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由来及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由来论文,故事论文,文学中论文,薛仁贵论文,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民间，薛仁贵征东故事广为流传。故事中，塑造了薛仁贵及其征战的主要对手、高句丽名将盖苏文的形象。薛仁贵和盖苏文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见于正史。但这两位英雄人物的知名度却是由于俗文学的不断加工树立起来的。做为故事的主人公，已完全脱离信史，成为虚构创作的形象，被赋予浓厚的传奇色彩。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源远流长，自宋元以来，形成了俗文学中最完整的“全方位”系列，包括平话、词话、杂剧、传奇、演义、地方戏曲、京剧等多种体裁，是研究俗文学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典型，其学术研究价值弥足珍贵。然而迄今为止，对于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全面介绍并剖析历史记载及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各种文献资料，探讨其来龙去脉，并分析故事体裁、主题及象征形象的嬗变，对于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中所占地位给予新的评价。
一、关于薛仁贵、盖苏文的历史记载
薛仁贵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唐太宗、唐高宗时一代名将，《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记载：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不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
绛州古为晋地，治所在今山西省新绛。龙门在今陕西省韩城县与山西省河津县间。关于薛仁贵的名字，新旧《唐书》记载一致。元明时期也都称薛仁贵。清以后小说、戏曲中，常用“薛礼”之名，并非创作者的杜撰，本出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的记载：“仁贵，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安都即薛安都，南朝宋将，屡建战功，后降魏。实际上，薛礼是本名，而仁贵是其字。
“天子自征辽东”，是薛仁贵征东故事的大背景。天子，即唐太宗李世民。他晚年做出的一件大事就是亲征辽东，即东征高句丽。辽东为秦、汉时所置郡名。西汉末年高句丽建国，属汉玄菟郡。后来高句丽逐渐强大，于后燕末年（约在404年）占据辽东、玄菟两郡之地。 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封其王为高丽王，自此中国改称高句丽为高丽。 隋朝建立后，与高句丽多有战事。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大败而归。唐初，唐王朝与高句丽相安无事。当西部和北部边疆比较稳定之时，唐太宗便把用兵的目标投向东方。
唐太宗时，高丽出现了一位足智多能的政治家、军事家盖苏文。《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东夷传》记载：
有盖苏文者，或号盖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众。性忍暴。父为东部大人、大对庐，死，盖苏文当嗣，国人恶之，不得立，顿首谢众，请摄职，有不可，虽废无悔，众哀之，遂嗣位。残凶不道，诸大臣与建武议诛之，盖苏文觉，悉召诸部，绐云大阅兵，列馔具请大臣临视，宾至尽杀之，凡百余人，驰入宫杀建武，残其尸投诸沟，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国，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
盖苏文为名，姓为泉。其姓应是“渊”。（注：《韩国人名大事典》，新丘文化社，1961年版，第465页） 中国史料中由于避唐高祖李渊名讳，改渊为泉。盖苏文通过一场政变把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唐王朝的入侵采取了严加防范措施，并联合百济进攻与唐关系密切的友邦新罗。征伐高句丽，是唐太宗的蓄谋已久的战略，盖苏文“弑君专国”、新罗求救使唐太宗得到出兵的借口。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亲率大军出征，但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事实上失败而还。唐高宗继位后，继续攻打高句丽。
唐太宗亲自策划并直接指挥了征高句丽行动，因而有“唐王征东”之说。唐太宗出征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是开国元勋李勣（即徐茂公），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副手李道宗，张士贵、张俭等大将为行军总管。唐太宗兵败回朝后，于贞观二十二年（648 ）任命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自海道讨伐高丽。高宗永徽五年（654）， 派遣程名振、苏定方发兵击高丽。显庆五年（660）， 制授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乾封元年（666 ）再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征高丽。除唐太宗外，唐朝征高丽的主帅是李勣、苏定方，薛仁贵不过是一位建立功绩的战将而已。然而，在俗文学中，薛仁贵却成为故事的第一主角，李勣等人成为陪衬，“唐王征东”，也变成“薛仁贵征东”，薛仁贵被描绘成功劳盖世的头号英雄。历史上真实的薛仁贵参加了征东之战，骁勇善战，《旧唐书》卷八十三《仁贵传》记载：
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及大军攻安地城，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拒战，依山结营，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遥望见之，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生口十人。及军还，太宗谓曰：“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薛仁贵以奇功博得唐太宗的赏识，成为征东的知名人物，这是薛仁贵故事产生的先决条件。分析一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薛仁贵的平民出身对于底层平民百姓具有的亲切感和诱惑力。由无名小卒一举成名，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迎合了封建社会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寄托。俗文学中的薛仁贵形象被塑造成一种理想的化身，这正是薛仁贵故事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
作为历史人物的薛仁贵，并没有和盖苏文碰过面、交过手。作为历史事件的唐太宗东征，以失败告终，而征战的对手盖苏文，始终没有屈服。俗文学中的薛仁贵故事虽有所本，但故事已超脱了历史，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我们只能以文学的眼光去评价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品位，而不能把故事当成历史去看待。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但故事却是可以虚构加工的，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体裁的流变
唐太宗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帝王，他在位时，社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出现了史家所誉的“贞观之治”。正是在贞观之年，他发动了东征高句丽的战争，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在盛唐历史上留下了最黯然失色的一笔。然而，唐太宗东征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史实，不仅受到史家瞩目，也为笔记小说家所津津乐道。唐人刘
的笔记小说《隋唐嘉话》中记载许多太宗轶事。其中即有唐太宗征高丽的记载。
刘的《隋唐嘉话》属逸史性著作，所记载的内容具有真实性，还没有脱离历史范畴。然而，这一记载表明，唐太宗征东事迹已是笔记小说家感兴趣的内容之一。唐代是否已经出现有关征东的民间传说，无法得知。但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出自唐太宗的传说，是顺理成章的。由唐太宗征东转化成薛仁贵征东，必然经过长期的民间传说的过程。薛仁贵故事究竟产生于何时，目前无法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俗文学体裁的薛仁贵征东故事流行以前，在民间已有薛仁贵故事流传。在俗文学日趋发达的宋元之际，薛仁贵、盖苏文故事便正式登场了。宋元时期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其后，说唱词话、元明杂剧、明清传奇、清代演义小说、以及后世的地方戏曲和京剧，都有薛仁贵、盖苏文故事传世，构成了宋元以来蔚然大观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系列。下面，就故事体裁的流变予以概述性的探讨。
（一）宋元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平播始末》提要称：“《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485页） 《永乐大典》毁于西方列强的劫难，这些平话也化为历史烟尘。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学者赵万里先生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残存的《永乐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四辽字韵发现并辑出《薛仁贵征辽事略》（注：《薛仁贵征辽事略》，赵万里编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以下简称《事略》）平话，这是在大典中发现的唯一一部完好无缺的话本，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铅字印行。据赵万里先生考证，此书写作年代“非南宋时或元初不可矣。”
《事略》是一部长篇平话，四万余言，结构完整，情节突出，语言文白相间，颇为生动，是一篇比较成熟的作品。如果没有大量的传说资料为基础，这样的大部头创作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出来。《事略》出场人物多达60余人，枝节蔓生，但均以薛仁贵、盖苏文为主要角色而展开。薛仁贵立功和张士贵冒功的冲突贯穿故事始终。作为“讲史”的类型，《事略》的特点十分鲜明，题目本身就是证明。此外，登场人物大多采用历史记载中真实人物的名字，如李世勣、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薛万彻、李道宗、程咬金、张士贵、刘君昂、段士贤、张公瑾、斐行俭、苏定方、王孙谔、常何、袁天刚、李淳风等等。其中一部分人参加过征东之战，一部分人与征高句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事略》采用借名发挥的手法，编造故事情节，给人以讲史的印象，实际上，内容和情节都脱离了真实，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略》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是后世同一题材的俗文学作品的奠基之作。同时，《事略》也是现存的时代最早的一部平话，其学术研究价值自不待言。
（二）明成化说唱词话《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
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发现明代宣姓墓中出土一批明成化七年到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计16种，其中包括《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编：《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线装影印本，文物出版社，1979年）（以下简称《故事》），是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最重要的新发现。
《故事》是一部长篇说唱词话，文约万字，附13幅插图。《故事》唱的韵文多于说的散文。韵文多为七字句，也有攒十字句。通观故事内容情节，显系由《事略》改编而成，开头诗曰：“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与《事略》一字不差。从内容情节上看，《故事》是《事略》简略。结构上漏洞明显，语言俚俗，错别字连篇，文法别扭之处也很多。显而易见是出自民间艺人之手。《故事》虽然取材《事略》，但也不是抄袭或缩编，而是下了一番创作功夫。以唱词简炼的语言进行概括，是《故事》区别于《事略》的一个特点。此外，《故事》抓住扣人心弦的情节，浓加笔墨，如《宣敬德不伏老去征东》、《仁贵妻柳氏嘱咐夫投军》、秦怀玉救驾“杀四门”、胡敬德钢鞭打不伏盖苏文等段落都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塑造胡敬德、秦怀玉、柳氏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比较成功。《故事》结尾与《事略》有很大变化。以薛仁贵被勅封征辽大将军后才与盖苏文对阵交锋。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结局虽说薛仁贵“夺了高丽江山”，但没写盖苏文的结局。这在薛仁贵、盖苏文故事中是独具一格的。
《故事》的发现，填补了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体裁的一个空白，也为俗文学中的说唱词话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三）元明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摩利支飞刀对箭》、《贤达妇龙门隐秀》
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是元杂剧中一个重要题材。一是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注：（元）张国宾：《新刊的本薛仁贵衣锦还乡》，《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以下简称《衣锦还乡》），一是无名氏的《摩利支飞刀对箭》（注：元（阙名）：《摩利支飞刀对剑》，《孤本元明杂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以下简称《飞刀对箭》）。
张国宾是元前期杂艺人，《衣锦还乡》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应是整理出的演出脚本，有元刊本。写薛仁贵功成名就，被招为驸马，奉旨还乡省亲。此剧亦有明刊本，名为《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注：（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明刊本的内容和曲文有不少改动。明本没有皇帝出场，仁贵不是驸马。元本中仁贵家中只有父母，明本增添妻室柳氏，立功后又娶宰相之女。第一折中仁贵与士贵比射辕门定军功的主持人，元本为杜如晦，明本为徐茂公。元本“题目”是“白袍将朝中隐福，黑心贼雪上加霜。”“正名”是“唐太宗招贤纳士，薛仁贵衣锦还乡。”明本“题目”是“徐茂公比射辕门”，“正名”是“薛仁贵荣归故里”。可见在流传过程中，徐茂公的形象越来越突出。明刊本一个重大变化是在第一折中，增添净扮高丽王，丑扮摩利支场面，交待了“三箭定天山”的背景。显然，《衣锦还乡》在演出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改造和加工。《衣锦还乡》所写内容不再局限于《事略》范围，说明元代前期有关薛仁贵征东以后的传说已经十分流行。
《飞刀对箭》也保留有元刊本，是有关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最早的一部杂剧，集中描写薛仁贵、盖苏文在战场上拼杀的情景。薛仁贵得胜立功，张士贵赖功免职，都是平淡之笔，最精彩部分，是二位英雄的厮杀。《飞刀对箭》把《事略》没有展开的部分铺陈渲染，以“探子”的口述表现战争场面，确实别具匠心。
明代无名氏《贤达妇龙门隐秀》（注：《孤本元明杂剧》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以下简称《龙门隐秀》）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杂剧。《龙门隐秀》以薛仁贵之妻柳迎春为主要人物，把她描写成慧眼识英雄，含辛茹苦，贤慧孝顺的贤达妇。剧中穿插了薛仁贵杀败盖苏文，张士贵冒功削职的情节。此剧为明时演出本，文中称唐太宗为“圣人”，风格与《荣归故里》相近。薛仁贵立功回朝后，受封平辽公之职，得李元帅（徐茂公）之女为妻，情节显然由《荣归故里》衍生而来。但结尾宣布封赏的朝臣不是徐茂公，而是房玄龄，似乎此剧的出现时间更早。从剧情发展脉络上分析，《龙门隐秀》是《衣锦还乡》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吸收了《飞刀对箭》的营养，两剧都称“海东十六国”，即是一例证。
（四）明清传奇《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定天山》
明代无名氏《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注：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富春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以下简称《白袍记》）是有关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最有影响的一部古典戏剧。《白袍记》长达四十六折，述薛仁贵征东始末，以仁贵立功、士贵冒功为中心，出场人物繁多，枝节芜漫，为前代同一题材作品的大综合。《白袍记》本于诸种元杂剧，是无可置疑的，其受《事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白袍记》在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演变过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成为清以后同一题材演义、地方戏曲和京剧的源泉。
存世的清代传奇有铁笛道人的《定天山》。（注：铁笛道人： 《定天山》钞本，北京图书馆藏）《定天山》分上下卷，共二十六出。《定天山》除了敷衍前代作品内容外，还编造出离奇的新情节。清人撰《曲海总目提要》云：“剧云：仁贵子丁山，黄禅老祖遣黑虎驮入深山，教以兵法，薛宗显途中遇虎，仁贵正逐虎，搏杀之，宗显遂拜仁贵为兄，令投其妻父张仕贵。仁贵方天画戟及银盔银甲。皆逐虎时所得神赐也。皆系生撰。”“生撰”是《定天山》一大特色，托于神赐，寄于宿命，近乎胡编乱造。《定天山》编造的另一个情节是高丽宝珠公主文武双全，女扮男装向铁勒岛借金勒、银勒、乌赛神三人把守天山。宝珠公主终为仁贵之子丁山所擒，太宗将宝珠公主赐与丁山为婚配。这种“人间花月场”的结局使薛仁贵、盖苏文的英雄传奇失色，落入清代通俗小说的俗套。《定天山》既没有登上舞台，也没有刊行流布，不过是一股旁枝而已，在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发展中没产生什么影响。
（五）清代演义《薛仁贵征东》
清代乾隆年间出现《说唐后传》，其中主要部分是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共四十一回，又称《薛仁贵征东》（以下简称《征东》）。《征东》借鉴了俗文学同类题材的成果，也吸收了民间传说的营养，以薛仁贵为中心，是一部颇有影响的英雄传奇小说。其主旨，依然是褒贬忠良奸恶，宣扬建功立业，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其主要情节，基本上因袭《事略》、《白袍记》，加以扩展改编，缺少新意。薛仁贵受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异宝的描写，把英雄的成败归结于宿命论，艺术价值没有超出杂剧和传奇作品。但是，《征东》在民间流传极广，对于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京剧和地方戏曲中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剧目
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中的各种薛仁贵、盖苏文故事题材，对清后期以来的京剧和地方戏曲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传统剧目中一个重要部分，可与“杨家将故事”、“说岳故事”相提并论。民国初期出版的《戏考》（注：《戏考大全》，上海书店据中华图书馆原本影印，1990年）中开列的“薛家将故事”，与征东有关的剧目有《独木关》、（一名薛礼叹月）、《摩天岭》、《汾河湾》、《凤凰山》等，仅仅是流传的剧目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夺帅印》、《三箭定天山》、《三江越虎城》、《淤泥河》等。除了京剧，一些剧目在昆曲、川剧等地方戏曲中也保留着。1984年，在安徽省贵池县清溪乡张村发现傩戏剧本《薛仁贵征东》（注：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民俗曲艺丛书》第五辑，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年）。在戏剧舞台上，薛仁贵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盖苏文也是一位不可缺少的风云人物，在京剧、秦腔、梆子等剧种中，都形成了典型的盖苏文脸谱。举凡各种戏剧中薛仁贵、盖苏文的剧目，大都可以从元明杂剧、明代传奇和清代演义中追溯出其本源。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平剧院在延安演出的剧目有《薛仁贵》。俗文学中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在现代戏剧舞台上如何推陈出新，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三、薛仁贵、盖苏文故事主题的嬗变
征东故事中虽然以薛仁贵、盖苏文为征战双方的主角，但故事的主题却不是以二人的冲突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二个人物的对立，只是为故事铺垫线索，构筑框架。自平话《事略》起，薛仁贵与其顶头上司张士贵的矛盾始终是情节冲突的焦点，通过薛仁贵立功，张士贵冒功表现勇敢与怯懦、正直与邪恶、忠良与奸佞的斗争主题。简而言之，故事的头号奸雄是张士贵，而不是盖苏文。在民间传说和俗文学中，颂扬忠良、鞭挞奸臣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主题。特别是北宋和南宋政权腐败无能，奸臣当道，陷害忠良，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因而，俗文学自然成为扬忠斥奸的一种手段。真实的历史中，薛仁贵应募入伍在张士贵手下。张士贵是唐初一员名将（新旧《唐书》中均有传）。据《旧唐书》记载，张士贵勇武善战，身先士卒，战功卓著，受到唐高祖和唐太宗的褒奖，寿终正寝获“陪葬昭陵”的殊荣。张士贵也直接参加了征东行动，任“行军总管”，但与薛仁贵的升迁没有什么瓜葛，绝无“冒功”劣迹。俗文学故事中薛仁贵与张士贵对立的内容完全是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俗文学中张士贵的形象，是最丑恶的，取得了令人憎恶奸臣、同情忠良的效果。故事中张士贵以匿功压抑薛仁贵，出于嫉贤妒能，《白袍记》第十折张士贵的自白表现得入骨三分：
（唱）听伊说来，因教人暗评论。想此汉志量过人，我欲收留取免，恐久后夺我功勋。
（云）我名张士贵，他叫薛仁贵，似相叛。此人奏与当朝，应他梦中征辽有功，可不夺了我的权柄。
封建社会中奸臣的共性是视“权柄”为命根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损害朝廷利益，而且不择手段。故事中的张士贵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以冒功排除异己、扶植亲信，在所有的故事中是一致的，但所扶植的亲信人物，却有变化。《事略》中是张士贵的副手刘君昂。刘君昂实有其人，为郎将，在征东战场上被围困时，“仁贵驰救之”。（注《新唐书·薛仁贵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140页）在《白袍记》中，与张士贵合伙冒功、谋害薛仁贵者改成“薛延陀”，纯系编造出来的。清代演义《薛仁贵征东》中，又敷衍出张士贵之子张志龙及女婿何宗宪，冒功顶替者变成张士贵的嫡亲。后来京剧和地方戏曲《独木关》采用了演义的人物和情节，张士贵为子婿冒功成为最流行的说法。尽管俗文学各种体裁作品在冒功的情节上有所不同，但最终奸臣败露受惩，忠臣昭雪受封的结局却始终如一。
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演变过程中，产生出另一位战场以外的主要角色，即薛仁贵之妻柳氏。历史记载中，柳氏实有其人。在《事略》中，柳氏不过是个陪衬人物，但对于薛仁贵投军却起到重要作用。《事略》写道：
这夫人柳氏，在绛州龙门县大黄庄分曲村庄。妇人奔庄上来，通报夫主：“我昨日奔绛州去，见市中张黄榜，言大唐天子征高丽见招义军。你敢投军吗？今边庭用人之际，乃英雄得志之时，今日不显功名富贵，更待何时！今可便往绛州总管张士贵处投义军一名。”仁贵曰：“有大事未了。”柳氏曰：“何事？”曰：“父母在浅土，未曾迁葬，孝服在身，远离父母坟所，乃大不称心也。”柳氏曰：“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你去，妾当庸食洗衣，亦苟养一身。公若身居爵位，他日无忘也。”仁贵遥辞了父母坟，拜别庄院，方欲进步。柳氏曰：“祝付公！若充军止作长行，妾与公一物，慎勿遗失。”言绝，舒手怀中，取出一物来度与仁贵。觑了，两手加额，是甚物也？父母临危，留下一领汗衫，柳氏收得。“公若临军。披此汗衫，其功必见，盖孝感于身。”
这段内容，显然是附会《新唐书·薛仁贵传》的记载铺陈敷衍出来的。《唐书》中柳氏无名字，《事略》也没有编造名字。元代俗文学中对柳氏并不重视，《衣锦还乡》中薛仁贵家中只有父母，没有妻室。《飞刀对箭》中出现柳氏，而且还起了个“迎春”的名字，为“柳迎春”登场之始。但这时的柳迎春小家子气十足，是丈夫投军的反对者。明代说唱词话《故事》中，给出一个“柳金定”的名字，有大段《仁贵妻柳氏嘱咐夫投军》唱词，并配以插图，这时，柳氏已成为故事的一个重要人物。《白袍记》中，因袭了“柳金定”之名，柳氏地位更加突出，明杂剧《龙门隐秀》中，柳迎春跃升为故事的第一主角。剧中写柳迎春为富家闺秀，同情庸工薛仁贵被逐出家门，与仁贵成婚。仁贵投军，迎春赠素练白袍，为丈夫“把功名进”，立誓“我一身辛苦尽贫”。仁贵离家后，柳迎春侍奉贫苦的公婆，受尽折磨，最终盼得丈夫衣锦回归，荫子封妻。《龙门隐秀》塑造了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贤达妇”形象，表现立功建业、夫贵妻荣、光显门庭的主题。此后，柳迎春便成为薛仁贵故事中倍受喜爱的人物。清代演义改名为“柳金花”，增饰出许多新的内容，但“金花”之名没有叫响，远不如“迎春”更深入人心。京剧和地方戏曲中，形成了以表现柳迎春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剧目《汾河湾》。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取《汾河湾》及以前故事，改编并上演《柳迎春》，（注：陶君起编著：《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136页）创造出柳迎春的新形象。
以薛仁贵和张士贵的冲突反映忠奸斗争，以薛仁贵和柳迎春的关系表现夫贵妻荣，其共同点，离不开“功名富贵”的追求，迎合了旧时平民百姓所向往追求的理想价值观，这正是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生命力之所在，因在俗文学中不断翻新，经久不衰。
四、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象征形象的演变
历史上，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实际上是失败了，征服高句丽的企图没有达到，只能以“不喜得辽东，喜得骁将”（注：《新唐书·薛仁贵传》，第4140页）聊以自慰。“骁将”的评价，使薛仁贵的英雄形象千古流传。唐太宗的失败使其对手盖苏文也在中国青史垂名。宋神宗及其宰辅王安石议论评价过唐太宗征高句丽事：
宋神宗与王介甫论事曰：“太宗伐高句丽，何以不克？”介甫曰：“盖苏文非常人也。”（注：（高丽）金富轼撰：《三国史记》卷第四十九《盖苏文传》）做为宋代大政治家的王安石称盖苏文是“非常人”，其评价具有代表性，对于俗文学中盖苏文形象的塑造，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俗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传说性，但依然超脱不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把唐太宗描写成“圣明君主”，神明佑护，得胜还朝，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故事中，盖苏文作为“番将”，被诬成“叛臣”、“反贼”，也是对历史的篡改。然而故事不是历史，历史不过为故事提供了可以尽情想象、发挥、虚拟的背景而已，尽管如此，俗文学中的盖苏文形象，仍以“非常人”为基调，并没有丑化成令人生厌的丑角。故事中盖苏文的大无畏的反抗精神，与唐太宗无所作为的干瘪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民众对压迫者的讥讽和对反抗者的同情。
《事略》中说盖苏文在伯济使臣昌黑飞面上剌诗讽刺太宗：
杀兄前殿，囚父后宫。
将老兵骄，不堪成事。这里将民间传说中唐太宗的宫中隐私抖落出来，不啻是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鞭挝。
盖苏文追赶唐太宗的内容是故事的精彩段落。《事略》中已有唐太宗做梦的场景：
太宗负急纵马入门，莫离支欲追太宗，连发数箭皆不中。太宗思着美良川榆窠园也，纵马上坡。莫离支叩坡大叫：“李世民下马受死！”太宗无计免难。这一情节，在《白袍记》中敷衍出唐王被盖苏文追赶陷进淤泥河的窘迫场面：
（唐王唱）天怜念，李世民，救我回朝，定太平。鞭罩过，淤泥河，枉在朝中镇万民。三鞭罩不过，枉在朝中镇万民。拈土为香来祷告，过往龙神听说言：好伤情，泪盈盈，救取唐王李世民。
（唐王唱）有人救得唐天子，锦绣江山均半分。说来卿家还不信，你做明君我做臣。这两段“自白”词，看不出半点贞观天子的无敌气概，表达了俗文学创作者对腐朽的统治阶级无情的嘲讽。
在征东故事中，薛仁贵和盖苏文是一对英雄，区别在于一个是胜利的英雄，一个是失败的英雄。以失败的英雄烘托胜利的英雄，这是薛仁贵、盖苏文故事表现手法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故事中，盖苏文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非凡人物，《飞刀对箭》中摩利支自云：
某乃大汉高丽国人氏，姓盖名苏文，官封摩利支。凡为将者，要知天文，晓地理，观气色，辨风云。某文通三略法，武解六韬书。三略者，一曰天略，二曰地略，三曰人略。六韬者，一文韬，二武韬，三龙韬，四虎韬，五豹韬，六犬韬。此乃是黄公三略法，吕望六韬书。俺军中有七要，是哪七要？一要仁，二要信，三要赏，四要罚，五要谋，六要勇，七要变。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俺这里军不斩不齐，将不严不整。令字旗催促先锋，帅字旗为军中眼目。豹纛旗开，犯令者不论亲疏；得胜旗摇，将军望封官赐赏。军随印转行真正，罪若当刑先言定。在朝休天子宣，莫违阃外将军令。现在海东有一十六国，与大唐年年进奉，累岁称臣。惟有俺高丽，不顺大唐。这一段中描写的文韬武略，可以与俗文学中的诸葛亮相比美，尽管盖苏文最终失败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但其英雄的本色，在故事中却熠熠生辉。
薛仁贵、盖苏文作为一对英雄，在故事中演变出多种象征形象：
其一，神箭对飞刀。史籍中记载薛仁贵箭术高超，在征东战场上，“持戟，腰鞬两弓，呼而驰，所向披靡。”征铁勒时，“仁贵发三矢，辄杀三人，于是虏气慑，皆降。”铁勒是唐伐西北部族名，在天山一带。仁贵建功铁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注：《新唐书·薛仁贵传》，第4140页）故事中夸张地渲染薛仁贵的神箭功夫，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西北天山之事附会到征东战场。《事略》中说莫离支借来天山射雕王颉利可罕，领三将元龙、元虎、元凤，箭术绝伦，仁贵与之交战，三箭射死颉利可汗、元虎、元凤，戟刺元龙。文中写道：“仁贵功在何处？三箭天山定太平。”自《事略》始，“三箭定天山”便成为薛仁贵最显赫的功劳。《衣锦还乡》中杜如晦以“都只道天三箭有谁伏”，采取由薛仁贵和张士贵辕门比射的办法确定功劳。后来的故事不断神化仁贵的箭术，《飞刀对箭》中仁贵投军时扯断了张士贵“镇库铜胎铁靶宝雕弓”。箭是薛仁贵武功的象征，《事略》结尾诗云：“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永息烟尘清净宇，太宗车驾却西还。”在“三箭定天山”的情节之外，后来的故事又增添出“飞刀对箭”的内容。“飞刀”是盖苏文武功的象征，也有所本，史籍称盖苏文“佩五刀”，但并不会“飞”。俗文学故事中给盖苏文的刀注入神力，变成“飞刀”。《事略》写盖苏文“身背五口飞刀”，但这时薛仁贵还不是以箭抵挡刀，“交战数十合，莫离支败走。仁贵赶，飞刀一口，仁贵左手接着，又飞一口刀，右手接了，复一刀来，下马闪过，连飞三刀皆不中。”元代以“飞刀起”、“箭对了”的情节演出《飞刀对箭》杂剧，此后，薛仁贵的神箭和盖苏文的飞刀便成了两人决定胜负的法宝。明说唱词话《跨海征辽故事》唱词曰：
飞刀起在空中舞，箭射飞刀对在尘。
飞刀对箭霞光艳，箭对飞刀火焰生。
空中二宝双对定，两员良将赛神通。通过飞刀对箭的象征手法，把两员良将的广大神通夸张地表现出来。
其二，白袍战红袍。薛仁贵在故事中的形象特征是穿白袍，有所本，《唐书》中说他“欲立奇功，乃著白衣标显”。著白衣，是故事中薛仁贵始终如一的装束。《事略》唐太宗梦寐以求的贤臣是“白袍年少”，《飞刀对箭》中称薛仁贵是“白袍小将”。古时未仕者著白衣，犹如布衣。薛仁贵出身平民，白衣符合其身分。但在故事中，白袍已在为勇猛善战的英雄形象的象征。早期作品《事略》中，盖苏文“披绛狮服”，没有出现象征服色。明代作品中，形成了“红袍”之说，使薛仁贵、盖苏文的服色形成鲜明的对照，说唱词话《故事》中，“白袍将”已成为薛仁贵的代称，盖苏文还不是红袍，但《故事》描写二人披挂却突出地表现出红、白对立：盖苏文是“身披袍，犹如血”，薛仁贵是“白袍飞素练”。由“红”与“白”的对应，《白袍记》中开始以红袍将称盖苏文，第四折盖苏文自称“官封红袍抹利支”；唐太宗梦中见一将穿红袍，“手执飞刀自来自去”；第三下五折写“红袍将追胡敬德”；尾诗云“毒心毒意张士贵，能文能武红袍将。”
故事演变过程中给盖苏文穿上红袍，一是因为红色为血色，象征刀兵之灾。演义《薛仁贵征东》第十五回徐茂公解梦时说：“这一道红光乃是杀气，必有一番血战之灾。”二是为了和薛仁贵的“白袍”相对应，使两位英雄形象更鲜明。
其三，白虎对青龙。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演变过程中，宿命论的神话色彩越来越浓厚，遂产生薛仁贵是白虎星下凡、盖苏文是青龙星转世的无稽之说。最早的《事略》中不见白虎、青龙的内容。明代作品说唱词话中已有“龙入海、虎归山”的唱词。《白袍记》第四十二回薛仁贵征服盖苏文，言道：“呀！这贼子元来却是一个龙，他潜下海去了。”诗云“你是青龙归大海，我是白虎入山林。”白虎和青龙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四象”中代表西方和东方方位。盖苏文雄据东方，因而被附会为青龙。唐朝位于高句丽之西，薛仁贵出身山西，因而被附会为白虎。清代演义《薛仁贵征东》以大量篇幅，渲染白虎和青龙的前世冤孽，形成了白虎、青龙化身说，对以后的戏剧影响很大。以至京剧《汾河湾》开头也有死后的盖苏文登场，自称“我本青龙下凡尘”。（注：许志豪、凌善清编：《戏学全书》卷之六， 上海书店影印1926年大东书局本，1993年）
综观盖苏文的“飞刀”、“红袍”、“青龙”的象征形象，说明在俗文学中他是一位英雄，赞美大于贬抑。
薛仁贵和盖苏文的象征形象表明，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已完全脱离了“历史演义”范畴，演变成地地道道的英雄传奇。
结语
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出自历史，但故事不是历史，绝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故事。尽管故事受时代的局限，宣扬封建王朝正统思想，掺杂着封建迷信的毒素，但故事的主题却不在这一方面。歌颂英雄、鞭挝奸佞，赞美善良，抨击邪恶，以建功立业去搏取功名，以忍受艰辛换得富贵，是故事真正的主题，符合底层平民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因而这一故事才具有长期流传的生命力。
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中国俗文学史著名专家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及《讲史与英雄传奇》时指出：“薛仁贵的故事也早已成了独立的题材。”“足以与《水浒传》并驾齐驱的英雄传奇，恐怕也只有这一部《说唐传》而已。”（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第725页）《说唐传》无疑包括《后传》，即《薛仁贵征东》。《说唐后传》不过是薛仁贵、盖苏文故事题裁的一个支派而已，说唱文学、戏曲文学才是真正的主流。郑振铎先生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不可能看到后来才发现的平话、词话新资料，但他的评价，确有远见卓识。重新评价俗文学中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是很有价值的。
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演变受民间传说、民俗崇尚影响极大。进一步调查、搜集、整理至今尚流传的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并与俗文学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件亟待进行的有意义的工作。在韩国，也有李朝时期的古典小说《渊盖苏文》（注：参见崔成德主编：《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13页）传世， 如果与中国的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也会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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