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赌技的东传及中西赌博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对近代西方赌技东传中国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之后，认为中西赌博在赌博观念、赌具形制和赌博形式诸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而这种种差异是东西方社会状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一种折射。而近代中国人跨越社会、文化、心理障碍，接受且嗜好西方赌博，则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缓慢转变。
作者：涂文学，男，1958年生，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近代社会风气的变化与赌潮的泛滥
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赌博也就应运而生。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往往就是赌博较早出现的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从夏朝末期，“六博”出笼，到清代中后期麻将问世，中国人赌博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由于中国传统“博弈文化”能够将较智伐谋游乐功能与“唯胜是图”的逐利因素巧妙地加以粘接，因此吸引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参予其中，嗜之成癖。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使社会控制系统对包括赌博在内的社会恶习缺乏有效监控，因此出现数次赌博狂潮。如魏晋六朝，宋元之际，明代末年等。
近代是中国赌潮泛滥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清代前期统治者鉴于明亡教训，励精图治整纲肃纪，对赌博严加禁止，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到乾嘉之际，赌风渐炽，到了近代，愈演愈烈。近代赌风之盛，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繁荣，为赌博畸型繁荣提供了经济前提和活动舞台。都市的崛起带来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刺激了赌博业的膨胀发达。一般说来，赌博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即有闲和有钱。近代社会制造了不少腰缠万贯的暴富者，这些富起来的买办、商人，一般都是赌场上一掷千金的“豪客”。晚清和民初上海、天津、汉口、这类人不在少数。即便是一般的店员和工人。他们在城市里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不少人发了薪水后就到赌场一博以试运气，当然赢钱的总是少数。旧北京有些店小二甚至将老板订货的钱也偷着挪去赌博，输了钱无路可走便上吊自尽。上海作为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赌场之多，设置与管理之现代化均为全国之冠。城市化对赌博业的催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都市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使城市无业游民剧增，给城市赌徒队伍增加了新的成份。
其次，传统价值伦理观念的逐渐失落，社会风气发生重大改变。“贵义贱利”一变而为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不少人“嗜利寡信”，①“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②“知足长乐”、崇俭黜奢的观念为“及时行乐”去朴从艳所取代。传统农业社会“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的人生信条被希冀侥幸和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巨额资财而暴富的社会心理所取代，谓之“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许多大城市不时爆出某人一笔投机生意一夜致富，某人买赛马彩票发了大财的新闻，更刺激了人们的投机欲望，经商、贩毒、聚赌都成为人们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几至上海“作奸犯法，甚至贩卖鸦片，抽头聚赌，拆梢哄骗，剪绺行劫，几无日无之”。③上述变化，从某一侧面来看，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它标志着人们已开始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而追求一种适应社会近代化变迁的新的生活方式。但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由于中国走向近代主要不是由内力作用而是靠外国推引这一非正常途径而实现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人们的心理素质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缺乏应变力和认同感。因此新与旧、中与西、是与非、美与丑等时常发生冲突，社会风尚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化时，也不免泥沙俱下，夹杂着不少腐朽没落的东西，一些自来就有的社会恶习如娼妓、赌博之类也钻了过渡时代社会秩序紊乱的空子而得以畸型发展。事实上，近代赌博与前代诸朝相比，娱乐性因素大大减弱，图利发财因素大为增强，人们希冀侥幸暴富的社会心态在赌博活动中充分表露出来。
最后，晚清政局动荡，吏治腐败，官僚机器对赌博等社会公害无力纠弊整治；不惟如此，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到一般官吏士大夫，大都嗜好竹林之戏。史载慈禧不仅嗜玩麻将，而且还亲制“掷骰图”、“以为宫中之玩具”。④“光、宣间，麻雀盛行，达乎诸候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其究泰极奢者，有五万金一底者矣”。⑤民国许多官员更是乐此不疲，有的因此不问政事，酿成巨祸。1931年武汉大水时，湖北省主席何成濬与汉口市长刘文岛不但没有组织市民抢险救灾，反而“在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家呼卢喝雉，打麻将，推牌九……对汇报置之不理，任水势自由泛滥，以至造成此次巨灾”。⑥
可见，近代不仅赌风之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在诸多方面显示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色，归纳起来，便是多样化、职业化和社会化。
多样化是指赌具形制、赌博品类的多样性。这一时期既有古代博戏的沿袭，如叶子、牌九、骰子戏，又有新创的赌博品种，如麻将、闱姓、花会、山票、铺票，还有舶来品如赛马、跑狗、回力球、扑克牌、轮盘赌、吃角子老虎机、吕宋发财票等。可谓新旧杂揉，中西合璧。这么短的时期有这样多的赌博品种汇集，这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没有过的。
职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营业性赌博行业应运而生，二是职业赌徒大批出现。近代将赌博作为一种产业最早出现于广东，在花会、山票、铺票、闱姓等赌博行当中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化赌博集团，并因此形成类似西方经营娱乐业的特殊商人阶层──赌商阶层。继广东之后，上海、天津、汉口以及长江三角洲的一些中小城市，职业性赌场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近代职业赌场要维持、要获利，总是依赖两大社会势力予以支撑，一是官场，主要是通过贿赂手段以保证其不被取缔；一是黑社会或者赌场不断以巨额资金向黑社会头目进贡，由其出头“抱台脚”；或者干脆由黑社会予以经营管理，旧中国绝大部分赌场几乎都与帮会、流氓团伙有关。赌博职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因此造就、吸引了一批职业赌徒。如民国时期广州有赌场3千余所，职业赌徒3万余人。这些人不事产业，不问忙闲，终日流连赌场，以赌为生。
社会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赌博介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发生潜在的社会影响。晚清及民国赌场左右官场，包括赌博集团在内的黑社会操纵社会经济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是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泛滥起赌博狂潮，各个阶层中都有人不同程度地参赌聚赌，使其成为一种遍及城乡的大众性活动。清末有“三尺童子压宝，七十太后叉雀”的谚语。“赌，问见父老借乐余年，继则儿童戏耍矣。问惟男子有此恶习，继乃妇女清闲矣。”⑦
二、近代西方赌技的传入
几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依靠武力侵略中国同时，西方的赌博技艺也开始输入。赛马是西方赌博品类在中国传入最早、影响最大的一宗。1841年英国人刚刚踏足香港，便于1842年到1843年假澳门之地举行了三届赛马赌博。由此开西赌东渐之先河。上海1843被迫辟为“通商口岸”，1850年秋天就举行了第一次赛马，据《英国部局75周年纪念册》记载，“每逢赛马日，象一个大节日，男女盛装前来参加，并进行少量赌博”。⑧后来，随着跑马场设置及规章制度的逐步完善，赛马赌博趋于正规，渐渐与西方赛马赌博规则接近。⑨天津的赛马略晚于上海，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的一次赛马是在1863年，地点在海光寺一带。其时为英租界开辟后不久。1876年，在美国兵营附近，又临时开辟了一个赛马场。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在“养心园”附近强占二百亩土地建起新的赛马场。也就是在这一年，天津的赛马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优胜马匹、马主和骑手的记录。1900年义和团将该赛马场烧毁。次年，英国施耐特(Stenait)与德璀琳予以重建，初具雏形即开始赛马业务，全部建成后，命名为天津英商赛马会。⑩汉口的跑马场也由英人筹办，筹划于1901年，1904年正式建成，其全称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简称西商跑马场。场内“有一条跑道，18洞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实际上会员们通常酷爱的各项运动设施这里都有”。(11)
与外国人兴办跑马场稍后，又有华人自营的跑马场出现。华人之营办跑马业务，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初期的沪、津、汉、等地的西商跑马场都竖有“禁止华人入内”之招牌，稍后，虽允许华人购买马票，观看赛马，但无论其身份多高、资金么雄厚，都不得跻身会员之列。许多富商就是在受到洋人歧视慢怠之后一怒之下而集股筹办跑马场的，如叶子衡之兴办上海江湾跑马厅，刘歆生之兴办汉口华商跑马场等，都无不缘于此。二，或许更重要的是办跑马场有利可图。据统计，“上海跑马厅每期赛马的彩票，单以独赢和位置的另售额计算，每天约在100万元左右，抽取佣金百分之二十即是20万元一天。”(12)汉口的西商赛马会在其“全盛时期的1925年至1935年10年间，会员多至五百余人，每月总收入（赛马时收入不包括在内）高达四万余银元，赛马时期一天最高营业额多达二十万银元”。(13)西商赛马所获甚丰，驱使华商们跃跃一试。如天津李宣威（号律阁，系北洋财政总长王克敏的亲信，做过财政部挂名顾问）、丁振芝（天津警察厅督察长）、丁履芝（在英租界工部局任职）、苏守愚等人，策划组织了华商赛马会。(14)上海有江湾跑马厅和引翔乡跑马厅。其中江湾跑马厅又称万国体育会，于1909年筹备，1910年建筑，1911年开赛，是华人最早开办的赛马场。天津的跑马场所先后有华商赛马会和万国赛马会。华商赛马会1920年竣工并正式开始赛马，万国赛马会1932年秋竣工并赛马。汉口有华商跑马场与万国跑马场。华商跑马场1909年建成并赛马、万国跑马场建于1926年。这两个华人跑马场的规模都超过西商跑马场。大抵是华商最大，万国次之，西商居末。
跑马赌博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内到外的演进过程。兴办之初，西人打着“锻炼身体，改良马种”的招牌进行赛马，多少还有些许体育竞技的意味。但也就在同时，赌博便已开始小范围进行。1909年以后，赛马场开始出售马票，进行大规模彩票赌博。当时各地赛马名目繁多，上海有所谓香槟赛、金樽赛、大皮赛、新马赛、马夫赛、余兴赛、拍卖赛，初学赛及各种平力赛。汉口的华商跑马场，有所谓一般赛、赢一次的马赛、赢两次的马赛、无座位的马赛、新马师、马夫等的马赛。此外还有“龙门赛”（全部未参加过赛马的马赛）、“圣利济赛”（一种依西人习俗纪念性的马赛）等。(15)赛马彩票分为彩票、马票两种。彩票又分小彩票和大香槟票，马赛又分“独赢”（又称“独占”）和“位置”（又称“座位”）等。
由于跑马赌博具有以少博多，中彩面宽的特点，因此吸引无数市民不惜花费血本前往一博，每到开赛之日，赛马场内外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表现在赛马时，跑马厅周围拥了许多人，进行赌博，中国人不论贫富，均是道地的赌徒，也是经常输钱的人”。(16)而到春秋两季的香槟赛之际，更是盛况空前，汉口不但洋行、外人银行及企业“封关”，一般市民也停止劳作，万人空苍，相邀赴往，策金随带，几至动摇市场金融活动。事实上，香槟票得彩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即使摇得一个零奖，其概率也只有五万分之一，最大的赢家乃是马会本身。当时上海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香槟票，到处销，吸尽了中国人的血，装满了殖民者的腰。”一针见血地道出赛马赌博骗人钱财的本质。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方赌技品类除赛马外，还有扑克、弹子（台球）和彩票几大类。扑克和弹子，可参见《清稗类钞》的简略载述。而彩票并非西方独有，国人称之为“发财票”。广东一带的“闱姓”、铺票、山票等都是彩票性质的赌博品种。但受西方影响，具有近代的、西式的彩票赌博，则发韧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湖北签捐票”，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由官方正式发行的彩票。随后，各种彩票飞舞，风行全国。辛亥革命后，北洋时期的各省督军，以“善后”、“济灾”，“慈善”等名义，纷纷发行各种名目的彩票，收刮民脂民膏。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发行过全国性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各省地方政府还发行过地方性彩票，如1929年浙江省政府举行西湖博览会时，发行了“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上海市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发行了“珠宝奖券”及“房屋奖券”等。
民国时期的彩票赌博，以上海为最。在上海最繁华的马路上都有专营的彩票店号，各地彩票除湖北票等少数票外大都集中在上海开彩。彩票购买对象主要是贫民，因其迎合这一阶层冀图鸿运高照，以少博多而求暴富的心理，因此在旧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进入民国后，西方赌博新品种以更加猛烈的势头涌入中国。上海、天津、汉口各式夜总会、公开或地下的赌窟里，三十六门轮盘赌随处可见（辛亥革命前夕即已由葡萄牙人传入上海，20年后风行上海等地各大赌场）。1927年以后，上海的街头巷尾，尤其是舞场、咖啡馆、游乐场、回力球场等处，无不摆着一、二架、“吃角子老虎机”（由美国流氓杰克·拉莱偷运入境），在其周围，终日人头攒动，赌徒们排队等候着，但往往是掏光了最后一个硬币也不见老虎开恩吐出一枚来。据知情人回忆，将此赌博机器输入中国的始作俑者杰克·拉莱倒是因此而发了不少横财。
民国时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西赌还有跑狗和回力球。跑狗赌博以上海最为典型。上海的跑狗场创设于1928年，发起人为万国体育会上海跑马总会会员英商麦边洋行经理麦边(McBain)。跑狗赌博与赛马有近似之处，有所谓“平赛 ”、“跳栏”、“独赢”、“位置”、“双独赢”等。跑狗兴办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阵子，《申报》等大报每天都在本埠新闻栏内宣传鼓噪。“跑狗场完全以赌博为号召，每场每星期赛两次，星期日不停赛，有一元即可博胜负，受其害者至为普遍”。(17)
如果说，跑马、跑狗是人利用畜牲的角逐来进行赌博的话，那么，回力球则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争逐来一博输赢的。当回力球在民初输入中国的时候，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就将其拟译为跑人场，与跑马、跑狗鼎足而为“三跑”。中国最早的回力球场──“中央运动场”是1929年在上海开设的，由当时法国外交部批准，并经上海法国领事签发开业执照。之后，天津也兴起了回力球赌博。1935年在当时天津意租界公园旁兴办的天津回力球场正式命名为“天津意商运动场”。回力球赌博形式有独赢、位置、双独赢、联位、香槟票多种。津、沪回力球赌博开张后，曾经吸引无数投机者到此作发财梦。(18)
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在东渐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遭受的厄运相反，西方赌博技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很快在中土扎根、繁衍，为国人所接受，所迷恋。中西文化那种惯常的冲突在这一领域不仅没有表现出来而且还水乳交融：往往一室之内，中西博技，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且两种赌博互相沟通、同化，连为一气者亦或有之。这种现象确乎令人惊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赌博之间就不存在差异。那么这差别又在那儿呢？
三、中西赌博之比较
由于赌博主要以赢钱为依归（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唯胜是图”）所带来的对道德的腐蚀，同时也由于赌博者之间的金钱往来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交往活动，常常因此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一般而言，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东西方，舆论、观念和法律对于赌博活动都是持反对和禁止态度的。中国历代有关禁赌言论和法令俯拾皆是。西方的传统观念中也有禁赌倾向，如《圣经》从“贪财是万恶之根”的观念出发，对包括赌博在内的不良习性持基本否定态度。近代以前的大部分西方国家也都有过禁赌法令。因此，古代及中世纪的东西方赌博可以说大都是在非法的及舆论普遍谴责的状态下进行的。
但是，近代以后，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分野：中国尽管赌博泛滥势头有增无减，但名义上仍不具合法地位，从清末到民国的法律都一再重申严格禁止赌博，违者处罚不怠。欧美则赌禁渐开，从1748年德国巴登第一个赌场开业，西方诸国合法化的赌场、赌城、赌国纷纷应运而生。到本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纷纷修改法律，宣布赌博合法化。连向来保守的英国也于1968年颁布《赌博法》修正案，宣布“公民可适当地、有节制地参加赌博”。在相当多的西方人观念中，赌博已被排除在非道德及不良行为领域之外。西方人所著的《越轨社会学》之类的著作，将吸毒、贩毒、卖淫等列入其中，但赌博却不在此列，即是一证。这些都与中国人对赌博的看法迥异。
近代以来西方对赌博态度的转变，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对天主教神学禁欲主义的冲击，主张个性自由，号召人们“按你的意欲而行”。(19)新教在追逐世俗功利方面不仅以合理、合法赚取财富的借口同天主教完全厌恶金钱的主张分道扬镳，而且在趋利与行善两极中找到许多对接轨、弥合的妙方。这些都从本质上扭转了人们对赌博观念的基本看法。在西方、赌博业与慈善事业联姻，如美国大西洋赌城在最初允许赌博合法化10年间，就有近10亿美元转入州里的社会福利事业。这些虽然与新教教义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西方人将赌博业与社会福利业巧妙地予以结合，与新教阐发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二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赌博作为一种产业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之中。综览欧美国家一些大的赌城、赌国，其对赌博的公开鼓励无一不包含着增加国家税收、繁荣地区经济的目的，20世纪的赌博业已俨然成为一种“无烟工业”。摩纳哥公国以赌立国，赌场是唯一的国营大企业，每年赌业的纯收入在8000万美元以上，人均2700多美元。美国内华达州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在1931年州政府允许赌博合法化后迅速崛起，赌博作为该城的支柱产业不仅使其富得流油，而且还给州政府带去可观的经济效益，每年交给州政府的赌税高达20亿美元，平均每天税务达550万美元。西方人在这方面所持的态度，鲜明地体现其“重利贱义”的实用主义文化价值传统。一些国家的法令对赌博有适度的规范和控制，如英美等国家都强调了对赌场要严加监控。但其目的不是出于道德防范，而仍然是出于经济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以防止赌业收入通过地下渠道悄悄地流失。
中国近代随着“重义轻利”文化价值观的逐渐失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以及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曾出现类似西方的情形。晚清最早突破传统观念，主张仿效西方开赌禁，征赌税者为张之洞。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日，张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主张开“闱姓”赌捐，首先，他认为赌博是无法禁止的，此禁彼开。赌税为他人（澳葡当局）所收。政府要做的不是禁，而是将其纳入控制之下。这样可以防止赌税流失，国家因此可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政府对赌博的确可以加以利用，社会上闲散资金藉此回归国库，对于经济、海防大有好处：“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20)继张之洞之后，“李鸿章总督两广……化私为公，大开香摊，是为官准番摊赌博之始，名曰，海防经费，年饷二百余万两。”(21)张之洞、李鸿章这一举措显然与传统观念大相违异，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政府出面而公开招商承赌，使赌博合法化的惊世骇俗之举。它排除道德因素而重经济利益，与近代西方开赌征税不谋而合。但与之不同的是，张之洞、李鸿章二人所迈出的这一艰难步代，是身负沉重伦理重负的权宜之举，即并不具西人以赌博作为无烟产业的战略意识，而只是缘于海防经费短绌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也深知并且预备着政敌从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给予的指责。实际情况也恰恰如此。当时即有大臣上疏抨击张之洞开“闱禁”是“饮鸠止渴”。正是因为张、李二人的“权宜之举”不具经济战略眼光，同时也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健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加之官僚政治的腐败和军阀割据，上述举措带来的效果确乎是不但没有给国家经济增加活力，反倒为军阀聚敛民财，祸国殃民开了先例。当时何辑屏指出：“以赌政繁荣商业，结果必得其反”。(22)
但是，赌博是一个羁傲不驯的怪物，它并非法律和道德说教所能驯服得了的。于是在近代中国便出现这样的怪象：一方面，政府频频颁布法律严厉禁赌，一方面却又默许赌场的存在，甚至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公开或变相的官赌活动（如发行航空奖券）。舆论禁赌沸沸扬扬，赌博狂潮却泛滥成灾，丝毫不亚于某些西方国家。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环境，由于晚清、北洋、国民党诸代政府在处理赌博的弛与禁问题上缺乏连贯的政策和科学的态度，因此，近代中国赌博始终处于半地下半分开、既非法又合法的矛盾状态之中。它既使国人道德受到侵蚀，因赌业引得家庭破产、盗劫犯罪累见不鲜；又使国家经济遭受损失，赌博业的利润主要流入秘密社会手中。中国人在从伦理和经济的双重角度否定赌博的时候，赌博却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给中国人以严厉的惩罚。这大概是那些立法者和卫道士们所始料不及的。
从中西赌博在赌具的发明、制作及对其形制的规范上所显示出的差别，更直接受到各自文化范式的影响。其突出表现为，中国人偏重从伦理的角度予以阐扬，西人则从博具及赌博形式中受到启迪，引申出科学定律。中国传统的赌具如天九骨牌、马吊纸牌一直到麻将，其间都包含着伦理意蕴，其中尤以天九骨牌最为典型：“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二扇四点，象地东南西北；‘人牌’二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二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他牌名，类皆合伦理庶物器用”。(23)这里，每一种牌名都与伦常名教相配附，简直就是当时勃兴之道学的翻版和图解。西洋人则不同，综览西方诸赌具，几乎完全没有道德印记。其间倒是有不少科学知识，如轮盘、吃角子老虎机复杂的机械、物理知识。综上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寓教于乐”与西洋人“求知于乐”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效应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把严肃的伦理说教与充满邪恶的赌博挂钩，本身亦显滑稽，其“寓教于乐”的初衷显然是自欺欺人，所收到的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而西洋人将知识、技术引入博具制造及运作过程之中，则收到了开发人的智力潜能的奇特效果。13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富尼瓦尔就从掷骰子赌博中受到启发，第一次计算出掷万只骰子的点数组合为216种，试图由此确立分别组合的概率关系。1526年，意大利数学家G·卡尔达诺第一次提出掷骰子预测的数学分析，从中引出了概率论。伽利略和巴斯噶也做过同样的工作，现代概率论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17世纪，惠根斯著《论掷骰子游戏中的推理》，标志着这门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他指出：“对随机事件规律的研究，所处理的不仅是赌博而已，其中实际上包含着很有趣、很深刻的理论基础。”一门深奥的科学学科竟然渊源于赌博游戏，看似匪夷所思，但又确乎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令人惊叹之余，更撩发我们深入探究这一奇特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文化之谜的兴致。这实际上与西方“求知”型文化传统不无关系。西人喜欢探索自然，对于身边的一切都有刨根问底的兴趣，并努力从最常见最普通的事物中找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科学原理。这种探索“只是为想摆脱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24)正是这种“求知”传统的熏陶，使他们在游戏时也不放过思考、求知，从对一般的游戏观察、实验中激发灵感，发掘、发明了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成就。相反，中国文化则是一种“求善”型、实用性、情感性文化，“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博弈历来被称之为“小道”，与“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为伍。为了限制赌博，中国文人总是尽量赋予博具道德伦常意蕴，而从来没想到过从中挖掘科学知识。这显然阻碍了游戏向求知一路进化。骰戏在中国赌博史上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远胜于西欧诸国，但既没有任何人关注其随机性和或然率，更不可能从中产生概率论。相反留下来的倒是一些诸如“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温庭筠）、“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苏轼）以及“相思一夜梅花发”、“二十五弦弹夜月”、“如云漏月，一点幽情动早”等艳词丽和唐玄宗“赐四俳”的美妙传说。骰子赌具派生出的上述两种文化果实，打上了中西之间两类不同文化“人文”──“自然”的鲜明印记。
中西赌博因为文化背景因素出现差异还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赌博活动之中。有位西方人类学这家J·罗伯茨把游戏分为三大类，即体育技巧游戏、策略游戏和完全的投机游戏。并认为每一种游戏都表现其不同的文化模式。参照罗伯茨的这种分类，我们可以将中西赌博活动之间存在的差异归纳为如下诸点：
──中国赌博是智能型的，西方赌博则为竞技型的。西方的赛马、跑狗、回力球是力的角逐，运动竞技色彩浓烈。中国的天九、马吊、麻将等则是心智的较量，杀机隐含在牌面的舒缓雅娴的进出之中，两种类型的赌博的文化内涵在于，西人尚力善斗，崇尚斯马达克斯精神，中国人则崇文，喜温柔敦厚的儒雅风范。
──中国赌博讲究游乐与赌胜的和谐统一，西方赌博则直露地追求输赢效果以强化感官刺激。传统的中国赌博当然有立马见输赢的金钱摊、意钱、骰戏、香摊等赌种，但占主导地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马吊、麻将等则都比较注重运智过程，在追求输赢效果的时候多少兼顾怡情娱性，这就是民国文人梁遇春谈到麻将时所说的“明是赌钱，却要用一个很复杂的工具，说大家不过消遣，消遣，用钱来做输赢，不过助兴罢了”。(25)西方赌博活动则没有这种虚伪的繁文缛礼，参赌的目的明确──满足占有冲动和追求官能刺激，赌博的过程极其简单──一枚硬币往“吃角子老虎机”口中一塞，几秒中就见分晓。西人认为“赌钱所有趣味，因为它是用最便当迅速的法子来满足这占有冲动。所以赌钱所用的工具愈简单愈好，输赢得愈快愈妙”。(26)中西赌博在这里显示的差别，反映了中西民族两种不同的性格。中国人相关性格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礼义之邦的正民爱讲虚面子，既要赌钱，又觉得于传统伦理“重义贱利”之教义不合，于是养成伪善的国民性格。“我们中华民国礼义之邦，总觉得太明显地把钱赌来赌去，是不雅观的事情，所以牌九……等过激党都不为士大夫所许赞，独有麻将既可赌钱，又不十分出现赌钱的样子，且深宵看竹，大可怡情养性，故公认为为国粹也”。(27)其二是受儒家中庸之道的熏陶，“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第六》）“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第三》）不能追求过度的感官刺激。往往一场血淋淋的赌博刺杀，在彼此的应酬客套和所谓高雅娱乐的幌子之下，居然被虚拟的温情氛围所笼罩。西洋民族性格则恰恰相反，他们一是占有欲强，好斗而不服输，崇拜胜者和英雄；二是反对禁欲，追求刺激以获得心灵和感官的双重愉悦，崇尚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三是时间效率观念极强，讲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西人的上述性格在赌场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快节奏、高效率，玩要玩得开心，赌要赌个痛快，赢了钱满足了占有欲，输了钱亦不打紧，获得了感官快乐，也值。由此，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出中西赌博更深一层的差别：中国的赌具尽管不乏较智伐谋功能，但人们参赌的心理动机并不在于获得游戏的乐趣，而是以获取对手钱财为准一的最大的快乐。因此，在这里，较智伐谋的游戏功用是外在的、形式化的。西方人则恰恰相反，形式、工具本身是否具有运智功用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高智力活动已使他们不堪重负，赌场上机械式的轻松的游乐活动使他们能从中得到某种补偿。当他们在与一个没有知觉的对象物（轮盘、自动投币机等）对赌时，远不会象人与人之间对赌时因为距离、情感、意气等因素的作用而在输赢上较真，因而赢的目的淡化而玩的目的加重了。由是观之，西人赌博游乐性才是第一位的，而中国人赌博怡情娱性倒是次一位的了。
──中国赌博是家庭式的，西方赌博则社会性的。中国的牌九、马吊、麻将等大众化赌博活动都是小规模，斗室间进行的。鲁迅先生曾经幽默地指出过中国赌博的这种特点：“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到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28)中国传统赌博这种家庭式、小范围方式，与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局限于村社、宗族、里坊之间有关，同时，封建专制政体下禁止大规模的群体活动，有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状态，也不利于大规模集团式赌博活动的出现与展开。近代西方的赌博则大多是以大众集团参予形式进行的。赛马、跑狗，场面恢阔壮观，动辄万人出动；蒙特卡洛、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装饰豪华，每于赌客云集，生意兴隆，内部管理严格有序，完全是现代企业化经营方式；彩票赌博业不仅参加者众，而且组织性极强。这种规模性、企业化赌博活动方式，是现代工业社会城市文明的典型体现。中西赌博的这一差别，实质上是中西之间社会和文明不同进化程度的曲折反映。
在粗略地比较了中西赌博诸种差异之后，我们又将问题回到上节末尾。既然中西赌博存在如此多、如些大的差距，而且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性格等深层次领域，但近代中国人为什么又乐于接纳它，且迷恋至深呢？这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中西赌博尽管差距很大，但在运气、冒险、投机、游乐、赌胜有规则可供赁藉等本质属性上则是贯通一致的。而希图有好的运气，通过冒险、投机而以少博多更是包括中西民族在内的全人类所共有的天性。正是这两点使近代中国的赌徒们将赌技、赌具上所烙上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忽略不计，而一味追求赌博内在本质性东西──游乐与赌胜。
原因之二是中西赌博在具体形式上亦有相似相同之处。一些赌博品种是东西方所共有的，如骰子赌博及某种彩票，又如某些纸牌游戏等。这种交流、融合带来的中西赌具直接在符号上所具有的同一性，使中国人容易对西方赌技产生某种亲近感和认同感，有利于消除因文化、种族不同所带来的心理障碍，并在进入具体技术操作层次时驾轻就熟，很快进入角色。
原因之三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传统赌博的近代化所使然。随着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和西方赌技的输入，传统赌博为适应这些变化，自身也因各种因素而发生近代蜕变。这种蜕变包括前述两个方面，一是赌博新品种产生，二是赌博经营方式、活动形式的职业化、社会化程度加深，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使中国赌博改变传统的内容和形式而与西方赌博接近。麻将与马吊结对相赌不同而各自为战，具有发挥个性、人际关系等等特点，闱姓，花会则具有群体性、集团化活动特色等。无不带有近代色彩。而更深一层的动因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近代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近代城市文明生活的兴起，人际交往关系形式的变化，中国依然是传统的一家一户，鸡犬之声相闻的农耕社会，西方的赛马、跑狗等大众化赌博活动要想在中国立足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乃是包括赌博在内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得以顺畅输入中国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
注释：
①《郑观应集》（上集）。
②《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③《上海乡上地理志·风俗》。
④⑤徐珂：《清稗类钞·赌博类》。
⑥济民：《一九三一年武汉大球记》。《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
⑦李召萦；《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第34号。
⑧转见程泽济等：《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跑马厅》，百家出版社会《旧上海的烟赌娼》。
⑨参见徐珂：《清稗类剑》
⑩张同礼：《天津的赛马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11)［英］菲尔德维克：《汉口》，引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会《武汉城市发展轨迹》。
(12)程泽济等：《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跑马厅》。
(13)童仲屏：《大赌场──汉口西商赛马会》，《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14)张同礼：《天津的赛马会》。
(15)答恕之：《汉口华商跑马场》，《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
(16)王韬：《瀛壖杂志》。
(17)1928年8月24日《晶报》文章：《租界当局宜取缔跑狗场》。
(18)《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19)拉伯雷：《巨人传》。
(20)详见《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21)邹鲁：《赌祸》民国三十一年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禁赌概览》。
(22)何辑屏《粤省商人对于禁赌应有的认识》，见《禁赌概览》。
(23)（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引自《诸事音考》。
(24)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
(25)(26)(27)梁遇春：《论麻雀及扑克》，转引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悠闲生活絮语》。
(28)《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鲁迅全集》第四卷第6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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