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纲领论文,科学研究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上（1998年5月于上海）， 经济学与哲学（以及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结成联盟的呼声很高。有人提出，什么样的经济学能与什么样的哲学结成联盟？马克思的经济学无疑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成联盟，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能与西方科学哲学结成联盟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怎能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成联盟呢？西方科学哲学又怎能与马克思经济学结成联盟呢？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因为它并不是问题的正确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有能力消解西方科学哲学和主流经济学。事实上，自从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哲学，它与马克思主义协调得很好。我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自己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只要我们善于批判地学习，也就能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本文选取在科学哲学中享有盛名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它的合理成分上）作为代表，看看它是否能成为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
一
从科学哲学观点看，经济学哲学（通常称作经济学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专门化的分支，正象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与系统科学哲学等等一样，都是科学哲学普遍原理在某一特殊领域的具体化。翻阅一下《英国科学哲学杂志》和美国《科学哲学》杂志就可以知道，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哲学已日益受到多方面的关注，看来它在科学哲学诸分支中的地位仅次于物理学哲学，几乎与生物学哲学不相上下。
目前科学哲学已发展成现代哲学中的很有影响的一个学科。早些时候，西方科学哲学在初创阶段流派很多、众说纷纭，后来经过批判性分析，经过沉淀与清理，各派中的合理成分，也即对科学的性质与方法所作研究中的有价值成果，已被综合吸收到科学哲学的学科体系的内容中去，成为其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这方面已有不少值得推荐的论著出版。
二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拉卡托斯所首创，它倍受现代经济学家的青睐。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一切纲领可以说都以它们的硬核为特征；硬核周围有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保护带。面对反常情况，保护带可以通过自身结构的调整变形来消解反常，用以维护硬核不受侵犯，并促进整个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不断取得发展。三是研究纲领具有两个主要的方法论规则：反面启发法规则——指示不该做的事，即不得将矛头指向硬核，纲领的根本信念不容放弃；正面启发法规则——指示该做的事，也就是主动地调整保护带、处理可预期的反常的一系列策略性的提示或程序性的指令，包括如何增加辅助假说和改进分析技巧，如何积极解释和预言新事实等。四是保护带的调整可以朝两个不同方向进行，从而研究纲领就有进步与退化之分。一个纲领如果能产生更多可能得到确证的新预言，并能产生更有启发力的新理论，那末它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退化的。
三
当我们着手寻找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纲领，试图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各个经济侧面时，两大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纲领立即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一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研究纲领（或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研究纲领）。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对此格拉斯（J·C ·Glass）和约翰逊（W·Johnson）率先作过研究。前一种纲领无论在西方和我国大专院校都广泛被传授，它包含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具体理论。后一种纲领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及其后人对它的发展。这两种研究纲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都具有各自的硬核和独特的正面启发法。
在作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非常特殊的哲学性质作一番解释。硬核是由这样一组陈述所组成，它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它往往是一种思辨性的猜测，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的世界图景。硬核就其本性而言，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无形象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直接面对形而下的、有形象的具体事物的，因此靠经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请注意，在经济学方法论学者那里，“形而上学”这个词是指探讨终极实在的抽象本性和第一原理的学问，完全没有“反辩证法”的意思。
按照格拉斯与约翰逊的意见，新古典纲领由以下四个基本假定所组成：
（1）个体主义
假定经济分析必须以经济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它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
（2）理性 假定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 也就是能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方式作出经济决策。例如，理性的消费者在对商品的选择上有稳定的偏好排序，不会采取前后互相矛盾的决策。
（3）私人产权 假定单个经济主体拥有两种类型的产权， 其一与个人的智力、体力及劳动时间相关，其二与所生产的一定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或所占有的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相关。
（4）市场经济 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发生于市场经济之中， 也就是他们能就商品、劳务、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作出独立决策。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说，也许只有微观经济学才以个体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而宏观经济学则以研究经济总量为目标。然而，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化归到微观经济学（尤其是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上，正象宏观的热力学的定律和公式可以化归为微观的统计物理学的相应定律和公式一样。这在科学哲学中称之为“理论还原”。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理性与个体主义同样也是宏观经济分析的硬核。
相反，马克思比经济学纲领的硬核则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基本假定：
（1）单个经济主体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从来不脱离社会历史背景来讨论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他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以及在变动中考察个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2）带有社会维（dimension）的理性 众所周知，现实空间是三维的，而抽象的状态空间则是多维的。尽管马克思纲领也象新古典纲领一样包含经济决策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然而马克思比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多长一个“心眼”，他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多加了一个新的坐标轴，即社会历史因子。换句话说，在对理性经济人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方式作出经济决策进行评论时，按马克思的分析，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必须假定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维。
（3）作为社会关系的财产所有制 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纲领与新古典纲领有根本的区别。新古典纲领只是把财产所有制看作具体的物品的所有，并不企图分析其背后的特殊社会关系。相反，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产权带有社会历史特征。他指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构使资本家能统治工人、剥削剩余价值并导致阶级对抗。
（4）处在商品的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
两种纲领都假定了市场经济。然而，在新古典纲领中，商品交换只是简单的物品交换关系。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生产的社会性质正是通过商品来表达的。马克思的重点在于，必须透过市场中商品（物品）交换的现象去把握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质，即在其背后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与阶级关系。
（5）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简括地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推动着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与进步。
总的来说，格拉斯与约翰逊大体上客观地概括了新古典纲领和马克思纲领的硬核的主要之点。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当然，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承担认真接受马克思纲领的义务。
四
科学哲学认为，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与硬核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正面启发法作为策略性的示向原则能提供一系列的建议或暗示来充实研究纲领，为的是使纲领能对所研究现象作出合理说明和预言。例如在物理学哲学中，古希腊的原子论纲领的硬核只是一种关于宇宙本体的纯思辨的抽象的形而上猜想，然而，由于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中引进了诸如广义的惯性原理、宇宙的运动量守恒原理和粒子相互作用原理等辅助假设的保护带，使原子论纲领逐步生长成羽毛丰满的在科学上富有启发力的研究纲领。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注意到的，在笛卡尔之后，大多数科学家都掌握了一种思考的启发式程序，即认为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定律都必须具体阐明微观粒子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原子论纲领的硬核的强大启发力，从道尔顿的化学原子论一直延续到现代粒子物理学，影响极其深远。
正是这样，正面启发法能引导研究纲领内部特殊理论的产生，每一特殊理论不仅围绕硬核（或思辨性的本体论假定）来建构，而且也可以进入硬核内部来建构。换句话说，处在研究纲领底层的有特色的本体论假定（如原子那样的总体世界图景），能不断激发出理解新事态的策略性提示，具体影响在纲领内部的理论的建构。
在经济学哲学中，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纲领的硬核仍然极有启发力。甚至连非马克思主义者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经注意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经济分析中，马克思纲领的硬核与正面启发法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纲领的主要特色是强调社会历史维度，强调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对经济分析的解释力。与马克思纲领的硬核相适应的正面启发法原则是：要立足于社会发展史着力说明每个具体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的正面启发法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都能与特殊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相适应，这一策略性提示能保证产生一种独特的经济分析技巧、经济范畴和理论，使得硬核（关于社会总体图景的本体论假设）的基本特征得到体现，也就是使得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维度具体化。
例如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中虽也采用新古典纲领的均衡分析和静态比较方法，然而却强调经济主体处在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这种分析技巧的马克思方法中，社会关系的独特结构具有特殊重要性。新古典纲领显然缺乏这种参照坐标。新古典纲领更多考虑的是现象学的静态平衡，而马克思的辩证分析则更强调在静态平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趋势或驱动力（它常采取阶级矛盾的形式）。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也常假定自由竞争，然而他的竞争分析却加进了新古典纲领所没有的社会历史维度，更强调资本家之间及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独具慧眼、高瞻远瞩。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发现，原来的封闭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它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不适应和对抗的强化实际上已成为改造现存生产模式的内在驱动力。至此，“总设计师”的革新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了。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并且随其内在逻辑的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在必行！（这一新概念在经典著作中查不到，是有的同志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思想明朗化以来，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更为适应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实际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证明了作为马克思经济纲领硬核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至今仍有强大的启发力。
五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共性方面，这是以前所忽视的。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繁多并且各有偏颇，然而只要我们善于鉴别，就能从中学到某些对理解市场经济普遍规律十分有益的知识。
现在我们再次把注意力引向当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引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评价。从科学哲学观点看，新古典纲领的硬核与正面启发法可以用作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范围内的研究活动的指导方针。换句话说，它指导研究者在微现与宏观经济学的子纲领中，以同一种新古典式的分析技巧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举一反三、变通使用。因此，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一般和局部的均衡分析、静态比较分析和动态分析（包括相关经济变量从初态到终态的运动轨迹的研究）等方法都有广泛的用途。
新古典经济学纲领拥有一连串具体理论，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即效用论）、厂商行为理论（即生产论）、一般均衡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以及人力投资理论等等。其中每一实例都可以看作较大核心纲领即新古典纲领的一个子纲领。在总纲领与子纲领之间、不同子纲领之间都存在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各自从对方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经济学哲学中，拉特西斯（S·J·Latsis）有关传统厂商理论的案例分析，被认为是在经济学文献中自觉运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首次尝试。拉特西斯认为，厂商行为理论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总纲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子纲领，具体包括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理论等不同理论变体在内。首先，根据总纲领硬核的要求，厂商必定被假定为理性经济人。接着，厂商子纲领的硬核还作了进一步的要求：（1 ）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2）掌握完全的信息；（3）决策有独立性；和（4）暂且先假定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背景。当然， 鉴于硬核的性质是关于终极实在的形而上猜想，对它既不可能又无必要作直接检验。为了把纲领的硬核转化为纲领的“保护带”中关于厂商的具体理论，对核心命题还必须补充一些辅助假说，诸如（1）产品是无差别的；（2）厂商数目对给定市场来说足够大（以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市场价格能单独产生可观的影响）；（3）允许厂商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 所有这些辅助假说按其性质而言原则上是可能独立受检验的。新古典纲领在厂商问题上的正面启发法，其总方针是推究出种种理论的比较静态的特性，而更具体的程序性指令则是：（1）把市场分解为买方和卖方；（2）具体规定市场的结构；（3）给出产生行为假定的理想化定义；（4）确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5）把这种情境转换为数学上的极值问题， 并考察其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等等。可见，拉特西斯案例的突出优点就在于，他在运用纲领方法论评价厂商理论时，能够密切联系实际情况将硬核、辅助假说、正面启发法等基本概念表述得一清二楚，并做到一一对号入座。不过他将新古典厂商理论评判为“退化”的研究纲领却并不合适，因为他没有根据可以检验的预测，而只是抽象地考察理论假定。拉特西斯把探讨厂商行为的新古典子纲领命名为“情况决定论”。他作了一个可称之为“单行道”的简化假说——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理性的厂商只能作两种选择或决策，或者追求利润极大化或者退出该行业。这个假设是过分理想化的。
自从古诺于1838年创立厂商理论以来，“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这一核心假说屡遭非议。换句科学哲学的行话来说，它从一开始就被淹没在反常事实的海洋之中。不过任何一个纲领的硬核决不会轻易被摧毁，厂商理论也是这样。它在自己的正面启发法指引下，不断主动引进辅助假说，让“极大化”假说的外层保护带一再进行调整与变形，从而消解了一度令人困惑的“反常”情况。人们辩解说，“极大化”的含义必须澄清。比如说，在“薄利多销”情况下厂商甚至通过有意降低利润水平的手法来换取销售量的极大化。再一般地说，厂商实际所追求的是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不是单纯的货币利润。效用函数是多义性的，它包括利润、舒适程度、声誉、控制、心理满足感等等。现代决策理论为此提供了更好的理论说明。因为在多因素情况下，某一个因素的最优化往往可能妨碍其它因素的最优化。这样，若是统筹全局的话，结果至多就只能得到“满意”（即达到诸多因素的相对优化）而决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最优”。在此例中，“反常”事实对研究纲领“硬核”内涵的冲击和澄清作用是明显的。所冲洗的只是硬核表面的“尘土”，所保留的却是实质性内容。
说起“反常”，在新古典经济学纲领中，尤其是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反常事实莫过于“吉芬物品”了。著名的经济学规律需求律断言，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其需求量的下跌。可是，吉芬物品或耀性物品却除外。吉芬爵士发现，在1845年的爱尔兰灾荒中，土豆价格上涨，但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吉芬物品”曾被经济学家看作威胁需求律通用性的一个伤脑筋的反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引进辅助概念与辅助假说，使需求律外层的保护带发生变形，既成功地解释了吉芬反论，消化吸收了反常事实，又维护了需求律。这里所引进的辅助概念是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某商品价格下降时，现有货币收入下购买力将提高；替代效应——商品A降价而B不变，将会导致消费者多买商品A少买B。相应的辅助假说是，吉芬物品作为低档物品，其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却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而且整个地说收入效应作用大大超过替代效应。
更一般地说，消费者行动理论从内省性基数论到内省性序数论，乃至行为主义序数论和行为主义基数论等等的演变，也都是在新古典纲领的硬核和正面启发法的引导下，面对反常情况的压力，不断调整保护带进行理论交替所带来的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