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灿烂的中国教育史思想_领导理论论文

永远灿烂的中国教育史思想_领导理论论文

永垂中国教育史册的光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册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光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他在参与领导中国人民的濃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在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以及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中,都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不仅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等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都有重要的思想、理论建树,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家总理,全面领导国家的建设工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从国家建设的整体需要出发,十分重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对我国的教育特别关心,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自新中国建立前到他逝世为止,仅收入《周恩来教育文选》的文献就有33篇。如果加上他在亲自领导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在同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领导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发表的简短而精粹的意见、建议和指示,以及在同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等各界人士接触时谈及教育工作发表的某些意见,就更为丰富。

周恩来有关教育问题的谈话、讲话、报告、文章、批示、指示以及由他亲自领导制定或审批签发的教育法令、法规中所反映出来的教育思想、主张、论述是深刻而全面的。其中包括:关于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关于制定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教育发展战略的论述,关于各类各级教育的地位、作用及办学指导思想的论述,关于教育改革指导方针的论述,关于青少年学生成才道路以及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关于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论述,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以及关于教育方针的阐释,等等。可以说,有关教育的重大问题,周恩来都发表过重要而精辟的主张和见解。这些主张和见解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是一贯的、有连续性而成系统的,已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周恩来教育思想”的概念是成立的,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周恩来有关教育的见解、主张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一些与教育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重要论断或主张,还是由他最早提出的。比如,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他在1963年、1964年和1975年首先提出来的。又如: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培养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最中心的问题;对教育的投资应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宁可少搞一些建设项目也要多办一些学校;科学技术无国界;教育思想要来一个转变;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身体健康”是周恩来增加的——本书作者注);成人教育应当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占同等重要地位;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基础;教育工作不能“大大,小小”;要允许私人办学;“一主二从三结合”发展教育事业;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立场转变的三个阶段和进步的三个途径等等,都是由他最早提出,而且阐述得十分具体、明确的。

总之,周恩来有关教育的意见、建议、指示、主张、论述以及由此构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永垂中国教育史册的珍贵遗产,我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周恩来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生产力学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周恩来的教育思想,是在他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建设规模和空前巨大的人才需求,是其教育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而其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社会实践主体——人的因素的特殊重视,由此而产生对人才、对教育的特别关心,对提高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素质的特别关注,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爱护和尊重。具体地说,他的人才观、教育观,他对培养未来劳动者的普通教育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素质的成人教育的重视,他对培养、输送合格师资的师范教育的重视,对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关注,对祖国未来希望所在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切,对教育界领导干部端正思想作风和改进工作方法的关心等等,都是以其对人的作用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中,从来就重视人这个社会实践主体对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社会、推动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的能动作用。革命导师们不止一次地作出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的论断。人类活动的目标,是通过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社会本身去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从而不断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人,却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1],列宁也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2]。建设新中国,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最根本的任务是依靠全体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正是由于深刻地认识了人的因素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关系,把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重视发挥人的作用统一起来,周恩来才如此关心人才和教育事业。但是,真正能在发展生产力、建设新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量。这一点,同人口增长放纵论者认为人越多越好的主张有本质的不同。周恩来在5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全面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即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人才,才能在国家建设中起决定作用,而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人才,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3]。这个劳动能力,就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总和”[4]。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类两种再生产学说的核心。周恩来正是依据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出有关教育问题的观点的。第二是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辩证认识。周恩来在50年代初论及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教育——本书作者注)。在论及教育改革时,周恩来指出:“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般来说,经济是基础,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某些属性,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决定教育的发展水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因为教育是培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劳动者的事业,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力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发展生产力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教育的发展程度同样要制约甚至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经济刚刚起步,或者即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国家,教育甚至还要适当超前发展,或超前改革,即起“先锋”作用,以便为经济发展预作人才的准备。因此,周恩来把教育与经济看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的关系,也就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决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教育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人才、干部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作用,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宁可少建项目也要多办学校,以及解放后首先抓教育的整顿和改革,强调要转变教育观念等等,都是以其对教育与经济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重要主张和实践。

周恩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始终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指导,去观察、分析、处理教育工作中的种种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始终贯穿在他有关教育的一切言论和行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思想、见解、主张、论断总是科学、全面而又切合实际,并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奥秘所在。周恩来对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教育内部各类教育的关系,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述,都很好地运用了全面、发展和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比如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他就提出两者要相互推动、配合发展,教育要适当优先的主张;在各类教育之间,提出要协调一致,共同为提高未来劳动者和现有劳动者的素质服务;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他主张既要坚决、积极,又要稳妥、慎重;在教育发展问题上,他提出要兼顾普及与提高、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在教育方针上,他主张学生要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即全面)发展,并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他提出既要重视学生的生产劳动,又要把教育教学作为主导方面;在对学生的要求方面,他强调要认真处理好理论与实际、通才与专才、红与专、学业与身体、锻炼身体与锻炼意志等等方面的辩证关系,而且有精辟的分析。此外,他还对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理论问题作过全面、辩证的分析。比如,他主张对旧教育要一椫为二,既要坚决肃清一切反人民的、不适合新中国性质和特点的东西,又要批判地借鉴旧教育中的合理部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又要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在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认真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遗产,并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还强调要用历史观点和辩证观点对待历史事件(如戊戌政变和改良主义思潮)、历史人物(如孔子、康熙、乾隆及历代皇帝)和传统道德观念(如“孝道”)。总之,他总是谆谆嘱咐师生要全面地、辩证地、以发展眼光而不要片面地、机械地、静止地看待教育领域的一切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周恩来更是处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同形形色色的极左表现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坚决反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两个反动估计,愤怒谴责封闭图书馆、禁书、焚书,严厉指出:“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他反对否定建国后外语教学的成绩和经验,提出“对解放后十七年的外语教学工作也要一分为二”。正是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特殊条件下,才显示出周恩来以大无畏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英雄本色。可见,无论是在平时或特殊条件下,周恩来都始终恪守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教育现象,处理教育工作中的种种矛盾。这些,都永远值得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

贯穿在周恩来有关教育的主张、论著和实践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把理论主张与求实务实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周恩来总是立足于国家建设的全局,以战略家的眼光去认识教育对社会整体发展的作用,去观察分析教育现象,处理教育问题,因此,他的许多见解、主张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同时,他的许多远见卓识又是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他强调人才和教育的作用,除了前述的理论基础外,还由于他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深刻认识到,我国人口众多而文化科学水平低、经济落后又亟待发展这一最突出的国情,因而提出依靠发展教育去转化人口多而素质低同国家急需各类人才的矛盾,把消极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精辟主张。此外,如普及小学教育要因地制宜,分类要求,不要一刀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普通中小学要增加劳动技术课,适当分流,进行结构改革;要把计划生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劳动就业和培养劳动后备军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一主二从三结合快速培养技术人才;打破由国家包办教育的模式,实行多种办学体制,甚至允许私人办学,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等等,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周恩来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重要论断,如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立场转变的三个阶段(由爱国立场到人民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进步的三个途径(通过社会实践、业务实践和政治学习)等等,都是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历史和现状并结合自己在团结知识分子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深刻见解。以上这些思想、主张和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周恩来的求实务实精神还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他不仅提出见解、主张,反复阐明有关道理,以此教育干部,而且身体力行,亲自践履自己的主张,做出表率。比如,50年代初,他就亲自过问教育经费问题,亲自给党中央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写信呼吁增加教育投资,而且到各地视察时经常提醒各地领导干部要关心教育事业,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他亲自领导教师的学习运动,亲自抓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等重大教育工作。他不仅在各种报告、讲话和文件中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且亲自关心一些著名教授、专家的工作、生活,关心小学教师的工资和其它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亲自过问教师的粮油供应等问题。“文革”中,他在日夜操劳、不得休息的情况下还用了五个晚上的时间听取汇报并解决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当他发现“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校理科教学的时候,他又亲自过问高校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口头和写信嘱咐有关负责人要进行坚决斗争,切实改变这一状态。

总之,无论思想、理论和行动实践中,处处都表现了求实务实精神,表现了言行一致的作风。把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这的确是周恩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周恩来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在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由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后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他的教育思想是建设时期全面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论结晶,是指导国家建设和教育建设的重要指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又转移到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轨道上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周恩来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有关教育的主张和理论又恢复了它们的光彩,显示出它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光辉。仅仅从我们在本书中列举的一些思想和论述,就可以看出它们对当前教育建设和改革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正在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而奋斗。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才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邓小平同周恩来一样,也特别重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起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重要论述,比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也应包括向重视教育的转移;宁可牺牲一些建设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全面理解和大力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培养“四有”新人;要切实注意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等等。这些重要的思想和论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当前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特别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和求实务实科学态度的杰出代表,甚至连工作的风格也极为近似。因此,可以说,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教育思想都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教育思想,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邓小平又在新时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周恩来的思想、论述,成为当今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当遵循的指针。今天,当我们努力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他的教育思想的时候,结合学习、研究周恩来的有关论述儸探讨其历史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必将加深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思想的重要方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2]《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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