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国际政治_全球化论文

世纪之交国际政治_全球化论文

变动中的世纪性国际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世界摆脱了20世纪冷战与热战交织的灾难深渊,迎来了以和平为主题,发展为硬道理的时代。如今,人类至少可以在20年内不必担心世界性战争的爆发。这同上个世纪的交替(19世纪-20世纪)形成鲜明反差。但是,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还有不少悬念,大国力量对比与消长更加复杂多变,国际社会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游戏规则有待重新制定。美国著名体系论专家沃勒斯坦认为:“今后50年的政治将是对我们的世界体系进行改造的政治”。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走上了“历史的吊桥”。回望“吊桥”的这一边,传统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三个半世纪中,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基本单位原则和无从属关系原则基本上变化不大,即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秩序一直以主权国家共存为基础,其秩序原则是各国间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近代国际关系体现的是多极结构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原有的国家间排列组合被打破,英、法、德均遭到不同程度削弱,惟有美国和苏联仍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企图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一个由美国发号施令的单极体系,搞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和“单边全球主义”。

然而,由于苏联的崛起,美国未能如愿以偿,国际体系走向两极结构,美苏冷战均势结构很大程度决定着世界体系的走向,这种架构维持30年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初,两极结构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世界权力结构出现均势“真空”,美国国内“单边全球主义”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尤其是克林顿的8年任期内,美国实现了“一高一低”,即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失业率降到最低,给“单边思维模式”提供了空间。在美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大辩论中,亨利·基辛格提出,让美国继续成为世界均势的平衡者和主要地区大国集团的仲裁者。但是他也指出,由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再也恢复不了二战后初期一呼百应的局面。布热津斯基则直言不讳地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说,冷战后,美国遇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未遇到过的历史性机遇,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大国统治和支配欧亚大陆的局面。他用“新型霸权”和“新型帝国”来形容单极世界的性质。

21世纪世界体系究竟是什么模样?是“单边全球主义”还是“多边和平主义”?在“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格局中,美国能否实现“新型霸权”?这是众多政治家关心的重大问题。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长周期论”,即世纪政治存在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运动过程,每个周期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全球大国,其中必有“领袖大国”。这个大国以其海上能力和拥有的生产能力领导全球体系。保罗·肯尼迪则从历史的角度得出结论,领袖大国轮流上台下台,这是任何国家无法抗拒的规律。“因为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以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命运,那将意味着冻结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这种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21世纪的美国想必也要遵从上述规律。“21世纪如果不是美国的世纪,就可能是欧洲的世纪”。这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预测,美国到2010年GNP将达7.860万亿美元,仍然是高居世界榜首的超级大国,这种强大实力的余波要延长到21世纪20年代。但是亨廷顿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在人口数量、经济能力、军事力量及所控制的资源等方面,西方包括美国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也将逐步减弱。

21世纪给国际体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将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两种后果的同时,给美国也同样带来利弊相当的后果。首先,经济全球化使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地区稳定,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已说明了问题。目前,美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其外贸的依存度为22.8%[1],同时还表现在对外国资本、市场和人才的依赖。显然,美国近几年来的自我调节能力开始减弱,独立支撑世界经济的能力在下降,以至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迫使美国的政要和企业家要求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其次,政治和安全全球化。世界性的宗教运动的冲击,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核武器及导弹技术的扩散,地区的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毒品的泛滥,环境的破坏等都在全球化过程中,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全方位的挑战。

更令美国头痛的是,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将出现新的排列组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被削弱,但不失为“候补的”地缘超级大国,其科技能力和核武装仍令美国畏惧。欧盟虽是美国的盟友,但并不愿听命于美国,随时都在强调自身的独立能力。在内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唆使下,日本不愿永久充当“小伙伴”。90年代初期,中国曾被美国视为地区性大国,在苏联解体后已“无足轻重”,但很快就转向到“中国威胁论”,将“正在觉醒的龙”视为“对美国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除此之外,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等地区强国也在兴起。处在矛盾中心位置的美国,逐渐受到多强力量的挑战,“单边全球主义”必然恶化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加剧与它们的矛盾和冲突。

全球化、民族主义、民族化……是当前热门话题。全球化的概念众说纷纭,最为精辟的解释莫过于马克思,他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表明人类从以血缘和各族为基础的封闭社会向开放的和相互联系的社会化世界转变,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2]早在1915年,布哈林就指出在世界经济中“国际化”与“民族化”并存的趋势。他所述及的“国际化”即当今的“全球化”,“民族化”指的是“国家疆界范围内建立同质的、相互间尖锐对立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民族主义”的界定为“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是“近代史的一项运动”。也有的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列宁的概括最为准确:“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4]此外,要区分开两个内质相联的概念——“民族化”与“民族主义”。“民族化”指的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利益的认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不同条件、不同时代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拒绝接受民族主义,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使命的歪曲,民族和民族国家迟早必然消亡,但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中,又不得不利用这个武器。

全球化强调世界的开放、联系、渗透和相互依存,以及超国界、超民族全球性的一种力量,民族化或民族主义则强调的是独立、排他、内向。从根本上讲,二者是相悖的矛盾的统一体。21世纪的政治将在全球化、民族化和民族主义之间周旋。全球化的本质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揭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创造了“全球性”,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对立,生产、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基础。进而,资本中心国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要求突破资本外围国的封闭自守,外围国家一面想利用外来资本发展经济,同时又要保护自身的民族利益和独立性,这就形成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既对立又统一的历史现象。所以,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今天,在市场竞争机制和信息网络的主导下,全球化的速度更加迅猛,自然选择与无情淘汰主宰每个国家和民族,人们无法拒绝资本的无情逻辑,也无法回避资本主义。列宁早就讲过,不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就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同样的逻辑是,在全球化中要驱害逐利,融入国际社会,享受更多的贸易机会,吸收更多的投资,借鉴更加开放的文化,同时又要坚持民族利益和主权,捍卫国家尊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辩证地认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族化的关系,即如何不被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所冲垮,又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封闭保守。

我们当前谈论最多的是经济全球化,却很少谈及政治、安全、文化等全球化问题。实际上,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政治过程。世界上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经济政治化与政治经济化的关系日趋紧密。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包括和平与战争问题、全球民主化进程、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问题、国家主权的有限性等。但是,近年来的国际干涉主义却认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威胁也在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将不可避免地构成对全球和平安全的威胁和挑战。由此,派生出“民族国家的终结”、“主权终结”、“国家边界模糊”等理论。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人道主义”战争和美国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都源于上述理论。

全球化还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学说,主权已不像过去那样至高无上。但是,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基础,各国之间存在着民族、经济、疆界、语言、文化的差别,存在着经济、政治和历史造成的不平衡,国与国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因素与全球性倾向的汇合与冲突,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长期特征。在全球化推动下,经济、政治的发展首先是一国和民族自身的问题,世界上没有要全球化而不要民族国家利益的国家。全球化不是消灭民族化,当然可能弱化了民族化,但是全球化却也加强了民族化。

重要的分歧是,以全球化还是以民族化作为衡量国际事务的标准?很明显,全球化不能拒绝,民族利益和民族化又不能放弃。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存的世界,二者的互动、互补、互制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而又绚丽的画面,片面强调二者的任何一方都是危险的,利用一方否定另一方也是错误的,如何协调和平衡全球化与民族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19世纪20世纪的交替时,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20世纪向21世纪的交替时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亡。这一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世界性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21世纪社会主义在资本全球化中是否还有生命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前景如何?新世纪是否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到下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或者“20世纪的历史经验已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崩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特征”?

事实上,早在1988年“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圆桌讲座会上,一些社会主义者已经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表现出的混乱、迷茫、消极颓废、无明确方向等,类似19世纪末那样的“世纪末特征”现象,在社会主义世界比在资本主义世界表现更为严重。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苏联解体在即时,邓小平则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7]这话切中了苏联解体的要害。苏联的失败首先是理论上的失败。斯大林时期长期推行“理论专制主义和专制主义理论”,同时又造就一个理论“荒漠中”的僵化体制。结果,人为地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科学的本质,理论成了粗暴、专横的代名词。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有近500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不过150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弹指一挥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是非常艰巨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作出十分明确的理论描述,即使是列宁也仅仅说:“这新社会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式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尝试,这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方法论,又是包含着社会主义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的政治观。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仅需要革命勇气,还需要以一种政治“校正者”的身份不断进行改革实践,科学地调整自身的理论方位,把百年前的理论予以当代化。至于马克思百年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仍具有较强的韧性,资本主义创造了经济和民主制的成功,而且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走向绝对贫困化,革命力量更难以形成等新情况,则更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认真对待。

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因此经济全球化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烙印。但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并非单一属性,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扮演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开拓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又扮演了自私自利、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不过,与19世纪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相比,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说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已被打破。在全球化中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极端自私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介入世界经济,造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危机,同时伴生了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全球国家的分化。少数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推行霸权政策,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不但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也激化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空间也就是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空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在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尚不能以世界体系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环境仍十分严峻。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经过几百年的营造,其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已相当成熟。经过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力量对比决定了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劣势。加之在两种体制较量中,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发展经济、发扬民主、执政党建设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出现决策上的战略性失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左”倾思想影响,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从兴旺到挫折的冷酷现实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清醒了头脑,21世纪将是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纪,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已走过80年的征途,取得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正确方针,在国际上处理好绝不以自我为中心与善于团结一切力量的关系、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的界限。这样,社会主义的“星星之火”必将燎原,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取决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及不断总结和深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社会主义定会以新的面貌、新的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

标签:;  ;  ;  ;  ;  ;  ;  ;  ;  ;  ;  ;  ;  ;  ;  ;  ;  ;  

世纪之交国际政治_全球化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