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学：英国社会精英的摇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摇篮论文,精英论文,公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6-0073-05
英国贵族是一个拥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社会阶层。接受贵族教育是英国贵族特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教育的宗旨在于使年轻人成为举止优雅、精明能干、通晓世故、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绅士。绅士教育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一种教育思潮，“绅士风度”更被视为英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外化。自16世纪以来，英国贵族教育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学、大学和大陆游学取代了中世纪的骑士教育，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贵族人数不断上升，贵族的受教育程度极大地提高，贵族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本文主要考察公学这一独具英国特色的贵族教育机构，追溯英国精英教育的历史轨迹，揭示英才成长的秘诀，以期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在中世纪，贵族子弟一般是先在家里接受启蒙教育，然后被送往大贵族家或王室充当侍从，接受骑士教育。勇敢尚武是骑士教育的首要内容。英国贵族祖先大多是作战时的军事首领或战争中的勇士，率领民众抗击外敌是当时贵族的一种职责。这种职责要求贵族子弟除了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及宗教神学外，主要精力花在习武方面。这一习俗既成为贵族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内化为一种精神气质，即骑士精神。到16世纪，骑士教育的地位逐渐下降，17世纪时这一习俗几乎消失了。大多数贵族子弟在家里接受预备教育至14岁左右，然后进入具有更多贵族色彩的公学学习。
英国公学产生于14世纪末期，有的史家把1382年创办的温彻斯特学校看作是公学的起源。到17世纪英国已有九所著名公学，分别是温彻斯特公学、伊顿公学、圣保罗公学、什鲁伯里公学、威斯特敏斯特公学、泰勒公学、拉格比公学、哈罗公学和查特豪斯公学。公学最初由私人捐助或公众集资创办，免费招收贫寒子弟，培养一般神职人员。由于公学毕业生大多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宗教职务，使得公学的地位不断攀升。“在产业革命以前的几世纪，许多平民子弟通过公学而平步登云，其作用有似我国的科举制度。就是说，公学曾是贫穷而杰出的青年的进身和参政之阶的。”[1](P283)为了限制入学人数，公学从17世纪末开始实行收费制，日益昂贵的学费导致贫穷学生逐渐减少。到18世纪末，穷人子弟被完全排斥在公学之外，公学的贵族色彩越发明显。以伊顿、威斯特敏斯特、温彻斯特和哈罗公学的人数为例，1680年以前出生的贵族在上述公学就读的人数为42人，在接受教育的贵族人数中占16.2％；1681至1710年间出生的贵族在上述公学就读的人数为82人，在接受教育的贵族人数中占34.9％；1711至1740年间出生的贵族在上述公学就读的人数为143人，在接受教育的贵族人数中占58.6％；1740年以后出生的贵族在上述公学就读的人数为156人，在接受教育的贵族人数中占72.2％[2](P41)。同样，在19世纪前半叶，绅士和贵族子弟占了几所主要公学学生数的1/2以上，另有16％以上的学生来自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家庭，20个学生中只有1个来自从事专门职业的家庭。“在早期工业化时代，英国的公学是出了名的在欧洲乃至世界最贵族化的中等教育机构。”[3](P308)
公学里的风气反映着上层贵族阶级的文化，贵族子弟把谈论国际大事和工业发展作为社会等级和荣誉的标志，虽然他们也希望从事公共事业，但最看重的还是那种培养人过绅士般安逸生活的教育。他们往往轻视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认为它们毫无价值，而对古典学科的学习则被视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几乎所有公学都教授古典文化课程，到1870年拉丁文和希腊文古典课程仍然占据学校4/5左右的课时。这些课程尽管教得很差，但人们却为之辩护，认为它们是最出色的精神训练，并把古典课程吹捧为社会文化的精华。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对公学过分拘泥于古典学科而排斥现代学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呼吁改革学校课程，以科学教育取代古典教育。斯宾塞指出：“如果除我们公学所进行的教育以外别无教育，英国现在就会同在封建时代一样。那些日益增长的对现象规律的知识，若干年来使我们能征服自然，使它顺从我们的需要，使现在一个普通工人得到几百年前帝王所得不到的享受，却几乎一点儿都不靠我们教育青年的那些现成办法。最重要的知识，那个使我们国家成长和作为我们整个生存的基础的知识，是一种从街头巷尾得到的知识；而一些钦定的教育机构念念叨叨的却几乎全是一些陈腐公式。”[4](P70-71)他认为教育的任务是教导人们为了能够完美地生活而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科学知识。英国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同样批评指出：“至于在一些著名的公学里，当一个学生带着最高的荣誉毕业时，他可能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近代地理、近代历史和近代文学等科目。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学生必须死记硬背在他一生中十之八九用不上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因此，当学生进入大学时，除了在古典文学和数学方面接受过一些错误的训练之外，对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则一无所知。”[5](P10)当时的贵族和绅士阶层也对公学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学校往往使未来的战士对作为纯科学的数学茫然无知；对数学在工程、筑城等方面的应用也经常是无知的；法学、政治学以及当作应用于当时当地的生活与政府中的一门实际科学的一般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在学校与大学里从法定的学科范围中却得不到明确的训练。那些在17世纪中期作为才艺受到整个欧洲社会高度器重的某些艺术如素描、油画、音乐、雕刻和其他形式的手工艺术，学校没有为获取这些技能提供便利条件。”[6](P375)为了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绅士，一些贵族家庭纷纷聘请家庭教师教育孩子，他们认为家庭教育在德行培养和传授实用知识方面比公学更有效。
针对一些社会人士对公学的批评，1861年英国皇家委员会成立克拉伦敦学校调查委员会，对九大公学的捐款、经费、学制、行政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调查，并于1864年发表克拉伦敦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在过去公学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课程有所增加，但数学、现代语、历史、地理等学科仍然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学科的教师地位也低于古典学科教师，而且学校缺乏合格的新学科教师。报告指出：“在公学中，将自然科学的教学排除在外，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和弊端。它不适当地限制了对青年人的智力培养，使他们的知识、兴趣和成年后的追求过于狭窄，而这是有害的。”[7](P86)委员会建议公学仿照德国文科中学进行改革，扩大学习科目，在宗教和古典语言之外，增设数学、现代外语、自然科学、绘画和音乐等。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直接促进和培养人的观察能力、准确而迅速的概括能力和有条理的思维习惯，因而将自然科学引入正规课程是适宜的。弥尔顿在公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中指出，青年绅士应学习一些更适合自己身份和尊严的知识。他说：“让你们的眼睛浏览在地图所描绘的一切国家，综观古代英雄们的足迹所到之处，遨游万国，其中或以各种战争、各种庆典而著称，或因文人骚客吟咏而得名的地方，去横跨那波涛汹涌的亚得里亚海，去攀登那埃特那火山而无虑伤害，然后去考察人类的种种风俗习惯和那些井井有条的各邦国，接着去探索一切有生之物的本质……让你的思想翱翔太空，不要退缩，凝视形态多变的白云、雄伟的雪堆、朝露的源头，然后去考察藏雹的巨库、储电的武库，不要让朱庇特或大自然的奥秘难住了你……”[8](P575)弥尔顿认为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局限于大地范围，应冲破世界的樊篱，遨游在宇宙太空，最后登上人类智慧的顶峰。因此他为青年绅士拟定了范围广泛的自然科目。伴随着新学科纳入课程表，公学的教学方法也开始呈现新气象。如古典学科不是生硬灌输和呆读死记，而是联系当时的政治、社会、哲学等，注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分析判断；把学习知识和品德培养结合起来，使掌握知识促进品格成长。自然学科则提倡直观教学，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从克拉伦敦报告到20世纪40年代，是公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为上层阶级培养精英的教育。
然而公学并非是乐园，贵族子弟在这里要受到极为严格的训练，他们不仅要接受社会公认的上层人士应该受到的教育，而且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锻炼意志和体力，如越野、拳击、击剑、骑马等，学会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勇武善战和公平竞争是公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公学最引以为豪的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注重学生品德训练和自我约束力的培养一直是公学的特点。托马斯·阿诺德在1827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在这儿我们所看重的，第一是宗教和道德的原则，第二是绅士作风，第三是智力水平。”[3](P309)这种排序说明人格比学问更重要，这也正是公学的办学准则。“单纯的物理科学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有教养的人，即便是那些更正统的科学(像文法、算术、逻辑和几何)，尽管它们在训练一个人的推理能力的时候很有价值，但它们仍然不能教会他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只能依靠道德和宗教的知识。”[3](P312)1864年的克拉伦敦调查报告，首先肯定了公学对当时英国上层社会青年所进行的思想品质、能力和性格方面教育的功绩，它评论说：“估量英国人受恩于这些公学的程度是不容易的。英国人最自负的是这些公学使他们获得了这样一些品质：管理别人和控制自己的能力；把自由和秩序结合起来的才能；热心公益的精神；充满活力和男子气概的性格；坚定而不盲从舆论的精神；爱好健康的娱乐和身体锻炼的精神……公学在形成英国绅士性格方面承担了最主要的责任。”[7](P87-88)公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英国教育家邓特认为，公学教育的传统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1)深信教育的目的是品格训练，一切教育必须以宗教为基础。(2)深信公学的职能是培养国民生活的领袖人才，即强调社会服务的重要性。(3)深信这些品格在寄宿制学校的共同生活中最能发展。(4)与古老大学联系紧密，维持学业的标准，并倾向于人文学科。(5)深信这些目标如果学校不受国家统治最能达成[9](P35-36)。这些传统无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公学被看作英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公学毕业生在校时所接受的训练树立了一个楷模，即终身严格遵守公平、责任和正义的原则，有着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独立精神，爱好自由和不屈服于强权等。
公学毕业后，不少贵族子弟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公学与牛津、剑桥大学建立了一种牢固的特殊关系，从而使得牛津和剑桥大学成为公学教育的自然延伸。但在16世纪以前，英国贵族很少进入大学学习，有人把大学当作平庸之辈为今后谋生而无奈进入的场所。16世纪中叶以后，一些乡绅子弟将进大学当作时髦，随后贵族子弟接踵而至。1570-1639年间，有150名贵族子弟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学习，约有75人进入伦敦的四法学院(即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当时伦敦的四法学院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三大学”，16世纪下半叶许多贵族子弟和青年绅士聚集在那里研修法律，使四法学院在高等教育中的声望达到顶峰。1563年在议会下院420名议员中有108人曾在四法学院学习，1584年460名议员中有164人，而到了1593年有197人曾是协会成员。其人数比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人多得多[10](P159)。贵族子弟大量涌入法律协会，使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在贵族和绅士中得以广泛传播。“光荣革命”后，接受大学教育的贵族人数逐步增加。1701年在162名贵族中有52人接受了大学教育，到1799年在255名贵族中有162人接受了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贵族人数近2/3[2](P4)。在整个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贵族学生占两校贵族学生总数的61.92％，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贵族学生占两校贵族学生总数的38.08％。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和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等是英国贵族子弟的首选学院，这些学院一直是英国政治精英的摇篮。进入19世纪后，贵族子弟在这两所名校就读的比例继续攀升。
贵族子弟完成大学学业后要赴欧洲大陆游学，游学被看作是贵族子弟结束高等教育的一种独特方式。游学教育的目的是学习各国礼仪和语言、政治体制、军事技术，研习舞蹈、剑术和马术，增长见识，提高对不同民族文化和艺术的鉴赏能力。培根在他的《论游历》一文中指出，贵族子弟在游历中应当考察的事物是“君主的朝廷，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法庭，当他们开庭审案的时候；还有宗教法庭、教堂及僧院，和其中遗留的纪念品；城市的城垣与堡垒；商埠与港湾；古物与遗迹；图书馆；学院，辩论会，演讲(如果有的话)；航业与海军；大城附近的壮丽的建筑与花园，武库；兵工厂；国家仓库；交易所；堆栈；马术训练；剑术；军操，以及此类的事物……”[11](P63-64)1594-1620年是贵族子弟大陆游学的最活跃时期。游学的时间通常是3～5年，游学途中有导师、仆人和车马相伴，费用昂贵。游学的首选地点是法国，工业革命前法兰西被称为欧洲大陆“最伟大的国家”，宫廷宏伟壮丽，人文学术氛围浓郁，家具、地毯和各类艺术品琳琅满目，加上法语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所公认的高雅语言，使英国贵族青年流连忘返。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则别具特色，其建筑、绘画、雕刻和文物之精美在当时欧洲大陆无与伦比，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历史名城丰富多彩的艺术瑰宝，也吸引着英国贵族青年前往游学。此外，德国、西班牙和希腊等地也是英国学子游学观光的好去处。
英国贵族子弟历经公学教育、大学教育和大陆游学后，不仅提高了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增进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了解，而且磨炼了意志，开阔了视野，使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加优雅，兴趣更加广泛，文化品位更加高尚。最后他们大多跻身宗教界、政界、学界、法律界、经济界等，成为英国社会各领域的精英人物。1942年弗莱明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在一些重要职务中受过公学教育者占有极高的比例，如在830名主教、法官、学院院长、高薪文官、印度文官、殖民地总督及银行和铁路公司经理中，受过公学教育者占76％。公学为政府培养了不少政治家，如1963年的保守党议员中公学出身者占92％，1966年的保守党议员中占77％；1966年的工党议员中占18％，1967年的工党议员占42％。其中大部分政治家毕业于英国九大著名公学[12](P82)。另据196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外交官中有95％，大使中有88％，将军中有87％，法官中有85％，大主教中有83％，殖民地总督中有82％，政府高级官员中有67％，曾出身于公学。试以伊顿公学为例，1/8的议会成员，l/3的内阁大臣，伦敦大公司的1/3董事都是该校校友[1](P293)。
随着贵族教育水平的提高，贵族子弟开始广泛涉足哲学、神学、文学、戏剧、绘画、考古和科学等文化艺术领域，贵族中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文人。在《英国名人辞典》所列18世纪名人中，属于学术文化名人的约22％毕业于九大公学。在1950年出版的《作家介绍》中属于文化天才者计2 500人，其中490人出身于九大公学，843人出身于其他51所公学。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英国学术领域，出自公学者约占49％，如果不把苏格兰和爱尔兰计算在内，比率就上升为66％[1](P293)。同时贵族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积极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兴建教堂、美术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和珍藏书籍、绘画、古物等艺术品，拥有藏书和绘画作品是显示贵族文化品位的象征；不少贵族还充当诗人、作家、科学家、雕刻家、艺术家和建筑家的庇护人，向文学、戏剧、哲学和考古学协会提供庇护。贵族的社会形象也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不再是昔日粗俗野蛮的武士，而是通晓文墨、彬彬有礼的绅士。具有文化品位和绅士风度，有利于提高贵族在上流社会和社交界的地位和威望。许多中小贵族家庭每年定期来到伦敦购买衣服、装饰品、书籍等，享受伦敦的社交生活，这就是伦敦社交季的开始。参加社交的各种活动如招待会、接见会、舞会、宴会、赛马、俱乐部等，成为英国贵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13](P94-95)。
然而，长期以来英国公学在招生中的社会排他性、教学内容中的保守性以及生活方式中的蛮横庸俗现象也使之招致不少非议。20世纪60年代初校长会议在一份行动计划中列举了公学的十条“罪名”：(1)公学是蠢人和庸人的避难所；(2)公学专教拉丁文而不教科学；(3)公学对送学生进新大学和红墙大学不感兴趣；(4)公学拥有获得牛津和剑桥大学学额的特权；(5)公学垄断了伦敦商界、桑赫斯特军校、白厅和律师界；(6)公学不将学生送入工业并蔑视现代技术；(7)公学培养恃强凌弱者和虐待狂；(8)公学生活条件野蛮；(9)公学享有不公平的高师生比；(10)公学助长同性恋[14](P218)。校长会议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各种批评的激烈程度。60年代随着教育民主化浪潮的高涨和综合教育运动的开展，公学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和威胁。1964年标榜民主和平等的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提出要将公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同时，公学还面临着来自社会和经济等许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公学学龄人口的急剧下降、文法学校竞争带来的学术压力以及物价上涨导致的学费剧增等。在种种压力之下，1964-1979年公学进行了历时15年的重大改革，一般称为“公学革命”。公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善在英国社会中的公共关系，建立“公共关系小组”，开始将公学引向社会；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缓解对学生活动的限制，公学内部开始呈现民主的气氛；实行男女同校制度，消除公学内部的性别隔离现象；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积极参与地方社区事务，与新闻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强调现代课程的学术成绩，拉丁文、希腊文等古典学科的地位有所下降，数学、科学和经济学等现代学科则备受重视。经过改革后的公学，不再把自己视为凌驾于公共教育之上的高贵的教育机构，也不再把自己封闭于社会之外，而是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主动与公共教育体制接轨，为现代社会培养精英人才。1997年当工党重新执政时，公学已牢固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政府不再在取缔问题上为难公学。如今公学以崭新的面貌和全新的教育理念深深扎根于英国土壤中。
总之，公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思想，它们的目标是造就社会精英，培养能维护英国利益的绅士。这种独特的教育理念和社会功能今天仍然如此。欧基伟在《英国公学》一书中指出：“就其为富有阶级子弟学习场所而多年享有的显赫地位看，就其品德培养和知识教育所具有的特点看，公学实施的乃是公认为英国独有的存在于英国，而且仅仅存在于英国的公学教育，这种教育是主要产生于公学之内和为公学所传播的。如今公学虽被许多新建立的和公学性质相似的学校所环绕，但在一般人的评价中，公学依然有其特定的形态，和以往它们成为历代数种中等学校的核心，是一样的。”[1](P295)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评论道：“公学主要为一个阶级服务，它只生产一种类型——一种精神类型、一种风度类型；它百折不挠、专心致志地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塑造学生。在其领域内，它是一所有效的教育机构，但其领域不能与现代生活共存，因为现代生活是一种参与世界各地的智力竞争和工业竞争的民主社会的生活。只要英国社会仍是贵族的等级分层的社会，公学就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15](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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