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高考改革新动——高考改革方向何在——高考改革突破与缺憾——如何看招生名额分配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憾论文,名额论文,如何看论文,公平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考改革方向何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戴廉 实习记者 吕薇
回忆在清华大学2005年自主招生冬令营的两轮考试，以及拿下这些考试为自己赢得高考后报考清华的20分优惠，刘灏天没有太多幸运的感觉，只是认为那两天“很美好”。
这或许与他的自信有关，或许是因为他最终考取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靠的并不是这20分，尽管他知道总会有同学需要加上这个分才能进入清华。
当然，低20分录取绝不是高校尝试自主招生的初衷。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分数成了我们大学取舍学生的惟一的标尺。在这个意义上，考试看起来公正，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公正。考分把很多优秀的学生排除在外。”
正是基于避免考试的机械、基于承认人才的多样等共识，虽然恢复高考近30年来，统一考试的形式未曾动摇，但自1999年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以来，针对考试制度的节奏调整却在日益加快。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今年又前进了很大一步。一般来说，自主招生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高考成绩，他们的做法则是让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发挥决定作用。不过，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进步，因为我们总是要在高考成绩与平时成绩加面试表现这两者中寻找平衡，他们的尝试显然更偏向于后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说。
教育部一位官员表示，高考改革是一个方向，但目前还无法说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
“统一考试”与“单独招生”
在官员难以对高考改革方向表态的背后，反映出各种声音交锋激烈。事实上，关于“统一考试”和“单独招生”的是非优劣，从高考诞生之日起，争论几乎不曾中断。
支持“统一考试”的意见，多是发自于对公平的渴望。他们会以1958年和10年“文革”为反面教材，痛陈推荐选拔使一部分学生难以获得报名资格，加之弄虚作假、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等现象的盛行，造成学生质量下降、高等教育滑坡等对国家的伤害。
肯定“单独招生”的观点，则大多出于对学生个性的尊重。他们会援引吴晗先生对《资治通鉴》倒背如流、语文外语都考了满分，以及钱锺书先生因极高的外语和语文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佳话，希望为偏才留有位置。
文东茅认为，“这其实是在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中寻找平衡。”他解释说，程序公平也就是形式公平，即考生都要参加统一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确定你是否能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实质公平也可称作内容公平，指能够让各种类型的优秀人才都可以到大学读书，比如动手能力很强的学生、记忆力很强的学生、语言能力很强的学生等都可以进高校念书。
“人们正在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公平而不得不牺牲内容上的公平，但我们又不得不去追求这种形式上的公平。”
文东茅补充说，“目前社会比较认可这种形式上的公平，但我们应该试着从更高一些的层次去认识公平的问题。比如，如果全社会都能接受高考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让各种类型的优秀人才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那人们必然会认可多样化的标准。反之，假设大家对公平的认识就是一刀切，那么人们就会怀疑多样化的标准。”
偏才怪才“自主”不进来
对高考形式“共性有余个性不足”的批评越来越多，加之高校越来越强调学校自身的个性，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的试点工作不断推进。
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探索自主招生。2003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高校试点自主招生，试点大学可以按5 ％的比例招收符合各自招生标准的优秀学生。从2004年到2006年，试点高校以6所、14所、11所的速度增加，目前已达53所。
在2003年的一份文件中，教育部认为，“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是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2005年教育部再次发文强调，希望“通过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切实选拔综合素质高、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对中学教育发挥积极导向作用，推进素质教育深入实施。”
只是，为学有专长者留下的这扇门，似乎并不能如愿录进这样的学生。
“偏才和怪才，一个都考不进来。”文东茅非常肯定，他也是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
刘灏天则说，“我感觉自主招生还是对全面的学生有利。”据他回忆，自主招生共有两道门槛，一是初选；二为冬令营复试。所谓初选，就是由清华大学组织人手对学生递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择优参加冬令营复试，复试分笔试、面试两轮，在综合考虑两轮成绩后，确定最终的自主招生人选。
文东茅介绍的北大自主招生与清华大同小异，区别一是在初选环节后，笔试由北京大学派教师去各地监考，再从中择优赴北大面试；二是获得自主招生资格所得到的20分，在北大选专业时依然有效，在清华则失效。
“大概630人参加了冬令营，据清华的老师说，他们是从3000 多名报名者中产生的。我觉得这个筛选标准，可能主要还是每学期的成绩，以及各种竞赛的名次，一是这些指标容易量化；二是单科成绩足够优秀的同学可能走保送了，此外一些有单科偏好的同学在初选中并没有太大优势。”
在刘灏天看来，复试也并没有特别向偏科生倾斜。“理科笔试考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和化学五科，每科总分都是100分，笔试成绩为五科得分之和，占复试分数的60％，面试成绩则占复试分数的40％。印象中语文只是一道作文题，英语的阅读题目比较多，但整体而言，并没有跳出高考五科的圈，所以还要看综合成绩。”
说到这里，他又补充道，“清华的老师同我们开会时说，这次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通才提供平台，为偏才留有空间’，但老师也说，自主招生是给那些有实力上清华，但因为高考中一些难以避免的意外因素而可能与清华失之交臂的同学提供的机会。”
刘灏天的体验，与文东茅的判断基本吻合：“单科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可能最后都上不来，上来的一般还是那些各科成绩比较平均的学生。”
文东茅由此发问：“北大、清华的自主招生究竟是想做什么？如果是想招真正有特长的学生，考试的分量就应该降低，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材料和平时表现。但现在这种自主招生的做法，其实是北大、清华在全国又搞了一次高考。”
他举例说，以北大、清华的号召力，他们的自主招生几乎牵动了全国各地重点高中的神经，而在初选之后，笔试的分数至关重要，假设在湖南确定295 分以上的若干人能够参加面试，那么少一分都无法获得这个资格。至于面试，在他看来，这个成绩基本拉不开，所以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笔试成绩。
也正是这个原因，文东茅和刘灏天都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钱锺书先生参加今日的清华大学自主招生，那是万万通不过的。刘灏天笑着说，“好像复旦大学的老师说他们的方式能够让钱锺书考进来。”
应试教育的现实存在
其实，比高校能否录取钱锺书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钱锺书这样的人才能否出现。正是看到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才感喟：“高考不改，教无宁日，学无宁日。”
这也是文东茅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真正有特别突出特长的学生很少。因为课程压力那么大，考试那么多，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那么强，要想考出不错的成绩必须各科成绩都比较好。”
刘灏天说，“每一个备战过高考的学生都知道高考看的是总分，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每一科都做到特别出众很困难，只是某一科特别出众又不能有一个理想的高考成绩，所以很无奈。”
这些担心和无奈都与一个词密切相关，即片面追求升学率（“片追”）。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从1952年统考到现在50多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以前，第二个阶段是恢复高考到现在，其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高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只有一件事一脉相承，就是‘片追’。”
从1963年教育部提出“片追”，到1981年教育部提出克服“片追”的十项规定，再到1993年提出克服“应试教育”，这些不同年份的不同提法，从一个侧面说明，“片追”不但未能克服，反而升格到应试教育。这就使得大多数学校只顾应付考试课程，频繁补课和模考，却忽视了学生的德育和体育。学生的个性和特长也多被视为“不务正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合力压制。
在学校“紧锣密鼓搞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在学生、家长和老师大多因高考指挥棒叫苦不迭之时，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99年召开。会议的两点决定至关重要：一是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对教育工作方向的明确；二是决定自当年“扩招”。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认为，虽然扩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希望通过扩招减轻高考的竞争强度，从而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使中小学实施好素质教育。
1999年，在这个被视作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启动之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广东率先开始实施“3＋X”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3＋X”改革在2001年扩大到18个省市，2002年即在全国范围推行。这项改革和后来的高考分省命题改革，都使传统的统一考试走向多元化。
当然，这种情境下的高考还是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子，因为其侧重点还是改高考的内容，而不是改高考的体制。
此外，文东茅认为，“即便学生有特长，比如全国作文竞赛一等奖、计算机创新一等奖等，但仅凭这些条件还不足以说明他就能上北大、清华，即便这样的学生进来了，在目前的高校培养体制下，他们学习大学课程也会很困难，所以还是要考文化课。”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郑方贤也说，报名参加今年复旦面试的同学，首先需要通过涵盖高中10门左右课程的申请测试，学校对申请者的希望是：“对高中课程的掌握是全面的，并且要比较好。”
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
既然文化课不可不考，高考改革也不能不做，那么如何在二者中寻找平衡，特别是自主招生这样的改革尝试，如何顶住公众对其公平性的质疑，扎扎实实推进，显得非常重要。
文东茅说，北京大学等推行的自主招生，名额只占录取人数的5％， 但却耗费了学校巨大的人力、财力，学生成本、社会成本也非常高。所以试点自主招生的这几年，也有学校想打退堂鼓。
4月2日复旦大学自主选拔录取，千余学生争夺300名额
刘颖摄/本刊
刘灏天清楚记得，清华提供给参加冬令营学生的招待所，对外收费是298 元／天，对考生和考生家长则分别为50元／天和100元／天；而他面试后在招待所收看校内新闻时偶然发现，面试他的教师中，其中一位就是当时的清华党委书记。这些细节，以及整体过程的井井有条，都让他觉得学校“是花了很高的成本，是在很认真地做这件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认为，高校如此大费周章，在于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之一。文东茅也把选出多样化的人才、甚至是根据学生的特点举办考试作为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
而高校自主招生，依赖于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真正落实。张路雄认为，高校招生自主权在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具体而言，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面临三个制约因素：拨款制度的限制，学校内部没有形成健全的民主管理体制，以及社会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所谓拨款制度限制，指公办高校基本实行生均拨款制度，这是公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因此高校希望多招生，但财政经费总额有限，所以政府必须要对招生人数按计划限制。
他特别强调学校内部没有形成健全的民主管理体制对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影响。“现在人们对自主招生普遍有担心，害怕最终变成有钱有权者的子女去上大学。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没有民主的管理制度就难以杜绝滥用职权，也就难以杜绝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则认为，在长期缺乏自主和自律的情况下，高校很有可能发生招生腐败。但他同时强调，在改革的过程中，造成某种后果和付出某种代价都是必须的。逐渐地，它自然会产生一个自我修复和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假货泛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一步步完善，假货自然就少了。恢复高校自主权和腐败的增加必然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建立一种能够趋利避害的制度。放权和制度建设应该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针对社会对改革尝试怀有负面猜测，文东茅一方面觉得这很容易理解，“北大清华也好、复旦交大也罢，他们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他们的任何一个行动都要和其他的社会行为联系起来。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不正之风，人们怎么会单纯地认为高校就是一方净土？更何况，在以往的高校招生中，也确实出现了找关系、递条子等情况。”
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人们如果对高校没有信心，高考改革就无法向前推进，那可能就要回到最初的形式上的公平，整个社会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牺牲，这对社会进步、对真正选拔出多种多样的人才是非常不利的。”
高考改革突破与缺憾
文／《瞭望新闻周刊》实习记者 吕薇
5月29日，笔者以河南考生的身份向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咨询， 今年是否执行按区域人口比例分配录取名额的新规定？工作人员明确答复，政法大学今年将在河南招收102名学生，首次突破百人，较之往年录取名额有大幅度增长。
中国政法大学果真兑现今年“两会”期间的承诺——按照区域人口比例招生，再次将各方关注的高考制度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
“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徐显明校长接受采访时说，本科招生按人口比例划分是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但也有一些人士认为，高考的录取公平问题不能简单通过这样的方法得以解决。按地域划分录取人数也不利于国家向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倾斜的政策。众所周知，这一举措仅仅是诸多高考制度改革措施的其中之一，它既不是开始，也不会是结束。
高考改革回溯
殷博古摄/本刊
早在1999年，教育部便开始在局部范围内实践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改革，至今未曾间断。北京大学文东茅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每一项重大的高考改革政策的调整都依赖于社会条件，依赖于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依赖于人才观念的转变。”
1999年以高校扩招为信号，拉开了高考改革的序幕。
——经教育部批准，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大幅度增加，增幅达20％，人称“高校大扩招”。扩招的原因，一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人民群众更是普遍渴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二是高校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的现实，促使政府推行扩招。
——设置“3＋X”科目考试方法，由各省根据情况设置“X”的具体科目。基础教育环节推行的新课程改革，给高考改革提出紧迫性任务。中学新课改，由于各个省的教材不统一，伴随其后的高考必然要做好相应配套工作，于是将高考权利从全国集中统一考试下放到各个省。
——全国招生网上录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应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全国招生网上录取系统，大大提高了录取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高校扩招后，大学录取对象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由原来作为培养精英的模式，转向了大众化教育模式。这种情况下，高校对于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发生了变化。再加上高校对学生个性、对学校独特的学风强调得更多了，势必需要对原有高考制度的缺陷，加大力度进行弥补和修正。
据调查，大部分人对于高考改革措施尤其是过度扩招引发的社会问题虽然存在指责，但对于高考的权威性、公正性、严肃性均给予较高的肯定。争议较大的集中在自主招生改革。
自主招生遭受质疑
自主招生就是高校有权自主决定招收学生。具备自主招生条件的院校，目前的自主招生考试名额划定为占本校当年录取人数的5％左右。考试项目分笔试和面试，两项皆合格者，在报考该校时可享受20分的优惠政策。高校有权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划定自己的招生范围，只有达到高校招生要求的中学，才能够以推荐的方式选拔学生参加当年高考统考前的自主招生考试。目前，自主招生范围逐步扩大，部分条件较好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自荐的方式参加自主招生考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郑晓齐教授说，自主招生政策出台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是对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的缺憾进行弥补。
据刚刚参加了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高三学生刘某介绍，自主招生考试那些题目与平常学习和练习的有很大不同，甚至没有直接的联系。学生为了在选拔中脱颖而出，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距离考区较远的学生，未曾出过远门，还要鞍马劳顿赶往考点。而此时，正值高考复习的紧张阶段。一些家长和老师表示担心，因为即使通过这一考试，高校最终录取还是会以统一高考笔试成绩为基准。
高校方尽管只录取5％的学生，同样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作为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委员会成员的文东茅教授颇有感触地说：“北大、清华的自主招生，包括复旦、上海交大的面试招生，都需要组织很大的一批专家队伍，一个个去面试，面试很长时间，学校的成本非常大。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一张统一的考卷，成百上千人一起考，还具有可比性，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考试成本。但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宁愿付出更多的成本，以选出更好的人才。”
在自主招生工作中，高校不但可以自命考题、自选考官，还可以自主决定初复试考生名单和最终通过结果，完全规避各地招生办的监督。较之高等教育的硕士、博士入学考试，高考一直被人看作是相对公平的考试。而今，看到以硬性指标画杠杠的高考也开了口子，尤其是近几年保送生、特长生丑闻频繁出现，难免让许多人对这种弹性较大、人为因素较多的考试方式心生疑问。在5％“自留地”中， 校方拥有绝对的权力，是否会滋生腐败？能否做到真正公平？
一位学生家长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我们很担心这里面会不会存在暗箱操作，本来名额就不多，报名的考生又如此之多，不说别的，只要存在两个后门生，那么孩子入选的希望就会变得非常渺小。”
为此，教育部作出了自主招生录取必须经过生源所在地对考生名单向社会公示的决定，接受社会监督。但作为高校方，目前尚无一套健全的约束机制。要彻底打消人们的疑虑很难，不少接受采访的人对自主招生持信任态度，大多是建立在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学府百年声誉的信任上，而非制度本身。
农村考生很可能与自主招生无缘
在诸多质疑声中，最为有力的是很多人担忧，自主招生会将农村孩子完全屏蔽在录取大门外。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很大，除各省市之间存在差异外，城乡差异更大。
济南“艺校”报名火爆
摄影/本刊
自主招生考试题灵活多样，绝对不依课本所学命题。农村孩子从小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限制，见识面较之城市孩子窄了许多。面试环节中，对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反应速度、整体形象等方面更为看重。由此，农村孩子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难有优势，不得不通过“一考定终生”的高考实现理想。
另一方面，既然是自主招生，高校自然有权划定自己的招生范围，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一所高中的学生都有可能有资格成为这5％。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农村学校很难进入高校所认定的“具备资格”学校的范围之内。即使有来自农村的孩子报名，所占比例也微乎其微。更何况，为参加考试所付出的物质投资，也是许多农村家庭无法承担的。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于志刚坦率地表示，“在分析报名材料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来自农村的孩子比较少，自主招生可能对农村学生有不利影响。”
复旦、上海交大探索“面试招生”
尽管众说纷纭，复旦、上海交大“面试招生”考试在一片争议声中破冰而出，今年4月2日通过面试，自主选拔录取工作顺利结束。与此前的几十所高校试行的自主招生相比，此次复旦和上海交大两校自主选拔录取的最大突破，就是以面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依据，高校招生与高考彻底脱钩。自主招生变得名副其实起来。
对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自主招生，不少人在为其打破“一考定终身”拍手称快的同时，也有着种种担心。比如，专家仅仅与分组面试学生交流15分钟能否选拔出最优秀的学生，面试的题目如何确定等等。而人们最担心的是，这种没有了硬性标准的招生形式会否引发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按地域分配招生名额，还是复旦和上海交大的自主招生，都只是改革的一小步，是婴儿学步。他们所具有的也只是象征性的意义。但无论怎样，改总比不改好。”
高考改革历程
1952年：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77年：文革十年后恢复高考。
1978年：国务院决定自该年度起，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
1985年：国家教委提出实行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的改革方案，并决定首先在广东进行试验。
1993年：为克服“双轨制”（统一招生和由用人单位或个人出资的委培生和自费生）的弊端，特别是扭转“分不够，钱来凑”的现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新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并轨”特点。到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全部实行并轨，不再分国家任务、委托培养、自费生三种计划形式。
1999年：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高校大幅度扩招。教育部推进招生工作网上录取，计划用3年时间在全国实现，这是高考录取方式的重大改革。
2000年：春季高考开始试点，打破了高考一年一考的传统。
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自主招生”试点工作。教育部决定对招生对象进行改革，报考普通高校的考生年龄、婚否不再设限。
2002年：3＋X科目设置方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中全面实行。
2003年：教育部决定将高考时间从每年的7月提前至6月，以避开高温和洪水季节。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优秀生源的竞争开始激烈。
2004年，高考单独命题地区增至11个省市，分省命题的改革使传统的全国统一考试逐步走向多元化。
2006年：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数百名学生经面试被两校录取，学生的高考成绩只是参考。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按各省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计划，山东、河南、四川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指标历史性地突破了百人。
如何看招生名额分配公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戴廉 张冉燃 实习记者 王玉娟
“对生源质量的追求绝不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今年“两会”期间，谈到中国政法大学招生改革的目的时，校长徐显明的阐释直指当前教育领域突出的公平问题。他表示，改革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各省高考生享有“起点的公平”。
按照徐显明校长最初公布的改革目标，中国政法大学今年本科分省招生计划按人口比例确定。此举意味着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在人口较多的省份，招生名额及比例将有所增加，而其在北京的招生人数则将大幅减少。
然而，现已确定的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的高考招生计划显示，各省区间招生名额有调整，但大幅变化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其在北京投放的招生人数依然远高于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
对此，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却表示“意料之中”。他们认为，这一以促进“公平”为目标的改革在具体操作时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简化，而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则“充满了复杂性”。
图/本刊
分数线高低引发改革
刚刚挤过独木桥的大一新生总喜欢互相询问同学的高考成绩。一些从两湖、江浙一带考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点大学的学生发现，自己的考分比本地学生多出了很多。
这些外地学生后来会发现，重点院校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招生比例不同正是造成分数线差距的原因所在。
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该校2005年在人口大省河南、四川、山东、江苏的招生人数分别为92、60、92和93，而在人口不足河南总人口数1／8的北京招生人数却高达185。
一份2000～2002年全国部属高校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也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本地生源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是44.76％。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均值为18.98％，是全国最低的区域；浙江大学则以每年超过60％的本地生源比例居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排行榜”之首。
这样的现状被公众和一些教育学者批评为“重点大学地方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巨大障碍。这种入学机会的差距又导致“高考移民”等现象屡禁不止，更加引发各方关注。早在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由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万鄂湘教授起草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提案，便对部分经济发达省市的分数线与一些中部省份相差一百多分的现状提出质疑。在2005年和2006年“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和委员呼吁“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
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按照改革之初的设计，此项改革措施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用其计划招生总数2000除以13亿人口，然后乘以各省的人口数，就基本上等于该校在各省下达的招生计划数；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西部开发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
如此一来，长期为人所诟病的大城市考生的“特权”有望因这样的招生名额分配而得以消失。
但改革的结果似乎并未与最初设计完全吻合。
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在保持招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对分省区招生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削减了在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省市投放的招生指标，增加了在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省份的招生计划数，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的招生指标则维持不变。
无论增减，各地招生数量并没有像改革最初的设计一样出现特别大的变化。以北京和河南为例，据了解， 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从去年的185名削减到今年的160名，北京生源所占比例从去年的9.25％下降到8％； 而该校在河南的招生指标从去年的92名增加到102名。
不公平现实的“合理性”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招生改革的结果，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表示，重点院校在招生时向地方倾斜的做法主要是由当前高校的投入模式决定的，“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他指出，自1998年以来，全国有200多所原部属大专院校下划到地方， 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而教育部保留的38所重点院校虽然都是中央直属，在目前条件下，其对地方的依赖性依然很大。这种财政上的依赖决定了这些院校必须在招生时向所在地倾斜。
按教育部与部门及地方签署的协议，38所重点大学中，除清华和北大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投资全部由中央政府负责外，其余的重点高校都是由中央与地方联合共建。在9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中，视各地情况不同， 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不同比例的经费投入。地方财政较多的省，按合同负担50％的经费投入。
泉州市第七中学高三学生备战高考
摄影/本刊
举例来说，按照当时的合同，浙江大学三年内应得的拨款经费总量为14亿元，其中7亿元为教育部拨款，7亿元为浙江省拨款，双方各占50％；中国科技大学三年内应得拨款经费总量为9亿元，其中3亿元为教育部拨款，3亿元为中科院拨款，3亿元为安徽省拨款。
实际上，在一些富裕的省，地方政府的投入都高于中央政府，如广东对中山大学、上海对复旦大学的投入都超过中央政府。即使是名义上全部由中央政府投入的清华和北大，其扩建时所需的土地资源等等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张路雄引用了一位主管过教育的领导同志的一段话，表明目前条件下重点高等学校与地方政府利益交融的格局：“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管理的高校首先都要努力为地方服务。共建的基础是贡献。所有的高校无不是办在地方，应当让地方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都感到，高校对当地的发展非常重要，离不开你。所有的高校都要牢固树立为当地服务的观念。为当地服务好才能为全国服务好。”
张路雄认为，在目前体制下，不能把这种向所在地倾斜的情况都看成是不合理的。“这种要求过于理想化，有些脱离实际。”
招生名额分配的历史由来
事实上，中国政法大学招生改革消息公布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均表示不会跟进。北大校长许智宏还表示，“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实际上，北大在西部省份的招生计划比按照人口比例确定的还要高。”
“我觉得徐校长很有勇气，但是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是一个法学家，但是在教育领域，他对教育复杂性的认识并不充分。”
文东茅认为，一旦真正按照人口比例实行招生，那么边远地区能上学的人更少，这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不吻合的。
一位参与过招生过程的高校工作人员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该校在确定招生计划时，首先会保持与上一年计划基本稳定并覆盖绝大多数省份。此外还要考虑往年的生源质量，如果某地生源十分突出，也会对该地名额适当增加。在此前提下再考虑国家相关宏观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适当倾斜。最后是地方办学的因素，这也是约定俗成的。
至于最初比例是如何分配的，有人指出，高校在各省招生的数量和比例主要是历史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初，各高校根据自己对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制定了该校在各省招生的比例，这个比例一直延续至今。
“高考的复杂性在于，它并不只是各大学把自己想要的人招进来。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西部地区我一个也不要。”文东茅说，“教育的使命不仅是为自己的学校招收到想要的人，还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公平，比如对少数民族的照顾，这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还有区域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适当给予倾斜等等。”
文东茅强调，高考本身是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一定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若玲，也表达了与之相似的观点。她在题为《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高考录取中的两难选择》的论文中，提到了我国现代高校招生史上这样一个实例：“20年代，我国高校实行单独命题、自行录取的招生办法，但各校在全国各省的录取标准却是统一的。由于各地区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执行同一个录取标准不但导致了内地省区之间升学率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边疆省区陷入无学可升的尴尬境地。例如1923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蒙古等省的考生，均榜上无名。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教育部第十届教育联合会曾建议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可见，现代高考作为一种受制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的教育考试制度，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公平。”
而事实上，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还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科举时代。长期致力于科举制度研究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
但是，文东茅也指出，招生比例的分配，必须是可以向公众作出合理解释的。为什么今年要给山东多加2个名额，为什么给少数民族学生加20分而不是10分，这样的加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和当地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举措都必须有理可据。他指出，对于北京等大城市考生分数低，大家纷纷质疑，但是对于高考给少数民族加分大家并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后者的理由公众了解并且比较信服。
“中国政法大学的说法至少给了人们一个解释——人口比例。在人口比例的基础上，公众展开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其他许多应该被考虑的问题也都被提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一措施是有着进步意义的。”文东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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