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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总统在开始其第二任期时，与中国打交道的首要目标只不过是必须避免麻烦，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中国是亚洲的一个主要大国，从经济到安全的每个方面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都很密切。因此，处理美中关系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下面是为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几点建议。
1.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合理化
在过去四年，美中关系的最大问题不是政策而是处理手段。政府的目标——地区和和平、贸易公平、推进人权及其内容——基本是正确的，但在执行时却走向灾难。在克林顿行政当局中无人清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白宫经常迫于政治压力而改变它的既定政策（如在最惠国待遇、人权以及李登辉访问等问题上）。往好里说，这种行为使中国人感到困惑，往坏里说，这使中国受到诱惑。
克林顿政府与中国打交道时，应有明确的立场。某些具有专长与经验的人们，最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应就与中国的每一次正式交往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
2.接触与遏制——不要考虑全面的解决办法
正如现任政府在过去几年已发现的，它所宣布的接触战略只是其对华政策中的一半。有能力关上沟通美中关系的大门，同时又有打开大门的愿望，这都是与北京打交道时的必要条件。
华盛顿许多人士希望采用某种一揽子解决的方式—一按1972年、1979年、1982年三个联合公报的模式——构筑未来的美中关系。但是目前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
3.避免双边化
北京乐于与每一个外国政府单独处理关系。只有当美国与其它大国协调其对华政策时，才有可能成功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刚过去的一年在这方面已有所进步，尤其表现在再次强化美日安全关系上，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必须加强现在与亚洲各国的安全对话，并包括那些不在亚洲的国家。因而，欧洲仍是亚洲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许多国家，以及一些波斯湾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是重要参与者。
依过去的经验判断，中国将致力于瓦解这种一致，并曾获得过很大成功。但美国必须坚持这样做。
美国尤其必须与日本进行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某些原因是由于华盛顿条约（1922年）未能创造出一种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这导致日本不得不选择了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亚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逐渐推进华盛顿与东京的关系，以免除中国的冲击。
4.对台湾的未来采取现实主义态度
必须对70年代中国外交的某些基本假设重新加以审查。现在尤其明显的是，台湾当局不准备与北京建立联系。它也不情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份。
克林顿政策应采用更长远的眼光。世界很快将面对台湾分离的事实，而且很少选择余地，怎么办？一方面，（台湾）不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另一方面，没有中国的同意，台湾完全独立风险极大。必须找到一条新的中间道路。美国必须就此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严肃的讨论。
摘自美国《环球》杂志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