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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的硬实力主要是以军事和经济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软实力则是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及无形的权力资源，如对外政策、文化传统、发展模式，以及国际规则与制度等形态。在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软实力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整体维护和海外拓展，直接关乎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近年来，非洲成为中国实施软实力外交与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舞台，中非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及其世界影响已经成为检验新时期中国软实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实质与风格是构建在非洲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文化影响力是彰显对非洲软实力的重要形式，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是当前扩大在非的软实力的关键因素，中非多边合作机制则是提升在非洲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及时分析中国在非洲软实力建设的进展与问题，探寻优化对非软实力的适当途径与手段，既是当前中国对非外交的需要，也是共建和谐世界的需要。
一、外交政策的实质与风格：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患难与共”、“真诚帮助”的历史友谊。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对非洲外交重在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一道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反帝、反殖、反霸和反种族主义斗争。在1960年非洲迎来独立高潮时，毛泽东主席频频接见来自亚非拉各洲的朋友和组织，宣布“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①。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访问非洲时，相继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清楚地表达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立场，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正式形成。中国在自身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于1956～1977年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② 特别突出的是，中国历时6年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有力支援了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同时也成功展示了中国真诚帮助非洲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乃至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
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逐步得到解决，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主题渐成历史。同期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及时表达了对非洲国家追求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关切和帮助。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力度，注重培养非洲的专业技术人才，对非洲部分国家提供了适时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且力所能及地为非洲重债国减免债务。充分体现了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决心。当今时代，中非友好关系的本质在于“互助”和“双赢”，这不仅体现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互相帮助和支持，更体现在双方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互利合作和相互借鉴，这是中非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郑重宣布，中非双方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对非洲外交也体现了“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中国自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起便始终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尊重它们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中非关系之所以历久弥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平等相待”，“这是中非互信日益增进的重要保证”③。平等的对非外交风格首先表现在中国积极地与所有非洲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少数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除外）。而西方国家大多是有选择地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如法国主要维系着与法语非洲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与西方国家对非援助大多带有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同，中国对非援助着眼于推动非洲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在援助方式上，中国不仅不以施舍者身份自居，而且强调中非合作过程中的团结、互助与共同发展。有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没有使用帮助非洲国家“削减贫困”或者“贫穷”这样的表述，而是多次出现了“共同繁荣”的字样，突出强调中非在经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④。
50多年来，中国以真诚和信誉赢得了非洲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广大非洲国家视中国为“全天候”的可靠朋友，把中非关系看做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最突出的事例有，1971年非洲国家用手中的选票帮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投赞成票的76国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毛主席形象地指出：“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⑤ 在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非洲国家顶住西方压力，坚持同中国站在一起。当年就有9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对中国及时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孤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借助非洲等国家支持，从1990年起连续11次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议案。在台湾问题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部分西方人士从本国利益出发，并不希望中非关系持续深化，也不乐于看到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持续增强。他们担心西方国家会丧失对非洲能源和市场的绝对控制，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非洲国家欢迎并成为效仿的对象，西方国家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受到挑战。所以，他们肆意夸大甚至恶意炒作中非间的经贸摩擦或价值观念分歧，以干扰中非友好合作，离间中非友好关系，妖魔化中国对非外交。其实质乃是“中国威胁论”在非洲的翻版。他们鼓噪，中国关注非洲是为了获取其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中国对非洲资源开发是“新殖民主义”式的掠夺；中国对非洲贸易行为是典型的“新重商主义”，中国商品在非洲的畅销削弱了非洲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中国在扩大对非经贸关系时只注重经济利益，忽视非洲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破坏了非洲国家致力于民主改革和追求良治的努力，如此等等。而部分非洲人士由于并不了解中国的对非政策，或者深受西方教育且与西方社会有着各种利益联系，也随声附和，使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受损。对此，中国必须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二、文化影响力：彰显在非洲软实力的重要形式
对外文化影响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一个大国如欲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必须拥有亲和友善的文化形态，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对外文化交流已成为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工具。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非外交关系开启之初，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就有力地发挥了外交“先行官”作用。截至2005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共签订文化协定65个，相应的执行计划150多个；先后派遣50多个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派出各类表演艺术团组达170余个。⑥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加大了对非洲文化外交工作。特别是2004年，中国举办了“中华文化非洲行”活动，派遣了4个艺术团、3个艺术展赴非洲国家巡演和巡展，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民族和谐、人民安康和蓬勃发展的良好形象，大大提高了中国文化对非洲的吸引力。截至2005年底，非洲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8000多人，已有16个国家的近120所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中国也有计划地在肯尼亚和埃及等国建设了多所孔子学院，以满足非洲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⑦
观念创新是体现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又一重要形式。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提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必须就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是“万隆精神”的主要倡导者、支持者和实践者，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非洲代表的支持和拥护；中国曾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等主张都得到了非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这对赢得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外交有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在价值观念创新上的最好体现当属“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年4月在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亚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的“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主张，⑧迅速得到众多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2006年召开的中非北京峰会通过的《北京峰会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两项纲领性文件，丰富和发展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实践。中非领导人一致认为，世界的和谐发展离不开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
由于历史联系和地理空间的相对疏远，中国和非洲间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尚不够密切，当前多数非洲民众对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了解和认同远远超过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和认同，这一局面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难有根本改变。西方传媒在非洲已有相当影响，对非洲进行文化渗透，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中国在非洲的文化存在还相对有限。部分非洲人士受欧美强势文化和舆论的影响，对处于快速发展和变革中的中国缺乏正确认识，造成他们对中国的对非洲政策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要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就必须加大对非洲文化外交的力度，使非洲民众从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可中华文明，进一步增强他们对中国的好感，这对中非友好关系的持续深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当前扩大在非洲软实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最快、进步最大、变化最深刻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持续稳定，无疑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发展的成功典范，激发了广大非洲国家学习和效仿的热情。近年来非洲出现了“向东看”、 “向中国看”趋向，普遍希望通过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以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⑨ 中国发展经验对非洲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于：中国实施的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点；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发展经验，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和利用；中国的改革依托一个致力于发展并且有能力推行这种发展政策的政府，在发展中强调社会的稳定和有效治理；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包括政治革新、社会和谐和文化发展等在内的系统工程。
为加强双方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中国自1998年起在华举办了多期培训非洲国家管理或技术人员的研讨班或培训班。这些项目一般由商务部、教育部、卫生部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如1998年8月3日至9月28日，中国在北京举办了首期“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来自22个非洲国家的经济管理官员参加了此次研修。⑩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早在2000年就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中国在此框架下已为非洲国家培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2万余名，培训内容涉及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医疗卫生、网络通信、农业技术、领事保护、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中国政府还积极倡议召开了多起国际研讨会，以推动中非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减贫方面的经验交流。2004年9月，中国政府承办了“支持非洲发展，分享减贫经验”国际研讨会，非洲多位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与会。为使非洲官员能够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增加对当前中国发展的深切感受，这些研讨班还组织代表实地考察了中国的部分经济开发区或具体的减贫项目。2007年5月于上海召开的非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年会，主要讨论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能力建设、债务管理以及消除贫困等问题，这是中国推动开展中非双方在发展经验和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又一重大举措。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非洲也面临一些质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国和部分非洲国家在民主与人权方面的政治分歧依旧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非洲国家推行了民主化改革，较为普遍地推行了多党选举，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及政治运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新一代非洲领导人大多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所谓民主、人权、自由、良治等价值观念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在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感上容易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这对中非双方深化政治互信带来现实和潜在的负面影响。
四、多边合作机制：提升在非洲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或地区多边制度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显示平台，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就成为国家构建积极声誉和良好国家形象，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现有国际或地区体系采取了融入式的参与方式，有意识地通过多边外交途径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国际层面，中国更积极更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工作和联合国改革进程，成功加入了WTO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已经尝试与西方八国集团的接触与合作。在地区层面，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体化进程，努力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持续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的深化进程，并成功发展了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多边主义逐步成为中国战略决策和外交领域的重要价值取向，多边外交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开始把多边外交与机制合作引入对非洲外交日程，并以此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创了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新的合作模式，凸显中国特有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于当年10月在北京顺利召开，从而正式确立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进行集体对话和多边磋商的全新合作机制，标志着中国已成功将多边外交引入对非工作。从2000年10月至今，中非合作论坛已成功召开了三次部长级会议，2006年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期间还专门召开了中非北京峰会，足见中非双方对论坛的高度重视。以论坛为平台，中非就如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进一步加强中非经贸、文化和教育合作等问题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与磋商。中国政府信守诺言，不仅在规定时间内减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而且还利用这一多边框架，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中国在2006年北京峰会上承诺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非盟会议中心，以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努力。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展开集体对话与磋商，并通过这一渠道持续支持非洲国家的发展事业，这是许多西方大国都难以办到的。
积极利用原有国际多边机制，支持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所负大国责任首先表现在为发展中国家谋求利益上。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也是当今世界发生武装冲突最频仍的地区。为有效控制非洲大陆的动荡与冲突，以便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在非洲的9项维和行动，占中国全部维和行动的56％，先后派出3000多名维和人员，占中国维和人员总数的50％。目前，中国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主要集中在非洲，已成为非洲维和机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的最大出兵国。(11) 例如，截至2006年11月，中国派往苏丹的维和人员已达461人，在五常中名列首位。(12) 这是继中国向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和黎巴嫩派遣维和部队之后，第五次成建制派遣部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五、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非洲国家是中国的重要盟友，非洲大陆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优化和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对加强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发展，对我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以及推动世界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针对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此提出进一步优化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几点建议。
1.加大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的国际宣传，优化在非洲的我国家形象。在观念上需要明确的是，完善和优化国家形象离不开适时而精致的国际宣传策略，必须重视在技术层面宣传自己的对非洲援助政策。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并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历史友谊。我国对非洲援助着眼于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双方确立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得到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广泛的国际承认。50多年来，中国向非洲43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1.6万人次，救助大量疾病患者。为扩大非洲对华出口能力，中国已于2005年取消了28个非洲国家190种商品的进口税，并于2006年进一步宣布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所说，“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的头上。(13) 同时，中国企业在对非洲投资时应更多地关注非洲国家的发展与民生问题，减少西方攻击中国的口实。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开发增长很快，但个别企业并没有充分考虑开发地区民众福利的提高和对环境的保护。虽然这些问题多属于我国企业的个体行为，并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对非政策。但很容易导致外界对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曲解。因此，应鼓励中方企业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把一部分既得利益用于发展当地的环保、教育、医疗和卫生事业，及时地通过相关法律和政策对部分企业在非洲的不当行为加以监督和约束。
2.加大对非洲文化外交力度，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认同。首先需要及时扩大接收非洲国家留学生和派遣援非教师的规模，加大中非双方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中国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承诺，力争在2009年前将中国对非洲的政府奖学金名额由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中国拟在2006～2009年间为非洲培训1.5万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并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14) 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人力资源，体现了“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的援助精神，更适合非洲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需要。其次，中非双方也应加大在公共传媒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使中国广播、电视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在非洲多数国家“落地”，借此向非洲人民传达中国人崇尚“和为贵”、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传统和处世原则。中国的郑和船队早在600年前就抵达过非洲东部海岸，但中国人并没有以武力开启殖民历史，更没有掠夺非洲人的财富和物质，这是中国人追求和平与友谊的最好体现。对非洲宣传还应特别突出我国当前发生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强调我国的文化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中国的魅力不仅在于古老文化和传统美学，更多地在于现实的创新和发展能力。通过正面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及其国际政策，增进非洲人民对中国的深入了解。
3.注重开展中非在民主与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协商，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中非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需要通过定期和多层面的沟通与对话才能使双方互相理解，从而避免对双方的总体外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应及时向非洲国家阐明：其一，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不容置疑的普世性。当前中国人民也在致力于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但民主和自由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表现形态又因各个国家的不同社会历史发展、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观念，呈现多样化。在当前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即便是同处一个大陆的非洲国家间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表现形式上也不完全一样，拥有几百年民主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间在具体的制度形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政治与价值观的认同方面出现一定的差异实属正常。其二，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意愿。过去中国强调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当前中国倡导多元共存和世界和谐，其实质都是主张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应当和谐相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才是通向未来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其三，中国历来积极支持非洲国家致力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努力，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实现良治和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努力，这一点与非洲人民的意愿是一致的，与西方国家相关对非洲政策也是不矛盾的。从长远来看，我国正在不断加大国内政治改革的步伐，增强自身在“民主”、“公正”、“平等”、“正义”的价值取向上的普世性，逐渐获得世界包括非洲国家的认同。
4.推动中非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夯实中非关系发展的新途径。中非双方有着深化合作的共同利益需求和共同愿望，发掘适时的合作渠道和途径是中非关系深入发展不可缺少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继续加强对非洲多边外交工作，特别是深化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是巩固和展示中非友谊的重要舞台，应把这一机制发展成中国的一个外交品牌。今后需要继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重点是经贸、文教、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对非洲国家提供适时且急需的发展援助。比如，利用中非多边合作机制实施对非洲援助工作，有助于从整体上统筹规划援非项目，进一步合理安排有限的援助资金，同时也可以扩大对非洲援助的政治效应。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北京峰会上，我国政府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建议在时机成熟时，即在制度上将中非合作论坛从部长级会晤升格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会晤，使这一成型的多边合作机制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2006年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北京峰会，来自35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和6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总理与会，为中非合作论坛的升级奠定了重要的舆论基础和组织准备。在非洲国家志在通过联合自强来推动大陆复兴的时代，在非盟在非洲乃至世界的作用和地位还将进一步上升的形势下，重视开展与非盟的直接往来，通过发展与非盟的关系来深化同非洲国家的多边合作，必定会在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WW任久
注释：
①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06～307页。
②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
③ 《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④ ［英］肯尼斯·金：《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⑤ 陆苗耕：《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
⑥ 《文化交流促进中非友好》，《人民日报》2006年8月8日。
⑦ 《非洲兴起汉语热》，《人民日报》2006年11月7日。
⑧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
⑨ 贝特·吉尔、黄岩钟：《中国软实力的源泉与局限》，《生存》2006年夏季号。
⑩ 《深厚的友谊丰硕的成果》，《人民日报》2006年11月3日。
(11) 大卫·M·兰普顿：《中国实力面面观》，《外交事务》2007年1／2月。
(12) 赵磊：《主权原则与道义原则结合的典范——解析中国参与苏丹维和》，《新远见》2007年第3期。
(13) 《温家宝在埃及举行记者会》，《人民日报》2006年6月19日。
(14) 《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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