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的轨迹、特点和趋势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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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5)06-0001-27

      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看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会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结论。①从70年的小时段来看，以邦交正常化为无可争议的最重要历史节点，中日关系是从不正常状态到基本正常状态的一个演进过程。问题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复杂原因，除了经贸与人员往来以外，包括战略、政治、安全以及国民感情等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在正常化后的总体正常中却屡显“不太正常”状态。然而，若从中日关系两千年的大历史周期看，这一现象作为一种正常逻辑的产物，却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相对于历史长河中“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战后大部分时间的中日关系，其实与战前50年同理，总体上属于“西力东渐”、日本学用“西力”后形成领先的一段“非常态”时期。这就导致在中日强弱态势逆转、向历史常态集中回归的21世纪头十多年里，也就是在常态与非常态的两个历史板块的战略错肩期②，中日关系集中爆发了种种磕碰与摩擦。虽然充当中日关系“压舱石”作用的经贸关系基本面仍属健康，但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中新老问题交织并存，使得局面日益错综复杂。经过冷战后20余年的摸索与调适，以双方的经济总量对比逆转、重大政策方针敲定为标志，到2013年前后为止，中日在战略与全局层面上对对方的评估、定位、核心对策，应已基本确定和成型。当然，战术、局部和边际领域的竞争与摩擦，仍会时有发生、不时激烈。这种大稳小乱、竞合并存的态势，在中国相对显强的中日关系态势再次出现重大格局变动之前，将持续一段时期。中日关系不仅涉及双方各自利益，而且对地区及国际局势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局面下，再加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日皆处于关键战略转型期，两国关系是好是坏、何去何从，正引起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解读。

      一 历史脉络中的战后中日关系

      从古到今，中日关系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非常态”阶段。除此之外，大体是中国占相对优势的“中强日弱”时期。从2010年前后起，中日关系逐步回归到一种带有时代新特征的新常态。战后70年所涵盖的中日关系，其特点是较长时期内日本占优、双方战略态势在后期开始“强弱易位”但总体上又处在一种“强强并立”的相对均势格局。这种局面下，中日关系的极好和极坏局面都不大容易出现，但一定程度上的乱象、摩擦和争端却容易不时发生。

      (一)从“非常态”到“常态”的过渡期阶段

      从历史大周期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中，明显的“非常态”状况出现过两次。③非常态是指这两次或两个时期的出现并非必然而是具有某种偶然性。

      第一次是从中日开始交往的公元1世纪到公元6～7世纪前后。④因为日本还基本没有或者说刚开始“文明开化”，未形成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家体制，而中国已经走向较为成熟的“封建”王朝时代，在文化科技与生产力层次上形成了巨大的对日代差。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与先进文明的中心，中日建立朝贡与册封关系，日本对中国采取追随乃至臣服的姿态。这种关系样态，并不能算中日关系的常态，因为世界各国“文明开化”的始发有先有后，具有历史偶然性。

      第二次大约是从19世纪末的1895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2010年前后。⑤从晚清甲午战争到1945年二战结束，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用西方新文明与科技，对华形成了代差或半代差性的优势。这个阶段，是中国落后挨打、饱受日本侵略与欺凌的时期。这种“以小欺大”的惨况，在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是典型的非常态时期。同时，从大历史下的中日文明与生产力样态以及日本学习欧美持续推进“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也可以算为这一“非常态”阶段的后半部分。日本虽然在1945年战败，有形物质损失巨大，但战败只是短暂的中断，战前产业革命及工业化的积累(特别是科技与人才的储备)，使日本拥有快速恢复生产并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与科技能力。战后日本的发展仍处在明治维新近代化的延续线上，战前与战后总体上是一个脉络相承的宏观历史阶段。⑥日本的这种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在20世纪70～90年代前期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并且其余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前十年，直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超过为止。

      同期，中国虽然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基本统一，但在历史阶段及发展形态上则是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文明进发，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现代化”的大部分领域基本都落后于日本。⑦所以，中日复交后，从70～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头十年，普通中国人眼里，日本是发达和富裕国度的象征，成了中国追赶和借鉴的目标。盖因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在内的日本领导人，常以领先者的地位自居，自信地认为日本应帮助并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⑧

      除了以上两个特别的“非常态”阶段，历史上大部分时期⑨，都是一种“常态期”——中国体量巨大、综合国力占有比较优势的时期。当然，在这种常态下，中国对日优势的程度有很大不同，是可以做区分研究的。⑩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逐渐回归到“中强日弱”的常态格局。这种常态具有过去常态所没有的时代特征及环境差别，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所以可以叫“新常态”。

      

      (二)历史阶段划分中的战后70年定位

      两千年中日关系史，除了可粗分为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中日两强并立及中渐强日渐弱的三大阶段外，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五阶段”，即：(1)日本对中国的绝对落后阶段(6～7世纪即隋唐以前)；(2)日本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弱势阶段(隋唐以后即日本古代统一国家基本形成以后、直到晚清)；(3)日本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强大阶段(1895-1945)；(4)日本对中国总体上相对先进、发达的阶段(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5)2010年前后开始，中日之间因GDP逆转而逐渐发生权力转移(power shift)，进入中国总体上相对强大及占优的阶段。

      战后70年所涵盖的第四阶段后期与第五阶段前期的中日关系，其特点是中日在战略态势上呈现“强弱易位”，但总体上又处在一种“强强并存”的相对均势格局，这个时期充满了国家间关系在历史重大转变过程中的某种“常见症状”。日本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再加上近代以来的感觉延续)占有领先地位、养成了一种长期的优越感觉，所以对中日强弱态势的改变抱有相当难以接受的抵触心理。(11)由于中国对日关系态势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将强未强、大而不强的格局(12)，日本在很多地方对这个“强”是不认可、不服气的，对逐步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有些“忧惧”，但仍缺少“敬仰”。进入第五阶段的中国，既不能完全“吸引”日本，也不能完全“压服”日本，发现自己不太容易与之建立某种明确的、良性友善的战略伙伴关系。(13)日本在第五阶段开始的若干年内，则很明显比较担心中国主导东亚事务、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政经秩序圈，它认为这种格局不利于维护自己已经到手或将要到手的国家利益，对此是比较拒绝和排斥的。并且，出于对未来的打算，日本还在思谋各种办法来对冲、制衡和约束中国，试图“管理”中国崛起对自己带来的冲击(14)，例如扩充军力、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推动合纵制华的战略性外交(例如插手南海争端、对冲“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如此局面下，中日关系中“友好亲睦”与“正面冲突”的两极情况虽不容易发生(15)，但某种程度的乱象、摩擦和争端却总是少不了。

      二 战后中日关系的逻辑演变

      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例如从国际格局因素变动、客观力量态势对比、主观认识的调整、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划分为若干各具特征的演化阶段。70年关系的演化，内含一定连贯的逻辑与特性。据此，可以将战后中日关系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6)第一阶段，内外因素规制下的不正常出发点，导致1952年双方进入无邦交状态。第二阶段，从敌对与隔绝的不正常状态走向正常关系，到1972年双方实现邦交正常化。第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因素，形成中日关系史上一段独特的“友好蜜月期”。第四阶段，友好的条件和环境发生改变(17)，蜜月期逐步结束，大约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进入困难的关系转型期。第五阶段，大约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前期开始，中日关系进入“新常态”通道，暂显“大稳小乱”、竞合并存的状态。

      (一)第一阶段(1945-1952)：扭曲的“不正常历史”出发点

      中日两国的战后存有“时差”现象：1945年对日本来说是战后的一个重新出发点，但中国却陷入内战，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从1945年日本战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日关系，是特殊时期的中日关系。因为一直到1952年4月所谓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前，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丧失了外交权，是尚未获得独立的国家。所以，中日关系，表现为中国单方面的对日关系，包括处理战败国日本难民、战俘的问题，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美国代行日本外交权)的一个部分，跟美国的一系列对日及对华政策有关。(19)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即确立了对日基本方针和政策。1950年5月起新中国外交部就对日和约问题举行讨论研究，12月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表达了缔结对日和平条约的意愿。(20)但是，日本在1952年之前失去独立国家地位，双方无法实施正面接触和互动。其后，经过一系列曲折，到1952年，中日邦交不正常状态这样一个局面就形成了：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与所谓的“日台和约”，实行排除中苏等国的战后片面媾和、对美一边倒以及日台“建交”等政策，中国则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展抗美援朝，外交政策采取“打扫屋子”、对苏“一边倒”的方针。(21)由于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中日分属东西两大阵营，战后刚刚启程的中日两国外交各自采取“一边倒”立场，大体是不能不顾及阵营路线而完全自由地去选择对方(22)。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双方这种局面的造成，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日方选择的立场和做法。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特别是日本在美国压力下选择缔结所谓的“日台和约”，使其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受到了“台湾问题”这一最大症结的严重阻碍，形成了不正常的出发点。而新中国从1950年起即多次表示愿意对外实行和平友好政策，希望尽早地同日本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在1954年10月发布的《中苏对日关系联合宣言》以及1955年3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23)中，中方也再次提出愿意采取步骤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吉田内阁等日本政府对此还是不予理睬和接受。由此，日本和新中国进入邦交阙如的不正常关系状态。(24)

      (二)第二阶段(1952-1972)：从敌对与隔绝走向关系正常化

      这一阶段，中日关系最明显的总体特征是政治严重对立、邦交尚未恢复，但两国在不同程度上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形式保有贸易及人员往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广义上的“人民外交”思路指导下(包括对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对华友好政治家开展工作)(25)，坚持“政经不可分”及“政治三原则”(26)，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半官半民、渐进积累”的方式，积极争取打开僵局，发展对日关系，推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反之，日本政府尤其是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内阁，采取“政经分离”方针，顽固坚持“两个中国”以及敌视或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佐藤内阁直到最后都在配合美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造成中日交流的倒退和断绝。部分日本政治家，例如鸠山一郎和池田勇人首相在任时，曾试图对中日关系的这种局面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但由于内外条件制约，其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27)不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尤其是民间和经济界，一直有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与行动。

      1972年7月，田中角荣担任首相后决定尽速实现日中复交，多次表示理解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立场(28)。9月，田中访华，两国政府经过磋商后在历史认识、台湾问题、战争赔偿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和默契，随后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从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复交，个中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可归列为如下几条：(1)有利国际环境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中美关系急剧改善的同时，围绕与新中国的关系佐藤内阁在政治上陷入困境；(3)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人士的一贯努力；(4)经济界、政界(在野党与执政党)等日本国内要求正常化的呼声和压力；(5)田中角荣上台后，呼应中国正义要求，决意正面推动邦交正常化。其中，在分析哪个方面原因起了主导作用时，需要客观地看到，没有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等外因的变化，没有双方领导层的战略选择和政治决断，中日复交是难以获得决定性突破的。但同时，如果没有双方多年开展民间外交、经贸往来的共同努力与积累，两国复交实现起来也不会显得那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29)

      (三)第三阶段(1972年至冷战结束前后)：有利条件下的“友好蜜月期”

      1972年实现复交后(30)，经过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在20世纪70～80年代总体上进入了一段堪称蜜月期的友好相处阶段。这个蜜月期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1)双方具有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关系基础，例如中国曾通过“一条线”战略联日，日本则通过“环太联盟”联华；(31)(2)日本出于对战争的赎罪感，帮助中国推动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3)中国经济建设需要日本，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4)有限交流(主要是官办)带来的美好感观和正面印象；(5)双方老一代领导人的高超指导与政府协商。总之，是这个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造成了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友好局面。

      友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双方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极其重要的法律文件。条约的签订，是中日真正结束战后的标志，也是开辟睦邻友好关系的新起点，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条约因其以下三点内容，启动了两国关系的大发展，到现在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2)：(1)睦邻友好，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2)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他国家谋霸；(3)进一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签约后的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等中日领导人又相继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四原则”，邓小平则更是直接指出“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个事情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33)。为此，中日双方还在1984年成立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由此，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日经贸(日元贷款、中长期贸易协定等)和文化科技交流进一步发展扩大，高层互访及政府成员会议等频繁举行。当时，“新篇章”、“新局面”等正面用语成了中日媒体评论双方关系的多用词。(34)

      当然，这个阶段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认识、日台关系、钓鱼岛主权归属、贸易不平衡及摩擦等问题，也时有发生。但是，双方均愿通过政治协商加以稳妥解决，所以这些最终没有成为大问题，没有影响大局。总体上看，此期两国关系呈现出健康发展、走上坡路的良性态势，“两国关系发展极快，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在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了一段黄金时期”。(35)

      (四)第四阶段(冷战结束前后至2013年前后)：航程多舛的调整转型期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友好蜜月期，未必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与磨合的基础上。当形成蜜月期的内外条件，特别是像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等发生激变时，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调整和转型。从其后表现来看，这种转型并不顺利，尤其在战略及安全领域，这对其后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较为深远的。(36)

      从不同角度来看这段关系，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的观点。从战略、政治与内在逻辑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可见四个螺旋形演化的小周期，即不断出现问题又不断修复的四个轮回阶段。总的看来，双方的战略、政治和安全关系，并不是越修越好、螺旋上升的趋向，而是不时呈现螺旋徘徊甚至沉降的局面，双方的战略隔阂和安全互疑则显出越来越大而难以弥合的状况。这种局面，通过安倍2012年底二次上台执政后的所作所为(37)，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固化下来。今后一段时期，日本不管哪一届政府上台，都不大可能完全否定或脱离“安倍路线”铺设的对华战略轨道及安全政策。中国对此走向自然也是越发关注和警惕，双方的互疑和防范难免有加深的趋势。可以认为，中日战略及安全关系的方向、特性、格局，在2010-2015年间进入了基本定格并固化的通道。

      此期的主要部分，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总体上被认为是“政冷经热”的时代。(38)广义上，它可以被解构为在如下四个螺旋演化中徘徊蹇滞的阶段。(39)(1)1989-1994年前后的阶段。因北京政治风波及日本参与西方对华制裁，中日交流陷于停顿。但经中日共同努力，并通过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日本天皇访华、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等活动，双方修复并在一定程度发展了关系，1992年前后的中日关系甚至一度被称为“历史最好状态”、“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40)但是，此次高潮出现不久就遭到破坏，日本很快在军事安全上显现对华防范的政策倾向，造成1995-1996年两国关系的矛盾和倒退。(41)

      (2)90年代中期至1998年的阶段。中日之间原有的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不断发生，而新的问题(例如日本出台新防卫大纲、日美进行安保“再定义”并制定防卫合作指针)又不断出现，双方开始相互担心并警惕对方的军事安全动向。(42)所以，当时中日双方面临着消除问题、承前启后、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的任务。为此，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两国发表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及方向，对中日关系重新定位，即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约定不但要加深双边合作，而且要面向亚太与世界进行合作。对此，中日领导人以及各界评论纷纷认为“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将把健康稳定的关系带入到21世纪”。(43)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两国之间很快便出现了其他问题。

      (3)2001年小泉内阁成立至2008年前后的阶段。由于发生了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显现“政冷”僵局，直到小泉下台、安倍继任，中日才正式开始修复关系。经过“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等系列高访活动，2008年中日签署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开始“摆脱只以‘友好’为前提的双边主义”(44)，推动中日关系在“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轨道上前行。但是，“现实的日中关系并没有朝这个期待的方向顺利地前行，战略互惠关系从出发点开始就面临很大的困难”(45)，即使有民主党鸠山内阁探索“东亚共同体”及“入亚”外交的努力，其后中日关系很快还是出现了因领土争端而大幅恶化的局面。

      (4)2010年前后至2014年的阶段。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9月发生的“购岛”事件，加上安倍20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中日在军事安全和外交领域的一系列摩擦，中日关系被认为一度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2014年11月，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实现会见为契机，双方迈出改善关系的重要一步，陆续开始关系的修复。广义上讲，直至2015年当前，这一过程仍在进行。

      (五)第五阶段(2013年前后至今)：进入大稳小乱的“新常态”期

      关于中日关系进入21世纪后何时进入重要转折点，日本战略界和学界大致有“2010年节点论”和“2012年节点论”两种看法。前者的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在“撞船事件”上对日采取强硬姿态(46)，后者则被认为是围绕“岛争”中国全面采取强硬应对举措、改变了之前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47)。这些论断在中方看来当然难以成立。综合中日双方国力对比变化、国家战略及对外政策调整情况，可以研判，经过2010年双方GDP逆转后，到2013年前后，两国关系初步站到了一种关系结构或模式成型的入口处。

      具体依据如下：(1)安倍内阁2013年12月制定二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正面宣示了防范和应对“中国威胁”的决心和措施，迈出了日本对华战略的较为决定性的一步，这首先应是双方关系一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48)并且，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一种融合了外交、军事、内政的大战略规划，不同于之前仅由防卫部门做出的计划纲要，而是作为政府总体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方略。(2)通过2012年中共十八大会议、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以及“一带一路”构想、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制定了完整清晰的国家战略、国际及周边战略体系，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政策得以纳入到这一系列整体战略架构中进行设计和操作。中国对日政策的战术调整仍会持续，但大的战略及方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可以得到确定的。所以，2013年前后的时间应该是中日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性年份。(49)

      所以，当前，中日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层面的考虑，应已获得基本思路和大致答案，双方将在顶层设计、内外统筹中，考虑对对方的定位及政策问题。当然，中日都会推动进一步的战术调适、措施落实，双方中微观层级的磨合和磕碰仍会持续不断。但这主要是程度的问题，全面超过2013年“政策节点”的战略变调与方向转换，在一定时期内应该难以发生。

      因此，可以说，大约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初几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一种称之为“新常态”的阶段。“常态”是指回到历史上中日之间最长期、最常见的“中强日弱”态势，中国体量庞大并占有相对优势，但是以这种相对优势而形成的政经秩序圈也很难完全覆盖或吸纳日本，因而中日之间难免发生边际磕碰与摩擦。“新”是指新时代条件形成了与过往常态所不同的新特征，而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

      具体而言，它是由以下四点特征构成的“综合之新”：和而不同(战略及政治关系上有对立、摩擦但寻求基本和稳)、斗而不破(军事安全领域，包括在部分争端上有对峙、争斗但难以发生正面战争)、互惠互利(正常的经贸关系以及相互依存)、往来不绝(人文及社会交流频密但未必亲近)。(50)在这个阶段上，中日关系不会回到20世纪70～80年代的“友好”状态，但也不是完全敌对和正面冲突的状态。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可能都是处在这样一种新常态的历史隧道里。(51)

      三 70年重要节点的特征比较

      在战后70周年的节点上，面对内外形势和环境的剧烈变化与调整，对中日关系各组成要素进行纵向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演变轨迹、特征、到达阶段和演变趋向，理清中日关系发生了哪些方向性的、质的变化。尤其是，在过去节点上不够清晰的特质和态势，在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快速演变和急剧发酵，就可能进一步固化下来，导致战后70年中日关系发生总体的重心位移或地壳变动。所以，战后中日关系的天平在最近两个十周年节点上被赋予的“加码”及其所导致的某种深层次改变，无疑是需要加以重点评估和总结的。

      (一)70年关系总体演进的特征与脉络

      对照表2，可以看出战后中日关系总体上演化的四点主要特征与脉络：

      (1)以1972年为无可争议的重要历史节点，战后中日关系的最大特点无疑是从隔绝与对立的不正常状态，走向邦交恢复的正常关系。在此前提下，也能够看到，“冷战体制崩溃后的倾向是日中两国在政治上的对抗范围不断扩大”(52)，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政治及安全关系不时震荡与波动，在正常化后的总体正常中屡显“不太正常”与不够稳定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基本上仍属于当代大国间关系的一种基本正常样态，与中日复交前的双边关系性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若从中日关系的大历史周期看，在回归“中强日弱”常态的错肩期中，这种震荡与摩擦的不太正常其实合乎历史的一般性逻辑。

      

      (2)经贸及人员往来呈现不断增长、成果丰硕的可喜状态。邦交断绝时代自不待言，冷战条件下1972年中日复交时的双边贸易额也只有10亿多美元，经过冷战结束后90年代的加速发展，到了战后70周年之际的2015年已经超过3000多亿美元，规模翻了300多倍。人员往来呈现同样的趋向，1972年的规模极为有限，只有1万人次，2015年双边人员往来有望达到600万人次左右，增长500倍以上。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人员往来密切，虽然这一状况没有促使政经同步发展，为政治关系向好发挥巨大贡献，但在避免关系极度恶化、正面碰撞方面，应该说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3)两种“政经分离”现象，在不同时期困扰着中日关系发展。第一种是邦交断绝的冷战时代，日本政府采取“政经分离”方针，采取生意要做但敌视或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另一种是，进入新世纪后的日本政府尤其是安倍内阁，采取保持经贸互利往来、但在战略与安全上防华制华的逆向双轨方针，这也是他们从低层次上所理解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含义。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两种方针都进行了坚决反对，针对第一种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第二种实际上成为中日关系的一种现实，某种程度上即是安倍推动的低层级“战略互惠”关系的反映。(53)政治(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的最高领域与典型代表，然而中日的政经关系显然没有互相促进并得到同步发展，政经两张皮与双轨制之间的张力已到临界点的边缘。并且，作为大政治的一环以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双方国民感情，也没有随着人财物和信息交流的扩大而同步得到改善和提升(54)，反而却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21世纪初开始，呈现螺旋形下行、不断恶化的趋势。大平首相在1979年12月访华时曾言：“如果只在一时的气氛或情绪上的亲近感，或者只在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的算盘之上建立日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那就最终会成为犹如空中楼阁的、昙花一现的脆弱关系。……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双方国民心与心之间结成的牢固的信赖。”(55)大平首相的忠告给人有不幸而言中之感，这应当引起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本领导层的足够重视与深刻思考。

      (4)影响中日关系的干预变量日渐增多、复杂，双边关系不够稳定，时有波动。第一，从横向的内外因素来看。首先是外部因素。美苏冷战结构当初对中日关系乃至复交进程都有深刻的影响，中日美三角关系也总是受到美国对外战略的规制。例如，同盟的制约使得日本错误地选择缔结“日台和约”、大大晚于英法等国开启对华官方关系进程等。不过，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全方位均衡外交以及全球伙伴外交，日本外交在70年里的后期却始终受到日美同盟的刚性约束。例如，近年日本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强化同盟军事合作的种种举措，对中日关系又持续造成负面冲击与影响。所以，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以及中日关系始终具有结构性的制约作用。其次是内部因素。双方的“政治特殊期”，例如日方内阁频繁更迭、特殊强势领导人的出现、军事安全政策的调整等，中国“文革”中的外交工作停顿与“左”的影响等，对中日关系均有不同的影响。第二，从纵向的历史演变来看。复交之前的主要干预变量是国际格局以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1972年复交之后基本固定为三大问题：历史认识、领土争端、日台关系。但这三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尚没有激化为严重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军事安全因素上升，早期主要是日美同盟强化及扩展动向。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起，日本自身的安全防卫政策调整、中国“大块头”崛起以及国防现代化也成为重要的独立变量因素。同时，舆情民意、国际竞争与博弈也日渐影响中日关系。

      当今，四大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尤需注意：第一，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深度转型与内外政策加速调整，带来的双边新磨合与调适问题；第二，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以及第三方因素的牵连及干扰作用；第三，历史问题“现实化”、现实问题“历史化”，新旧问题交织形成热点摩擦和突发性事件；第四，国民感情整体下降、大众传媒与舆论影响日增、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的局面。尤其由于第四点，双方领导层在进行有关中日关系的重要决策时，从冷战条件下相对可以“忽视”舆情民意，到越来越需要承受信息社会化和利益多元化等国内因素的压力和影响，从而在共识凝聚和政策选择时不得不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56)

      (二)新世纪两个节点对比中所见的重大变化

      不过，冷战结构下与冷战结束后的中日关系缺乏真正的可比性，如果以进入21世纪后的两个10周年节点为中心，以前后15年为范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将能把中日关系演变的特征和走向看得更清楚。21世纪头15年的新形势及其变化，无疑对当今中日关系的“正在形成”具有更直接与更本质的影响。加上15年的“砝码”后，在2015年这个70周年节点上，特别是围绕战略及安全关系，中日关系发生了如下“重心位移”式的明显变化。

      (1)战略关系变质很大，基本成型，“对手”性质固化(57)。十多年前，日本对中国的定位仍有自信和宽裕，认为中国对日本造成“威胁”还尚需时日。例如，小泉首相公开表示“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58)。而且，出于这份自信，尽管其智囊机构已开始思考某种整体对华战略，但小泉内阁出于政策惯性，只是在军事安全战略上象征性地提出“岛屿防卫”。比起安倍，小泉本人似乎并没有系统认真地考虑过对华大战略、构建一整套自己的想法，其典型思维就是“只要日美同盟关系良好，和中韩等国的关系就会好起来”(59)，故而日本当时也只愿意把2005年启动的中日战略对话称为“日中综合政策对话”(60)。现在，安倍表面上偶尔也会发出“中国机遇说”的类似言论，但很明显他说的只是经济利益，而非战略机遇。并且，安倍时常言行不一，不时公开渲染“中国威胁论”。安倍主导制定的战后日本首个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从政府总体角度提出了对华方针和策略。现实中，安倍推动很多具体的软硬措施，包括在国际场合极其露骨地采取拉朋友圈、动用“价值观”工具等方式来制衡中国，应对“中国威胁”。(61)同时，反过来，中国对日本的动向比以前变得更加担忧和警惕，对安倍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下推动的国家发展路线调整和重大军事安全政策变动，中方领导人提出“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62)，中国外交及国防部门等一再表示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提醒日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63)。无论如何，当前中日之间相互的战略互疑戒备，要比复交以来的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强烈和明显。未来，日本不管哪个政府上台，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与防范难以停下脚步，而中国也将会对此保持戒备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形成深度相互依赖，但喜中有忧，忧从喜来。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间，中日双方遵守世贸规则，推动互利合作，贸易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这个良好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良好的经贸关系，未必能直接改善、促好中日政治关系，但在现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作为“压舱石”，它能防止双边关系决定性的恶化以及极端单边主义行为。不过，相比于2005年中日在政治关系恶化时还能做到“政冷经热”，进入第二个十年后的持续“政冷”则肯定对经贸往来会产生不利影响，助推“经温”甚至“经凉”局面的出现。同时，作为政府行为，日本官方开始推动“中国+1”工程，即鼓励日企到中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分散投资和风险规避。而且，由于中国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中日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比起以往将是趋弱的走向，所以双方在国际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关系，包括在对外承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则会比以前显得越来越明显。在经济贸易作为“压舱石”作用下降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相处之道确需再思考和再总结。

      (3)安全关系的非良性变化最为明显，“中日关系也开始军事化”(64)令人担忧。十年前日本在军事安全上提出了对华防范的方向和初步规划，例如2004年版《防卫大纲》提出了重视西南的“岛屿防卫”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大力的推进与落实，实际举措没有跟上(日本需要紧跟美国进行国际反恐)。并且，就如中国批评2005年日美“2+2”会议共同声明干预台海(将台海列为地区共同战略目标)那样，中国担心的是美日两家，并没有特别担心日本。近年日本针对中国的军事防范措施，在安倍的主导下则是“真抓实干”、尽速到位，例如正面推动整军经武、日美军事一体化、在西南群岛加强军事部署和防卫体系等。2015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及日本通过新安保法，双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联合制华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这些动向的担心和批评也更明显、更直接。例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APEC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安倍时就直接表示“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65)。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2015年夏秋之际日本通过新安保法等动向表示，这“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和战后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66)，希望日本“尊重亚洲邻国的重大安全关切，不要做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67)。中国政府对日就其军事安全政策及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提出如此担忧和忠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其间表达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日本军力的南下和前出，中国海空力量加速走向大洋，中日关系中的军事因素日增，双方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及第一岛链开始直接照面、对峙，双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前大为增加。据报道，在东海当面，中国对日也在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双方的海空力量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现在不时发生近距离接触与对峙的行为。

      (4)国民感情与相互认知方面，总体呈现更加隔阂与恶化的下行轨迹。相比于中方的变化，日方的恶化态势更令人忧虑。实际上，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方对日负面评价超过正面评价，但即便如此，进入21世纪后，受政治关系和交往规模的影响，中国对日肯定评价也有连续几年上升的情况。反观日本，在经过90年代到21世纪初对华“亲近”与“不亲近”比率大体相当(都在50%左右)的相持阶段后，从2005年前后开始，基本是一直下降，从2010年开始则是急剧下降，即便是中方有几百万人次规模的赴日旅游和“爆买”行为，这个趋向也没有得到有效缓和。现在，中日双方相互的“不亲近感”或“否定评价”均在高位运行，而“亲近感”与“肯定评价”则已跌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双方的政治关系容易影响国民感情的走向，反过来双方的国民感情及舆论情况又影响政治关系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态势。并且，相对于中方尚有较大调节余地，日方的这一现象呈现出某种结构性和强迫观念的症状。根据以往的经验，双方的对外认知及国民感情易受本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所以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与引导，两国对对方的舆论及国民感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与改观。然而，现在令人担心的是，由于长期的负面宣传与倾向诱导作用，日本对华舆论及国民感情可能面临跨过“临界点”而在较长时期内都无法复原的问题。(68)在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时代环境下，中日各方面的交流都在拓宽加深，关系日益重要，但认识与感情鸿沟却是如此之巨，这种现象已然成为中日之间一个很大的新问题，使得中日关系的基础受到严重损害，友好变得十分不易。

      四 中日关系走向展望

      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与前景，主要取决于在复杂的国际背景(69)下两国各自的客观发展前景、主观战略选择以及双边互动产生的合力结果。

      (一)三组重要变量的作用与影响

      (1)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的发展虽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相对于日本的低速发展，仍将维持中速或中高速发展，在总量上持续对日取得较大的优势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十年后，到战后80周年的2025年，中国GDP可达20万亿美元以上，至少是日本的三倍，有望与美国经济规模基本持平或处于一个等量级上。所以，中日关系中，从物量及实力基础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开，中国可拥有较大的主动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力与塑造能力大于日方。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优势和主动权，多是相对而未必是绝对的。其因在于：第一，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很早就有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世界观体系，大抵一直不愿接受中国主导东亚秩序。(70)第二，在文明形态、科技与生产力没有取得巨大突破性发展并形成“代差”之前，中日之间多是“比较优势”，而难有绝对优势。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全面的发展代差和文明落差很难形成。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71)。第三，从当今国际体系、格局及力量对比的角度看，中国所受牵制和耗损甚多，很难集中主要力量和资源用于日本。日本打开其所有对外政策工具箱后，在一段时期内大体可维持一个微妙的对华弱性战略均势。第四，十年后，美国并不会失去世界超级大国地位，而日本仍可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华军事防范力度当会加大，两国摩擦与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72)，美国将加大控日、联日的力度以制衡中国，中国的综合实力仍将低于美日之和(甚至包括美日欧连线的体系之和)。第五，将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范式”即从政治安全上强烈的“联美(或‘日美+X’方式)制华”取向，向较为明智、平衡的“日美同盟+日中协调”方向做一些调整和转换。不过，这应该只是策略性的动作，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难以看到日本“脱美入中”、在中美之间重做选择的前景。(73)

      

      (2)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道路是基本国策，任何时候不会动摇。(75)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与精神可谓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涉日重要讲话，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在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落实中日战略互惠目标，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于和平发展、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维护中国周边和平稳定、构筑实现中国梦的战略依托带，理所当然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题中之义。当然，包括对日关系在内，中国也绝不会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76)

      日本的国家发展及战略走向，近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不确定因素。战后日本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当今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77)，世界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在历史问题上未能实现民族精神蜕变却再次将其军事力量推向世界的日本”(78)。而日本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上，其中的两个重要特性是需要看清的：第一是其心态严重失衡、反应过敏与过度的问题。中国作为“大块头”崛起，周边国家有某种“不适反应”并不奇怪。但显然，由于历史记忆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原因，作为世界上对中国崛起最不适应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反应更激烈、策略更完整、举措更出格，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安倍及日本政府多年采取的具体对华战略一直是三件套的“内外平衡标配”：自强措施——富国强军及部署调整、强化日美同盟、“拉朋友圈”及“统一战线”外交。所以，王毅外长对此曾尖锐地指出，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是能否调整心态，接受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79)第二是日本政府的底线和目标在何处？其是否蓄意要挑起战争、武力攻华(80)？实际上，日本在战术上有攻势动作，战略上多是守势行为。认为中国强大后(或在可预见将来进一步强大)自己将处于劣势时，日本要对中国实力上升采取同步升级的对冲与平抑措施，以取得力量平衡，确保自己利益及地位不受损害——甚至包括局部冲突下可以进行对峙与抗衡的资本。安倍没有以穷兵黩武及挑动战端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崛起，并不打算和中国“撕破脸”、发生直接冲撞和战争，而是想和中国保持不近不远、不冷不热的关系，推动趋利避害、为己所用的“政经分离”双轨战略。(81)

      (3)从双边互动作用与政策调控的特点和结果来看。除了结构性因素以及历史记忆外，中日双方从特定议题的互动中而对对方的比较广泛的战略意图所做的判断和结论，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2)进入21世纪后，中日数度发生争端与摩擦，在双向沟通与协调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以至两度出现高层往来中断、政冷僵持数年的关系困局。(83)这种状况，在两国复交后以及21世纪的大国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适应两国关系新局面的新型互动和调控机制尚未健全和成熟，双方皆认为是对方改变了之前在外交以及对外争端上一贯保持的低姿态与审慎做法。不过，双方都不同程度意识到“自损八百”与两败俱伤的问题，因而不乏审慎自制、“点到为止”的过招境界。当前，中日都处于谋求民族振兴、攻艰克难的紧要关头和爬坡阶段，都在设法避免不利因素干扰和不必要的分心耗神，避免两国互损互耗而靡费资源，以图尽可能多地聚拢复兴正能量。所以，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双方会谋求把紧张状态晾一晾、缓一缓，因为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双方利益。日本官民虽对华负面认知较多、也不甚认同和服气，但面对已然崛起的“西方强邻”，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及日中关系很重要，也在争取保持战略耐心、设法周旋，意图趋利避害、平稳过渡。(84)双方正是由于持有这种国际关系学中的所谓国家理性，所以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双方战略、利益、心态以及互动方式的不断博弈与调适，在动态平衡中仍可以找到一条共同建设和平与稳定的可预期关系的路径。(85)

      (二)变量合力下的走向展望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日双方就在展望、憧憬新世纪的两国关系前景。(86)而从冷战后的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中日关系进入“转折期”或“十字路口”等的论述也是屡见不鲜。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复交尤其是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双方对“世代友好”都曾有很乐观的估计。1998年第三个政治文件诞生后，对于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双方抱有比较乐观的估计。2008年有关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使双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估计调适为谨慎乐观。(87)站在战后70周年的节点上，包括就2014年达成的、问题应对型的“四点原则共识”的内容来看，对中日关系进行过于乐观的估计似已不合现实。中日关系在战后70周年节点上呈现的状态，相当一部分已经比较符合此前有关各方在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时做出的“上中下”与“好中坏”三种前景评估中的最差一种。(88)

      但是，显然，也无必要对此形势做出过度悲观的认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相互复合依赖已达到广泛深入而难以撼动、逆转的程度，国家间竞争在加剧但合作需求也在上升，各国都希望大局不至失控、政治和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中日都希望自己的民族复兴、国家转型与过渡能在大局不失控的情况下得以推进和完成，包括在彼此战略竞争的过程中避免发生直接对抗和正面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实现和平共处提供了基础条件。而从以上对中日客观、主观和互动因素的三点分析可见，未来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虽然难觅直线上升、一路向前的“政热经热”良好前景，但正面冲突、全面对立的“政僵经冷”最坏前景也基本可以排除。

      作为较现实的走向，中日关系大约存有三种大的可能性，即较好、一般、较坏的三种前景：“较好”是指有效地管控了热点问题和危机事态，政治和解跟进，经贸往来活跃，国际及地区事务合作有序开展，两国关系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向前发展，此为“政较热经较热”或“政温经热”的前景；“一般”是指小风小浪不止但能得到搁置或平息，务实交流和经贸往来所受影响不大，中日关系在震荡曲折中缓慢地向前发展，此为“政温经温”或“政微凉经仍温”的前景；“较坏”是指仅仅能避免最恶事态发生，对立严重、摩擦不断，务实交流受到影响，双方陷入战略互疑、政治交恶、安全受困的情景，中日在低水平上徘徊并出现较大对抗与倒退，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合作共赢事业无法提上日程，此为“政凉经凉”或“政冷经凉”的前景。(89)

      中日之间近年进入了一种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大致位于上述“一般”前景的前后区间，算是一种终究要稳定、和谐起来之前的“复杂的调整过渡期”(90)，其特征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在新常态的下一阶段，即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和主观愿望调整所导致的“大共识及战略基础重建”以及“稳定结构生成”之前，这种复杂曲折的动态平衡进程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期。(91)在这种双边关系的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模式中的友好、健康状态不易做到，各种麻烦、摩擦和争端盖不会少，但正面冲突和全面破局也很难发生。“只要中美两国没有成为公开敌人，中日关系就存在着管理的空间”(92)，所以经过双方管控危机、凝聚共识、相互调适，和平、稳定的局面大约是可以实现的。

      对此现实，中日可在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力争补足“政治互信”与“安全保障”两块短板的同时，尝试建立基于新常态、共谋地区合作及一体化的东亚新型大国关系。借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方针，这种关系原则可概括为“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良性竞争、合作共赢”，除了常见的“和平稳定”与“双赢共赢”提法，鉴于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特点，提倡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和民族情感，开展公平良性而不是恶性互损的有序竞争，也显得尤为重要。(93)在此16字方针引导下，通过防坏、维稳、促好的配套举措，双方相向而行、共同演进(co-evolution)，使中日关系逐步过渡到下一阶段相对健康与友善的状态，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①全面研究中日关系，需要从政治、经济、安全军事、文化及相互认知、国际环境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战略、政治及安全关系等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角度进行论述。在国际政治学中，对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与发展阶段的界定，一般是从高阶政治层面来进行的。

      ②参见李薇、杨伯江：《转折中的日本与中日关系》，载李薇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③不是指“小时代”，中日关系从不同侧面可以划分为很多具有不同特征的小阶段，但本文是从大历史脉络即文明科技与社会发展阶段来进行断代的。

      ④一般认为，中日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的汉朝，证据是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曾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

      ⑤实际可以更早一点，或更晚一点，历史发展中有深刻的延续性，“断代”问题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工作，断在具体的哪一年其实是很困难的，只能是一个概数。

      ⑥例如，中国所谓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在日本笼统地都被称为“近代化”。并且，在战后日本，原来的天皇、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体系基本都被延续了下去。

      ⑦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工业项目上马为基础，中国工业发展曾有与日本同步起跑、好有一比的景象。但其后的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难以生成现代企业制度和产业体系，具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⑧当然，1945-2010年的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优势，没有1895-1945年的那种优势明显，中国在局部也有某些先进的地方，例如国防建设中的战略武器等。但从生产力及科技角度讲，日本并非没有能力制造，而是不能制造。

      ⑨隋唐以后到晚清时代，中日文明及国力的认知与运用，是有时间差的。这种现象也常见于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兴衰交替、权力转移的过程。日本的政治知识精英，在文明论的层次上，较早就开始对华“认识范式”(如所谓的“华夷变态”)的转换，不愿全盘认可或接受中国文明的中心性。当然，中国是东亚千年老大帝国，日本在历史上从未战胜过这个身边的强邻。所以，后来在用实力挑战清朝、打破东亚旧有秩序时，日本的统治阶层仍然是比较紧张的。

      ⑩认为古代中国对日是绝对领先、完全主导，古代东亚是中国一统天下的封贡秩序体系，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从隋唐到清朝后期，中国对日具有的多是一种相对的强大与优势地位。

      (11)参见张沱生：《关于21世纪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几点思考》，载《21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

      (12)例如，2012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仍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第二强国”。参见乐玉成：《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十点考虑》，《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因此，中国若要树立对日本的巨大优势，则需要学习、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通过深化改革、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举措，在软硬实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13)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日本显得有些例外。

      (14)安倍自己就曾表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制衡中国的领导作用，通过构筑“民主安全菱形”等方式来制约中国。

      (15)第五个阶段的具体收尾时期，即中日一定程度上微妙的战略均势何时被彻底地颠覆，目前尚难预估。另外，根据国际政治的一般原理，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时，双方关系容易“摊上大事”。实际上，古代元朝攻日、近代日本侵华，都与国力强弱与均势失衡有关。

      (16)五个阶段的前后界线，有时候并不一定能确定在某一具体年份，但从整体看，阶段性是存在的。

      (17)例如，北京政治风波导致美欧日制裁、冷战结束使双方联合的战略基础消失、中国发展壮大势头使日方产生疑虑和戒备等。

      (18)1945-1949也可以划分为一个时期，但本文是以新中国与日本关系为主题进行论述。

      (19)例如，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实施初期对日改革、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及世界冷战体制开始、美国扶蒋反共、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等。

      (20)参见张历历：《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6页；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39页。

      (21)参见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87页。

      (22)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33～38頁。

      (23)《中苏对日关系联合宣言》，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1965年，第26页；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225～227页。

      (24)本应早有的邦交关系却没能建立，所以，后来1972年双方的关系恢复行为被称为复交或邦交正常化。参见：中西輝政『迫り来る日中冷戦の時代』、PHP新書、2012年、166頁。

      (25)关于中国对日“人民外交”的渊源、过程与结构，参见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2～117页。

      (26)“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关系正常化，即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必须在三原则基础上进行。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6～266页。

      (27)古川万太郎『中日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75～80頁、126～130頁。

      (28)冯瑞云、高秀清、王升：《中日关系史》(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3～328页。

      (29)针对复交过程的得失教训以及“1972年体制”问题，中日双方均出现了一些反思和评估的动向。具体参见以下著述的相关部分：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1995年)，国分良成「冷戦終結後の日中関係—『72年体制』の転換—」(『国際問题研究』2001年1月号)，金熙德《中日关系：复交30年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2006年)，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公新書、2011年)，緒方貞子『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谈判一般都需要双方的让步与妥协，所谓害取其轻、综合权衡，历史的重大关头需要高度的政治判断与决意，从学术角度对一些技术细节进行反思无可厚非。但是，有关“1972年体制”以及复交时的原则共识，涉及历史、台湾和安全保障等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有不同看法时双方可以展开沟通商榷，但不宜根据一己之念而采取单边主义行为去变动、修改。

      (30)中日关系在复交后并非马上进入“蜜月期”，至少在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前，由于内政、国际等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的发展没有沿着快车道前行。不过，从总体阶段划分来说，1972-1978年仍可归为相对友好的时期。

      (31)渡辺昭夫編『日本の对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310頁。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108～110頁。

      (32)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唯有和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日苏、日韩、日朝皆无此类条约。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34)参见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134～150页。

      (35)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9、371页。

      (36)不过，正如后述，这种70年历史中的“非正常”和曲折，在大的历史周期中，却是一种常态表现。

      (37)尤其是2013年12月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与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随后一系列实际举措等。

      (38)王緝思·ジエラルド·カ一テイス·国分良成編『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岩波書店、2010年、247頁。

      (39)对于中日关系这个阶段的定位，尚有不同看法。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日方对中国打开外交困局的帮助以及1992年高层互访的成功，此期应该划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友好蜜月期”的尾声阶段。在这个阶段，“友好框架”的效果仍在发挥作用。参见：国分良成「冷戦終結後の日中関係—『72年体制』の転换—」、『国際問题研究』2001年1月号、42～46頁。

      (40)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260～280頁。田桓主編：《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396页。

      (41)参见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第371页。

      (42)家近亮子·松田康博等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晃洋書房、2007年、140～144頁。

      (43)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200～205页。

      (44)国分良成「序」、王緝思·ジエラルド·カ一テイス·国分良成編『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ix頁。

      (45)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有斐閣、2013年、231頁。

      (46)北両伸一「尖閣衝突」、『読壳新聞』2010年10月3日。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エツジ、2011年、402～420頁。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235頁。

      (47)参见园田茂人、丸川知雄、高原明生：《面向新型的中日关系》，载《日中关系40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0～181页。伊藤信吾·宮本雄二·川島真「日中関係の潮目は変わつたのか」、2015年8月28日、http://www.genron-npo.net/studio/2015/08/0828.html。

      (48)例如，在当今时代，世界主要大国，包括日本，已很难在公开的政策文件中公然将中国描述为敌人。美方近来开始讨论中美关系是否越过临界点的问题，但美国政府要人以及系列国防文件，在军事安全关系上也并没有像日本这样描述“中国威胁”的。

      (49)这个转折点的下限，也可以划到2015年日美完成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日本通过“新安保法”为止。但指针和安保法，主要是通过强化同盟和内部立法的手段为安全战略及防卫大纲服务的。另外，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12年12月安倍二次上台执政后，美日对华战略路线日显“共振”倾向。

      (50)这个现象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历史上的常态，有过四点中的某一种或若干种特征，但没有过这种“四合一”的新常态。

      (51)目前尚难以准确预估中日战略格局何时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但正如前述，至少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前期，即中国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及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前，很难在软硬实力上全面占有压倒性的对日优势。

      (52)园田茂人主编：《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8～179页。

      (53)「日中関係は政経分離の原則で」、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06年、152頁。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13年第1号、130～131頁。

      (54)园田茂人主编：《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第2～3页。

      (55)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18～125頁。

      (56)例如，冷战时代的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处于5%以下的相当低位，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政府还是能够推动邦交正常化。参见：『図説戦後世論史』、NHK出版会、1982年、180～185頁。

      (57)此处的“对手”意涵，小于“敌人”(fore、enemy)但大于“一般性竞争对手”(rival、opponent)范畴的一个概念，比较接近英语中adversary、antagonist两词的意涵。

      (58)「アジア·アフリカ首脳会談の際の日中首脳会談」、2015年4月23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africa_05/conference01.html。

      (59)参见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5/12/14press.html。

      (60)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9～712页；冯昭奎：《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407页。

      (61)以往日本领导人的对华政策行为方式，一般并非如此露骨和好斗。

      (62)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4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2/c_1115057889.htm。

      (63)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98011.shtml。

      (64)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65)《习近平会见参见APEC会议五经济体领导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11日，第2版。

      (66)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98011.shtml。

      (67)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81820.shtml。

      (68)参见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0～243页。

      (69)复杂的国际背景，包括国际格局和各大国博弈的走势，但主要是指中美关系的状态，尤其是否会发生破局和正面冲突的情况。鉴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作用，美日同盟的状况也很重要。

      (70)日本民族总会力求成为大国博弈中自主的一方行为体，避免自己成为“战略洼地”，而不是甘于沦为其中一方的附属，这是日本骨子里很根本的东西。对日本心理和行为模式的规律，很需要进行历史长线的总结和评估。战后的几十年，在日本的长线历史中可能只是一段特殊时期，其争强斗勇的民族精神及战略文化，遇有环境的连续强刺激时，将来不排除有激活的可能性。

      (71)张蕴岭：《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及其意义》，《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

      (72)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9～41页。

      (73)关于日本发展前景及对日战略，中国国内主要有如下两种政策观点(当然在“防日”上有共同点)。(1)自由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论者的“拉日稳日”论：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仍很强大和重要，不重视日本要吃亏，宜给日本一定的位置和角色、拉住并稳住日本。(2)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者的“压日制日”论：中日实力差距拉开后，中日关系就好处理了；日本不是世界战略力量，是心怀不满却又力不从心的地区大国；中美关系顺畅则中日无大问题。

      (74)例如，2015年7月25日，在2015经济学家年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0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参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804/c1004-27404754.html。

      (7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19.html。

      (76)《习近平外交宣示强势不强硬》，2013年1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31/c_124302138_2.htm?prolongation=1。

      (77)《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政府第九部国防白皮书)，新华社北京2015年5月26日电。

      (78)李薇：《战后70年：日本的困顿与歧途》，《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

      (79)《王毅：中日关系根本问题是日本能否真心接受中国发展和崛起》，2015年6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7/7370081.shtml。

      (80)总体来说，日本决策层、主流政治及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尚有冷静的判断。但是，需要十分注意的两个问题是：(1)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包括一些退役将校、右翼学者等，唯恐中日不乱，蓄意制造事端；(2)在东海及第一岛链海空域，中日确有爆发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可能性。

      (81)兼原信克「新しいパワ一·バランスと日本外交」、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84～88頁。

      (82)Richard 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0,pp.20-50.

      (83)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的，由于中日老一辈挖井人和开拓者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两国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和方式面临严峻的“换挡”和“断代”问题。

      (84)谷内正太郎「安倍政権の対アジア·米国外交」、『東亜』2014年第1号、18頁。

      (85)宮本雄二『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13頁。

      (86)例如，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时进行了题为《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寻求新的深度和广度》的讲演，提出日中“作为善邻，要向着21世纪发展和平友好而稳定的日中关系”。

      (87)例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就持有该种立场，参见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

      (88)参见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176页；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其主要指标为：日本右翼势力坐大、修改“和平宪法”、迈向军事大国、强化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等。

      (89)在后一种前景的形成中，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美关系的冲突和破裂等，也会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90)参见唐家璇：《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2012年6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626/c70731-18386636.html。

      (91)中日1972年复交后形成的大共识和战略基础，例如关于应对共同敌人、中国融入“体系”、对对方的战略定位等，与冷战体制的崩溃相关，确实面临松动、变质、瓦解而尚未实现真正的重构和重建。

      (92)郑永年：《中国国际命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85页。

      (93)面对现实，发展中日关系，尤其需要务实解决以下两大问题：(1)两国关系中夹杂了很多历史情感因素，时而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干扰作用。(2)双方的四个政治文件，尤其是后两个，分别规定了33项和70项合作项目，这是做了对双方都有利有益的事业。但是，针对中日关系的实际情况，双方也应适时开列一份“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即阐明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中日之间积极合作的“好文件”，可能是中外、日外关系中最多的(中美之间只有三个公报，而且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但当前对发展中日关系而言，处突、避害、止跌等“消极合作”更具有紧迫性，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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