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丁建定
摘 要：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及其深刻原因进行分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具体主张，描绘了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改造的基本蓝图，并探索进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和改造的具体行动。19世纪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三大空想思想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改革，并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
关键词： 空想社会主义 思想体系 基本主张 治理蓝图 初步实践
一、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体系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建立在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宏观理论体系基础上，这种宏观理论体系的提出，不仅为其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提供了武器，也为其进一步提出社会治理和改造的具体思想及实践蓝图提供了指导思想。这也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较之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不同之处。
圣西门（1985：216—217）提出一种发展的社会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新的社会体系不断代替旧的社会体系，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每一种社会制度要想完美无缺，必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首先，这种社会制度要有利于社会，即要给社会带来实际效益；其次，这种社会制度要同社会现状协调。虽然第二个条件不如第一个条件那样为人理解，但是它同样不可缺少，只有具备这一条件，一种社会制度才能被人接受，因为只有与当时社会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能长期存在下去。
圣西门（1985：213—214）提出了社会进步的四条标准。他指出：“优良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的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来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要鼓励劳动，因而促进重大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最大进步。”圣西门就是按照上述标准判断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
傅立叶（1979）提出了有关宇宙运动的观点。他认为，宇宙运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这就是社会运动、动物运动、有机运动和物质运动。没有任何一种运动的作用能够超出这四种运动的范围。这四种运动具有两个依存性，第一个依存性是，四种运动的规律都按照数学而配合起来，没有这种依存性，大自然就不会有协调，上帝也就谈不上公正；第二个依存性是，社会运动是其他三种运动的模型，这三种运动同社会运动互相配合，而社会运动处于第一位。如果能够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就能够同时发现其他种运动的规律，因为其他各种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思想和愿望，这也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价值层面达成普遍的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身标准为依据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而应是建立于尊重民族性和文明“个性”基础上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2]习近平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概括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诉求和精神追求，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精神纽带。同时，以共同价值的凝练与打造为价值基础，促进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价值目标。
他指出，社会进步的历程大约有8万年，它可以分为4个阶段和32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童年或者分散的上升阶段，历时约5000年；第二个阶段是成长期或者协调的上升阶段，历时大约3.5万年；第三个阶段是衰退期或者协调的下降阶段，历时大约3.5万年；第四个阶段是没落期或者分散的下降阶段，历时大约3000年。傅立叶指出，两个分散性阶段或者社会失调阶段包括人类的不幸时期，两个协调阶段或者社会统一阶段代表人类的幸福时代，其时间长度超过不幸时期6倍。可见，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其苦难时期在头尾两端（傅立叶，1979）。
他认为，自有史可考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不幸时期，总是从苦难走向苦难。但是，只要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一定会走向社会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即协调上升阶段，从而进入幸福时代。“人们即将懂得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即幸福时代的长度将超过不幸的时代……社会运动的理论会向你们证明：你们的灵魂会在未来的世纪里，以某种方式分享那时活着的人的命运；在7万年期间，你们将分享地球上正在酝酿着的幸福。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你们应该关心社会运动在地球上将要遭遇的这种变革的图景（傅立叶，1979：27—32）。”
欧文（1981:49）提出了理性社会制度的思想。在理性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联合的关系，“只有人与人联合起来，民族与民族联合起来，人类才会获得高度而持久的繁荣和幸福，或者成为有理性的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统一体，其中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理性的社会制度，在原理和实践方法上，都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为整体而存在的。这个统一的、长久的和内部协调的制度，以培养一切人的性格和管理他们的事务为宗旨。”因此，对社会进行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完全实现，也就会使全人类获得世世代代的永久幸福，并使这种幸福一代代提高，永远不会倒退。生活中的主要事情将是生产财富，享用财富，培养合乎理性的性格，人们也将只知道一种工作和快乐，那就是经常增进世界上的欢乐和美丽。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将不复存在，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取其所得，并且对一切人都公平行事。财富的分配将是一切生活问题中最简单的问题。社会成员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社会成员划分的标准是按照其年龄和经验，维持社会成员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一个人不曾为别人服务，也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他服务。”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人生下来就有平等的权利。”
欧文（1981：16—49）进一步指出，理性的社会制度需要一种有理性的政府，有理性的政府应该一心谋求它所管理的居民的幸福。为实现这一目的，政府首先需要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什么能够让人们幸福？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这种政府要创造各种秩序和环境，以便使全体民众可以得到获得幸福所需的条件。这种政府的法律一定很少，但却为民众所理解并与人性发展规律相符合。它也会了解人的幸福所必需的条件，并采取措施帮助民众获得这种条件，这种条件包括：良好的身体；生产和分配生活资料的合理办法；发展自己的天赋、知识和能力；享受社会快乐；最大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但符合公共利益；生活在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中等等。
硫化除铜选用的硫化剂一般是硫磺。纯净的方铅矿粉也可以用，因为不容易得到，而且在实际使用中因为硫化作用微弱，所以使用者较少。加硫除铜时，硫的加入量不宜过大，过大容易使铅硫化造渣，因为脱除1 kg铜消耗的硫理论量仅为0.25 kg，实际上加硫量都超过这个数值，许多工厂都是按脱除1 kg铜加入1 kg硫，这是因为铅熔液在PbS饱和时才能达到最大的除铜程度，而且除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相当量的硫被烧损。加硫除铜时多采用硫磺作为脱铜硫化剂，生产实践证明用硫磺和黄铁矿粉作为硫化剂进行联合脱铜，效果更好。
由于没有保证工作液的清洁度，造成系统初期输入性污染。在输入介质清洁较差的情况中，组装支架液压系统，不仅配比效率降低，而且可能造成连接接口的尘埃较多。应防止技术人员违规使用清洁性较差的液压系统发生的污染。内部安装时，胶管连接时需清洁胶管，保证支架系统交管的清洁，千斤顶和立柱在系统接入前对油缸进行清洗，检查各个元件的清洁性达到相应的标准后，才能接入系统中，例如在临时泵站上，可以通过安装进水和加油系统来进行过滤。
魏特林（1960:159）提倡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他认为，和谐发展的社会可以消除社会病态，而在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中，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个人利益应该融合于社会福利之中。他指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只有一个规律是永久不变的，那就是进步的规律，它是社会的自然法则，其余的一切刑罚都是和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的福利不相容的，并且，为了使这样一个秩序成为可能，必须把一切个人的利益溶化在一个公共的一般的利益中。”
魏特林认为，和谐的社会还必须是一种全体人们的欲望与能力平衡协调的社会。一切社会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始要素，这就是人的欲望，每一次社会变更都会回到这一要素，而用于满足欲望的手段称为能力。他指出，虽然就整个社会来说存在着人类欲望与能力之间的最美妙的平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则很难达到这种平衡，特别是在现代文明国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仅仅通过自己实现欲望与能力的平衡，或者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必须把自己的能力与其他人的能力交换，以满足他在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由于每一个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必须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换，那么，凡是与进步的自然规律抵触最少的不同个体能力的交换方式，就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如果不同个体之间能力交换的方式违背自然进步规律，就会影响个体能力交换的效果，导致各种不良社会病态的出现，这样的社会组织不是最好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也不是和谐的社会。
魏特林（1960：160-166）指出，一个社会组织的好坏，个人的幸福与不幸，在于人们如何去组织这些欲望的满足以及如何去组织一切人的能力的交换。在一个好的社会组织里，不容许一些人的欲望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遭受压制，而必须使每一个人听任另一个人在事物发展的自然秩序中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这些欲望的满足并不损害别人的自由和全体的和谐。“从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反之，由于为了若干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则产生一切坏的东西。”因此，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种和谐的社会。
二、关于社会矛盾及其原因的深刻分析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基于对现时社会矛盾与冲突及其原因的深刻分析和把握，这不仅使其所提出的社会治理思想比较切中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也使其所提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针对性，进而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欧文（1979：247-248）呼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问题。他指出，社会不仅应该关注农业和商业利益，英国成百万衣不避体、食不果腹、未受培养、未受教育、人数与时俱增的情况已经极为严重的贫民的福利问题，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英国有许多贫民和劳动者目前无法获得劳动以维持生活，他们的生活只能由各种社会救济机关来维持，而各个教区很难承担这笔开支，他们的贫困和灾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应该做出其他安排，使得所有能够并愿意劳动者获得生产性工作，这对于解决贫民的生活具有现实意义，对社会幸福和福利也有根本影响。应该降低济贫税，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英国贫民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
无锡阳山被誉为“中国水蜜桃之乡”，位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南靠风景美丽的太湖，北邻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水陆交通便捷，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景色优美，有狮子山、长腰山、小阳山、大阳山4座山丘，其中，大阳山是亿年前形成的古火山，火山口至今仍保持原貌，山上奇石怪洞林立。因此，在阳山构建老年人乡村旅游养老目的地具有很强的地理优势，交通便利，可以领略到多种多样的风景。
傅立叶（1979：116-125）指出：“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相反，事实将会证明，如果不能发现循着社会发展阶梯真正前进的办法，则工业的过分发展会给文明制度带来极大的不幸。”如果文明制度能够向前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这将是一种极为有利的转折，“因为我们便会接近下一个时期，社会保障时期，即同文明制度连接的最高阶段。保障乃是一切哲学家所幻想的幸福。可是，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到这种幸福。为了获得保障，必须越出文明时期，上升到下一个阶段。”
圣西门提出著名的“实业体系”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理想蓝图。他指出，一切思想和努力所应该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实业。广义的实业包括一切有益的工作，换句话说，最合理地组织实业就是建立这样的政府：（1）政权只具有必须使有益的工作不致紊乱的效能和作用；（2）要把一切工作安排得使劳动者能够自己学会组成真正的社会，能够彼此直接地和完全自由地交换各种劳动产品；（3）只有社会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社会是评定工作优缺的唯一仲裁者（圣西门，1985：156）。在实业体系中，实业家阶级占有首要地位，是最重要的阶级，没有其他阶级，实业家阶级可能生存下去，而没有实业家阶级，其他阶级就难以生存。“一切都是实业所为，所以一切也都应当为实业而为。”实业家就是从事生产或者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人，播种谷物和养殖家禽家畜的农民是实业家，马车制造匠、制鞋匠和木匠是实业家；商人、车夫和海员同样是实业家（圣西门，1985：51—52）。
魏特林指出，现实人类的各种安排是十分不合理的，在这种安排下建立的社会制度当然就是非常不和谐的。“在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你且用一种研究的眼光看一看你的周围，你走进穷人的茅舍，富人的豪华宅第，登上商人们的船舶，走下矿工的坑穴，你详细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追溯一下其中每一个烦恼和不幸、欢畅和快乐的经历，直到它的细微末节，你就会在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居住和工作场所，随处听到那同样的怨恨的声音，埋怨事物安排得不当，埋怨社会上这个或那个行业的恶劣的经营状况（魏特林，1960：55）。”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各种社会病态就不可避免，这些社会病态包括私有制的出现，不断爆发的战争，奴隶制度的产生，各种商业活动的不合理，金钱的决定作用，各种爵位、官职制度带来的等级之分，军事专制统治以及宗教和各种社会风俗的败坏。在所有这些社会病态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度，“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魏特林，1984：18）。”
欧文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针对贫困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通过对失业者提供工作的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失业和贫困。为了防止由于劳动需求发生的变化而造成的罪恶和苦难，“真心诚意地关心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应该是不断地安排对国家有用的职业，使申请各种职业的人马上可以受雇（欧文，1979：91-95）。”“必须为失业劳动阶级找到有益的职业，并使机器服从他们的劳动，而不要象现在这样用机器来代替他们的劳动（欧文，1979：180）。”为了使申请国家安排工作者只限于从私人方面得不到工作者，这种由国家安排的工作的工资应该略低于私人劳动应得工资的平均水平，但决不能低于劳动者节俭生活所需的费用。国家安排的工作首先应该是修建和养护道路，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安排修筑运河、港口、船坞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政府应依法收集有关劳动力价值与需求的信息，包括该地区体力劳动的平均价格，该地区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者的人数、依靠救济为生者人数以及失业并愿意劳动者的人数，该地区半失业人数和半失业范围等。
布朗基对法国统治阶级财富的来源进行了无情揭露。他指出，财富本来应该是智慧和劳动、人类的心灵和生命的产物，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但是，法国统治阶级的财富却来源于不正当的途径，“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财富是通过征服得来的；后来，是通过没收、抢劫、国王的恩赐得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和背信弃义得来的；革命时期，是靠收买国家财产、买卖股票、供应军用物资得来的；帝国时期，是靠战争，靠帝王的赏赐得来的；1814年以来，是靠投机取巧、证券交易和破产骗局得来的。现在的暴发户中，第一代是高利贷者，第二代是荡子和赌徒（布朗基，1979：107）。”:
这样的财富来源意味着法国广大民众不得不遭受残酷的剥削，整个法国剥削制度就像一台抽血机，“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台机器的齿轮是用一种奇妙的方法装配而成的，它每天每时每刻都压榨穷人，连他们最简朴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他们的最微薄的收入和最可怜的享受，它都要吸取一半。”布朗基指出：“已经有这么多的钱从无产者的口袋里经过国库的无底洞流到富人的口袋里，但特权分子还嫌不够，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布朗基，1979：3）。”
三、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主张
魏特林（1984：19）指出，必须建立和实现一些社会原则，以便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1）自然法则与基督之爱的法则应为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律的基础；（2）把整个人类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清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和宗教派别；（3）对所有的人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和平等的生活福利享受；（4）根据自然法则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以及平等的义务和权利；（5）废除一切继承权和个人财产；（6）通过普选产生领导机关，这种机关实行责任制并可以被罢免；（7）这些机关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时不得享有特权；（8）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言论和行动自由；（9）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发挥其天赋的自由和手段。魏特林指出：“没有这些原则和不实现这些原则，就别想有人类的真正幸福。”
取ACC为60 mg/L的SAEW，分别加入体积百分比3%和10%的甘油，存储于1.5 L塑料瓶中，塑料瓶置于室内，分别在0、0.05、0.5、1、2、6、12、24 h时测定其ACC和p H值。无加入甘油的SAEW作为对照。
圣西门（1985：288-289）提倡通过社会改革实现人类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的改善。他指出，社会现实局面是可以而且应当完全加以改变的，最重要的应当是改进我们的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最能够直接促进和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精神和物质福利的手段，就是使国家的重要开支只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1）使一切身体健康的人能够有工作以保证他们的生存所需的费用；（2）以尽快地在无产阶级中间普及现有的实证知识为目的的费用；（3）为帮助这个阶级的成员可以得到有助于他们智力的发展、享乐和消遣所需的费用。如果实现上述改革措施，就可以把社会组织得最能够满足社会的一切阶级的通情达理人士的要求。那时，就不必再害怕人民造反了，也不需要用常备军镇压了，更不需要大笔的用于维持警察的开支了。:
1）在调压井口修筑混凝土锁口，并在周围修建排水沟、截水沟，防止雨季地表水流入井内。在井口边设置1.4 m高的防护栏，0.35 m高的挡脚板。
圣西门认为，为民造福应是国家、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唯一的目的，他指出：“可以让人们吃得好、住得好和穿得好的国家……就是一个让人们在物质方面感到十分幸福的国家。”道德家们的任务主要应当探索组织社会的方法，以使社会倾注最大的热心让其成员获得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圣西门，1985：14）。“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圣西门，1985：243）。”为了实现为社会造福的目标，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圣西门，1985：188）。”同时，还应该实行平等制度。他指出：“一切特权都将废除，而且也不能让他们恢复（圣西门，1985：46）”。圣西门（1985：167-168）还指出，为了实现造福社会的目标，必须尊重生产劳动者，“生产有益的物品，是政治社会能为自己规定的唯一合理和正确的目的，所以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
傅立叶（1979）指出，19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处于社会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分散性上升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充满苦难和不幸，尤其是近代工业制度的确立更是带来诸多弊端。工业制度导致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在工业制度中，生产毫无秩序，分配非常不合理，丝毫难以保证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从增加的财富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部分。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在工业占优势的区域，贫困问题同样严重；工业制度造成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在工业制度中，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都患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有一把大火将一个城市烧毁一部分，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窗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公众用坏料子做衣服、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几件衣服和鞋子。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于蓄意与群体战斗的状态；工业制度加剧分配的不合理。在工业制度下，分配只朝着有利于富有阶级的一方增长，而作为另一方的贫困阶级的财富增长缓慢，他们获得的份额永远少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份额。
圣西门（1985：290）对法国的社会现实给予尖锐批判。他指出，法国的政治机构已经病入膏肓，它已失去了自己的能力、和谐和作用，只不过是压在法国人民身上的一堆废物罢了。它已经使人无法忍受，因为它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同时受到了危害。法国的社会组织也存在严重弊端，因为它所依据的学说是错误的，这些学说已经不以改善社会的最下等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为目的，整个社会都被极端的利己主义所支配。
3.5 国家政策发展不完善 任何一项卫生服务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国家卫生政策的大力支持。虽然《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护理康复服务，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具体的针对老年居家康复的指导性政策条令。我国社区康复仍然存在领导重视不够和经费短缺等一系列问题［18］。我国老年福利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财政拨款有限，社区康复处于“无源之水”的窘境，高昂的费用不易报销，使得许多残障人士望而止步，尤其是低保和特困残疾人，社区康复护理工作缺乏有力的物质保证，严重影响社区护士开展社区康复护理服务的积极性。
他指出，对贫民提供现金救济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只有害处，我们应当提供条件让贫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一种可靠而舒适的生活，不但要指导他们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劳动，同时还要把他们安置在最有利于增进幸福和道德的环境中。欧文还指出，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消除现行济贫法所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和后果。由于现行济贫法在英国民众中已经根深蒂固，立即取消这种制度并不是现实的办法，应该用一种性质与之完全相反的制度逐步削弱济贫法，并最终使其完全失去效果。欧文（1979：75-76）将取代济贫法的制度称为“预防犯罪和培养人类性格的制度”，并认为，“在稳定的、善良的政府之下，这种制度用来为公众谋取福利比任何现存法律都更有效。”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思想体系，指导他们对现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及其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而这种分析和批判又为其提出社会治理的具体思想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提出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思想主张。
魏特林指出，人们应该对老弱病残给予照顾，这是自然规律的要求，如果社会不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成员，大自然就使生命的刺激减退，并把社会推向解体。妇女不仅应该具有与男子一样的劳动权，而且应该享有优先选择最轻便劳动的权利，对于有幼儿的母亲任何行业都不能拒绝，并应该为他们提供最轻便的劳动，以便更好地照顾孩子，国家还应该负担贫困儿童的教育（魏特林，1960：219）。现行救济制度不但没有有效地改善贫民的生活，而且加重了其他贫民的负担，因为富人总是将用于对贫民提供救济的费用转嫁到穷人身上。如果要真心对贫民实施救济，这不是现行救济院所能办到的，而应该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起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并剥夺富人剥削穷人的一切机会来实现（魏特林，1960：250）。
坚持“以读为本”的语文教学传统，是利用课文学习语言的保障，也是培养学生语感的前提。所以教师在教学本段文章时，引导学生采用形式多样的方式诵读，在诵读中让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感悟作者所描绘的美好画面和精神世界，从而从中培养语感，熏陶情感，享受语言学习的快乐。
布朗基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使民众摆脱贫困和被压迫的局面，布朗基在这方面表现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坚定性。他认为，“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布朗基，1979：154）。”他指出，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而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团结起来摧毁贫困与压迫的枷锁。当革命者的背后有着为了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勇敢地跳进面前的战壕，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人民的解放开辟一条道路。人民革命不是为了得到一些施舍，也不需要什么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的斗争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他们要求自己制定维护他们利益的法律，他们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取消各种有利于富人的捐税，通过实行新的税收将那些有钱人的财富分给赤贫者，打击各种投机行为，建立国家银行并对勤劳的人提供资金帮助。革命的政治目标与物质福利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种革命不能够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那就不是革命，人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革命的。“呼吁自由同样是利己主义的呼吁，因为自由是一种物质福利，而奴役是一种痛苦。为面包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斗争，是比为自由而斗争更加神圣的事情。何况，这两种利益是难分彼此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饥饿就是奴役。……自由就是福利（布朗基，1979：69）。”
四、关于社会治理的初步实践蓝图
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停留在提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具体主张上，在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宏观思想体系，对社会矛盾与冲突及其根源的深深刻分析和批判，以及提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具体思想主张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描绘一种理想的、进步的、公平的社会蓝图，并尝试付诸行动。可以说，19世纪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行动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也正因为此，才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来源之一。
欧文指出，工业化不仅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带来许多社会恶果，这些社会恶果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对前者是否超过后者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使得民众产生一种新的性格，这种性格非常不利于个人或者普遍的幸福，除非通过社会立法加以干涉以遏止其发展趋势，否则就会产生最可悲和最顽固的恶果，遗憾的是这些至今尚未引起政府当局的足够重视。他指出，英国贫困问题的加剧与工业化的发展不可分割，“目前贫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劳动不值钱。而人类劳动不值钱，又是由于欧洲和美洲工业中普遍使用机械、主要是不列颠工业中使用机械的结果（欧文，1979：178）。”:英国现在存在大量的贫民的唯一原因是一部分人尽管愿意从事劳动，却没有为他们安排有用的生产性劳动。他指出，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遇的无数祸害的根源，它往往把富人变成两脚兽，其最大乐趣就是消灭四脚兽和两脚禽，私有制对人的性格产生重要影响，使人们的思想彼此疏远，从而成为社会经常产生仇视、欺骗、讹诈甚至战争的原因。私有制度还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并且经常阻挠和妨碍实行对人人有利的社会措施（欧文，1979：247）。
傅立叶（1979：86—95）提出了建立劳动协作组织的基本主张，他把这种劳动协作组织称为“法郎吉”。傅立叶指出，劳动协作组织建立和发展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这就是“劳动引力，比例分配，人口平衡”。劳动引力将使工作变成一种乐趣，同时保证人民能够持久努力从事劳动以偿还预付给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劳动协作制度下的劳动必须成为诱人的劳动，偿还预付的最低限度的丰足生活的费用，是依靠劳动引力来保证的，或者说是依靠人们对于非常愉快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工作的欲望来保障的。这种劳动欲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在每个人中间实行公正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按照资本、劳动和才能确定，分配数额对每个人来说都足以够用。但是，公共福利无论怎样好，如果人口大量繁殖，他们就会很快陷于极端贫困之中。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办法来保证防止人口无限制的增长。协作制度是一种全方位的协作，不仅使许多富裕程度不同家庭的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协作起来，也使情欲、性格、嗜好和本能协作起来，个人情欲、性格和本能的发展不触犯群体欲望、性格与本能，把每个人都安排在符合他的本性的不同工作岗位上，经常变换工作和用劳动引力来维持工作。真正的协作“是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新世界。”
傅立叶（1979：102—107）指出，劳动法郎吉具有各方面的优点。在经济上，由于劳动协作制度将用集体的、团结的、诚实的、简单的和有保障的竞争代替个人的、不团结的、欺骗的、杂乱的和任意的竞争，这种协作制度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将几乎不到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所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1/20，同时，可以比文明制度的人在强迫劳动制度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协作制度下所获得的产量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提高3倍多。在社会方面，公益事业的改进将更加巨大，儿童将得到最好的照顾，公共卫生与居民身体健康受到高度重视，婴儿死亡率将从现在的1/8降低到1/20，人们的实际收入和享受将明显改善；在政治方面，协作制度将使议会选举所需的时间由现在的5天减低到40秒，各种事务的管理将会井井有条，甚至从一开始建立协作制度就可以采用一种临时性的统一的语言，人们不必要学习任何外国语就可以与全人类交往。
《〈资本论〉(哲学卷)手稿》与当代中国的哲学自信——剩余价值哲学破解的10个理论难题 唐伟，等 5—25
欧文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公社”制度的思想。在这种公社中，人们将养成高尚的习惯，他们眼界开阔，判断正确；人们将在美好社会中生活，那里将有可靠的办法防止各种不良欲望和行为，老人将得到关怀和尊敬，任何有害的区分将被避免；人们的健康、活力和智慧不断增进，他们的劳动永远将用于有利的方面，也将获得一切合理的享受。“在一定的时候，将组成许多具有以上特点的公社（欧文，1979：125—126）。”欧文进一步提出了“新村”制度，并详细描述了这种新村的空间布局以及各种建筑设施的功能、各种人员的职责与生活条件、新村建设所需费用及其来源以及举办方式。欧文指出新村制度具有诸多优点：（1）这是迄今为止一切救济贫民制度中最经济的一种制度；（2）它可以帮助克服贫民的愚昧和恶习；（3）它有利于促使人类团结，并为了共同利益去追求共同目标；（4）它将有助于使贫民得到更加实在和持久的享受；（5）它有助于防止人们陷于贫困或沦为贫民；（6）它有助于使工业和劳动贫民摆脱目前深重的灾难；（7）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将由于贫民生活的变化而获得实际好处。欧文得出结论：这一新村计划“对于保证社会福利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成千成万的人现在正在贫困之中挣扎，而我们目前的资源却至少可以绰绰有余地使四倍于目前的人口获得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并维持安适的生活；为了清除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一计划似乎也是绝对必要的（欧文，1979：183-193）。”
魏特林（1984：12—13）提出建立共享共有的、和谐自由的“大家庭联盟”的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改革计划。魏特林指出，这种大家庭联盟中，管理的目的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引导个人的能力和欲望的交换，并且给予这种交换一种对于全体民众的福利与和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自然趋向，也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平等地分配劳动和享受，救治和消灭那些破坏这种自然趋向的人类缺点和病态。为了全社会的福利，管理机关必须负起调度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并使它们和谐的责任。在大家庭联盟中，为了实现自由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平均分配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将产品分为必要产品和有益产品，并据此将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为了保持一切必要产品和有益产品，必须为每一个人规定一个必要劳动时间。一切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以上的劳动时间称为交易劳动时间。通过这种交易劳动时间，就有可能使每个人得以满足他的特别欲望，而不至于因此妨害全体的欲望与能力的和谐。这样，“劳动将不再是一种负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工种的变换将使劳动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们的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了得到必需品，而且是为了生活得丰富多彩。”
布朗基（1979）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他指出，共产主义具有必然性，“仔细地研究一下地理和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开始孤立生活，绝对个人主义的，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改进之后，人类最终会达到共产社会。……对一系列事实的观察和从事实中得出的不可辩驳的推论，一步一步地证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不变的进程。”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是解决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必然选择。“人类的需求在历史上相继提出的全部问题都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应该实行公有制，首先应该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因为尽管财富来自于智慧与劳动，而智慧和劳动必须通过土地才能转变为财富。“在公有制度下，好事对一切人都有利，坏事对任何人都不利。丰收是幸福，歉收是灾难。损害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有利于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一切事物都按照规律公平合理地发展。”
编者按：“杜绝外出吃饭叫美女作陪”“上下班坚决不迟到早退”……这是湖南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籍调查科的集体承诺书，能将这些内容用文字堂而皇之地写出来，让人不免怀疑这是否就是该科室的“工作日常”，这也“此地无银”地说明，在外人看来的奇葩事，对“当事人”来说可能只是正常为之。
布朗基（1979：78—79）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协作实现共产主义。他指出，普遍协作是拯救当前社会弊病的唯一良药，只有协作才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平分土地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反而会造成贫困和痛苦的更加普遍化，将公共财产全部分配也是一种不好的紧急办法，因为从长远来说，它同样会给劳苦大众带来巨大灾难。他说：“协作这个时代的宠儿，全世界的万应药，人们对它齐声歌唱，没有一声反对，如果这不是同时通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和它的最后胜利，那又是什么？”另一个途径是通过教育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教育是共产社会的空气和工具，要求建立没有教育的共产社会，就如同要求我们在真空中进行轻松呼吸一样困难。教育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其中的一个缺少了另一个就既不能前进一步，也不能后退一步。……无知和共产社会是不相容的。没有共产社会的普遍教育和没有普遍教育的共产社会都是同样不可能的。”
布朗基（1979：92—93）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也与各种五花八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指出，共产主义与革命紧密相连，“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和政治分开。以前共产主义在政治之外，而今天它却处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他抨击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与政府采取妥协立场，甚至乞求政府能够做出一些让步，而不是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他指出：“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竟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
综上所述，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依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及其深刻原因进行分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不仅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具体思想主张，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社会治理和改造的蓝图，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付诸实践，进行社会治理和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丰富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改造，这使得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圣西门、傅里叶与欧文等的思想较之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显著的进步性，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布朗基，1979，《布朗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傅立叶，1979，《傅立叶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欧文，1981，《欧文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圣西门，1985，《圣西门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魏特林，1960，《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北京：商务印书馆。
魏特林，1984，《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9)04-035-10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9.04.005
丁建定， 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湖北省重点基地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武汉 430074）。
编辑/杨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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