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风运动论文,一九论文,全民论文,五八年论文,五七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D6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3—0066—011
本文所论析的全民整风运动，不是指1957年4月底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 而是指由全党整风运动发展而来的自1957年8月开始大致至1958年8月结束的广及全民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持续时间长、规模大、 影响深的政治运动。 它与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两回事。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曾指出：全民“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应该把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胜利完成全民整风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①。由此可见这场全民整风运动在当时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对这次全民整风运动略作探讨。
一、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拉开全民整风运动序幕的是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形式在农村中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社的稳妥发展受到批判，随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急剧发展。原定15年左右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使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分配上有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1956年全国总体上有10％至20％的农户减少了收入，其中大多数是富裕中农。再加上高级社创办之初，经营管理、 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一些弊病， 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这些问题诱发的社员不满情绪便凸现出来，引起了一股“闹事”、“退社”风。
农村一些地方出现闹事、退社事件后，各地的党组织对发生闹事和退社的原因，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普遍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到1957年夏，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干部对农村出现的问题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农村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讲话在部署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明确指出，少数要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② 很显然“三批判”的核心在于批资本主义。批判、教育的办法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③。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等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指示》强调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④。8月10日，《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随即，整风在农村开展起来。
在将农村退社、闹事现象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工矿企业中的工人罢工、少数民族地区中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现象，也被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9月12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工矿企业、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之后，以两条道路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扩展到民主党派、科教文领域、工商界中，当时党政军机关的整风也在经过反右派斗争的第二阶段之后，恢复了原来的整风，进入第三阶段，即着重整改阶段，从而与各领域的整风运动共同形成了全民的整风运动。
二、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概况
（一）农村中的整风运动
农村中的大辩论主要是围绕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和应不应该实行统购统销两大问题展开的。在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之前， 一些地方实际上已开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发出后，各省立即做了传达布置，先在部分地方进行试点，到9月初，这一大辩论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
大辩论的方式主要是大鸣大放大争论。为此，报纸等舆论工具发表文章大肆鼓励干部和群众“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并且认为能否放起来、能否放透，是运动顺利或失败的关键。在各级组织的动员之下，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围绕辩论的两大问题以及整社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大鸣大放，提出的大量意见涉及农业社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问题。又由于社干部广泛动员并有意识地诱导农民将各种意见都鸣放出来，一些人在鸣放过程中难免讲过头话甚至错误的观点，主要是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有意见。对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大辩论的指示中也曾明确提出：“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⑤ 但在实际整风过程中，这一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出现了过分批判和打击农民群众等偏差。如在大辩论中对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的宣传和批判就是出现这类偏差的典型事例。
刘介梅出身雇农，三代要饭，解放后担任湖北省黄冈县马曹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他在农村的大辩论中表示出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不理解，发牢骚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这只有鬼相信。……要农民拥护共产党，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⑥ 他的牢骚触及了十分敏感的重大的方向性问题。大家与他展开大辩论，实际是大批判。刘介梅也“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⑦。然而事情还远未完结。1957年9月12日，湖北省委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开展“刘介梅思想转变”的讨论。《湖北日报》在相关社论中指出：刘介梅“这种现象正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这样的尖锐、复杂和深刻”⑧。最后刘介梅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典型予以宣传和批判。9月17日，《人民日报》以《为什么“身在百花园中却闻不到花香”？资本主义思想使刘介梅迷路忘本》为题，首次报道刘介梅事件，将刘介梅的言论定性为“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恶意攻击党的政策”。9月30日、11月28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对此发表评论。同年12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举行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针对展览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农村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⑨。这说明当时在农村的两条道路大辩论中，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没有顾及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合理要求，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教育农民弄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最终使得广大农村中形成了不敢冒尖、不敢致富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也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就纲要的内容在全民中开展大辩论。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号召全体农民“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以农业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当时认为整风运动批判保守思想，激起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将会促进农村冬季生产高潮的到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农村各级党组织便总结出要把整风变为争取农村生产建设大跃进的推动力量，并进一步将比干劲、比先进、比勤俭、比多快好省和反保守、反浪费作为整改运动的中心，作为深入农村整风、推动生产高潮、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关键。由此，农村大辩论的重心，便由两条道路问题转向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在实际工作中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中心。所以，农村的整风运动基本上被“干劲冲天”的生产不断跃进所替代。尽管不少地方提出“白天干活晚上整风”的方法，可这种方法似乎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做到。生产跃进被摆到了第一位，社会全面大跃进的思想深入人心，广大农民也为了大跃进而努力生产。所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此基本结束。
（二）党政军机关中的整风运动
党政军机关的整风实际上开始于1957年4月底。如前所述， 全民整风运动大致开始于1957年8月，如据此计算，至全民整风开始时， 党政军机关的整风实际上已进入了全党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党政军机关整风于4 月底开始发动党外人士大鸣大放，提出大量意见作为第一阶段后，于6月初转入第二阶段即反右派斗争阶段。在“初步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后，党政军机关的整风又继续进行，即进入了第三阶段——着重整改（继续鸣放）阶段，并由此成为全民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充分暴露机关中的问题，各机关充分发动广大职工“继续鸣放”。如上海市、区两级的600多个机关、团体有15万人左右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整风运动。至1957年10月18日中央国家机关也有60％的司、局单位掀起了大鸣大放的热潮。军队机关中的整风运动较党政机关要迟一些，到11月才相继转入整改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和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为目标的大鸣大放高潮，但在整风过程中也错误地批判了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各地党政军机关在继续鸣放的过程中形式多样，运用大字报、小组会、意见箱、座谈会、个别谈心、接待室等形式开展鸣放。为了消除机关中存在的机构臃肿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各机关花大力气开展了精简机构、下放人员的工作。
在党政军机关的整风进入1958年后，整改工作又与1958年初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结合起来。在“双反”整改高潮中，1958年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绝，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各地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继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活动，具体做法是“种试验田”。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方面普遍推行湖北省委1957年11月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通知号召，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自身工作特点，以便打掉官气，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随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种试验田”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开展，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⑩。6月18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通知》，具体规定了整风第四阶段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还对党政军机关整风的结束时间做了规定。《通知》指出，务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在本年7月底以前胜利地结束这一次整风运动。而据8月1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 “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运动到8月上旬为止，已有将近90％的司局单位结束了红专辩论，经历了十五个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整风运动，至此即将胜利结束”(11)。即是说，1957年4月开始的党政军机关的整风运动基本上于1958年8月结束，已经转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革命和当时已开展起来的“大跃进”运动中。
（三）工厂企业中的整风运动
1957年9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阶段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如新旧社会比较、集体个人和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人民日报》专门配发了题为《在企业中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的社论，工厂企业的大辩论即整风运动以大鸣大放大争论等形式陆续开展起来。
工厂企业的整风运动也注重批判职工中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如上海锅炉厂就专门举办展览会，用本厂工人顾六法在辩论中表现出来的所谓“个人主义”思想来教育广大职工。顾六法出身工人家庭，上海锅炉厂的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他先后贴出两张大字报，说现在工人干活是“白费牛虎之力”，对夜班工人的伙食由排骨面改为阳春面并取消了夜班津贴的做法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说厂里领导对待工人“像刮胡子一样”。这两张大字报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展览会发表了顾六法的沉痛检讨，并陈列了一部分图片，说明这个青年工人这几年来逐渐沾染和滋长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使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由于错误地引导，在展览会的意见簿上，便有许多工人写下了“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本活教材”的留言意见(12)。在工厂企业的大辩论中像这样简单地将职工中的某些错误想法不加区别简单地定性为资本主义思想，无疑是当时大辩论运动简单粗暴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将阶级斗争的做法扩展到了工人群众中，从而挫伤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工厂生产。
工厂企业中的辩论还批判了干部领导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整风过程中，职工提出的8万多条意见中约占40％左右是批评领导作风的。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该厂各级党组织除了制定深入群众、转变作风的措施外，厂党委还决定必须坚持每周半天参加体力劳动、每周建立两天无会议日制度，以作为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的办法。工厂企业的整风通过专题鸣放和辩论、经过一般整改转入着重整改阶段后，由于提出的意见相对集中在因机构庞大而造成的非生产人员过多上面，不少企业便以精简机构为重点进行整改。如陕西秦岭电厂紧缩了企业管理机构，分三批把358名干部下放到生产和基层领导岗位上去；沈阳电厂机械厂将20个科室减缩为10个科室。
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有些工厂在整风中发起了关于反浪费的专题鸣放。如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就通过大字报等形式，揭露出这个厂从1954年以来，在原材料、财产、物资、质量事故和劳动力上的浪费达45万元，约占全厂现有流动资金的一半。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指出从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来看，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十分需要发动一个以反浪费为中心的专题鸣放和专题整改。反浪费本身是好的，但在运动中反浪费的度并没有把握好，致使有人为反浪费而反浪费，甚至搞人身攻击，反而还影响了生产。
1958年3月，在中央关于发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号召下， 不少企业开始结合反浪费反保守进行整改。但整改运动在实践中因反保守而逐渐成为生产大跃进的组成部分。各工厂企业在总结1957年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从而制定出适合生产大跃进的1958年生产计划，并通过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职工鼓足干劲，掀起生产高潮。有的地方进行了比多快好省的全面跃进竞赛。从而，工厂企业中的整风运动便成了推动“大跃进”思想“深入人心”的运动，推动了“大跃进”的开展。“大跃进”运动也就逐渐取代整风运动而成为当时工厂企业的工作重心。
（四）少数民族中的整风运动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应分别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二是已完成民主改革并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三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某些不需要经过民主革命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地区”(13)。《指示》还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民族主义有抬头倾向。因此，规定要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新疆、西藏、甘肃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地党委在相关会议上都着重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并就这一问题统一认识，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打下思想基础。1957年11月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艾斯海提在表示坚决拥护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时说：“解放后在自治区各少数民族干部中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最近几年来，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里面，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又有了一些抬头，所以现在在整风运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一样，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的”。 (14) 1958年2月9日，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作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地方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分离主义倾向；二是在民族关系上保守排外的倾向；三是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反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党员在当地党组织内担负领导责任的倾向。(15) 他主张要针对这三种倾向，弄清其根本的分歧，克服错误倾向。
然而，在全民整风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氛围和思想指导下，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又被当成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而受到批判。如在中共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召开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座谈会上，州委第一书记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发言中说：“地方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是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分子”(16)。贵州省委书记在谈到地方民族主义时也认为，“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在布置整风工作时对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有了认识，但在两条道路斗争思想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混淆，又使得在少数民族整风过程中的一些正常言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又被当作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这就把原以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少数民族整风，上升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如有一部分担任县级干部的民族党员干部说“县委以党代政，我们有职无权，政府某些部门是虚设”。有的说：“人民选我当家，我没有作主。”(17) 这些言论都是对当时工作中一些弊端的正常批评，但都被作为地方民族主义，进而当成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这样一来，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是堵塞了正常的言路，从而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正常的社会发展。
（五）其他领域的整风运动
如果说农村、机关、企业中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按照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的方针从一般整改到着重整改的步骤进行的话，那么工商界、民主党派、科教文等其他领域的整风运动则没有明确的步骤，由于在这些领域中同时也进行着反右派斗争，因而完整的整风步骤受到了影响。
工商界的整风虽然在1958年初才开始在民建中央的领导下与民主党派的整风合并进行，但其整风运动实际上早在1957年9月就已开始并首先以鸣放的形式进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1957年8 月底发表谈话时就指出：“我国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是以全民性的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的，中心的问题是辩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劣谁优，何去何从。”(18) 因此，他强调工商界中也要开展这样的整风运动。河南郑州市的商业、服务业、饮食业等30个行业的小商小贩7千多人，在10 月上旬全面展开大鸣大放，到11月中旬形成高潮。部分商店和小组在鸣放深透的基础上，进入了大辩论阶段。
与此同时，教科文领域也开展了全民大辩论即整风运动。各高校相继于9 月初进入整风鸣放和改进阶段。首都高等学校于1957年10月中旬先后进入边整边改阶段，到10月下旬的一个多星期里，有22个学校的师生员工贴出9千多份大字报， 连同座谈会上提的意见，共有3万多条。在反保守反浪费的运动中， 全国各高校又根据这一运动精神进行整改，树立了“革新办学风气、贯彻勤俭方针”的目标，与诸多科研单位一起又开展了反浪费斗争。北京市戏曲界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也于10月中旬转入了大辩论的整风运动阶段，辩论主要围绕戏曲事业与党的领导、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戏曲改革工作和民间职业剧团的方向等问题展开。鸣放中提出大量意见也引起了各单位党委的重视，各单位对其进行了逐条处理。如广州文化部门对全市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其他群众提出的386条批评和建议，立即解决了226件，对属于转达有关方面参考和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分别作了交代。
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运动是从1958年初开始的。1958年初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整风运动，旨在扩大反右派斗争的“战果”，使被划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和成员的立场改造“向前推进一步”。整风的主要形式为“自我改造”和“向党交心”。1958年2月27日， 李维汉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3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发出了《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把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掀起的制定集体和个人的改造规划、进行挑战评比竞赛的群众性运动，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先进形式”，加以鼓励和推广。从此，民主党派自我改造的“大跃进”，伴随着工农业战线日益高涨的生产“大跃进”，不断升温，掀起了一个“加速改造”的运动。继而，在自我改造的运动中，天津的工商业者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又提出了“向党交心”的口号。同期，在科教文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中间，也掀起了“向党交心”的热潮。3月16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约1万人，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会后还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接着，许多省、市民主党派组织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相继仿效，举行了类似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现场会，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党外人士“向党交心”的运动。4月14日、16日、28日、29日，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在民盟中央举行“集中向党交心”活动。农工民主党从中央到各地方组织，纷纷开展“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的交心活动。运动持续到1958年7月时，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强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不要把弦绷得那么紧，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上来。让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这表明会议发出了结束工商界、民主党派、科教文领域的整风运动的信号。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这些领域的整风运动也都相继于1958年七八月结束。
三、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特点
这次全民整风运动虽然是由1957年4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发展而来的， 即它与后者有前后承接的联系，但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首先，全党整风运动是党内的整风，虽然也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但要整顿的是共产党组织本身。而全民整风运动则是在工人、农民、工商界、军队、民主党派、少数民族中开展，即广大群众都成为整风的对象。其次，全党整风是反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以便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而全民整风的中心内容是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从而进一步坚定全民的社会主义信心。从上述的全民整风运动的概况来看，我们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全民整风运动是一场以整风的形式在全民范围内开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是中共党史和国史上惟一的一次。从整风角度说，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前后开展过八次较大的整党整风运动，都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而开展的党内整顿，尽管有的阶段也吸收党外群众参加，但运动的对象、整顿的目标都是党内人员和党内问题。从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角度而言，建国后也有过多次运动，如“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肃反运动、土地改革等等，但这些群众运动都有特定的斗争对象，即运动的对象不是群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象虽然是知识分子且也类似整风，但它只限于知识分子中而远非“全民”的范围。只有全民整风运动，作为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并采取整风的形式，以群众本身作为运动的对象，对其进行教育、批评、改造。
以整风的形式开展党内的思想、作风、组织整顿，以教育广大党员永远保持先进性，是很有必要的，而全民整风是否有这种必要就值得怀疑了。由于广大群众的出身、经历、年龄、文化层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各方面情况千差万别，其思想状况也是参差不齐的，存在先进、中间、落后等各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试图通过全民整风把千千万万人的思想都统一到当时所认识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历史证明，这种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的全民整风运动，是弊大于利甚至劳而无功的运动。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整风运动便成为在此前后都未有过的惟一一次。
（二）全民整风的主题是一致的，即贯彻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尽管各部门、各方面整风的形式不尽相同，如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中的“向党交心”活动，党政机关中的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农村的合作社整顿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辩论，少数民族中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工厂企业中的生产管理和职工福利待遇的辩论等等，但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整风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展开。
（三）运动发动无准备，各行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不一致。正如在1957年4 月发动的全党整风运动在开始时并未预想到会突然转向反右派斗争一样，人们也同样没有想到全党的整风运动会转变为全民的整风运动。正因为这样，全民整风运动的发动是没有准备的，看不出一个统筹的计划。从1957年8月10日发出农村整风的指示后，又在9月、10月和1958年3月、4月、6月相继发出有关整风的指示。随着这些指示发出的先后，各行业、各部门整风开始的时间也是有先有后的。确切地说，在1957年8月至1958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似乎没有一份总的指导性文件从总体上指导这场运动。
由于无充分准备和完整计划，也就谈不上具体规定整风何时结束，进而造成各领域整风结束的时间也不一致。 在毛泽东的讲话及几个中央文件中， 就有整风于1958年5月1日结束、6月底以前结束、7月底以前结束的几种说法。《人民日报》报道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整风则是在8月中下旬“即将胜利结束”。 而在实际运动过程中，农村、工厂的整风早在1958年初就已为生产“大跃进”所取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8月上旬宣告结束，而民盟到9月仍在进行整风大辩论。
（四）整风的步骤不尽相同。党政机关的整风在融入全民整风后，是执行原计划中的第三四阶段的任务，即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农村、工矿企业的整风则无明确步骤，在进行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同时，也相应地就具体工作进行了鸣放和改进；而民主党派、工商界的整风，由于受其阶级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在进行反右派斗争，所以未按整风规定的步骤进行完整意义的整风，贯穿运动始终的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科教文领域则既有反右派斗争和思想改造内容，也有党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中的鸣放辩论和工作整改的步骤和内容。
（五）在全民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为所谓批判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广泛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被认为是“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其他三种方式大多也是通过大字报来实现的。大字报先是所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后又是反右派斗争中重要的反击工具，而在全民整风中又推广到农村、工厂企业、少数民族、科教文战线等更广阔的领域，并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及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72人，在首都40个国营工矿企业整风进入高潮期间，分别到一些工矿企业观看大字报，了解整风情况。这种鼓励使大字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毛泽东称赞“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越多越好”(19)。综观党的历史，“四大”的方式除了在1957年的全党整风、全民整风中使用和“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外，其他历次整党整风基本上没有使用。
四、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影响
全民整风运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当时的评论是：“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20) 所以，全民整风运动在当时无疑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更多的是消极影响。
（一）全民整风运动一定的积极影响
全民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并对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起了一定作用。在农村整风的过程中，通过对粮食棉花等问题的大辩论，广大农村着重批判隐瞒粮食产量、欺骗国家的行为，教育农民树立积极交粮的意识。村社干部的认识得到了提高，管理方法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广大农民也通过辩论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支持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热情和积极性，农民在交粮交棉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如河南产棉区在开展大辩论后，出现了群众性的爱国售棉高潮；安徽各地农业社在开展大辩论后，当年秋粮的预交预售，比丰收的1955年同期入库粮食增加了一倍多。不少地方还批判了瞒产行为，报实了粮食产量。这也使粮食征购工作进行得更快、更顺利了。这种积极交售粮棉的爱国行为，无疑对解决建国初期国家的粮食问题、推动工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在机关、工厂企业的整风运动中，职工提出的正确意见，对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改善生产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一段时期机关和工厂企业以精简机构为中心的整改，通过下放干部支援基层生产特别是农村生产，既可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使农村获得许多必要的人力，又可以使干部在生产第一线得到锻炼，进一步改进干部思想作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
（二）全民整风运动的消极影响
尽管全民整风运动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仍是主要的。
1.全民整风对“大跃进”的发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在社会舆论上。全民整风运动是继反右派斗争后开展的，如果说反右派斗争使“右派”“不敢讲话”了，(21) 那么接着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大辩论的全民整风运动，则又使广大群众也“不敢讲话”了。运动中名义上是要以“四大”让大家畅所欲言，要“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实际上是要通过“四大”把人们的思想全都统一到当时所认识的社会主义思想上来，不准有其他的思想意识存在。在全民整风的社会主义教育中，来自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任何号召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立场观念，于是这些号召很快就“深入人心”。正是由于整风使人们“不敢讲话”了，所以，当党中央号召“大跃进”时，不仅听到的只有拥护的声音，而且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大动员和参与狂热。全民整风本身也被称为思想战线上的“大跃进”，成为整个社会全面跃进的重要一环。可见全民整风而形成的紧张的舆论氛围，确实对“大跃进”的发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在生产指标上。“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指标”。而这与在全民整风中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也是不无关系的。当全民整风方兴未艾时，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说反浪费反保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22)。指示还认为运动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和“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地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于是要求“审订原来的规划”。(23) 为了“促进1958年的生产建设，第一件事就是要订出一个先进的计划。如果计划订得保守，……领导就会跟不上去，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只能开花，不能结果”。最终“就没有什么高潮，更谈不上什么跃进”。(24) 这样一来，农村、工厂企业不断批判保守的生产计划，制定新的生产奋斗目标，“快马加鞭、增产再增产”。“许多原来被认为是先进的指标，也都变成了落后的指标”。(25) 农业、工业的生产指标随之都节节攀升。全民整风运动不仅从思想上为“大跃进”做好了准备，而且为反对保守计划而制定的不断攀升的高指标，又在事实上为“大跃进”的开展定下了“奋斗”的目标。如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河南、广东、陕西、江西、河北等省粮产指标和1958年钢产指标的节节升高，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形成的。
再次，在阶段衔接上。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全民的整风高潮，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整风运动发生的政治思想上的各种深刻变化，都汇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伟大的革命干劲。人们在劳动和工作中，出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他强调，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即“是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胜利发展的结果”。(26) 这一论述体现了全民整风运动与“大跃进”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两个阶段前后相继的必然性。事实上也是如此，1958年，农业、工厂企业等生产战线全民整风运动的重心，完全移到了生产“大跃进”上来，生产“大跃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已基本取代整风而成为中心任务。而这种事实上的前后衔接关系，也体现了全民整风对“大跃进”所起的推动作用。
2.在错误判断主要矛盾的思想指导下，全民整风运动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并将这一错误认识正式写进了党的文件。同时，毛泽东还得出了我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结论。这种错误的认识，影响了在全民整风运动中对鸣放、辩论、批判对象的性质的确定，用对立的阶级矛盾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大鸣大放，从而使全民整风运动中阶级对立的意识加强，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全民整风运动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工商界、民主党派、科教文领域中，对已划为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开展了一系列“插红旗、拔白旗”之类的思想改造运动，以进一步“巩固”反右派斗争的“成果”，造成了对人民民主的破坏，除此之外，还使扩大阶级矛盾的思想认识影响到了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整风运动。
以农村整风运动为例，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认为有的社之所以成为落后社，是因为那里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比较尖锐，而且是混杂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活动比较严重”(27)。在农村的大鸣大放中，像刘介梅一样出身雇农在解放后翻身富裕起来的富裕中农，被视为农村中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并将斗争矛头基本上指向了这些新富裕中农，在农村中造成了谁也不敢冒尖、不敢致富的心态和氛围，对农村民主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对于党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和支持的，但是，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有发家致富的愿望。对一些余粮户和有条件从事家庭副业的农户来说，统购统销割断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失去了处理余粮和农副产品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所以，对这一政策，一些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颇有微词甚至有不满情绪，这本不奇怪。但在农村的大辩论中，将他们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一概作为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村的代表加以批判。这就严重挫伤了这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也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再如当时部分农民对加入合作社尤其是高级社有不满情绪，部分社员要求退社，这主要是对合作社管理体制、干部工作作风、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意见，并不是对合作社本身不满，更谈不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但当时却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是对社会主义发生动摇而迷恋资本主义，过火的批判，造成了对许多农民的伤害。将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农民对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管理的不同意见动辄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使一些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动辄以“资本主义”的大帽子去对待社员。由此，还逐渐形成了一旦农村和农业生产上出了问题，就大抓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思想上找原因的思维定式。在这种背景下搞阶级斗争，只能是人为地寻找阶级斗争对象，这就不能不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连续不断地“制造”阶级斗争，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整风运动中，由于不适当地绷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根弦，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估计过分严重，未能严格区分地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界限、地方民族主义与向领导机关提批评建议意见的界限，如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规模大一些的意见，要求一个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意见，要求保证自治民族行使国家允许的自治权的意见，要求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机关的职权的意见，要求纠正民族自治地方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的意见等等，将这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统统当作地方民族主义，甚至当作反对党的领导或扣上分裂祖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帽子而予以批判，这就把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地上升为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从而堵塞了言路，伤害了民族同胞的感情，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
3.以群众运动特别是“四大”的形式做政治工作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运动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解放初期，党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前进。实践证明，其间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偏差，但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到了全民整风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起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再广泛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全民整风运动中群众运动的形式与“四大”结合了起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1957年党的整风后流传了下来，到了全民整风时期，成为更加广泛的群众运动形式。党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四大”这种群众运动形式是指导任何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由于毛泽东大力倡导和支持群众性的“四大”，所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在195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掀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鸣放高潮”。到了1958年春天，又掀起以“反保守”和“反浪费”为内容的“双反”鸣放高潮。实践证明，以大字报为代表的“四大”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各抒己见，实际上起了利用群众、压制民主的客观消极作用。如在“双反”运动中，大字报批评的是企业生产、高等院校中的浪费现象，但人们批评的浪费保守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而且大字报张贴的任意性、内容的随意性，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可信性。尽管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部分问题，但它更表现出了其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的消极一面。甚至在某些单位、某些场合，大字报变成了互相攻击、恶意诋毁的工具。又如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交心运动和整风大辩论中，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一些人通过“四大”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讲了许多违心的话，把一些已经解决了的思想问题又重新倒出来，甚至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使正常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且对个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政治压力，甚至是人身伤害。所以，全民整风运动时运用“四大”广泛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已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了破坏。因为它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政治空气的紧张，引发了一些人人自危的因素，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和谐局面极不协调，并导致国家政治生活走向不正常，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到了全民整风中后期，毛泽东又试图将群众运动从政治领域引入经济建设领域，发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试图利用人民的政治热忱搞经济建设，从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由于人们思想上的盲从，未按经济规律办事，结果这种经济建设上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证明：在和平建设时期，把群众运动作为政治工作和经济建设的主要手段，这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生活主题特别是经济建设规律是很不适应的。所以，深化对群众路线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摒弃对群众运动的错误观念，才会有利于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和谐局面，才能更好地搞好经济建设。
注释：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87页。
④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⑤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⑥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⑦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7日。
⑧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7日。
⑨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⑩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
(11)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5日。
(12)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7日。
(13) 吕澄、张竹梧编《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
(14)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日。
(15) 《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
(16)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5日。
(17)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0日。
(18)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7日。
(19)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2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86页。
(2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3页。
(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01页。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03页。
(24) 《人民日报》1958年1月5日。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36页。
(26) 参见刘少奇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27)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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