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型集群：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产业集群生成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岸论文,集群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机制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经常被概括为嵌入型与原发型两种类型。比如，把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集群看成是通过外部资源进入带动起来的嵌入型集群，而把浙江省一些地区根据传统生产积累形成的集群看成是内生型集群等(金祥荣、朱希伟，200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涌现出来的集群并不完全是通过外部资源的流入形成的，同时，受到资源禀赋与产业生产传统的限制，也不能完全归结于类似浙江的原发型集群类型。比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本身并不具备形成类似家具、铝型材、灯饰以及日用金属制品等产业集群所必须的资源条件与生产传统。在缺乏资源禀赋、技术积累以及外部企业与生产要素大量进入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如何生长起来的？本文提出衍生型集群的概念，以聚集在珠江西岸的集群生成为研究对象，通过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形成的3个阶段转化的理论分析，来解释这类集群生成的机制与过程，目的在于理解我国集群生成机制的多样性。
本文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的分布与珠江西岸产业集群生成特征。在指出了“正统”集群生成理论解释存在着局限的条件下，通过引入企业动态能力，并与市场变化等因素的适应性互动，来解释这种集群生成机制，这构成了第三部分阐述的内容。第四部分用企业动态能力变化与市场环境互动的框架，对珠江西岸产业集群生成机制进行具体考察，并把这种集群生成的动态转化机制概括为3个阶段的过程。在作为结论的最后一部分，本文指出了进一步讨论这种衍生型集群的理论意义。
二、分布与特征
表1列出了已经广东省科技厅认定的72个专业镇(即主要是用乡镇行政边界进行划分的产业集群)。其中，45个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个区域的专业镇包括了广州、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珠海、惠州和肇庆市)。在这些专业镇中，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具有一定专业生产基础的专业镇有9个，分别是佛山市的张槎针织、大塘蔬菜、石湾陶瓷建材、南庄陶瓷、西樵纺织、更楼养殖、江门市上下川的旅游海洋业、东莞市民众镇香蕉与中山市黄圃镇的食品等，占45个专业镇中的20％。换句话说，珠江三角洲地区专业集群的80％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在这80％的集群中，大约属于嵌入型的集群有5个，这都聚集在珠江东岸的东莞市，诸如石龙、长安、东凤、石碣和清溪等电子配件制造业等。还有31个专业镇既没有传统生产的经验积累，也没有外部资源的大量进入。从区位分布来看，这31个专业镇基本上聚集在珠江西岸地区，诸如佛山所属的顺德和南海就有15个专业镇，江门有9个，中山有6个专业镇等。与东莞市、惠州市等珠江东岸地区相比，珠江西岸地区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而获得境外企业与要素流入的数量少得多。因此，主要聚集在珠江西岸地区的大多数专业产品区形成机制既不能归结于嵌入型，也不能简单地用区位加资源禀赋的集群理论加以解释。
表1广东专业镇分布
澜石
不锈钢 石龙
电子 两英
针织
张槎
针织长安
电子 谷饶
针织
大塘
蔬菜东凤
家电
汕头
外砂
毛织
石湾
建陶民众
香蕉 凤翔
玩具
盐步
内衣 东莞
虎门
服装 达濠
工艺品
陈村
花卉大朗
毛织
梅洲
汤坑
电声工业
官窑
玩具常平
物流 高陂
陶瓷
南庄
陶瓷石碣
电子 雁洋
沙田柚
平洲
鞋业厚街
家具
云浮
河口
石材
乐从
家具青溪
电子 罗城
纺织
佛山 伦教
木工机械沙溪
服装 新城
不锈钢
更楼
养殖小榄
五金
茂名
根子
水果
西樵
纺织古镇
灯饰 山阁
高岭土
金沙
五金 中山
黄圃
食品
汕尾
升平
包装印刷
大沥
铝材南头
电器 可塘
珠宝首饰加工
江海
电子材料大涌
家具
广州
狮岭
皮革制品
蓬江
摩托车 凤凰
茶叶 新塘
牛仔布、服装
水口
水暖器材 潮州
枫溪
陶瓷
珠海
白蕉
水产养殖
江门 恩城
麦克风 彩塘
不锈钢 惠州
黄埠
鞋业
沙坪
制衣庵埠
食品、 印刷包装
韶关
黎市
粘米
沙冈
纺织古巷
卫生纸 湛江
麻章
饲料
上下川 旅游海洋渔业黄冈
水族机电
揭阳
锡场
食品(机械)
司前
不锈钢
阳江
平冈
海水养殖
澄海
风翔
玩具
大鳌
集装箱 东城
刀具
肇庆
金利
五金
注：根据调查与广东科技厅资料整理而成。
观察这类产业集群的生成过程，虽然它们的产业性质有所不同，但是，有3个特征是明显相同的。
首先，这类集群大部分聚集在离大城市较近、交通网络比较便利的区域。如果位于城市附近，但是交通网络不便，那也难以形成产业聚集。比如，同样是在广州市的周边地区，番禺、增城以及花都等地的产业集群却远远没有像南海区那样普遍，这主要与交通网络的便利程度有关。离大城市较远、但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比交通不便而离城市较近的地区更容易形成产业聚集。与番禺、花都等地相比，顺德区离广州等大城市距离较远，但是，顺德区的一些乡镇诸如乐从、伦教、陈村与龙江等地却大量形成的产业聚集就是这种交通便利作用的结果。广州花都区狮岭皮具专业镇以及增城新塘牛仔布专业镇大约比南海区等地的专业产品区的形成晚了10年以上，这基本上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州市对周边地区的道路交通网络整体开发而发展起来的。这个事实印证了克鲁格曼( Krugman,1991) 强调交通运输成本对产业区位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其次，这类集群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的，这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1984年10月22日公布的《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在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过去没有工业生产基础的周边地区，专业化产业却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表明了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城市经济体制转轨存在着集群产生的巨大商机。理解这类集群生成机制的最好办法应从研究这种城市经济体制转轨与集群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开始。找出它们之间的动态联系，对于我们解释珠江西岸的大量集群生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这类集群的大多数是伴随着专业市场的发育、成熟过程而生长起来的。比如，在海南大沥镇没有形成铝型材生产基地之前存在着一个全国性的铝型材专业市场；在顺德区的乐从镇与龙江镇尚未成为闻名遐迩的全国家具制造基地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曾经也是全国最大的木材专业市场。这表明了珠江西岸地区的专业市场与专业产品区生成之间也存在着内在联系。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个专业产品区周围都曾经或仍然存在着一些规模不同的专业产品市场。这表明了专业产品市场对专业化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当然，一个地区有了专业产品市场也并不一定就能产生产业集群。比如说，90年代初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经是全国最大的钢材交易市场，但是并没有形成钢材生产基地；新塘和番禺也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家电产品市场，但是家电产业集群也没有在本地发展起来。这表明，专业贸易市场至少是集群生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专业贸易市场，那就肯定在这个地区没有专业产品区。但是，具备了专业贸易市场，也不一定就能够形成产业集群。
三、理论解释
解释这类集群的生成机制需要研究它们与周边环境的相互联系。为了更有效地探究这类集群生成机制，我们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一般的集群生成机制。在现有的文献中，集群生成被认为是贴近市场的区位、基于历史事件所带来的需求机会、本地可使用的资源，主导企业以及外部经济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一个企业在区位选择上的决策主要取决于这个区位内的资源禀赋、要素储备以及交通成本等( Weber,1929; Losch,1954; Rabellotti,1995; Scott,1998) 。然而，一个地区可选择的产业并不是单一的，在这个地区内可能形成不同的产业聚集( Martin,1999) 。至于一个地区究竟形成哪一种产业聚集，这主要取决于偶然的历史事件。从经济意义上说，这里所说的历史事件指的是通过历史事件创造了有利于集群生成的市场需求机会。比如说，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军事需求的增长提供了美国电子产业在硅谷配置的市场机会( Saxenian,1994) 。而一旦个别企业在这个地区先投资设厂并取得了收益，在存在着收益递增的情况下，其他同类企业就会相应跟进。随着积累过程与外部性经济效应的发生，一个地区就会沿着“自我强化”的机制逐步被锁定在这种产业范围内( Arthur,1990; Humphrey and Schmitz,1996; Porter,1998) 。本文将这种理论逻辑称为正统的集群生成理论。嵌入型集群与原发型集群兴起都可以从这种理论找到解释。比如说，前者的发生是区位与基于主导企业引发的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是区位内的企业依托本地资源与市场需求互动作用的结果等。
然而，用这种理论逻辑难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珠江西岸大量兴起的产业集群，因为这些集群并不是在本地具有相关资源禀赋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假定存在着有利于集群生长的区位和市场需求条件下，如果本地缺乏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那么，主导企业组织和运作外部资源的能力在这类集群形成中就起着关键性作用。这种能力不仅随着企业自身的资金与技术积累而不断增强，也能够适应时间变化和市场发展，并且成为利用新的市场机会来创造竞争优势的新源泉。蒂斯( Teece,Rumelt,Dosi and Winter,1994) 等人把企业保持和改变其作为竞争优势基础的能力称为动态能力( dynamic capabilities) 。这种能力先在“先行者”身上显示出来，这就是研究集群生成的几乎所有文献都强调的主导企业的意义( Axelsson and Easton,1992) 。然后，在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增的条件下，其他企业会模仿性进入。因此，主导企业的动态能力是本文解释缺乏资源禀赋条件下的集群生成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假设市场需求机会不变，主导企业根据其资金与技能能力做出反应。如果从事产品生产与贸易的收益相同，一些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规模投入不是很大，专业化技能也不复杂，那么，企业就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珠江西岸地区形成的服装、纺织品、制鞋和小五金制品等专业化产业区就属于这种类型。如果产品生产对专业化技能和资金规模投入要求较高，那么，资金规模与专业化技能都有限的企业往往会先从经营贸易生意入手。待资金规模与专业生产技能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转入生产领域。诸如摩托车、铝型材、家具、电子玩具以及卫浴洁具等复杂产品的集群生成等。显然，在这种集群中，主导企业存在着一个由从事贸易为主向生产为主的转变过程。主导企业经营贸易的盈利示范性，吸引了其他企业模仿性跟进，以经营贸易为主的企业聚集形成了专业性贸易市场。然而，一个没有生产支撑的地区性贸易市场是缺乏持续性的。当主导企业发现生产领域的盈利机会比贸易更大时，它会集中资源转向生产领域。随着主导企业业务结构的转变，聚集起来的其他企业又会发生生产取向的模仿行为。经过了两次群体性的模仿跟进，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就形成了。与贸易市场相比，一个产业集群的转换成本要高得多，因而一旦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建立起来，它就会在收益递增条件下通过持续地因果积累作用而被锁定。本文将这种基于专业贸易市场的产业集群称为衍生型集群。与基于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得以生长的原发型集群相比，衍生型集群是在本地缺乏资源禀赋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与通过外部大企业进入形成的嵌入型集群相比，衍生型集群是本地主导企业从组织与运作外部资源入手，并随着自己的资源与能力变化而转化的结果。
图1描述了这种衍生型集群具体转化的过程。在图1中，纵轴Y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横轴T表示时间，M表示专业市场周期曲线，I为产业集群成长周期曲线，D直线表示了主导企业的动态能力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图1显示，受到资金与技术能力的限制，当地企业对市场机会的反应是先从经营贸易业务开始的，然后，其他企业相应地仿效性跟进，构成了专业市场的发展，在横轴上的OT[，1]，表示了这个时期的专业市场成长过程。当一些企业发现生产收益远远大于贸易收益，同时，这类企业对相关贸易产品的技术性能与生产结构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资金与技术能力的积累，于是他们率先从贸易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一旦这些企业获取了收益，那么，其他企业又纷纷效仿，从事贸易活动的企业也开始进入生产领域，“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就是这个时期的反映。其结果，在专业市场周围逐渐地生成了一批生产性企业。T[，1]T[，2]就属于专业市场发展与产业集群启动并存发展时期。随着市场网络技术与企业销售方式的改变，企业主要不再是外地销售人员主要到本地地域性专业市场上进行采购，而是本地推销人员主动到外地市场上进行推销，使得产业集群对地域性专业市场的依赖性降低，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出现了分离。一些专业市场走向了衰落，而产业集群却持续地成长了起来。在T轴上的T[，2]T阶段显示了专业市场衰落而产业集群成长过程。这就是市场不在本地、资源也不在本地，却在本地产生了产业集群的生成机制。这种集群生成机制表明了专业市场的重要作用。
附图
四、三个阶段转化的经验性验证
考察珠江西岸的产业集群，大约可以把珠江西岸地区在改革开放20多年间形成的产业集群分为3个阶段，即我国城市需求机会扩张与周边地区专业市场兴起阶段、依赖专业市场的生产活动聚集阶段和地方产业集群化成长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周边地区的专业市场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入了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普遍地推行了承包制。只要完成规定的指标，经理与职工的收入都会有较快的增长。由于每个企业与上级部门进行一对一指标谈判中对企业的指标定得偏低，使企业在比较容易完成指标基础上，有更多的生产能力进行超额生产和获得额外收入。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纠正了长期以来实行的“重生产、轻生活”的体制导向，这也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每年都有了“小步快走”的提高。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较大幅度增长，在渐进开放政策指导下，受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以家用电器为标志的消费方式的示范性影响，城市居民对日用工业产品和耐用消费品产生了巨大消费需求。然而，作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国有企业在体制约束下并不能对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做出有效反应，这就形成了城市在日用工业品与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巨大商机。
在城市周边地区，经过了市场取向的农村体制改革，农民们开始根据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珠江西岸的城市周边地区存在着地少人多的限定下，有限的土地资源开始从低收益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较高收益的贸易和工业部门上来。当然，受到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城市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并不能生产城市居民需要的技术较复杂、资金门槛要求较高的耐用消费品，诸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各种工业制品，而只能进入一些资金规模门槛较低、技术比较简单的行业，诸如制鞋、服装、纺织等。然而，与其他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企业不仅可以率先获得境外的市场信息和技术资源，也可以利用一些优惠政策和熟悉的市场渠道从境外组织一些国内大城市紧缺的日用工业产品和耐用消费品，满足大城市的基本需求。
供应方式有两种，一是将货源纳入到已有的城市流通体制内，二是组织专业市场。就前一种方式来说，虽然以广州为标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流通体制都开放得较早，但是，城市商业部门从周边地区采购这些货源的定价很低，比如说，对一般的日用工业产品采购价一般不到这类产品销售价格的一半。对于乡镇企业来说，与其通过城市流通渠道进行销售，不如通过专业性贸易市场销售更为有利。要形成专业市场，地点就是一个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专业市场究竟放哪里，这主要取决于产品性质与使用土地的可行性。城市消费者不会因为购买几双鞋、几件服装和一些零星的日用工业品而花费较高的交通成本，因此，非耐用消费品的零销贸易市场主要聚集在贴近密集性需求市场附近。广州以及佛山等城市里的鞋类、服装、毛纺制品、厨具以及日用塑料工业制品等专业市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自发形成的。而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诸如家具、家用电器等大件产品和以批发贸易为主的专业市场因受到地价较贵和空间规模有限的限制而主要配置在周边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的番禺四桥家电产品市场、增城新塘电子产品市场、南海大沥的摩托车贸易市场以及顺德乐从的家具市场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个阶段是依托专业市场的产业集群生长。一般来说，贸易中间商向生产领域的延伸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生产收益明显地大于贸易收益，二是贸易中间商进入生产领域所必须的资金与技术能力。当贸易中间商发现，生产这些产品所获得的收益比仅仅从事贸易交易中所获得收益更大时，他就有了进行扩展的动机。同时，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学习与资金、技能积累，一部分贸易中间商发现自己逐步具备了组织这类产品的生产与技术能力，这使得生产成为可能。
顺德乐从镇家具贸易市场带动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镇区是以家具贸易聚集为主，它包括了龙江等周边一些乡镇生产的传统家具和一些进口家具。当时经营的真皮沙发就是进口家具。这类产品主要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进口，大约进口价格在8000～12000元人民币一套。某家企业在一次偶然的进口中，由于运输不慎，到岸后一批真皮沙发表层出现了破损。退货是不可能的，以相当低的价格出售破损沙发又使该厂商遭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该厂商只能试图修复。于是，他从广州等地请来技术工人，把破损的沙发全部拆开。然而，拆开后发现，整个沙发生产的工艺与配件技术都不是很复杂的，他有能力进行替代性生产。这样，他把拆开后的沙发作为样本，聘请了几位技术人员，开始进行模仿性生产，而模仿生产的成本大约每套沙发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通过模仿性生产，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高额收益。于是，他将自己的资金与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入生产活动。同镇的其他企业发现经营家具生产不仅力所能及，而且有大利可图，也纷纷转入生产领域。其结果，在乐从镇家具贸易市场周围逐步聚集起了一批生产家具的厂家。
南海大沥镇的摩托车的整车组装与配件生产也是从摩托车贸易转过来的。当时，这个地区的民营企业主要从事摩托车贸易生意。当他们发现引入配件进行组装生产比引进整车更有收益，而且引入配件进行组装的生产活动作为一个流水线作业并不需要十分复杂的技能，简单的劳动力都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时，具有一定投资能力的个别企业率先从经营摩托车的整车贸易转向了组装生产过程。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受到投资能力的限制，并没有都模仿先行者的转型行为，而是根据先行者业务转型带来的配套机会，开始从经营零配件贸易转入为这家企业生产相配套的各种配件产品。这样，以少数几家摩托车整车组装生产为龙头，带动了周围上百家企业在产业链条上的配件生产，由此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摩托车专业生产集群。
当然，专业市场并不一定都能促进产业集群的生成。经营产品的技术性质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90年代初期，南海和番禺等地设立了许多钢材贸易市场和家用电器等贸易市场，但是由于钢材产品的生产技术与投资规模要比铝型材、服装等产品复杂得多和大得多，钢材市场并未转化为钢材生产基地。
第三个阶段是脱离专业市场的产业集群成型。随着集群内一些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专业贸易市场的依赖性逐步减低。这表现为大企业开始建立了自己稳定的销售网络，由进入专业市场的零星采购商的随机采购变为向大型采购机构稳定供货的联系，由依赖本地专业贸易市场转变为跨地区、跨国家的批量购销网络。此外，大企业生产产品质量标准化能力的提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其接单能力与数量，使其将一部分配件生产订单转包给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当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的资源与生产能力用于接受来自大企业的稳定的配件订单生产时，它们对专业贸易市场的依赖性也降低了。
广东江门市水口镇水暖卫浴洁具专业产品区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水口镇聚集了几百家生产水暖卫浴产品的中小企业，虽然产值在1000万以上的只有一家，但是，大部分企业都采用“小而全”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比如，水龙头生产流程从采购铜材到铸造、加工、打磨抛光、零配件加工、电镀和组装成型等几十道工序都在一个企业内完成，生产出来的低档次简易水龙头的65％以上是通过本地的自发专业市场出售。到2004年，已聚集了537家企业，年销售额超过了30亿元，占国内水暖卫浴产品市场占有率的45％。在这些企业中，产值上亿元的企业有3家，5000万～1亿元的企业有8家，1000万～5000万元的企业有48家。已有43家企业领取了ISO9000和ISO9002国际质量标准认证。随着生产规模与技术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集群企业之间也形成越来越细的分工合作联系。在537家企业中，成品制造企业占46.5％，零配件生产企业占23.1％，原材料生产和辅助性企业占7.5％，销售、运输和物流配送等企业占21％，广告、设计公司等占1.9％。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已调查的47家水暖卫浴成品制造企业中，39家企业与国内大型采购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37家企业与西班牙、意大利、香港等境外发包商形成了长期交易合约。还有21家企业与水口镇其他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外发加工的分包关系。这表明，这些企业开始通过大企业外发加工的分包网络扩展分工与生产规模及通过中间商网络实现产品销售，而通过专业市场销售的产品数量已比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姚海林，2005)。
值得指出的是，在商贸流通领域，许多新型贸易业态的出现也开始分流了大量的专业市场的业务，诸如大型购物中心、仓储式商场、大型综合超市的兴建以及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广泛应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专业化贸易市场的功能。以佛山南海区29个大型专业市场交易额增长率为例。1998-2002年期间，这些专业市场每年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并成为推动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2003以来，大约有20个大型专业市场的交易增长率回落到10％以下，这种增长率不仅低于前一个时期，也远远低于本地区同期生产增长率(丘海雄，2004)。这表明，替代方式的出现降低了专业市场的作用，而产业集群借助于多样化的交易方式仍能获得快速的增长。
五、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西岸的产业集群兴起为研究对象，着重讨论了在缺乏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外部资源进入条件下的产业集群成长类型与过程，并提出了衍生型集群的概念。我们认为，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并不是集群生成的必要条件。在缺乏这些条件下，产业集群也有可能自发地生成。然而，受到缺乏本地资源禀赋与外部资源流入的限制，这类产业集群生成呈现了一个从贸易聚集向产业聚集的转化过程。专业市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然，从专业市场向产业集群的转化也是有条件的。没有专业化贸易市场，是无法产生衍生型集群的，但是有了专业化市场，也不一定能够产生衍生型集群。贴近购买力较强的大市场附近与企业动态能力是实现这种转化的充分条件。
提出衍生型集群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它拓展了对集群产生进行分类研究的思路，即现有的嵌入型集群与原发型集群分类并不能概括集群产生的所有类型，衍生型集群也是一种主要的集群类型。第二，它揭示了一个地区在缺乏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及缺少外部资源进入条件下也能形成产业集群的意义，这将会扩展我们对集群生成的基本条件与因素的重新认识。第三，它建立了在缺乏资源禀赋条件下，专业市场发育与产业集群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上一致的，即一个地区的专业化贸易市场数量最多，产业集群分布也最多，我国广东、浙江的例子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把专业市场纳入到产业集群成长的基本条件与环境之中，可能更贴近现实。而这一点是嵌入型集群与原发型集群所没有具体讨论的。第四，它强调了从贸易聚集向生产聚集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过程就是一个地区经济在发展进程中的“惊险的一跳”。如果一个地区贸易聚集较多，但是，缺乏转化为生产活动的能力，那么，持续性的地区经济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西班牙从17世纪重商时代的兴盛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衰落提供了这样的案例。广东番禺四桥镇的兴衰也提供了富于贸易而贫于生产的现代例子。因此，关注衍生型集群从贸易向生产活动的转化过程，不仅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而且对于一个地区持续增长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