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业能力培养路径选择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创新_职业能力论文

从职业能力培养路径选择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创新_职业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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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5)28~0030~06

       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具有经济发展论域的重要意蕴,这成为培养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又鉴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现状,职业能力培养的适切性选择是高技能均衡路径。经历近20年的蓬勃发展,我国高职教育成为职业能力培养的主力军,从规模外延到质量内涵,高职教育的双向度发展路径的优势贡献有目共睹,其培养路径的依赖劣势逐渐显现。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应着眼于高技能均衡路径的支撑条件,整合政府导向因素、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优势因素和市场经济调控因素,设计高职教育发展的校企共同体模式。

       一、职业能力培养路径的选择依据

       职业能力培养路径的选择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1)关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2)现实依据,即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态势对人才的需求现状。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奠定了职业能力培养路径选择的理性基础。

       (一)理论依据:职业能力培养的经济发展意蕴

       职业能力培养的经济发展的意蕴阐释出职业能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是研究职业能力培养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在经济发展论域下,职业能力培养是人力资本增值的必经之路,而人力资本增值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与动力。在社会经济结构中,鉴于高技能型人力资本需求量的攀升,高技能人才规模的培养及其职业能力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发展具有意蕴良多。

       1.经济发展的本质指向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升。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整体水平提升以及高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与培养。经济发展引起产业、消费、就业等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并以诸多指标值的形式反映出来。经济发展的本质实为经济的多重资本方式对于劳动力和土地的利用、发展改变。[1]高技能人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主体性,其技术技能以及智能水平的提升,使其本身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价值。可以说,人类劳动力水平的发展体现为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的提升,这正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劳动力水平是在高技能人才在职业劳动中反映出来的职业能力水准。所以,经济发展过程中,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水平在一定的经济范围内实现整体提升,利于实现此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客观的资源条件,需要充分发挥高技能人力资本的价值,利用、保持并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

       2.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劳动者整体职业能力的提升与培养。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反映,社会的进步动力是劳动。在整体性劳动中,高技能人才的主体性能力提升对于劳动生产效率具有动力支持功效,其综合职业能力体现着劳动者的主体性能力,尤其是复杂度较高的知性和心智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2]经济发展及其转型的重要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技术技能的发明、改进和扩散的阶段性过程,都诉求于人才的素质和数量。在现代化企业生产过程中,科技的扩散和成果转化效率有赖于企业生产环节的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与素质。[3]

       (二)现实依据:基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高技能人才需求

       在经济发展意蕴的理论依据上,我国职业能力培养路径的选择还应建立在现实依据的基础之上,即根据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人才供求现状,确定适合的模式化培养路径。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呈现了产业结构的嬗变脉络和层级结构关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经历重大转型,经济生产关系从计划走向市场。而今,我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二次转型期,产业进行升级与调整旨在改观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低端的格局[4],这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与转型的紧要任务。观测劳动力市场中人才供求现状与态势,呈现出规模与层次的供求失衡,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亟需大量高层次技能人才。

       1.我国高技能人才供求存在规模失衡,第二、第三产业对技能人才需求量攀升。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向节约型生态经济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同时工业现代化引领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第二、第三产业迅速攀升的格局,表现为人才供求市场的规模失衡。根据2015年第一季度的高技能人才供求数据显示,高技能人才总体人才供给小于需求,供求比为1∶1.12。第一产业的岗位需求数量和人员供给急剧萎缩,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占到半数以上,分别为41.7%和41.3%,并有增长趋势。[5]

       2.我国高技能人才供求存在层次结构失衡,技能人才的需求层级高移化。面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现状与趋势,较高专业技术等级的人才需求大于供给,而且呈现出多元化要求,这为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提出了方向指引。企业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等级存在高移化需求。根据2015年第一季度的高技能人才供求数据显示,52.6%的企业对劳动者提出专业技术等级的高层次需求,总体人才供给小于需求,其中,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最大的三类技术等级是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二级(技师)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级工程师),分别为1.93、2.11和2.25。[5]

       总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鉴于经济与高等职业教育具有相互促进的关联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职业能力培养的高技能均衡路径选择

       根据职业能力培养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我国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适切性选择是高技能均衡发展路径。

       (一)高技能均衡路径选择的确定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对技能型人力资本及其职业能力的需求关系,技能均衡路径是与国家产业经济模式相匹配的技能培养策略,反映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技能的互动式发展路径及模式。

       高技能均衡路径(High-Skill Equilibrium)选择适切于政府主导经济的典型发展模式的国家。政府主导的典型发展模式是指国家经济受到市场化调节的同时,政府对经济具有权威性的计划和导向力度,政府重视与企业、行业的联合,并建设扁平化的管理结构,以劳动薪酬的提升来保护人才与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弹性贡献,努力为所有劳动者创造优良的工作条件和晋升空间,提升企业的经济贡献率,并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化调控。[6]

       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战略是政府主导的典型模式,我国职业能力培养采取高技能均衡路径。[7]我国职业能力培养的高技能均衡路径选择,是政府、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以及职业教育(即“政—校—企”)共同实施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战略。我国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应通过市场化调节的“无形”手段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导引,遵循高技能均衡路径,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战略,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劳动报酬,使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的收益和成效得到社会认可。高等职业教育应合理改良短期培训与长期教育的策略,强化职业能力培养,提升技能水平,抑制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

       (二)高技能均衡路径的支撑条件

       高技能均衡路径的发展需要政府、职业教育和企业等方面的条件支撑。(1)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职业能力培养政策需要顶层设计出完整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并引导教育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公平态度。(2)职业教育的方面。职业教育系统需充分重视人才的基础性能力培养。(3)企业方面。用人单位(企业)需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过程,提供工作场所并担负教育者角色;企业应构建合理的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现代化的在职培训制度等。[8]此外,政校企三方应合作监管工作场所的高技能培养质量,保障高技能均衡路径的可持续发展因素。因此,我国的高技能均衡路径需要根据实际条件,不断完善和细化政府、职业教育和企业等方面可操作性策略,高效率实现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为我国高技能均衡路径创造优化条件。

       三、职业能力培养的双向度路径发展与依赖

       我国高技能均衡路径实现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能力培养的主力军和基本路径。经历了近20年的蓬勃发展历程,高等职业教育为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做出卓越贡献,形成必要的双向度发展路径的优势贡献,与此同时,职业能力培养路径依赖的劣势也逐渐凸现。

       (一)高职教育双向度发展路径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高等职业教育引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时机,是传统职业教育在学历层级和课程职业化方面的提升和深化。在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方面,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关注培养过程的完善,还重视学术文化、道德情操的传授,旨在打造具有高等性特征的职业能力培养。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扩展外延式的规模跨越到深化式的内涵建设的发展历程——在适度发展规模下实现了结构效益的增长,这成为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双向度路径的优势贡献。

       (一)高职教育规模的外延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扩展外延式的规模跨越,是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路径优势贡献之一。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以及高等职业院校的规模是教育系统化变革的前提,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在规模化发展上呈现出在校生数量以及高职院校办学规模明显增长的繁荣局面。1999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系统阐述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发展目标、教育教学改革的路径与实践机制,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规划了素质教育化的政策、经费、资源等统筹机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办学规模。在政策的积极导向之下,全国各地的中等职业学校和一些地方本科院校,转制为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数量和校园面积等规模化发展,逐步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因此,高职教育扩展外延式的规模跨越,提供了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必要路径,保障了人才产出的数量。

       (二)高职教育质量的内涵建设

       高等职业教育深化式的内涵建设与发展,是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路径优势贡献之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是教育质量的提升和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从2006年至今,国家分批次启动示范性院校和骨干院校建设工程,共计建设200所高职院校,通过重点专业的内涵建设,强化高职院校办学特色与实力,推进现代化教育与教学改革,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进而,通过这些优良院校建设过程的示范效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得到深化,并逐步形成结构完备和功能优良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9]如今,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后示范”时代,示范性成果的验收、经验分享与创新不断引领高职内涵建设走向更高水平。对于高技能人才的实用性、职业性、高等性职业能力而言,高等职业院校应与企业有机合作,建立面向企业的教育服务,尤其在技术技能范畴的科研创新应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性体现。[10]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提供了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关键路径依赖,保障着人才产出的质量。

       (三)高职教育路径依赖的劣势

       高等职业教育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规模和培养质量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持,但应正视其对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路径依赖的劣势。

       由于社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逐渐提升,企业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仅依靠职业教育的一元化途径,难以满足人才数量和培养效率的现代化要求。作为职业能力培养的高技能均衡路径依赖,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和师资结构等诸多方面掣肘因素,出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路径依赖劣势和制约因素。(1)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化和团队化的职业能力培养条件不足,对学习者的知识、技能与能力培养涵盖域较窄化。[11](2)高等职业教育欠缺实践化和生产化的职业能力培养策略,技能授受与企业生产实践之间的融合度还有待提升。[12](3)高等职业教育未能深化校企合作的职业能力培养路径,亟待强化有计划、有组织的校企交替学习过程,使学习者的职业道德判断能力形成情境化的认知和结构化的整体,使学习者完成知识技能的自我联结和综合职业能力结构的建构。[13]

       四、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创新:校企共同体模式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创新,应遵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技能均衡路径选择对高职教育的要求,基于政府、职业教育以及产业经济中的企业三个方面筹划发展模式的完善策略。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化改革,高等职业教育应根据高技能均衡路径创新发展模式,将市场经济调控因素、政府导向因素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优势因素充分结合,改良为校企共同体模式。

       “模式”是指事物呈现的常规格式,是具有示范性价值的标准化运行模板,是社会实践的理论性简化范式,以科学成就的形式指导实践问题。[14]高职教育发展的校企共同体模式,合理整合职业能力培养活动的运行方式和多重要素,重构高职教育体系的序化形态,将高职院校与企业结为核心利益共同体,使职业能力培养过程符合企业组织运行逻辑与生产实践逻辑,构建具有完备的组织结构和有效运行系统的实然行动逻辑,实施校企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的实践策略。因此,校企共同体模式力求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出理实一体化创新范式——构建面向政校企多元主体治理,面向教育本体发展,面向经济发展的三重逻辑。

       (一)高职校企共同体模式的提出

       校企共同体模式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化的职业能力培养范式,是当代育人模式的改良。首先,职业能力培养的校企共同体模式,是政府、高职院校和企业协作化、组织化和联盟化教育形式的发展,是基于社会伙伴关系(social partnership)理论和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实践模式的综合与创新。1990年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议提出基于各种教育类型的需要构建教育生态诸多层面的“伙伴者”的优良合作关系,即社会伙伴关系[15],“合作教育”是美国国家合作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一种教室学习与生产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过程与策略。1983年,世界合作教育协会的成立,使世界范围的工学结合教育项目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得到积极培育。我国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校企共同体模式,是基于院校和企业双合作化主体的教育实践模式。在校企合作的探索过程中,先后出现过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联盟等共同体形式。校企共同体模式与“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念、社会化办学方针相一致,更反映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时代发展趋势。其次,校企共同体模式是技术世界和人文世界“分离”境遇下的“整合”教育策略。随着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人类的生活场域逐步成为受到科技渗透和操控的“技术世界”[16],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和相关著作中阐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化”危机——科学技术使人丧失了批判意识、被扭曲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奴役。[17]同时,工业文明的副作用导致的生态危机也在给人类敲响警钟——反思科学技术的人文意蕴迷失与弊端。[18]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职业能力培养,并从中感悟自身的变革和创新的契机,超越世俗化的、甚至是病态的发展模式,追求人文关怀下的职业能力成长。[19]校企共同体模式旨在沟通并整合技术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职业能力教育模式。

       校企共同体模式紧密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联系,促进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培养以达到合格的高技能人才的供应,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并维护社会稳定。校企共同体模式按照科学规划与有效的运行布局,整合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并联合外围的利益相关者形成共同合力进行职业能力培养。鉴于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相异,校企共同体模式需要通过一定的动力基础加以调和,达成各方的价值共识,但是在教育实践运作中动态发生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合理有效的主体间对话——交往——共生的策略必不可少,其中现代化、信息化技术手段成为对话、交往的重要媒介。因此,校企共同体模式旨在建设多主体并设和多层次的沟通的职业能力培养实践路径[20],引领着职业能力培养的现代化改革方向,是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育人模式的主要“取向”和“范式”。

       总之,校企共同体模式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的组织结构的整合性运行系统,是各层面的职业能力培养主体——高职院校和企业,为满足利益诉求,在共同达成的教育价值共识之下,采取的实践指导范式。

       (二)高职校企共同体模式的三重逻辑设定

       高职教育发展的校企共同体模式应对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政府、高职院校和企业做出长效利益服务设计,设定政校企三方领域的三重逻辑,即“共同治理”理念下的多元主体治理逻辑、教育发展逻辑和经济服务逻辑。

       1.校企共同体模式的多元主体治理逻辑。校企共同体模式采用的管理采用“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理念下的“善治”逻辑,赋予高等职业教育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享有型的职权(Share Authority)。“共同治理”的管理逻辑,将组织成员视为利益相关者,分权制衡——将政府的“统治”(government)转化为协作性功能的“治理”(governance)角色,赋予政府、企业、学校等校企共同体成员发表观点、参与职权的均等机会,倡导构建高度的自由化和公平化的问责制和决策制。在校企共同体模式中,政府是宏观政策及其方向的掌舵者,创建多方资本的注入条件,将利益相关主体的局部资本建立行为储存为地方治理潜能,并积极改观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化生活[21],使其有效参与到校企共同体模式的共同治理格局中来,并具有一定的决策权[22],进而取得各方的利益成果及其适宜的评价。

       校企共同体模式的治理逻辑是一个完整的分权治理体系,由政府中心、企业中心和院校中心三种治理子模式共同构成的多元主体治理逻辑。[23](1)校企共同体的政府中心治理子模式中,政府统筹、监控高等职业教育过程设计的多维管理权;(2)校企共同体的企业中心治理子模式中,企业通过经济政策与职业能力需求,分别与政府和高职院校形成互联治理关系;(3)校企共同体的院校中心治理子模式中,作为职业能力培养路径实施的关键,高职院校通过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向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力资本,并与政府形成政策响应和反馈的治理关系。

       2.校企共同体模式的教育发展逻辑。构建校企共同体模式的落脚点是学习者的综合职业能力全面提升,对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实施“树丛式”的全面化拓展。其中,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内涵全面而丰富,对于个体的显性知识技能和隐性的素质能力给予充分诠释。因此,校企共同体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行业、企业等多方平台优势,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校企共同体模式构建应建构实践化、人本化和国际化的教育发展逻辑。(1)实践化逻辑。基于高等职业教育和企业双方面的利益诉求,校企共同体模式的实践化逻辑应关注于人才培养策略的创新。一方面,应建制校企共同体模式的理事会制度;另一方面,应建立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和实习实训基地。(2)人本化逻辑。在构建校企共同体模式时,应重视学习者的人本化发展诉求——兼顾就业性与可持续性。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应遵从新时代的召唤,将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观念贯彻于具体发展路径与模式之中,为多种规格和层次的学习者提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教育机会。(3)国际化逻辑。教育全球化应经济全球化而生,已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24],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校企共同体模式应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开放性思维,逐步与国际高职的职业能力培养模式接轨。

       3.校企共同体模式的经济服务逻辑。校企共同体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其成员是社会中的基本元素和积极动因,院校和企业都与社会经济以及区域经济需求和发展密不可分,其经济价值是共同体关系得以维系的初始条件。因此,校企共同体对于经济的服务与贡献,是共同意旨,是校企共同体模式构建和运行的关注重点。从本质上而言,校企共同体是成员间的关系结合体,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结合[25],通过帮助知识、技术、技能等能力以资本的方式(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转移、转化和增长,为经济发展服务。

       校企共同体模式构建应遵循区域性和多样性的经济服务逻辑。首先,区域性经济服务逻辑。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至依存化的共生关系已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所以,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组成的共生系统而言,校企共同体模式应顺承外部动因和内在本质,对高等职业教育和区域性经济发展的供求关系提出共同发展策略,增强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尤其近年来,生源减少给高等职业院校带来生存危机,校企共同体模式的推进应以区域性逻辑基准,找准省区范围内的人才需求突破口,洞悉局域性人才供求结构特征,调整人才培养计划和专业课程建设针对性,通过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培养,从本质上改进就业工作效率,提升高等职业院校的吸引力。其次,多样性经济服务逻辑。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性,处于不同区域的高等职业院校拟采用的校企共同体模式亦不相同。因此,校企共同体模式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应进行多样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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