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后沙皇政府在恰克图地区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沙皇论文,鸦片论文,政策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从俄国自身的重要利益出发，俄国政府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地区曾采取了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别于英、法、美等国的立场。
从1838年至中英鸦片战争开始，是鸦片走私猖獗，鸦片泛滥成灾的时期。清政府查堵鸦片的来路是以东南沿海为重点的。因为，“鸦片总由海口上岸”，“查海贩窖口，实为祸首罪魁”。〔1〕对西北边境， 尤其是口外各域，商民杂处之所，如塔城、叶尔羌、乌鲁木齐等处，也曾进行了严厉的搜缴并部分实行了保甲之法。但在处理方式上，却比较平缓。对于那些“初犯”的“回缠”，鸦片没收充公，具结放回了事。〔2〕恰克图属中俄贸易重要地区，是两国交通之要道， 两国政府对这里自然十分关注。1839年2月，根据库伦办事大臣饬令， 库伦地方当局以吸食鸦片罪缉捕了一名叫杨海聪的中国边民。据该犯交待，所食鸦片系其以货物从恰克图某俄商手中换取的。据此线索，买卖城的中国官员与设在特洛伊茨克萨伏斯克镇的俄方边境公署进行了交涉。（该镇位于恰克图40俄里的俄方一侧）俄方的答复是，“遍查恰克图地区俄方一侧而无此人。”〔3〕俄方还强调，“不只是1838年和1839年， 甚至更早一些时间，我方决无任何人经恰克图运鸦片过来与中国人交换。”俄方采取了断然否认的态度。尽管如此，其政府内部对该事件仍有所反应。1839年12月8日， 俄国财政大臣叶·康克林就此事件向俄外交大臣通报说：“我们在恰克图的商界，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鸦片走私活动。尽管如此，出于对友好的中国政府的敬意，我还是命令恰克图海关随时监督这类走私活动，勿使混入恰克图。”〔5 〕这很能反映俄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基本倾向。1840年元月5 日俄著名汉学家华西列夫经恰克图口岸入境来华。这说明，上述交涉并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清政府方面并没有过分看重这个事件。然而，沙皇尼古拉一世却关心了这件事，致使俄财政大臣叶·康克林不得不于1840年元月22日向他呈交了一份专门的报告，内称：“这类贸易在恰克图从来没有过。”〔6〕由此， 我们已能初步揣测到沙皇本人的态度了，这就是，将禁止在恰克图地区鸦片走私。1840年4月，在恰克图盛传， 不少商人与具有官方身分因而不受检查的边境翻译人员勾结，从俄方秘密走私少量的鸦片。为此，俄外交部追问此事。作为恰克图海关的上司俄财政部在答复质询时，否认有这种非法活动。〔7〕同时，俄财政部饬令恰克图海关， 对小商人和边境翻译人员（托尔马契）一律严加盘查。〔8 〕当时恰克图俄方边境公署曾“不停地”、“多次单独地用各种方法去揭露那种可耻虚伪的鸦片走私，对每一名俄国人都进行考察，看他们是否真的没有参与政府禁止的鸦片走私活动。”〔9〕综上所述，1839年和1840年这两年间， 俄国方面从外交部、财政部到恰克图海关公署都在断断续续地执行着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实际上，该地区鸦片走私活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1941年1月，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向英国宣战， 消息传到圣·彼得堡，俄皇尼古拉一世立即做出积极的反应。同年4月，他颁布谕旨， 饬令俄边境特洛伊茨克萨伏斯克公署，恰克图海关关长，东西伯利亚总督，北京东正教会大司祭波利卡尔善，坚决实行严禁鸦片走私的政策。该谕旨称：“早在知悉中国政府颁布严厉的禁烟法令之后，朕即重申俄国与中华帝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久远的睦邻友好关系，以保持双方边界关系的稳定，有裨益于互利的双边商贸关系。因此在当时，……朕即训令下属大小臣工，绝对禁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然而直至今日仍尚未能周知天下，未能按朕之原意颁布全俄，以至于并非每个俄罗斯臣民都得到了应有的监督。既如此，朕即再次谕令政府萨那特衙门，马上按照朕的旨意制定相应的法令，立即颁布执行。”〔10〕该谕旨的公布，标志着沙俄政府在恰克图传统贸易地区的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已是一槌定音。1841年5月1日，俄外交部照会清朝理藩院，重申了俄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照会希望，清政府能视俄国的禁止鸦片走私政策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新标志。担负着外交使团任务的俄东正教北京教会及时收集了清政府对俄国这个政策的反应。1841年8月7日，当时的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首领，大司祭波利卡尔普向俄政府说：“俄政府关于禁止向中国人出售鸦片的文件就甭提来得多么及时了。”他在军机处里的朋友告诉他，“中国大皇帝是以极其满意的心情”来接受这份照会的。〔11〕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俄国政府的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大大减轻了清政府在西北部的后顾之忧，清政府自然喜不自禁。
俄国外交部在总结了1839－1841年间俄政府的对华外交活动的经验后，向沙皇作了报告。该报告得到沙皇的首肯。其要点是：“在对华关系方面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在于保持双方的友好与和平，这样会给我们的对华贸易带来巨大的好处，也会使双方边界事业进入平顺时期。其次，尽一切可能，发展与中国的边境贸易，这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基石。”〔12〕这个报告点明了俄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后，于恰克图传统贸易地区实行禁止鸦片走私的实质。这个政策将会给俄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成功的机会。
二
为什么俄罗斯政府视恰克图贸易如生命线般地重要呢？这有必要追述一下历史。
众所周知，1800年以前中俄恰克图贸易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处于一种动荡的局面之中。据中文资料，双方贸易在1762－1800 年间曾中断4次；而据俄文资料的统计，双方贸易中断了14次。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给西伯利亚地区及欧俄部分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本来可以依赖的中国土制棉纺织品，说不定什么时候，来源就会被切断，一下子来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望。于是西伯利亚地区的农民不得不在寒冷的地带“开始大量试栽亚麻，妇女们开始纺纱织布。”〔13〕“西伯利亚的许多地方，妇女们全部提前早早地去学习中国的那种纺织手艺。”〔14〕因为当地居民已习惯消费中国的棉纺织品了。此外，不便之处也体现在俄国人的饮食中。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15〕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但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因而价格昂贵。“原来一普特中国茶叶80年代在俄国值11卢布，而从西欧运来的则要52卢布以上。”〔16〕俄罗斯普通百姓为生活必需的这一普特茶叶，要多付出“三、四倍的价钱”。〔17〕为此，不少俄罗斯人怨声载道。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人等，纷纷陷入破产，给社会造成了动荡。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给俄方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18〕可以这么说， 中方关闭恰克图贸易对俄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十八世纪末，对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人们的普遍愿望就是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因为，由此而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和源源不断的。”〔19〕因此，恢复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是大得民心的。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也打算立刻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因为当时，英、美等国正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20〕1790年，在叶卡德琳娜二世的主持下，俄罗斯国务会议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作出了“关于必须尽快恢复俄中贸易”的决定。〔21〕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定，从而正式恢复了两国中断多年的边境贸易。就在这一年，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因礼仪之争退回。英俄在华的较量，已明显看出俄稍占上风。但清政府还是要求俄方，保持恰克图地区的正常贸易秩序，要求俄方为此做出历史性郑重承诺，否则，将随时关闭这种贸易之门。1800年，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恰克图贸易章程》和《对恰克图海关及各公司股东的训令》。这两个文件对俄国商人在该地区进行贸易时应遵守的规则，做了严格规定。其中包括“违禁进行鸦片走私者，则货物充公，犯者流放后贝加尔地区。”〔22〕自此以后，恰克图边境贸易稳定发展，逐渐走入新的繁荣时期。从1800年至1824年的24年间，双方的贸易额每五年便增长20%－25%。〔23〕这确实是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表明了双方贸易的潜力。十九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俄制毛呢向中国的出口额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英国。1839 年经恰克图口岸运抵中国的俄制毛呢达到1219189俄尺（1俄尺相当于0.711米）。 而同年经广州口岸运进中国的英制毛呢仅有820925俄尺，相当于当年输入中国的俄制毛呢总额的67%。〔24〕由此可见恰克图口岸对俄国是多么的重要。对中俄边境贸易史有深入研究的前苏联学者指出：“经过恰克图与中国的贸易，在十九世纪30年代就显著地增加了。1829年贸易额占俄国向亚洲输出总额的29%，而1840年则达到了42%。”〔25〕这位学者还指出：“十九世纪40和50年代前半期（个别年代除外）双方贸易额达到占俄国向亚洲输出总额的60%。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过去，中国主要是需求皮毛与呢绒，而现在，中国也成为俄国棉纺织品的需求者了。在十九世纪20年代末，中国对俄国棉纺织品的需求量不过是对亚洲出口总量的2%，到30 年代末则为18－20%，在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则超过了50%。”〔26〕这位前苏联学者研究的，正是中英鸦片战争前后双方贸易的情况。这是我们深入理解俄政府禁止鸦片走私政策的一把钥匙。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向俄罗斯的茶叶出口，也进入了黄金时期。〔27〕这对于俄国来说，不仅满足了其国内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对促进其国内市场的繁荣至关重要。〔28〕
著名的俄罗斯学者阿·霍赫洛夫提供了珍贵的档案材料，以证明中俄恰克图贸易速度增长之快。这些具体数字是：（每年运到恰克图用于交换中国商品的俄国商品总价值）
1801－1810年4922598银卢布/每年
1811－1820年4929543同上
1821－1830年6649751同上〔29〕
统计数字表明，第二个十年的每年较之第一个十年间每年，商品总额略有增加，但到第三个十年间，则是大幅度增加。这表明，俄罗斯方面对恰克图边境贸易是抱有巨大的期望并深具信心的。
综上所述，中英鸦片战争前后，传统的恰克图贸易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走上了稳定健康发展之路。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正常的贸易秩序，因为这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30〕因此，俄罗斯政府不会以鸦片走私冲击这种贸易，正是这种贸易，稳定了西伯利亚局势，促进了该地区农耕和畜牧业的发展。缓解了因普加乔夫起义而造成的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危机，从而缓解了俄国国内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
三
俄罗斯沙皇政府在恰克图地区实行的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没有贯彻始终，因而是不全面的。随着《伊、塔通商条约》的签定，之后，又有喀什噶尔开放；随着沙俄侵吞中国领土；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形成（这条路直达中国内地产茶区），〔31〕简言之，随着俄对华外交的基本格局的构筑完毕，俄国在华势力范围已圈定，它的禁止鸦片走私活动的立场开始模糊。
1870－1871年，东正教在北京布道使团首领，大司祭彼·卡法罗夫应俄地理协会之邀，并得到俄外交部的批准，对我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考察。1870年6月自北京出发， 经布拉戈维申斯克转赴俄边境南乌苏里地区，至1871年5月返回北京。正值考察结束之际， 卡法罗夫致函东西伯利亚总督米·科尔萨科夫，向他汇报了在考察这一地区贸易等状况时所见所闻。现将其内容摘录如下：“由于港口从尼古拉耶夫斯克挪至伏拉迪沃斯托克，并且打通了沿绥芬以远至乌苏里的贸易之路，这便大大吸引了正在这里的大批商人。我们的茶商将会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与宁古塔〔32〕方面的联络仍很困难，道路不通畅。借此机会，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一位汉堡商人的打算。他在此经商时与我相识。他要把欧洲商品运到宁古塔去；并已从我们的地方专员手中拿到了那种必要的通行证，上面有该专员的签字和私人图章，只是没有珲春地方当局的确认。证件上的中文是一位不知姓名的朝鲜人替他写上去的。这位汉堡商人告诉我，在运往宁古塔的商品中，包括有鸦片！但他同意我的看法，即这将构成走私，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严禁鸦片贸易的。”〔33〕这位大司祭抱怨说：“我们给所有的欧洲人（包括冒险分子和来历不明的家伙）自由进出恰克图的方便，这还不算是灾难，灾难还在于我们必须发给他们各种证件……”紧接着，他问道：“为什么我们如此无限度地偏爱所有的欧洲人？”卡法罗夫信中所透露的这位汉堡鸦片走私商人，正是恰克图海关发给的各种合法证件，把鸦片带到了我国东北地区。如果我们继续相信俄国政府在恰克图地区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其一，俄方恰克图海关和边境公署在十九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继续执行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方面是非常不力的。这或许反映了俄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化。其二，与其说是俄方恰克图海关和边境公署在工作中出现漏洞，不如说是他们有意将这种走私活动引出恰克图地区，以保持其辖区内的所谓稳定。这样便使得我国东北边境地区遭了秧。1881年，俄国驻北京公使科扬德尔多次向彼得堡方面通报说：“据传，似乎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大量的鸦片被走私运进我国南乌苏里地区。”“风闻，在该地区的纯俄罗斯居民中开始吸食，听说好象也已渗透到了军营里面。 ”〔34〕从1871年以后，仅十年功夫， 中俄东北边境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就已十分严重。据档案记载，这一时期有不少俄商夹带鸦片进入我国东北地区。〔35〕在这种情况下，在恰克图一个地区实行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鸦片战争前后，沙俄政府制定并在中俄边境地区实行过禁止鸦片走私活动的政策，但这个政策执行得是不全面、不彻底的。
注释：
〔1〕《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道光十九年刊刻。
〔2〕《清实录》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卷329，道光二十年正月，卷330，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卷331。
〔3〕〔4〕《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 主要档案2－3，目录34，1839－1844，卷宗1.5。
〔5〕《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主要档案2－3， 目录34，1839－1844，卷宗5，第7页，第10－11页。
〔6〕〔7〕〔8〕《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 主要档案2－3，目录34，1839－1844年，卷宗5，第10－11页，第15－16 页，第17页（包括背面）。
〔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主要档案2－3 ，边境公署长官彼杜霍夫的报告。
〔10〕《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主要档案2－3， 目录34，1839－1844，卷宗5，第31页（包括背面）。
〔11〕《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主要档案1－5， 1823年卷宗2，第36页；1840－1845年第31页背面－32页。
〔12〕《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1841年的报告，见：外交部致沙皇报告集，第255－256页背面。
〔13〕阿·拉基舍夫《关于中国贸易的信件》1791年， 俄文版， 1987年第2期，《远东问题》杂志。
〔14〕阿·拉基舍夫《关于中国贸易的信件》1791年， 俄文版， 见《远东问题》杂志1987年第2期。
〔15〕伊·冈察洛夫《巴拉达号》环球游记（1852－1855年）莫斯科1949年俄文版，第426、450页。
〔16〕希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83页。
〔17〕希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83页。
〔18〕阿·拉基舍夫《关于中国贸易的信件》，1791年，见《远东问题》杂志1987年，第2期。
〔19〕〔21〕阿·拉基舍夫《关于中国贸易的信件》，1791年，见《远东问题》杂志1987年，第2期。
〔20〕见《胡文忠公集》·书牍，卷17，丙子《与刘克庵书》云：“前在陶文毅馆中（道光二十年殁）见有一疏稿，系复陈西域事略。其时，喀什噶尔边外即报英吉利商人有从边外过北路售货者。”“原泰西与敖罕潜通，盖已故十年前矣。”蔡鸿生《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一文认为，“特别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北美皮货经海路源源运入广州。使古老的恰克图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1987年版。
〔22〕《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 主要档案2－3，目录34，1801年卷宗2，第179页。
〔23〕米·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莫斯科1974年版。
〔24〕阿·霍赫洛夫《恰克图与恰克图贸易》（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中叶）1989年俄文版。
〔25〕洛日科娃著《俄罗斯与中亚的经济关系》（十九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0页。
〔26〕洛日科娃著《俄罗斯与中亚的经济关系》（十九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0页。
〔27〕郭蕴深《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28〕《1866年天津埠之报告》云：“茶叶贸易实属重要至极。进口茶叶之价格和数量，迄今在下诺夫哥罗德庞大的集市中，足以左右多数商品之价格。”天津海关税务司狄妥码（Thomes Dick），1867 年元月31日。
〔29〕阿·霍赫洛夫《恰克图与恰克图贸易》（十八世纪20年代至时九世纪中叶）1989年俄文版，莫斯科。
〔30〕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中译本，第69页。
〔31〕方裕谨先生选编的《咸丰十一年下半年总署陆路通商清档》，《同治元年总理衙门陆路通商清档》（上、下）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1、2、3期，这些档案说明，19世纪60年代以后， 恰克图贸易又有很大发展。
〔32〕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云：相传昔有兄弟六人，各占一方，满州称六为宁固，个为塔。其言宁古塔，犹华言六个也。自康熙元年这里便“人烟稠密，货物商客络绎不绝，”是通商重镇。
〔33〕彼·卡法罗夫致东西伯利亚总督米科尔萨科夫的信，1871年4月14日，写于伏拉迪沃斯托克，俄文版。 此件系笔者在莫斯科的朋友送的，借此致谢。
〔34〕《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圣·彼得堡部分，主要档案1－9，1881－1882年，卷宗28，第146页。
〔35〕《外交档案目录汇编》（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 －1901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编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