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社会主义两个理论前提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前提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曾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P740）随着人们认识水平和社会实践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从理论挑战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巨大的反响，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理论、不同方面的怀疑、诘问和否定，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实际相比照，这种理论挑战在当今更为突出，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进行理论回应和澄清；从理论把握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学习和理解也有一个不断准确、完善、深入的过程，特别是在过去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诸多误读、误解，因而需要理论把握的不断深化和重新梳理；从实践发展看，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较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格局，新的社会面貌，新的认知背景，需要新的理论思维方式，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2]所以，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科学社会主义两个理论前提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识基础。
一
如何认识社会发展中基本社会因素的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阐明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历史哲学基础。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过程。”[3]（P82—83）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现、当代主要受到社会非决定论或社会多元论的质疑和否定，美国现代实用主义哲学家西德尼——胡克专门写了《历史中的英雄》来批判社会决定论并阐述自己的主张。胡克认为，典型的社会决定论有三种：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决定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一元论，即认为社会发展最终取决于一种因素。在胡克看来，社会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认社会是一个非决定系统。社会是人活动的产物，各个人虽然都在一定条件下活动，但目的各不相同，而且社会事件无重复性，也无机械的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存在处于人活动之外的规律，所以它是一个非决定论系统。社会决定论虚构了一种外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或者是“绝对精神”的实现，或者是“社会进化铁的规律”，或者是“经济生产方式”。它们若不是虚构的，就是把一种外在因素夸大了。胡克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一种经济必然性的观点，就是否定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把人变成毫无血肉的抽象体。而这种必然性是外在于人的，凌驾于人之上的。人只能“服从”、“顺应”，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这种观点看起来也符合常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这种“神秘的经济必然性”。胡克认为，生产方式的运动不是在主体实践活动之外的运动，而是主体实践活动的表现。主体实践活动可能失败，那是由于他的认识或实践没有考虑到客观条件或主观能动性没有正确，但是“环境和条件”并不是一种神秘的“经济必然性”。没有“经济必然性”这个概念，也是能解释主体实践活动失败的。看来“经济必然性”是虚构的[4]（P84）。
同时，非决定论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充满着悖论和二律背反。即一方面承认有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又承认人有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承认客观上是盲目的必然性支配着，一方面又承认人有自由；一方面承认人们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其理论实质又是宿命论。非决定论者认为，历史决定论断言，越认识客观规律和盲目必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发挥得越好、越自由。而实际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必然性和自由本来是对立的反比关系，必然性领域愈大，人的自由就愈小；人愈是要服从外在的规律，人就愈没有主观能动性。而历史决定论却把它说成同一的正比关系[4]（P87—88）。
胡克和非决定论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一般地“看起来也符合常识”，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理论在两个主要方面陷入了片面的误区。其一，胡克认为，“社会是人活动的产物，各个人虽然都在一定条件下活动，但目的各不相同”，即人的活动和目的是各不相同的。这在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历史地看却并非如此。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5]（P9）即人具有基本的、共同的需要、活动和目的，这就是满足人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最基本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没有这种最基本的活动，人和人类社会就一天也无法生存。正是这种最基本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胡克只看到人的活动和目的的不同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人的活动和目的的共同的一面，因而否定了社会本质的、决定性的方面，陷入了非决定论的误区。
其二，非决定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充满着悖论和二律背反，是有一定理论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和经济的历史作用，但如何正确估计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思想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恩格斯晚年已经非常敏感地注意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并认为有一部分责任应当由他和马克思来承担。在阐述对具体历史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分析时，他特别强调了必须充分注意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为此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认为，必须重视“一切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他甚至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当然，他在谈到交互作用时，仍然强调“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6]（P695）。究竟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决定作用和交互作用？其中是否存在着非决定论所说的悖论和二律背反？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就是承认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承认社会发展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性力量。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僵死的决定论，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决定论。它同时重视人的自觉性、自主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承认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承认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选择性，认为社会发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客观必然性（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这里，所谓历史决定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切，而是决定初始条件，决定基本趋势，决定最终结果；所谓主体选择也不是选择社会发展的一切，而是选择基本路径，选择一般方法，选择具体活动。社会发展在人们显在的主体选择中，通过实践，受到潜在的客观必然性的支配。当人们的选择通过实践检验符合客观规律时，就顺利、成功，就坚持下去；当人们的选择通过实践检验违反客观规律时，就遇到挫折和失败，就重新选择。在“选择、实践、再选择、再实践”的过程中，由人组成的社会完成了从主体选择到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完成了客观必然性、决定性和主体创造性、选择性的统一，这就是辩证的决定论。非决定论者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选择论对立的一面，却没有看到统一的一面，因而认为其“充满着悖论和二律背反”，致使自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但“错误得很深刻，可能要比正确得很浮浅更有助于丰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胡克和非决定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否定和质疑，从反面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解，并从反面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发展、深化。
二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具体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进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剥削雇佣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并通过越来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人口的相对过剩和阶级对抗表现出来；由此，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代替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其一，剩余价值论的根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具体地说是由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的大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包括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或剥削的剩余价值都是被雇佣工人创造的。这种价值一元论的观点受到诸多理论的普遍质疑和否定。如当代美国经济学重要的代表人物约瑟夫——熊彼特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地起作用”[7]（P70）。并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许多方面要优越于“劳动价值论”。国外许多学者提出了经济学意义的价值问题无解亦无意义的观点，“在20世纪初以前，无论在哪一本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理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占有大量的篇幅。但是从帕累托、卡塞尔等人开始，以绝对量为量的规定的价值概念逐步被抛弃了，均衡价格理论代替了价值决定价格的理论”[8]（P171），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在为剩余价值论服务的目的上才是有用的，价值问题实际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已“淡出”。我国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价值或者财富是由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并相应地提出或认可价格“供求决定论”[9]。从以上观点又可以逻辑地推出，资本主义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非是至少不完全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或剥削的、被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这样就消解或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抗性，进而瓦解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合法性前提。其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已经越来越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生产力和经济越来越受到极大的破坏，无产阶级也由相对贫困转为绝对贫困，并由此敲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但反观现实，从马克思逝世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极大的破坏反而获得了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地增长。同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不断成熟，使得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更加趋于稳固。总之，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似乎完全否定了马克思的论证和预言。
应该如何应对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挑战，用不断发展的认识和实践重新诠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首先，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基本上是以物质商品生产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生产，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分工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在这一生产力水平下，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可能是非常充分的，由此决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历史的规定性。我们今天所处的生产状况是，社会生产已经远远扩大到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等各个领域，而且生产高度社会化，劳动分工越来越多样化，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应该更全面和深刻。随着生产领域的扩大，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分工的多样化，生产日益突破单一物质生产领域和单一产业工人的局限，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也突破了这种局限，即由“总体工人”的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所谓“总体工人”的劳动既包括了直接生产劳动，也包括了服务劳动、经营劳动、管理劳动、科技劳动等，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总体工人”的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作为各种具体劳动成果的结晶的知识、技能、经验、信息包括资本，虽然没有确定的物质形态，却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生产要素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共同参与着价值的创造，并且其作用在现代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中越来越大。用这种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没有否定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对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无偿占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剩余价值的实际产生范围。即剩余价值不仅产生于直接生产领域，而且产生于流通、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领域以及经营管理领域，进而扩大了资本主义被剥削阶级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资本既可以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又可以成为价值创造中的生产要素，这也意味着对资本的作用要具体分析，在不同社会、不同企业、不同的资本拥有者，资本可以具有不同的作用。
同样，也应当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正确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命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33）。而以往我们常常强调“两个必然”，却严重忽略了两个“决不会”，这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恩格斯比马克思晚去世12年，这段时期正是资本主义从年轻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比较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恩格斯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刻反思马克思和他以往提出的理论，十分坦率地承认，他和马克思在1848年前后对欧洲大陆的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十分错误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展能力估计过低：“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建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6]（P512）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实际还仅仅是工业化的早期时代，当今已经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网络时代，以现代高科技为先导的产业革命和经济革命引领着时代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而“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当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所以，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命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灭亡的时间表估计或预言错了，并不意味着“两个必然”的论证和预言也错了。仔细考察资本主义诞生360多年来特别是从二战以后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良措施。如何看待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改良措施？目前国内主要有“准备论”和“渐进论”两种不同观点。“准备论”认为，这些调整和改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它为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开辟了道路，也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矛盾日益激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主观条件。所以，调整和改良及其结果为社会主义准备了主观和客观条件，“是社会主义的前阶”[10]（P129—130）。“渐进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外科手术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到目前为止并不成功，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内科疗法”却卓有成效。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家中有远见的智者，“活学活用”了马克思的救命处方，终于使当今的资本主义不仅消除了临危、垂死的迹象，而且活力四溢，生机勃然，乃至大面积、大范围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实质因素的成长[11]。其中，“渐进论”在国外理论界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很大影响[12]。“准备论”和“渐进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性质认识不一样，但有一点判断是相同的，即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或者已经走向社会主义。如列宁所指出的：“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13]（P217—219）。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不仅没有证伪而是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论证和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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