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30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5)06-0139-11 从1984年胡乔木同志倡议创建编辑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编辑学专业开始招生起，到2015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已经走过了30年。30年来，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从仓促上马到蓬勃发展的历程。研究这一历程，不仅是对过去30年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回顾与总结，而且也可对未来编辑出版学教育提供借鉴。然而，检索数目众多的编辑出版学教育研究，有对编辑出版学20年教育的总结，10年教育的省思，“十一五”教育的回顾，近年来教育研究的述评；有编辑出版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各个层次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有课程建设、人才培养、问题对策的研究等；唯独没有对30年编辑出版教育的整体观照。鉴于此，笔者不揣简陋，试对此进行研究。 一、我国编辑学教育的开始与发展 (一)我国编辑学教育开始的时间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门类都产生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实践性活动之后。编辑出版活动几乎与人类活动的文明历史一样悠久漫长，但与这项实践活动相对应的专门学科被明确地提出并自觉进行推广却是很近的事了。《当代新学科手册》收录了60年来人类文明社会所诞生的253门新学科，但不包括编辑出版学。直到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出现了“编辑学”词条，这是编辑出版类词条首次在大型工具书中出现。 至于编辑学专业教育的起点，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大体有三：一是认为“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开设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是我国高等编辑出版教育的滥觞；二是以武汉大学开设图书发行专业和北京印刷学院开设出版印刷专业的1983年为起点；三是以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创办编辑学专业，1985年开始招生为标志。最后一种观点的认可程度最高，接受者最众，原因即在于这一年里编辑出版教育的新进展不仅是国家最高教育机关的意志体现，而且向学科的核心又靠近了一步，是彻头彻尾的“编辑学”，而非编辑出版实践活动上下游的某一个环节。就其培养对象看，培养的是具有学士学历水准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包括专业教学人才和科研人才；从教学内容看，是系统总结、研究和传授编辑出版实践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用科学方法概括形成的编辑规律、原理、知识和技能，实施造就编辑劳动力的再生产任务，为编辑实践活动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二)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的两个阶段 关于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者迄今为止没有给出清晰的时段划分。笔者认为，30年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应该以1998年为分界点，分为编辑学教育(1985—1997年)和编辑出版学教育(1998-今)两个时期。 1.编辑学教育时期(1985—1997年) 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图书报刊品种数量的急剧的增长，书刊种类增长需要大量的编辑人才，与此相对应，就有了以编辑学为主的编辑学专业教育。具体来说，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1984年3月至6月，著名宣传理论家胡乔木多次提出在我国部分高校试办编辑专业的建议。1984年7月23日教育部会同文化部出版局召开座谈会，以教育部党组名义向胡乔木递交了《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7月25日，胡乔木复信教育部，明确表示“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①，同意在高校开设编辑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高校开始招生，拉开了我国编辑学高等教育的序幕。紧接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科技编辑专业课程；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等也相继开办了编辑学专业。1986年又有上海、河南、陕西、四川等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借新闻、法学、文学等学科的名义开始招收攻读编辑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河南大学为例，1985年7月，经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开始筹办编辑学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12月10日，《光明日报》登出100多字的招生消息后，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就有108名考生报名。1986年2月，经过考试，学报编辑部首次录取了3名研究生。1987至1988年又陆续招收了3名。与此同时，自1986年起，又招收了24名编辑学课程进修生。②和河南大学几乎同时，1987年武汉大学在图书馆学名下开始招收出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标志着我国编辑学教育在最初的启动阶段发展势头良好。 但正像所有新生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样，在1989年前后最先开办编辑学专业的三所重点大学却出了点“状况”：198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停办了编辑学专业；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将此专业交给了图书信息管理系，教师改了行；南开大学中文系虽然在坚持，可长期处于教研室一级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笔者以为，一与编辑学专业高等教育是在未经学术研讨和学科论证的前提下匆忙开办、缺乏充分的教学条件和市场调查有关；二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版社人才机制的改革进展缓慢，第一届编辑学专业大学生毕业，就业遇到了“瓶颈”有关；三与三所重点名校的领导者并未把这个新生的幼小专业作为一项学科建设的任务来抓，任其自生自灭有关，并且这一点最为重要。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正如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卢玉忆所说：“短短几年，初步形成了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并重，多层次、多渠道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崭新局面。编辑出版专业的建立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它是中国出版史和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创先例的大事。”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出版业实践的需要，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我国本科高校目录中，编辑学专业已被正式列入，位于一级学科“文学”下面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下面。④至此，我国编辑学专业教育获得了政府层面的正式确认，进入了百花竞艳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编辑学专业不仅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知名重点大学招生，而且还在河南大学、上海大学等地方院校招生；不仅在教育部指定的大学招生，而且还在一些未经教育部指定的大学招生；不仅招本科生、双学位生，而且还招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班；不仅设立编辑学方向，而且还在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设立了图书发行学方向。如此“疯长”，到1997年3月，已经有包括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在内的“15所高校建立编辑学专业，其中本科13个，双学位制2个。已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教师队伍，其中专业教师173人，兼职教师70人，大部分为教授和副教授。开设50余门专业课程……从事编辑学研究和教学的大约有数千人，发表了论文数千篇，出版了专著数百种和教材几十种……已培养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1000多人”⑤。特别是人才市场的由冷变热，需求量逐年增加，像武汉大学出版发行专业的学生出现了供不应求，河南大学编辑专业的学生就业状况良好等，从实践上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再加上从事编辑学专业教育的高校和教师积极进行编辑学学术研究，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和刚成立的中国编辑学会多次组织召开编辑学学术研讨会等，从理论上也推进了编辑学专业教育的发展。 2.编辑出版学教育时期(1998—今) 正是基于编辑学专业实践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学科理论上发展很快，该专业的本科教育在1993年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正式确认以后，1998年，借学科调整之际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把“编辑”“出版发行”等出版类专业合并为统一的“编辑出版学”方向，学科门类仍在“文学”下面，只不过从“中国语言文学类”调至“新闻传播学类”下面，将其培养目标明确为“具有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至此，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得到统一和确定，以前所说的“编辑学”专业开始被“编辑出版学”专业取代，从学科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我国进入了编辑出版学教育阶段。 这一阶段，在教育部高教司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高校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于1998年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结束了长期以来“借窝生蛋”的局面，在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实现了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双丰收。1999年，曾任原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司长的李敉力在总结了1984年以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七点成绩后说道：“经过15年的努力，把一个充满生机，发展前景广阔，与中国出版业发展相适应的朝阳专业编辑出版专业带到了21世纪的门槛。”⑥ 编辑出版学专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专业，乘着上世纪90年代大发展的东风，在转型变革的十几年中，其发展势如破竹。到2009年，我国设置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和开设编辑出版学课程的高校有216所。⑦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共有7所高校在8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学或类似专业博士研究生，47所高校在54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学或类似专业硕士研究生。⑧不仅如此，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公布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吉林师范大学14所高校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1年将列入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专业目录。这不仅说明编辑与出版整合后的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之迅速，而且也说明继1998年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得到教育部确认、硕士研究生教育得到认可后，2002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招收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也得到事实上的认可。特别是2010年国务院批准招收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更使得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科层次、学位层次不断完善。本、硕、博办学层次的全覆盖，学硕、专硕培养类别的全占有，足以表征我国编辑出版学发展的规格越来越高，研究生定位越来越科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除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招收的是编辑出版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均是利用国家规定的在一级学科授予权下可以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政策而自行设置的相近专业。迄今为止，编辑出版学仍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去，编辑出版学也没有被晋升为一级学科。正因为这样，编辑出版学博士教育中专业名称和所授予的学位也不统一。但不管怎么说，编辑出版教育博士点的设立，为我国编辑出版业和编辑学研究、编辑出版教育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科研、教学人才，使编辑出版学高层次教育有了新的机遇和新的上升空间。以上编辑学教育、编辑出版学教育两个时期，社会环境不同，特点也不一样。第一个时期是创始阶段，它是以编辑学教育的兴起起步，以编辑学本科教育以及双学位、硕士研究生班等为重点迎来的发展。其中，1993年编辑学纳入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是个标志性事件。第二个时期是把编辑与出版整合，以出版业的改革与转型、数字出版勃兴等为契机，迎来了编辑出版学硕士、博士高层次教育的发展。其中，1998年的硕士生招生、2002年的博士生招生、2010年的专业硕士学位是三个重要事件。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那么，中国30年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也可作如是观。 二、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成绩与特点 (一)编辑出版学教育30年来取得的成绩 从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正式进入大学课堂到2015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得到了稳步的、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学科地位逐渐确立 所谓学科体系，就是由一定的学科链构成的某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门科学都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逻辑表现形式，都要表现为一定的学科体系。编辑出版学学科也不例外。从1985年至今，我国的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最初的依托于汉语言文学、图书馆学、管理学等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学科体系(包含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编辑出版史、各编辑出版部门的技术方法知识等)。编辑学、出版学、编辑出版史、图书报刊编辑、网络编辑、图书营销学、出版发行学、出版经济、出版文化、编辑管理等，这些由不同媒体编辑出版活动的不同侧面和环节构建起来的学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特色鲜明的学科链条，有机地、系统地搭建出了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尽管截至今天，在教育部有关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依然被置于新闻传播学的下一级学科，但是，它的独立的学科属性已经内在地、顽强地滋生着它特有的学科内涵，学科地位进一步明确并不断提升。1993年，编辑学纳入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1998年，编辑出版学纳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弥补了我国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体系的缺失。特别是以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和编辑学硕士研究生为起点，到2002年武汉大学、2003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以出版发行学、编辑出版学为名招收博士生，2010年国务院批准14所高校招收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编辑出版学已经或正在突破传统学科层次的局限，艰难而坚定地向更高一级的学科层次迈进。 2.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的编辑出版教育格局，教育体系相对完整 目前，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基本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专业教育层次相对完整，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包括编辑、出版、印刷、图书发行等)、教育层次多样(包括博士、学硕、专硕、双学士学位、本科、专科、在职培训等)、教育方式灵活(包括正规学历教育、函授、职大等)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体系。特别是以编辑出版学为方向的正规学历教育，“目前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和开设编辑出版学课程的高校有216所，涵盖国内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民办高校也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如浙江万里学院、西安欧亚学院”⑨等。可见，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不仅为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而且也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社会需要。 3.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培养模式，毕业生就业前景越来越好 学科创建之初，各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依托于所在学校的学科资源，在长期的发展中，基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培养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各个学校特点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之路。比较有名气的如河南大学的编辑学教育、武汉大学的发行学教育、北京印刷学院的出版学教育等，它们都依据自己的办学特点和业界对相关人才的需要，形成了自己的“王牌”专业和“王牌”培养模式。另外，创办福建省高校第一家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漳州师范学院，2005年获得批准，2007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至2013年已招收7届共500多名本科生，已有3届200多人顺利毕业，就业率年年高达100％。⑩如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专业培养模式和相当一部分响当当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基地。 4.形成了一支优秀的、热衷于编辑出版教育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办学的基础，教师队伍建设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的重心。没有教师，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就是纸上谈兵，没有合格的具备专业素养的教师，也不可能建设好编辑出版学专业。1985年编辑学教育开创之初，“专业教师不过30多人”，且大部分是“拉郎配”，或“拉”中文专业的老师，或“拉”新闻专业的老师。到2005年，“专业教师在1200人以上”(11)；2015年，专业教师队伍进一步壮大，且高职称、高学历者成为中坚力量。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为例，现有专职教师14人，教授11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其中博士后4人，博士13人，9人先后到美、法、日等国从事访问研究，5人到台湾南华大学从事客座研究。(12)如此高素质、高水平、高学历的教师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师队伍。 5.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编辑出版人才，繁荣了编辑学学术研究 正因为有这些高素质、高水平、热衷于编辑出版教育的优秀教师做支撑，我国编辑出版教育30年来为编辑出版业界和学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优秀毕业生。到2007年，仅武汉大学毕业硕士生人数就有200名，在读78名；河南大学有110名，在读90名；南京大学100名，在读25名；北京师范大学100名，在读50名；北京印刷学院60名，在读60名；北京大学56名，在读30名；南开大学32名，在读17名……20所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高校的毕业生总数是720名，在读生是530名。(13)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南京大学为例，2010年获批，同年开始招生，2011年录取36人，2012年录取33人，2013年录取31人。(14)至于本科生毕业人数，据有关学者的个案调查，1999年—2004年6年北京大学毕业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126名，2000年—2003年4年武汉大学毕业177名。(15)如果按这个数字来算的话，30年、200多所高校，毕业生数量可想而知。有如此多受过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和熏陶的合格劳动者输送给编辑出版业界和学界，对于提升编辑创构活动的层次和质量，推进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编辑学教育最初的教师大都是编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积极分子，因此，从我国编辑学专业教育开办之初，有关编辑学的学术研究就在高校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2004年的20多年间，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教师撰写的科研论著(含教材)达60余部，论文3845篇，研究报告1500余篇，各种层次的科研项目450项”。(16)“1993年—2009年期间有关于‘编辑史、出版史’等史论研究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共计195项。”(17)这不仅为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强劲发展提供了养料，而且也为编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智力保障。特别是高等院校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几乎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摇篮，“学院派”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学院派”重理论挖掘、重学理分析，业界重实践探讨、重现实解剖，学界与业界的研究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我国编辑学研究的深入，繁荣了编辑学学术研究。 曾任新闻出版总署人事教育司教育处处长的李宏葵总结说：“20多年来，经过产学研各界，特别是有关高校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出版专业教育格局，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出版学教学与科研人才队伍，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专著，创办了数十种学术刊物。编辑出版学相关的学术团体、社团组织和研究机构不断建立，每年都开展多次在国内甚至国际较有影响的学术活动。”(18)如果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正是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全面铺开、持续发展，学科体系日益完善，我国的编辑学研究才能够队伍壮大、后继有人、蓬勃常青。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30年来呈现的特点 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和其他老牌专业相比，不仅发展势头良好，而且办学特点也较为鲜明。 1.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编辑学研究同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既是编辑出版教育兴起之时，也是编辑学研究复苏崛起的日子，两条战线水乳交融、齐头并进是这几十年来非常惹眼的现象和鲜明的特征。当此之时，一些研究机构(如出版科学研究所)创立，专业期刊(如《编辑之友》、《中国出版》)创办；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师生和出版业界的专家通力合作，在学术专著的出版、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阵地的开发、学术队伍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不少高等院校还建立了编辑出版研究机构，如南京大学的出版科学研究所，河南大学的编辑出版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北大学的相关研究所等，通过教研结合，推动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一些高校的学报和相关专业的报刊都在“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文化传播”等栏目中发表编辑出版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章，一些学报直接开辟了研究编辑出版理论和实践的专栏，如《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栏目等。在每一期的编辑出版专业期刊上都能看到高校师生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高校学报的相关文章也大多出自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师生之手。30年来，他们发表的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的研究专著几百部，这在推动理论研究、引发研究热点、组织学术讨论、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编辑之友》前主编孙琇在第十届国际出版学会议发言中谈道：“中国出版研究的队伍已经形成了出版界与高等学校的结合，社会科学编辑与自然科学编辑的结合，老、中、青的结合。这三个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也是20世纪末中国出版研究态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对学术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19)无独有偶，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也指出：“编辑学研究的另一支生力军是高等学校新闻编辑出版专业的教研力量”，“高校研究著述的力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综观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其突出特点是实现了编辑学专业教育、教学与编辑学研究密切结合，编辑实践与编辑理论研究密切结合……”(20)虽然后者是从编辑学研究的角度总结的，但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编辑学研究互为你我、同步发展的特征可见一斑。 其实，回观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30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哪个阶段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进行得好，哪个阶段编辑出版学教育就飞速发展；哪个阶段编辑出版学研究得不好，哪个阶段编辑出版学教育就萎靡不振、发展迟缓。可以说，编辑出版学研究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活的灵魂，没有编辑出版学研究，就没有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更谈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2.编辑出版学教育和出版产业相互支持 编辑出版学教育是建立在编辑出版产业基础上的一门新兴学科，一方面出版产业的支持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学科教育没有开办之前，奔走、呼吁、谋划、倡导者大多是职业出版人和与出版产业关系密切的出版管理者、领导者；学科教育开办之初，最早的专业教师或从事过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或直接受聘于业界，第一批全国通编教材几乎全是出自业界大家之手，如《书籍编辑学概论》的作者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的作者庞家驹，《期刊编辑学概论》的作者徐柏容，《出版学概论》的作者袁亮等。学科开办之后，学生实习基地的建立，动手能力的培养，学科体系的设立，学科发展的方向等更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出版产业，如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与湖北省出版局等，后者不仅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还分别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设立了编辑出版奖学金或奖教金，社长、总编与教师一道讲课，为培养编辑出版人才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难怪有学者指出，“如没有新华书店总店和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武汉大学不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就创办编辑出版学专业。没有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支持，北京印刷学院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可能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21)正是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积极与出版单位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才能够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出版产业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有赖于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回观30年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不仅为出版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给出版单位培训了数量众多的干部、员工。有学者指出：“培养一支合格的编辑出版队伍，是出版业发展的关键中的关键，是出版业能否前进的当务之急。”(22)这么多年来，出版业正是因为有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支持，有源源不断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和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的加盟，才能够青春焕发、健康繁荣。“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管是从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角度看，还是从出版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都是二者互相支持、密切合作、产学研结合、共同发展的写照。 3.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结合 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新学科，它是在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以编辑出版实践的理论升华为核心形成的。因此，与编辑出版实践的紧密结合，既是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学科性质、学科内涵的具体体现。回顾30年的学科教育，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开始，与出版业品种增多亟须编辑出版人才有关；20世纪90年代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与编辑出版业市场化变革亟须发行人、营销人、策划人有关；21世纪的十几年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则与出版业转型、数字媒体崛起亟须高精尖专业人才有关。正是日新月异的编辑实践活动的推动，编辑出版学专业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越来越完善。也就是说，一个没落的行业不可能催生一个迅猛发展的高等专业教育，而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结合，则符合一切以实践为特点的专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 再者，从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的重点案例看，凡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搞得好的高校，大都与编辑实践活动结合紧密，如河南大学的编辑学专业、武汉大学的发行学专业、北京印刷学院的印刷出版学专业等。教育必须跟上实践的步伐，甚至超前一点更好，哪个高校最先反映了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它就会快速发展；哪个高校落后于出版业的发展，它就会停滞萎缩，甚至被淘汰出局。与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结合是编辑出版教育30年来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并且这一经验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弱化，反之会越来越强。毕竟市场经济、媒介融合、数字出版等编辑出版实践的变化一日千里，编辑出版教育也只有培养出一日千里的实践需要的行业人才，才是专业教育发展的康庄大道。 4.编辑出版学教育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更注重实践性、应用性 与中文、历史、教育、哲学等传统学科相比，编辑出版学专业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更注重实践性、应用性及动手能力的培养。编辑出版教育发展30年来，哪一高校在课程设置、办学层次、培养方向等方面主动与业界接轨，在教育教学、实践操作环节急出版企业所急，学生学以致用，毕业生就业率就高；反之，就业率就低。比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2005年以前课程的设置中语言、文学的课时数较多，紧跟媒介技术发展的课程设置几乎为空白，2007届、2008届、2009届就业难度较大，就业单位五花八门；后为了适应媒介融合的形势，网络编辑成了主要培养方向，2010、2011两届毕业生综合就业率为100％。(23)同样，哪一阶段毕业生就业率高，编辑出版教育就发展迅速，反之，则发展缓慢。实践操作能力、动手能力作为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基本能力，对其培养和重视程度，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进程，从这一角度出发，实践性、应用性也可算作编辑出版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 三 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3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相对于那些成熟的老学科来说，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年轻、稚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并且有些问题还很棘手。 1.学科地位与性质模糊 诚然，从目前来看，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在全国学科之林中已经确立，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总有一种尴尬的状况伴随着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教育，比如，学科名称不同，所学课程不同，挂靠院系不同；本科专业为新闻与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研究生教育变成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三级学科；研究生教育甚至出现一所高校有两个招生点的情况，“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4家单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办学点分设在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存在课程设置重复，教学资源浪费的问题”(24)，如此等等。所谓名正才能言顺，编辑出版学却恰恰相反，经历了一波波的热捧和繁荣，却总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虽然至今已有30年的大发展，但围绕编辑与出版概念的大与小、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编辑“有学”与“无学”等问题展开的争论竟仍然还能听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能说不荒诞。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即使不能说全部，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模糊不清，学科性质归属不明造成的。 编辑学的本科教育自1985年便正式开始了，但1993年，本科教育才得到国家教委确认；1998年，教育部在将编辑学与出版发行学等相关学科合并之际，调整为“编辑出版学”，再次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编辑出版学硕士研究生的实际培养从1987年便开始了，但同样是无名无分的挂靠性质，俗称“借窝生蛋”。10年之后的1997年，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编辑专业硕士点”的提案。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提案做出答复，允许“把编辑学作为新闻学或其他相近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培养编辑学方面的科学人才”，此标志着编辑出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正名之路上前进了一步。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河南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设置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但也只是一种政策许可，编辑出版学迟迟没有被列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从属地位及身份模糊的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解决。学科定位不明，归属不清，必然影响学科教育的发展。 2.学科建制不统一、不规范 长期以来的学科定位不清使得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发展缺少明确的方向，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指导方针和合理完善的配置格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业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这些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理念。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在理念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其培养出的人才的社会接受程度即得以体现。在30年的教育实践中，以本科学历为主体的数以千计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走出校门，在社会各媒介机构中的受欢迎程度难以令人满意。大部分的编辑出版机构在人事招聘中，往往并不将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作为首选，他们宁可选择其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再加以培养锻炼，也不相信“科班”毕业生能胜任他们的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认识不仅普遍，而且多次被实践检验过。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10年前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作为样本的164家出版机构中，仅有15％表示愿意吸收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加入。(25)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课题组在2012年仍发文指出：“大多数出版社在采访中均表示，在招收人才的时候都不会优先考虑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甚至有些出版社明确表示不会招收编辑出版的学士，因为‘不知道安排在哪个部门’。”(26)科班毕业生虽然顶着专业人士的光环，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其实并不专业，相关专业知识不足，实际动手能力也不强，这与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身处学院式教育的大环境下秉承了太多的陈旧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沿袭了多少代的“一对多”、“满堂灌”课堂式传授方法，批量生产式的求共性而舍个性、重考分而轻创意的教学氛围，置编辑出版工作极强的实践性和信息化特点于不顾，闭门造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并不实用的“传统型人才”。 (2)结构层次。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高等专业教育的勃兴是以大量招收本科生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展到研究生培养层面，直到2002年才有了博士点的设立，也就是说，目前国家正规层面的编辑出版教育形式还不够丰富，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一直居于主体，占有极大比重，其他的教育形式包括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和一部分职业技术类教育，所占的比重都很小，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方面，人才培养的结构层级应是非常全面和立体的，从博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再到职业技术学校和社会培训班培养的学生，学位级别各异、学制长短不一、学习方式多种多样，针对的人群也是各具特色，使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产、学、研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仅靠编辑出版大学教育来完成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人才培养任务可能有点理想化。编辑出版教育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和全覆盖的，而作为承担高等教育的高校应该提升层次，将教育目标瞄准高端人才的培养，升格办学的规格。 (3)课程设置。由于学科定位的不明确，设立编辑出版专业的不同院校将其挂靠的院系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院校在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方面各行其是，自成一家，缺少统一的标准和应有的规范，课程设置不统一，主干课程不统一，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因人设课，课程内容经常加以调整变动，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前后也不连贯。直到2003年，教育部全国新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才将编辑出版学纳入教学指导范围，规定了编辑出版学本科教学课程应该开设的10门主干课程标准，使全国范围内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终于有据可依。但从课程设置的总体情况来看，仍然呈现出重理论轻实务、重知识积累轻实践实验的特点，主干课程的覆盖面仍然不够广泛，主次搭配不尽合理，个别课程的细化程度不足，各院校雷同趋向明显，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优势，缺乏特色和个性。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导致毕业生不接“地气”，动手能力差，就业前景不乐观；另一方面由于各高校专业设置不同，学科本身缺少独立性，特色不明，使得编辑出版教育跟不上出版产业的发展，落后于编辑出版实践的需要。 (4)师资队伍。作为一个存在历史并不是很长的新兴专业，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多半来自其他相近专业，他们大多数没有相关的从业经验，即使有过后期的实习性培训，也多是一知半解，对业界的真实情况缺乏深切的体验，更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和案例积累。而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相对发达的一些国家，师资队伍的构成是非常多样化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的出版学校，它是一所民办专科学校，开办近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毕业生供不应求，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赞誉度。而学校全职工作人员仅10多人，教学则完全依赖于日本出版协会和杂志学会及日本出版学会，学会中的部分成员兼任学校教师，并负责教材的编写。这些人员作为业界人士，经验异常丰富，将教学与实务结合起来，寓理论于实践之中，教学效果非常之好，借之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有理论素养，又具备实践技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5)教材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在教材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教材种类不够全、更新速度不够快、实用性不够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最早创办编辑出版专业的一批高校所采用的教材均是80年代末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召集业内专家陆续编写而成的，此套教材曾被列入国家教委高等专业教材“八五”规划，包括《书籍编辑学概论》、《科技编辑学教程》、《期刊编辑学概论》、《编辑实用语文》、《编辑应用写作》等计17种。这是编辑出版学高等专业教育创办以来，由国家正规教育部门组织编写而成的最正式、最规范、最全面的一套专业教材。之后的2003年，国家教育部借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纳入教学指导范围之际，规定了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应开设的10门主干课程标准。与此同时，该专业的各种学术性专著也不断涌现，截至2006年上半年，编辑出版学专著和教材已达425部之多，27但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教材更新建设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由于教材建设的滞后，教材陈旧、内容僵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同院校出于自身考虑，自主选择增添的一些教材，又具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缺乏对某一领域问题的全面、基础性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适合作为统一的教材使用。而且，无论是原有的教材，还是从学术著作中遴选出来的一部分替代性教材，都存在着重理论轻实务的倾向，教材中来自业界一线的鲜活、真实的案例少之又少，多的是一些难以切中肯綮的边缘化论述，在开阔学生专业视野、提高其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方面作用有限。 (6)教育模式。编辑出版工作本身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工作，它不太适合“理论实践”这种简单的知识运用模式，而更适合“理论—实践—理论(更高一级)—再实践”的模式。也就是说，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地培养出完全适合编辑出版工作的优秀人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培养实践需要的更高级别的专业人才、素质全面的高层次人才。但我国的编辑出版教育现状却不尽如人意，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纯粹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和技能，无论是理论和技能，不要说是适应学生未来工作的需要了，就是适应当今业界第一线的需要都显得有点过时。许多学生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中甚至没有接触过报纸或书籍的实际生产过程，图书码洋不会统计、用纸数量不会计算，就更不用提对业界发展态势的了解和看法了。 (二)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对策 针对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问题，笔者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更新教育理念，提高学科地位 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指出，如今的出版业态已经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发生了极大变化，因而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同以往，内容供应商、出版市场调查商、出版法律服务人员、出版经济人和出版产业评价人士成为热门人才；同时，在数字化出版、信息化建设、现代物流方面也需要大量的新型人才。(28)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则将未来一段时间内编辑出版领域的紧俏人才归为十大类：职业经理人、内容策划者、懂市场熟悉行情的营销人才、版权贸易人才、出版产品形态的整体设计者、古籍整理人才、信息情报人员、熟悉计算机技术又懂出版的网络出版人才、出版经纪人、出版产业评价者。(29)理念上的更新本质上即是要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地调整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思想观念，确定一个足够科学正确的方向。具体来说，一方面是要突出编辑出版教育的实用性，无论是组稿、选题、编辑、校对这类最基本的业务，还是图书策划与营销、跨媒介出版物的推送与传播、数字出版技术的开掘与网络资讯平台的建设及运营、产业链的增值等复杂而新颖的环节，都需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最直接转化应用。要使这种实用性有效地贯彻到编辑出版学的教育理念中，就必须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专业体制等各个方面加以变革，将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出版人才的目标作为编辑出版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结合数字化、全球化大势，将整个编辑出版教育向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上靠。首先，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要整合进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等时新的内容；其次，各教学机构应该相应地调整专业设置，优化课程安排，加大电子编辑出版及新媒体编辑出版的分量。世界上的一些著名院校已经开始了电子出版方向(如美国纽约大学、韩国金浦大学)、交互媒体出版方向(如牛津大学鲁克斯出版中心、荷兰莱顿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我国的编辑出版教育需要迎头赶上。 另外，除了有正确的学科理念、学科方向外，提高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加快编辑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建设步伐，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这一方面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重视，尤其是教育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需要各高校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多多培养编辑出版实践所需要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相关研究者要加强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夯实基础，为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的提升增加砝码。 2.调整课程设置，优化培养结构 在西方国家，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课程一般是由富有业界经验并担任过管理职务的“课程协调员”(course coordinators)负责设置的，同时要有行业协会的参与并获得其认可。我国高校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在课程设置中应秉持这样几个原则：设置上侧重，显示个性化；结构上平衡，强调应用性；内容上更新，加强实践性；课程上调整，突出专业性；必修课综合，注重全面性；尤其要注意一定时间段内的稳定性；基础史论、实务与技能、营销及创意相关课程的平衡性；能充分发挥本校优势的独特性等。曾有学者提出“平台+模块”的课程设置构想，“平台”指的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模块”指的是专业理论、数字技术、经营管理等，教学中可以根据出版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突出某一个或几个模块，以对应现实并形成特色。与此同时，要结合出版业的实际，为培养紧缺人才设置必要的专业课程。比如，目前数字化浪潮汹涌而来，传统的出版业遭遇转型。面对出版业的“变脸”，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单纯地具备足够的市场意识、营销能力，或仅仅掌握专业知识、文化技能等都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求其既具有正确鉴审文化作品的高超眼界，又具有市场产品研发、推介、销售的能力及网络操作的技术等。而要实现这个“华丽转身”，完成学界与业界的“无缝对接”，在课程设置上，就要适时安排与现代编辑出版人相关的文化、经济、营销、管理、网络、传播、大数据、网络操作等新课程，不仅要求将这些新课程悉数设立，而且还要在量上实现合理的配置。 此外，借助社会上的出版机构或者高校、出版社合作开设的一些专题培训班也应该继续扩展规模，这种学时短暂、学制灵活、教师来源多样、受教主体广泛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契合“理论—实践—理论”知行合一的规律，尤其适合编辑出版业界人士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岗前培训。 3.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育模式 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学的环节。要培养新型的、实用的编辑出版人才，就要尝试和创新各种能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首先，在教师的选择上，要突出其“实战经验”、实践技术。国外的各级各类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机构中，师资构成往往既包括理论型教师，也包括一部分富有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这部分人被称为“访问讲师”，他们可以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将业界的最新信息或典型案例传递给学生，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对编辑出版实际业务的感受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要重视案例法教学。英国的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在对学生的教学指导中，大量应用案例教学，具体案例的选择并非事先编订好的，而是在课堂交流中结合学生的兴趣点和当下的业界热点随机确定，并进而以师生互动的方式来剖析和了解案例。此外，直观教学、模拟教学、“校社合作”等形式也被大量使用，教学效果非常明显。相较之下，国内在对这些行之有效、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探索方面仍有待加强。 至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模式，必须从传统的学院式教学转向产学研结合，从重知识讲授转向重实践、重实用的模式上，要将教育理念、办学思维放到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的大背景下，秉承“大编辑、大媒体、大文化”的观念，以实践性教学为根本，以学以致用为原则，运用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直观教学等方式、方法，全面打造编辑出版基础理论深厚、实践操作技能突出、市场营销意识鲜明、创新能力十足，会观察、能思考、懂专业、有能力的全新出版人才，要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合理地统一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核心的综合教学体系。 4.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 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教育的灵魂，教师的水平决定着学生的水平。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现实性比较强的专业，要求任课教师不仅要学历高，还要技术好；不仅会讲书本知识，还要有职场经验。目前，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大都不缺学历、知识，唯独缺职场经验和实践技术。对此，建议相关高校采用调任、特聘、兼职、客座等多种形式吸收业界人才，充实教学科研队伍。 在教材建设方面，各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依据学科内容的需要，多出“接地气”、有特色的好教材。教材的编写要理论联系实际，新颖、务实，特别是主干教材的编写，一定要依据核心课程的内涵，符合规范性、前沿性、实用性、复合性的要求。各高校要多出教材、出好教材，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科目齐全、质量较高的专业教材体系。当然，也建议有关部门多组织出版全国通用的高水平教材，以加快推进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建设。 5.加强学理研究，完善学科体系建设 编辑学会第一任会长刘杲曾说：“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如果没有理论创新，学科建设势必停滞、甚至萎缩。”(30) 编辑学研究对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催生了一个新的编辑学学科，而且在于使这门学科从编辑学专业发展成为越来越完善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编辑出版教育已走过的30年，离不开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支持，今后的发展，仍需要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鼎力相助，特别是对于学科概念、学科体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需要下大工夫深入进行研究。只有明晰了学科概念，规范了学科体系的构成，拿出让人信服的科学的研究成果，才能确保编辑出版学的地位和根基；只有处理好学科体系中编辑学与出版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并切实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去，才能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推进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毕竟，研究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是创建科学而成熟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的基础，它将深化这一学科的理论创新并推动学科建设走向成熟。 收稿日期：2015-08-08 注释： ①胡乔木：《关于编辑学和在大学试办编辑学专业》，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主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6)》，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267-268页。 ②宋应离：《编辑学研究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二十年追忆》，《中国编辑》，2000年第1期。 ③卢玉忆：《重视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求是》，1992年第17期。 ④《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等文件的通知》，“附件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05学科门类：文学050110编辑学”(教高[1993]13号1993年7月16日)。 ⑤刘杲：《建议设立编辑学专业硕士点》，《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8页。 ⑥李敉力、孙文科：《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⑦李建伟：《中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现状研究》，《编辑之友》，2009年第1期。 ⑧张志强、潘文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研究生教育：成就、问题与对策》，《编辑之友》，2008年第6期。 ⑨李建伟：《中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现状研究》，《编辑之友》，2009年第1期。 ⑩资料来自于创办漳州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靳青万老师。 (11)刘拥军、李宏葵：《编辑出版学专业20年发展追溯》，《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2期。 (12)王晓光：《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现状》，方卿等主编：《三十而立：武汉大学出版学教育30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13)李建伟、张锦华：《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现状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4)张志强、王鹏涛：《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初探》，《科技与出版》，2013年第11期。 (15)盛洪：《我国编辑出版学科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6)盛洪：《我国编辑出版学科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7)李建伟：《编辑出版学建设的“十一五”回顾及“十二五”展望》，《中国出版》，2011年第3期。 (18)李宏葵：《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三点建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9)肖东发、许欢：《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0)丛林主编：《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齐鲁书社，2004年，第11-13页。 (21)刘拥军、李宏葵：《编辑出版学专业20年发展追溯》，《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2期。 (22)邵益文：《出版教育要适应出版发展需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3)林新华：《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问题与对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4)张志强：《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几点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5)肖东发、许欢：《关于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论争与调查分析》，《中国出版》，2004年第10期。 (26)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课题组：《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的市场契合度研究》，《现代出版》，2012年第3期。 (27)李建伟、张锦华：《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现状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8)聂震宁：《中国出版业：与改革同行，与世界共舞》，《光明日报》，2007年1月12日。 (29)肖东发：《出版人才的需求和出版教育改革》，《科技与出版》，2007年第4期。 (30)刘杲：《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