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显国的通史著述与史学思想——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书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通史论文,书后论文,史学论文,史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4)03-0029-06
有明一代，私家著史者蜂起，撰述态度认真、严谨且能具史才、史识者，其实为数不 多，研习者须披沙拣金，予以鉴择。隆庆、万历年间，魏显国力撰通史《历代史书大全 》一书，成就显于当时，其后又纂有《历代相臣传》、《历代守令传》等史书。他的治 史的精神与史识，在明代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值得关注的。
一、关于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
魏显国字汝忠，号古渠，江西豫章人。明隆庆年间举人，且曾任湖南华容县教谕，故 亦被时人称“华容”、称“学博”。他的主要著述是《历代史书大全》，此书明代印本 512卷，今中国全境之内已无全本。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仅于存目著录魏显国 《历代相臣传》等几种后来所纂之书，而只字未言及《历代史书大全》，疑当时即未搜 集到本书。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该书残本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市文物 局两处，除去重复，共有278卷(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纪传类，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3年版。按：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称 《历代史书大全》“今国内只有北京图书馆有一部残本，共265卷”，不确。)，即稍过 半数，而且所存内容之最前者为《南齐本纪》。缺失《凡例》、《目录》与魏显国的许 多议论，使研究、评析大受局限，难免出现漏略和偏差。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现今藏有鲜为人知的《历代史书大全》，可能是世间独 存的全本，(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名“内阁文库”，所存珍稀汉籍甚多。其中对《 历代史书大全》著录是：500卷、卷首《史书总论》1卷、《史书述略》2卷，明代木活 字印刷。按：《历代史书大全》正文应为512卷，内阁文库著录为500卷可能有误，因为 此书卷数排序是分段单行，如“前汉列传之十五”、“宋列传之八十四”等等，容易统 计疏误。卷首《史书述略》实为1卷，内阁文库存亦著录成2卷，可见于此书卷数确已致 误。)此书加有“秘阁图书之章”、“日本政府图书”两种篆印，藏书号为“枫60/史40 /1”，说明这部《历代史书大全》来自日本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建立的枫山文 库。枫山文库又名红叶山文库，始设于1602年，随之征收著名的日本金泽文库图书，并 且积极地从中国购买，明治维新时期收为日本政府所有，成为内阁文库图书的主流来源 之一。《历代史书大全》无金泽文库印鉴和其他标识，应是德川幕府在明季或清初从中 国购得，藏入枫山文库。
日本现藏《历代史书大全》卷首有《凡例》、《目录》，以及《史书总论》、《史书 述略》各1卷。《史书总论》包括《史体论》、《史法论》、《帝纪论》、《列传论》 、《封建论》、《司天论》、《舆地论》、《职官论》几个部分；《史书述略》分若干 阶段和分朝代地论述各种史书的史料价值、可信程度以及撰著、流传等方面的特点。另 有郭子章《史书大全序》和许孚远《史书大全序》各一篇，但是郭、许二人之《序》， 却被该书错误地装订在第23册《宋帝纪》之前。这几份文献，是研讨魏显国撰史原委与 史学见解的宝贵资料。郭子章《史书大全序》未见于他处，签署日期为万历庚寅即万历 十八年(1590)九月九日，而许《序》签署为万历辛卯即次年撰写，并非同时。值得注意 的是：许孚远《史书大全序》另见于他的《敬和堂集》(注：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136册，1999年影印版。)，但却做了修改，不仅删去撰写日期，也删节一些很重 要的内容。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一书已从《敬和堂集》中节录了许氏《史书大全 序》(注：《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211页。)，有别于 《历代史书大全》原载之文，现仅将末尾被《敬和堂集》大肆删改的原文抄录，以资考 订：
……凡为卷五百一十有二，约为费若千余金。先后为学博提携赞助其事者：御史大夫 傅公孟春、李公涞、参知浙省事郭公子章、刘公孟雷、都转运盐使贡公靖国、郡剌史沈 公孟化、胡公士鳌、刘公庭芥、方公亮工、丞吕公文峰、赵公坮、徐公文奎、判吴公 嘉言、龚公先进、司理周公著、吴公炯、刘公文卿、夏公子阳、张公似渠、州牧梅君守 极、邑令任君道学、袁君光宇、宋君兴祖、徐君存德、尤君应鲁、毛君寿南、王君述古 、林君梅、黄君兆熊、吾乡缙绅先生顾君尔行、王君豫。而考订全书则学博之伯子一鹏 、仲子一鹗、季子一鹤，分校则其从子一贤、一贵、一善、余门人姚生三才、沈生一愚 、沈生濂。姚生于唐虞、三代帝纪尝有所扬榷，能赞一词，尤学博所重。其以枣板助成 摹印纪传者，则卓生显卿尔昌也。四考则付之书坊别梓，因论次而为之序。万历辛卯春 正月德清许孚远书。
以上文字，表明这篇序言撰写于该书将届印行之际。而另一篇郭子章的序言撰写较早 ，载有他处未见史事，又于海外孤存，史料价值更可贵重，两篇序言结合，可进一步理 清《历代史书大全》的筹资印行过程。至于该书卷首的《凡例》及两卷论述，乃是研讨 魏显国史学思想的不可替代的依据。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的最有价值之处，就在 于它存有这些内容。
二、魏显国及《历代史书大全》事略的几点补正
首先对魏显国及其《历代史书大全》发表资料和见解者，当为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 考》，后来又于《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再作叙述。其大略曰：魏显国立意著史，因而 辞去湖南华容县教谕之职，归乡潜心撰写十五、六年，于万历十七年(1589)成《历代史 书大全》一书。随之携带两卷总论作为自我推荐材料，征求建议和到处寻求赞助，以便 刊印。其中浙江德清人官僚、学者许孚远，受魏氏之托对史稿有所审阅。万历十八年间 ，在江西籍官僚兼学者郭子章(1542～1618)等人的赞助下，由吴兴凌氏书铺“以铜活字 ”印行，许孚远写了序(注：详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第209页。)。这里， 需要补充与纠正的内容是：
第一，为此书写序者并非许孚远一人，还有郭子章，在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中 ，其序列于许氏之前。郭子章《史书大全序》的内容表明，他在援助《历代史书大全》 付诸印行的过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二，魏显国乃是因著史导致失明之人，据郭子章《史书大全序》，由于撰写《历代 史书大全》过度用功劳神，“书儿就而华容目瞖，亡几何盲”。这博得许多官僚与学 者的同情，如邓汝益致信郭子章说：“吾辈双眸炯炯，视古今事如秦越；魏君不惜一官 、不爱双目，惴惴焉惧奸雄高张、贤哲堙圽，此其气甚壮而其志可悲也。君其为编次 而付之梓”(注：[明]郭子章：《史书大全序》，载日本公文书馆现藏本《历代史书大 全》。)。郭子章时任浙江参政，亦积极为之谋求赞助，不但地方官绅起而响应，而且 御史大夫傅孟春、李涞等人“胥怜而助之”，这与许孚远《序》中所列名单正相印证。
第三，《历代史书大全》以木活字印刷，所谓“铜活字”之说，乃是误解了许孚远《 史书大全序》所谓“铜板活字”(注：“铜板活字”出于许孚远：《敬和堂集·史书大 全序》，而《历代史书大全》中的该序则为“枣板活字”。)的语意。“铜板”是说排 定活字的字盘用铜制造，但“字”与“板”不一定为同一种材质，这在版本学界早有探 讨(注：参阅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江苏图书馆工作》1980 年第1期。)。郭子章《史书大全序》自述他的援助活动说：“乃谋之郡守沈叔顺，郡丞 吕世华，司理周尚之，归(安)、乌(程)二令任用予、袁元让。剞劂则举赢而力诎，缮写 则事庞而日费，无若捐俸醵金，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姑以卒华容之志。”这里所称欲 “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说明是使用枣木活字，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即著录为 木活字本，二者正相契合。上述引文还表明，选用活字印刷一是为了减少费用，二是为 了印行迅速，但活字排印不能象雕版那样保存书版，随时刷印，致使该书行世总数量较 少。
第四，魏显国撰写《历代史书大全》的帝纪和列传之外，还撰写有相当正史书志的《 封建考》、《职官考》、《司天考》、《舆地考》，作者原本将之视为全书组成部分， 然而512卷印本《历代史书大全》，并不包含《封建考》等四考，钱茂伟《明代史学的 历程》既言《历代史书大全》512卷，又称其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为书志。只 选择封建、职官、司天、舆地四考”(注：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此乃属含混之语，易使人误解。该书卷首《目录》后 有附言曰：“已上帝纪全集自皇初至元末共壹佰零七卷，计千陆板；列传共肆佰零五卷 ，计伍千板。外封建、职官、司天、舆地四考付之书坊别梓，与前纪传并行。故总序于 卷端云。”上文所录许孚远《史书大全序》亦称：“四考则付之书坊别梓”，可见《历 代史书大全》印行时并未收纳“四考”于其中，而所谓“付之书坊别梓”，也不知结果 ，“与前纪传并行”的说法或恐只是愿望和设想。
《历代史书大全》印行后，魏氏又藉此宏基，分类纂辑多种历史人物传记，如《历代 相臣传》、《历代守令传》等等。因为魏显国已经失明，连《历代史书大全》印行前的 考订、校勘也由魏一鹏等子侄六人与其他助手担任，后来的修纂活动似乎也只能依赖其 子侄之辈。该时魏显国已较有名声，《封建考》、《职官考》、《司天考》、《舆地考 》似应不难刊印流行，而遍查目录之书却未见影踪，似乎未曾成书单行。这与明万历年 间之社会文化风气有关，一般读者偏爱阅读历史的宏纲大事与人物事迹，不大重视正规 的典章制度考述，已成为书坊刻印书籍的导向。而《历代史书大全》的赞助者舍四考而 仅印行纪传，当另有学术见解上的问题，姑留待后文探讨。
三、魏显国的史学思想
《历代史书大全》是一部通史，上起传说的盘古，下迄元朝末年，卷帙浩大。魏显国 为其著作的刊印奔走求援之际，携带他的《史书总论》、《史书述略》，意欲展示自己 的史识而争取赞助。《史书总论》、《史书述略》和《凡例》(注：《史书总论》、《 史书述略》和《凡例》，均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书《历代史书大全》卷首，下文不再 备注。)是撰写《历代史书大全》的纲领，集中而明确地表达了魏显国的历史观念和史 学思想。
(一)认真审视历代史书的治史精神
《历代史书大全》是从以往历代史书中择取史料而撰写的，自称“大全”，是表明决 非随意摘抄少数史籍，乃经过全面地搜集与鉴别，这在卷首的《史书述略》即可得到证 明。魏显国在《史书述略》中，将历代史料、史书分为若干阶段或朝代，即《皇初述略 》、《太昊至高辛述略》、《唐虞夏商周述略》、《秦史书述略》、《前汉史书述略》 、《后汉史书述略》、《续后汉史书述略附魏吴史书述略》、《晋史书述略》、《南北 朝史书述略》、《隋史书述略》……直至《元史书述略》，具体地叙述各代史书的基本 状况，表明了自己从中选材的标准。在《唐虞夏商周述略》中，概述了《尚书》的流传 与研习，从史学角度分析了《诗经》、《春秋》、《左传》。对《世本》、《史记》、 《战国策》、《古史》、《通鉴外纪》、《通鉴纲目前编》等等涉及这一段上古史的典 籍，皆予以综合评述，其中颇有值得注意的说法，例如认为是“闾巷之呕吟，郊庙、朝 廷之歌颂，美刺并存，而古史劝惩之义昭矣”，这是用史家眼光看待《诗经》。认为“ 楚汉之际有衷布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襄，号曰《世本》十五篇 ”，这是将《世本》成书时间定于秦汉之际。在《唐史书述略》中，对《旧唐书》、《 新唐书》都有大段的批评，又评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唐六典》、《贞观 政要》、《通典》、《唐鉴》等史籍，申明“愚故合采数编，并录祖禹论断，而定为唐 全史云”。
整卷的《史书述略》，都是对关于各个朝代史书的叙述和评论，包括重要史书的编纂 过程、内容、体例、流传、影响、史料价值等等，它反映了魏显国为撰写通史著述，全 面地审视历代史书，以保证择取更好的资料。这种治史途径，是将通史撰著建立在对历 代史书与史学的清理、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具有了史学发展史的知识和眼光。明朝后 期，学风浮躁，撰史者往往仅凭一、二旧书，随意抄纂，充作著述。魏显国这样认真分 析和评论各种史书优长或不足，从而理性地指导史料取舍，当时已为凤毛麟角。他在《 唐虞夏商周述略》的按语中说：“史贵传信，然非综核旧典，谁其信之!”可见魏显国 是要在“传信”的原则下，通过“综核旧典”来提高编撰通史性史书的学术素养。如此 治史，无疑要付出繁重的劳作，消耗很大的精力，乃至于双目失明。这种执着、认真、 勤奋的学术精神，在明代众多的史家中实属卓荦突出。
(二)明统系、重纲常、讲劝惩的史学宗旨
在史书中判别各个政权是否属于“正统”的地位，是明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风气之一 ，魏显国亦未脱此窠臼，他要在史著中建立一个评判历代政权的体系。《历代史书大全 凡例》首列“统系”，直截了当地申明：“盘古至帝挚为上古皇帝之正统，唐虞至夏商 周为中古帝王之正统，汉唐宋为间世帝王之正统。秦、晋、隋、元为变统，三国、六朝 、五代为无统，如周秦、汉晋、隋唐之间，正变统系不续，亦谓之无统。如夏羿、浞， 汉吕后、王莽，唐武后之类贼臣篡位、女主干统而不及传世者，为篡逆。”这样的“统 系”观念，是将历来聚讼纷纷的正统论加以综合，汲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丘浚《 世史正纲》在正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探讨出一套层次明晰的考量历代政权地位的模式 ，即提出正统、变统、无统、篡逆四个等而下之的不同名分，以示褒贬。这在思想体系 方面没有新的突破，而在形式上多少具有一些新意。
明代中后期，强化纲常伦理规范与华夷之分，是史家撰史、评史关注的焦点，万历年 间，随着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在正统问题上排斥“夷狄”政权，在史书中讲求 贯彻纲常伦理的“书法”，已成为明人的共识。魏显国的《史书总论·史法论》强调“ 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符合当时主 流的史学思想。《史书述略》贬斥元朝为“夷虏之朝，大纲不正”，声称“其封建宗支 ，名号难稽，不容不略。列传遗臣杂职，十去七八。若华人儒学、循良，不忍少遗，无 非贵华贱夷之意也。”《历代史书大全凡例》绝大部分的内容是阐明该书的“书法”， 例如对一国君主的书法就大有讲究：“夏商周曰王，汉唐宋袭秦之称曰皇帝，其不成君 者曰某主某，谓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者若汉更始之类。僭称帝者曰某主某，僭称王者曰 某君某，篡逆曰某直书其名以别之。”这就将历史的“统系”观念与纲常伦理思想结合 一体，通过书法体现褒贬、劝惩的史学宗旨。魏显国认为：“史书系万世鉴戒，无法则 乱，何以辨邪正而儆将来也!考之史法有二，曰劝曰惩。”他表示在《历代史书大全》 中，“凡诸史谬误、谀曲者详为改订，而历代鉴戒仅明矣，庶儿其无乱乎!”(注：魏显 国：《史书总论·史法论》。)而所要“详为改订”的内容，多为涉及“统系”、纲常 伦理问题，如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汉书》改为列传都是错误的，将之“ 附入秦、汉纪中互见其恶可耳!”(注：魏显国：《史书述略·秦史书述略》)主张“其 游侠、货殖、刺客、日者、龟策、方伎、恩幸诸传，无关国体，或戾正道，并削其类” (注：魏显国：《史书总论·列传论》。)。为了纯化劝惩的史学宗旨，而不惜放弃这部 “大全”的全史标准。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有学者却对《历代史书大全》提出建议：“ 虽《帝纪》之外别有《列传》，似亦无妨，然不须每代如此之夥也，愿足下更思而裁之 ，何如?”理由是历代历史人物“足为百代鉴法者，不过数百人而尽”(注：许孚远：《 与魏古渠学博论史书》，载《明文海》卷17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似乎史书仅 仅为了提供“鉴法”，因此要大加削减历史人物。因此，我们不必过分责备魏显国历史 观念的陈腐，但须从中透析明代史学的社会思想氛围。
正统的历史观念、纲常伦理思想及从劝惩出发的撰史宗旨，堙塞了魏显国通史著述内 容的广度与认识的视野，但《历代史书大全》并未因而尽失尊重史实的客观精神，魏显 国虽将秦朝、元朝归于“变统”政权，却明确提出：“盖前而三代之制，秦变几尽，后 而汉唐宋三朝御世最久者，其制多袭秦旧。盖以其因时更创，有不可废者。”元朝“如 起海运、穷河源、广屯田、制历象，至今不可废者，皆用当其材为之也。”(注：魏显 国：《史书述略》之《秦史书述略》、《元史书述略》。)古今史家政治观点各异，唯 不故意窜改史实，应是共同的史学评判的底线，以此而论，魏显国的史著可以得到基本 的肯定。
(三)魏显国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内容与体例的协调、安排，是历史编纂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在通史史书的撰写中，尤 为关键。魏显国在《史书总论》的《史体论》、《史法论》中，认为史书主要有编年、 纪传两种体裁，编年史如《春秋》，便于“记乱世之事”；纪传史源于《尚书》，适合 “记治世之事”。两种体裁皆不能很好地记载历代全史，“夫以治史体书乱世事，辟之 结绳于叔季也；以乱史体书治世事，辟之清庙明堂而斗击、金馈玉版而戈楯也，其失埒矣”(注：郭子章：《史书大全序》。按：此言乃解释魏显国的撰史意旨。)。魏显国的设计是“兼法左、马、《纲目》，参校诸家，集为《史书大全》”(注：魏显 国：《史书总论·史体论》。)，即兼取《左传》、司马迁《史记》和朱熹《资治通鉴 纲目》的优长，参考众史，创新体例，就是上文提到的《帝纪》、《列传》加上“四考 ”。许孚远将这种写法解说为“书法仿于《春秋》、《纲目》，而叙事取于迁、固诸家 ，既详编年，复兼纪传，故称‘大全’也”(注：许孚远：《史书大全序》。)。
其实，《历代史书大全》仍是改造了的纪传体，改造的主要之处是《帝纪》。魏显国 扩大《帝纪》的内容与篇幅，大体以年代顺序完整地叙述史事，囊括了“四考”之外的 各种典章体制、历代诏令、奏疏策对等等一应大事，总之是“间摭传、志诸书有关朝廷 之公者，悉入纪中”(注：魏显国：《史书总论·帝纪论》。)。明代后期，以编年体形 式撰写的通史层出不穷，大多为几十卷篇幅，连上起上古、下至元末的官修史《历代通 鉴纂要》亦仅92卷。《历代史书大全》的《帝纪》达107卷，已经可以担当起独立、完 整地讲述通史的功能。
古代纪传史中本纪向来以帝王年号纪年，魏显国批评说：“《史记》以下诸史不载甲 历，殊乖纪体”，《历代史书大全》则“首纪甲历，详定分注，推广《纲目》之例”( 注：魏显国：《史书总论·帝纪论》。)。就是将《资治通鉴纲目》在政权分裂时期首 “首纪甲历，以别正统”的方法推广为所有时代，在甲历即干支纪年之下，或大书统一 天下政权的年号，或小书分裂时期非“正系”政权、篡位政权的年号，这在《历代史书 大全凡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干支纪年对于古代各个朝代而言，类似一种“公历”， 将其置于首位，并且不分正统、变统，皆以大字书写于干支之下，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严 辨正统的思想藩篱，是纪年方法的一个进步。
《历代史书大全》记事起于传说的盘古，而盘古、三皇，儒学经典不载，司马迁《史 记》也仅始于黄帝，魏显国对此作了说明：“愚讳太史公几二千载矣，又上诹之数千载 之前，非敢取戾于圣人也，盖以他书时时见之，互载异同，适以滋万古之疑，可无辩乎 ?”(注：魏显国：《史书述略·皇初述略》。)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于是广 征群书，辨析众说，取稍可者撰为《皇初纪》一卷，并且附录《存疑纪》一卷，将各种 说法详作对比，示其歧异，最后感慨曰：“呜呼!士生万载之后，欲以臆度之见而决万 古之疑，亦难言之矣!此愚《存疑纪》之所为述也”(注：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帝 纪·皇初纪附存疑纪》)。不言而喻，这里表现了传信传疑、认真谨慎的撰史态度。
魏显国原拟《帝纪》、《列传》之外，《历代史书大全》还有《封建考》、《司天考 》、《舆地考》、《职官考》，“数者系国史大端，节目繁多，故为之区分类聚。其郊 庙、兵刑、财赋、考课、选举、学校诸制，或开基、或守成、或中兴，创置更革，不下 数条，则合而载于《帝纪》，而历代典籍粗备矣”(注：魏显国：《史书总论·史体论 》。)。但将典制中这“四考”独立叙述的设想，引起了争议，在《历代史书大全》印 行上有重要作用的许孚远认为：“封建、司天、舆地、职官四者，诚为国家大务……而 四者之外如井田、学校、兵、赋、刑法、河渠诸务，不为编纂，反疑阙略。管窥之见， 不若以前数者，总附见于《帝纪》之为妙也”(注：许孚远：《与魏古渠学博论史书》 ，载《明文海》卷174。)。意思是把上述“四考”也分述于《帝纪》，不必独立为文。 许氏见解有其道理，单单撰此“四考”确可导致疑问。这可能是《历代史书大全》最终 未能将“四考”一并印行的主要原因。
《史记》之后，试图撰写纪传体通史者，皆未获得预期的成功。魏显国以个人之力编 著《历代史书大全》，表现了勤奋、认真和为史学献身的精神，并且取得相当高的成就 ，是难能可贵的。魏显国的史学思想，有失有得，存在值得研究的闪光点。而所谓“付 之书坊别梓”的“四考”，已经文献无征，这是一个遗憾，所幸印本《历代史书大全》 在日本尚有存书，应当将之复制影印，稍广其传，作为明代史学史研究中引为关注的史 学遗产。
收稿日期：2004-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