锁，齐春风对此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对中国的封锁，经历了一个由武力到物资，由物资倾销到物资封锁的过程。而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着重大的纰漏。大量敌货，特别是奢侈品和毒品渗入国统区，以及大量战略物资从国统区运到沦陷区，与国民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是分不开的，也必然会使对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效力大打折扣。(55)
(四)中外经济关系
中外经济关系方面，对于中国外债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吴景平对战时外债数额进行了比过去更为详细的统计。提出除苏、美、英、法以外，抗战时期向中国提供过新的借款的还有捷克，另外，还指出计算外债数额应注意区分达成协议但未执行和正在交涉之中尚未达成协议者。论者还分析了外债的动用与偿付情况，最后结论说：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无论是在对新借债款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还是对积欠外债偿付本息方面做出的停付摊存决定，都没有引起中外之间的重大交涉，中国的债务信用基本得以维持，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新的丧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这些都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外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56)宓汝成在与吴景平同名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即财政信贷方面来考察抗战时期外债的形成。他认为，中国战时的外债，是抗战时期军事政治形势的产物，从而兼具有轻重、多少不等的超乎财政信贷的军事、政治、道义等意义，综观战时借款，其条件，总的是合乎国际惯例，平等、合理、两利且有某些优惠；在洽谈过程中，尽管贷方最初曾一度提出一些有损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要求，而在我方的主政者、执行者的力予抵制下，终收到给予摒除的效果。(57)苏黎明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苏、美、英、法等国获得了大量借款，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期间的外债具有条件较优惠、合同履行中变故较多等特点，这些外债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主权，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制于英美，并对以后中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58)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对日本实行了绥靖政策，而苏联(尽管出于利用中国抗战牵制、削弱日本的需要)却表示支持中国抗日斗争。国民政府遂加强对苏外交，以争取苏联的进一步合作。许乃典、童彩萍认为，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是在中国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在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过程中进行的，所以抗战时的中苏贸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特殊性。政治上，在抗战初期，英、美等心存观望，中国没有外援，正面战场丧师失地，全国一片悲观失望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和人民通过易货贸易提供贷款和军火物资，对于增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提高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援助中国的武器对中国抗战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中国对苏出口的农矿产品对增强苏联国防力量，赢得卫国战争胜利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价值。通过中苏贸易，苏联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也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对打败德、日法西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9)
中美关系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对外经济关系。吴景平认为，中美两国间租借援助关系的建立是中国方面寻求美国军事援助的不懈努力和美国政府调整相关政策的结果。他同时指出，中国对美回惠租借大大加剧了国统区原已存在的物资匮乏、物价腾涨、收支失衡、通货失控的局面。为了履行回惠租借的义务，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他还指出，双方在租借关系上确实有着利益和目标上的差异；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也不无偏颇失当之处。但是，就本质和基本面而言，中美战时租借关系应属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互相援助关系，是以往中美关系未曾有过的新型关系，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奋斗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美租借关系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性作用，应予以公允的评价。(60)
(五)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
忻平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阶段和关键的转折点。所谓特殊阶段，指的是抗战打断了由国民党推行的长达10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重心与布局。所谓关键转折点，乃指抗战暴露了国民党模式的根本弊病，孕育并催熟了现代化的多元模式，形成了多元势差结构，并最终使现代化模式之争从多元复归一元。(61)
王立胜则剖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特殊道路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3种现代化模式，即国民党统治区国家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化或半边缘化现代化模式、日占区的殖民地形式边缘现代化模式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他指出，不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推进模式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不会取得显著成效的。他还指出，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标志着3种现代化模式对峙格局的被打破，标志着现代化进程的断裂性大震荡的开始。首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殖民地化或边缘化趋势加重；其次，使中国的经济严重衰退；再次，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严重摧残。而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国现代化模式转换的契机。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走向摆脱依附的带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使中国人民把现代化的推进所必需的社会中心定向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新的文化共识，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第四，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62)
温锐、游海华则以实证的方法论证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他指出，抗战军兴，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赣闽粤边区，给赣闽粤三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兴的社会、经济服务产业呈现的初步繁荣，与边区工业企业的崛起和新兴工业生产的发展、运输通讯产业的兴起共同构成的边区现代经济产业潮，是当年三边地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主要标志。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边区地方政府，延续了清末“新政”以来的政府管理职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在政府机构设施、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乡村社会的管治理等方面进行部分的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战时边区经济产业潮的兴起。随着政府管理机构的增设和下延及其专业化管理职能的强化，边区战时地方政府整合社会和组织民众的能力大为提高。加上当时边区与全国一样形成的国共统一战线大环境，国共两党为抗战建国共同做出的努力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的国民党专制统制所形成的制约等因素，从而把长期处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边缘化的三边地区，快捷地引导并纳入国家民族“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使历经东南抗日战火洗礼和激荡的边区民众，其国家与民族观念日益增强，并迅速上升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流意识。边区民众普遍的组织动员和深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义的强烈震撼是战时赣闽粤三边地区广大民众在边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的政治回应和政治参与流，并与当年的交通通讯建设、经济产业潮和边区政府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等内容融于一体，汇成三四十年代边区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63)
(六)战争损失与赔偿问题
1937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8年的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但是，长期以来，在抗战史的研究中，中国的战争损失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与足够的重视。在我国大学的历史教材中没有专章专节论述这个问题，一些颇有影响的现代史专著，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列项。即使一些抗战史专著，对此也用墨不多。从七八十年代以来，虽然发表了一批关于战争损失方面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调查资料，但也多限于专题研究和地区性研究，只能说明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某一企业抗战时期遭受战争损失局部的情况，不能给人们一个全国战争损失的总体概况。1995年，由孟国祥、喻德文合作撰写的《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阐述了我国抗战时期损失的情况，对遭日本侵略者损害的状况、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损失以及海峡两岸对抗战损失的最新研究，分别作了翔实的介绍，并专章叙述人身精神方面的损害和我国文物等财产被劫掠与战后追索的情形，向日本索赔的缘由经过，对我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史实作了如实的描述。
在论文方面，马俊亚《抗战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的衰变》(64)主要依据量化统计，指出日军占据江南农村后，肆意屠杀江南农村平民有案可稽之数即达40万人，被烧毁的房屋达300万间以上。由于日军大肆烧杀，强征夫役，大量捕杀耕畜，破坏农具，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整个江南农村失耕土地达百万余亩，失耕总人口近百万人。许多县份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及战前半数。由于日军的掠夺，向来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农村，在日据期间长期处于米荒中。整个江南农村的副业经济，包括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均惨遭破坏，受灾破产的农村人口之多，为历史上所未有。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场侵略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阻断了江南农村的改良建设和社会发展。加上日军破坏了江南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受灾与破产的农民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愈加增进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对各省区抗战损失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受到重视的领域。袁成毅认为，抗战前浙江省已具备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全省的机器工业资本额和产值明显超过手工业，而且民营工业占据主导地位。重工业中电力工业发展迅速，煤炭工业生产规模也有较大发展。机器造纸业大有超过手工造纸业的势头，丝绸业在商民的苦心经营下走出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但在日本侵略浙江的八年时间里，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一方面对工矿原料进行了直接的破坏和掠夺，同时，还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的工业设施服务其侵略战争，从而使浙江的工业基础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战争损失严重，仅直接工业损失就达392亿元(1945年12月的法币币值)根据同一时期美金与法币1∶20的比价，近20亿美元。此数据中尚未包括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这样一些较大的行业损失，也未包括因战争所致的间接损失。浙江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65)
其次是战争受害赔偿问题。刘士田、李志忠认为，1937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造成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和1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依照国际法规和惯例，中国有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而中国政府于1972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正式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不但没有起到使日本反省侵略罪行的作用，反而成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极力掩盖侵略罪行，拒绝反省的借口之一。作者指出，战后以来，战争赔偿主要有政府间赔偿和民间赔偿两种形式。从二战后战争赔偿的实践来看，民间赔偿已经取代政府间赔偿而成为战争赔偿的主要部分和主要渠道。因此，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放弃的只是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中国的广大受害者仍然拥有要求日本进行民间赔偿的权利。(66)
综观十年来的抗战时期经济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很大拓展。尤其是一些以前未涉及或研究薄弱的领域和问题有了突破或深入。新的研究热点不断形成，总的来说，呈现出了良性发展的态势。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或深化的问题。主要是，1.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不够。宏观研究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微观研究能够加强实证的基础，二者的结合将推进我们的研究；2.区域间的经济关系研究不够。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都不是孤立的，各区之间存在着发展和制约的关系。三者之间的物质交换(贸易)、劳动力的进出(移民)、资金的流动、文化和技术的传播，以及互补和制约效应，净得和净失，都是研究的重点；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够。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已有应用，但不普遍。有些研究有简单化的倾向，亟待加以改正。
总的来说，确实存在重事实判断，轻价值判断；重实证分析，轻规范分析的倾向，这是值得今后注意加以克服的。
注释：
①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殿君：《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王同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
②陆仰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③王卫星：《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④梁家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东部工厂内迁中的作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⑤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⑥潘国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辩》，《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⑦杨菁：《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⑧张神根：《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国家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大调整》，《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
⑨董长芝：《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金融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⑩杨菁：《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1)王红曼：《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2)刘祯贵：《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3)刘祯贵：《对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农贷政策的几点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4)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5)杨菁：《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6)邱松庆：《简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
(17)张奇、杨红伟：《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8)董长芝：《论抗战时期后方的国营工矿业》，《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19)曹敏华：《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
(20)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21)汪敬虞：《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2)闫庆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3)范小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农业生产的领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4)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25)张晓丽：《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初探》，《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26)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7)王致中、魏丽英：《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实践》，《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8)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社会科学家》2003年11月，总第104期。
(29)《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30)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31)闫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32)李金铮：《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3)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4)《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35)沈绍根、杨育华：《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36)耿仕信：《抗战时期沦陷区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及其抗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4期。
(38)衣保中：《论伪满时期的殖民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9)《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40)张凤鸣、王敬荣：《伪满劳动统制政策剖析》，《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41)王元周：《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的农业经营(1905-1945)》，《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42)张利民：《抗战期间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方针的制定和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3)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4)刘志英：《汪伪政府粮政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45)黄美真：《1937-1945：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46)龚大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土地政策评述》，《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7)郑正伟、余全有：《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根据地农民土地状况趋向之比较》，《天中学刊》1999年第1期。
(48)张秀丽、封学军：《1940-1942年国共粮食政策比较分析》，《延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49)《学术交流》2004年第2期。
(50)李秉奎、冯小丽：《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西部开发比较研究》，《长白学刊》2002年第6期。
(51)包爱芹：《析工合运动在抗战中迅速兴起的原因》，《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52)包爱芹：《析工合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影响》，《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
(53)包爱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特点》，《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54)齐春风：《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5)齐春风：《抗战时期中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
(56)吴景平：《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57)宓汝成：《抗战时期的中国外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8)苏黎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债举措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9)许乃典、童彩萍：《抗日战争时期中苏贸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4期。
(60)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61)忻平：《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年第1期。
(62)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63)温锐、游海华：《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64)《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
(65)袁成毅：《区域工业化进程的重创：抗战时期浙江工业损失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6)刘士田、李志忠：《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