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文化生态与“西汉文风”之流衍——以翰林学士制诰诏令的承变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生论文,诏令论文,文风论文,翰林论文,西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熙、丰时期翰林学士兼权直学士院共三十五人，除了李定、舒亶外，均为仁宗朝进士或荫补入仕者，多是在欧阳修为文坛领袖的文学复古革新的环境中涌现出来的文学新进，一般来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颇多诗赋文章都极为出色的写作高手。他们相继进入英宗、神宗以及哲宗朝翰苑任职，自觉延续和发扬了庆历、嘉祐文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熙宁、元丰之际，在由政治、科举、职官、地域、家族等所构成的文化背景下，文坛极力崇尚“西汉文风”，翰林学士的制诰诏令写作也从西汉文章中获得新资源，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策论与“西汉诏令”被奉为圭臬，西汉风格遂代替了燕、许、元、白诸人的“唐体”。“西汉文风”在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流衍，改变了宋初以来北文士(柳开、王禹偁及穆修、尹洙等)所一直坚持的宗法韩柳的复古趋尚，为宋代古文运动谱系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旧范式：“常、杨、元、白不足多也”
制诏应用文作为“王言之体”的官方文件，在文体范式上，五代宋初以来一直标榜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燕许轨范”以及以元(稹)、白(居易)、常(衮)、杨(炎)、陆(贽)为标志的“贞元、元和风格”。太宗朝，王禹偁在词臣中率先倡导“篇章取李杜，讲贯本姬孔。古文阅韩柳，时策闻晁董”①的复古主张，但其制诰写作仍以元、白、陆贽等两制词臣为蓝本，标榜“元和、长庆风格”②。真宗朝，杨、刘昆体以其典雅博赡的风格和谨守“四字六字律令”的体式成为宋四六之轨范。仁宗朝，欧阳修“以文体为对属”③，始变唐体。陈振孙说：“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④这表明，北宋文坛三位成就最高的古文家欧、苏、王，同时也是最出色的翰林学士，他们成功地改造了四六制诏文，也可以说，后者正是前者(古文)带来的积极成果。
熙、丰之际，制诏文写作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崇尚“西汉文风”，西汉风格进一步代替了燕、许、元、白诸人的“唐体”。此风其实肇端于天圣以来的文章革新运动，欧阳修已屡屡透出此中消息。他指出，仁宗天圣七年(1029)正月礼部所下《戒浮华诏》，针对当时科场“浮华”、“谲怪”、“雕镌”之弊，提倡“雅正”、“温纯”、“以理实为要”的文风，取得积极的效果：“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⑤他称赞谢绛、谢景平父子文章说：“三代已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世所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⑥“东山子弟家风在，西汉文章笔力豪。”⑦无独有偶，曾巩元丰五年(1082)任中书舍人时也曾比较汉唐制诏，认为汉代诰令“典正谨严，尚为近古”，自此以后则“皆文字浅陋，无可观采。唐之文章尝盛矣，当时之士若常衮、杨炎、元稹之属，号能为训辞，今其文尚存，亦未有远过人者。然则号令文采，自汉而降，未有及古”⑧。欧、曾的论断不约而同地扭转了宋初人所盛称的“元和、长庆风格”的经典地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文风”对矫正文坛“浮华”时风、复古变革的意义和实绩。南宋王十朋在《策问》中评价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功，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于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⑨北宋百年文学复古的历程，经天圣、庆历酝酿激荡而大盛于嘉祐，在这一进程中，欧阳修及其追随者既继承韩愈，又超越贞元、元和而直追西汉，而且，这一追汉越唐的文学进程并未因熙宁、元丰中政治风波的影响戛然而止，而是余风未已，波澜犹盛，“西汉文风”在熙、丰文坛造成了新的文学景象。
文化取向：“汉之文章与三代同风”
“西汉文风”在熙、丰文坛的进一步确立，首先缘自从上层统治集团在文化制度、文章写作等层面对“西汉”的高度崇尚与接受。
熙宁政坛与文坛领袖王安石以及神宗皇帝是此风的倡导者。王安石主张取消诗赋取士制度的思想即汲取了汉代的政治文化资源。他曾主张取士之道“宜如汉左雄所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据《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载：“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又云：“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王安石认为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即古之文吏，“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⑩，因此，宜效仿左雄建议，重点测试章表笺奏等实用文体，这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重经术与尚实用的政治学术思想。
神宗亦特别措意于西汉一代政治与文章，词臣制诏文体以西汉、三代为经典而非以唐文为规范，最权威性的话语即来自神宗皇帝。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马光固辞翰林学士的任命，史载：“上面谕光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尚何辞？’光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光曰：‘本朝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高等，而不能为四六，何也？’”(11)司马光以“不能为四六”辞学士之职，显然是托词。自唐以来，制诰率以四六骈文为之，但神宗却允许变通，不过前提是“两汉制诏”。事实上，司马光文章确实被苏轼称赞为“文辞醇深，有西汉风”(12)；王安石也给予类似的评价，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为吕诲作墓志铭，“安石得之，挂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13)神宗还屡屡与词臣讨论“西汉之文”，比如向张方平询问古今制诰：
上好文章，从容问及古今制诰优劣，公曰：“王言以简重为体，西汉制诰典雅深厚，辞约而意尽，故前史以为汉之文章与三代同风，以其与训诰近也。臣才学空疏，愧无以发明圣意，亦庶几取其尔雅而已。”(14)
张方平以“典雅深厚”、“辞约意尽”准确地概括了“西汉制诰”的特点。后来神宗亲赐张方平手札说：“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书之典诰，无以加焉，西汉所不及也。”所谓“不及”，实是取法的基准与超越的目标。神宗又对李清臣说：“前人文章，自汉以来，不复师经。唐一韩愈，名好古，亦不过学汉文章耳。”(15)这种唐不如汉的观点，南宋诗人周紫芝亦曾表达过：“有唐文士几千人，文不逮汉诗则异。”(16)未知其是否与神宗有思想渊源？要之，神宗与当时宰执、学士取法西汉的文化取向非常一致。
嘉祐以来科举渐重策论，熙宁中进一步以策论与经义取代诗赋，制科亦专考策论，构成熙、丰文坛推崇“西汉文风”的另一重要文化背景。
与唐人推尊西汉文章不同的是，北宋文坛对西汉文风的典范选择，并非史家巨擘太史公司马迁及辞赋家司马相如、扬雄(17)，而是政论与策问名家贾谊与董仲舒，这正契合其时文体变革的需要，具体而言，即指科场中的策论文与翰苑中的制诏文；在语言风格上，则泛指与骈体四六相对、自由质朴的散体文。
由于科场应试的需求，贾谊政论、董仲舒对策成为文章典范。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指出：
国家之初，尚诗赋，而士各精于诗赋，如宋祁、杨真、范镇各擅体制，至于夷狄犹诵之。自嘉祐以来尚论策，而士各力于论策，乃得苏轼、曾巩辈，至今识者各仰之。(18)
对宋代“制科”与贤良进卷作过系列研究的朱刚指出，策论成为嘉祐以后北宋士大夫文学最核心的文体，甚至可以看作宋代士大夫文学的典范，参加制科考试者需提交“贤良进卷”即策论五十篇、“秘阁六论”及“御试对策”(19)。这一做法延续了汉代的“贤良对策”制度，同时也使西汉文章成为宋人取法的路径。
地域与家族的文化取向则显示了当时“西汉文风”的影响所达到的广度。苏轼在元丰元年(1078)所作《眉州远景楼记》中记载蜀中学风与文风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20)只不过至熙、丰之间，蜀中的这一“迂阔”风气已渐成“时风”。最显著的是江西地区。《宋史》论及江西刘敞、刘攽、刘奉世及曾巩、曾肇之家学说：“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21)江西刘、曾诸人多与欧、苏同道，学风与文风取向相近。尤可注意的是，其一，上述文化地域与家族均出于南方，后世所“规定”的北宋六大古文家，蜀中与江西恰恰各占其半。这与北宋文化中心与影响力由北向南的转移趋向大致相同。其二，上述古文六家除苏洵外，均曾任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且均进入治平至熙、丰文坛(苏洵卒于治平三年)。
由此看来，嘉祐、熙、丰以来，从翰苑科场到地域家族所呈现出的文化动向，都为“西汉文风”在文坛的蕴育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文章“变体”：“今之贾谊”与“苏轼之流”
元丰翰林学士孙洙、李清臣及元祐翰林学士苏氏昆仲均曾著贤良进卷而应制科试，是北宋文坛娴于策论的高手，也是典掌朝廷词命的大手笔，策论与制诰两种文体是他们取资西汉文章的最佳媒介，其散文写作也呈现出“西汉文风”的某些特征。
孙洙，元丰元年(1078)兼直学士院，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逾月而感疾，次年五月卒。他于治平中因名公推荐而参加制科试，以策论文而获“今之贾谊”之称。李清臣《孙学士洙墓志铭》载：“诏以六科举士，包文肃公拯、欧阳文忠公修、吴孝肃公奎皆荐公可备亲策，所奏《论说》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体，推往较今，分辨得失，抑扬条鬯，读之令人感动叹息，一时传写摹印，目曰《经纬集》。韩忠献公曰：‘恸哭泣涕论天下事，此今之贾谊也。’”士大夫则誉其“于词臣为第一”(22)。惜其策论五十篇今已不存，不过孙洙自己在《上张唐公书》中谈到其进策说：“皆当世之要务，国家之急欲所施设者也。心小而虑大，言近而体远，虽未足尽用，宜略有可行者。”并回应时人的反应说：“或曰：‘子之奏牍，词义太劲挺抑抗，非所以求合于时也。’某应之曰：‘固也。朝廷之开设科试，而招来天下之士者，而固欲得其言而措之于事也，岂徒使颂赞功德、浮称溢美哉？’”(23)由此可证李清臣所载不虚。《宋史》评价他的文章：“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西汉之风。”(24)其文存世不多，今存其熙宁十年(1077)任知制诰时所上《乞磨勘迁官诰词随事撰述奏》，系批评词臣写作磨勘迁官诰词千篇一律、苟简规陋、失实溢美的现象(25)。制词仅存《邢氏进号贤妃制》一篇，中有“周南之咏《卷耳》，无险诐私谒之心；齐诗之美《鸡鸣》，有警戒相成之道”数句，谢伋《四六谈麈》载：“后王荆公退居金陵，屡用之。”但谢氏误为邓润甫之作。谢伋又举其《除太尉制》佚句：“秦官太尉，汉代三公。”评曰：“语典而重。”(26)其他如《明堂原》上下、《封禅原》上下四篇当为进策之文。《严宗庙》、《资恪》两篇就国家宗庙祭祀之礼、铨选制度之得失等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见解，《宋文鉴》卷一○三均收入“策”类，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一九六收入“进策”类，《资格》篇明冯琦所编《经济类编》卷三○“铨衡类”径题为《资格策》。此摘录《资格》篇前半段：
三代而下，选举之法何纷纷乎！其法始得者，终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务本行也；其终失也，计口缪举也。辟署之始得也，人乐自修也；其终失也，流竞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惇德养器也；其终失也，少成不贵也。九品之始得也，家举人兴也；其终失也，爱憎在吏也。清议之始得也，名实相尚也；其终失也，浮伪相沮也。铨选之始得也，权不外假也；其终失也，美恶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缪，辟举失之诡，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伪，清议失之激，铨选失之杂。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时，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终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法乎！臣请言其弊。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27)
开篇直述历代“选举之法”之得失，而重点在指陈当今“国家资格之法”之“失”，并逐条分析“资格”之“弊”，进而提出解决之道，与其五十篇“推往较今，分辨得失”的进策文同一机杼，体制上以散带骈，以数组排比变换错综，铺陈排比，层层逼近，其排比句型，有双句，有单句，形成“词义劲挺抑抗”的节奏，体现了其策论文议论“抑扬条鬯”、“甚有条理”的逻辑力量和“文词典丽”的艺术特点，“今之贾谊”及“西汉之风”的评价恰当地反映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李清臣，元丰三年到五年(1080-1082)在院。据其门人晁补之《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载，清臣为晋州和川令时，朝廷方崇制举，转运使何郯读其文稿后，以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荐于欧阳修，“欧阳修见其文，大奇之曰：‘苏轼之流也。“”治平二年，试秘阁第一，考官韩维赞叹说：“李清臣有荀卿氏笔力。”(28)欧、韩所赞皆为其应制举时所作策论文，“苏轼之流”与“荀卿笔力”都是相当高的评价。朱刚则指出他的策论文与贾谊的联系，认为从其进卷铺张宏丽、酣畅饱满等特点，“可以非常直觉地感受到贾谊的气息”(29)。李清臣著述丰富，辞非一体。他任国史编修官，撰《河渠》、《律历》、《选举》诸志，“文核事详，人以为不减八《书》、十《志》”(30)。元丰二年(1079)他为知制诰时奉旨撰《新建大理寺记》和《重修都城记》，都得到神宗激赏。他认为“王者立政以诏天下，必辞尚体要，则《书》为近”，因此所撰《大理寺记》“词灏噩奇甚”，如所载神宗训辞：
噫嘻！予于治岂不有序哉？唯唐虞敷五教，乃训典刑，罔贼不辜，罔失不经。五教未驯，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今民既若，得安事兹，朕其明刑。(31)
“唯唐虞敷五教”至“治用弗格”三十四字当为清臣著文时所加，神宗称许为“文章逼近经诰”。记文通篇文辞古奥，实际上即“尚书体”。神宗也曾嘉许张方平“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书之典诰，无以加焉，西汉所不及也”，可见神宗与李清臣对《尚书》之癖好甚于一般西汉文章。及至其撰《重修都城记》，“又变其体以进，辞尤宏放”，风格复为之一变。文章引经据典，以古喻今，以类相从，针对百姓官员中的异议，说明兴造都城在政治、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和合法性，中间对京城汴梁之地理与历朝帝王之盛迹有一大段铺陈颂赞：
惟我汴京气象宏伟，平广四达，而阜岗缭转，隐磷地中，若龙盘虎伏，睨而四据。浊河限其北，清洛贯其内，气得中和，土号沃衍。麻菽果谷百物之饶，可以毕给往来之众，霏烟屯云，映带门阙，望之者知其为天子之宅。故太祖皇帝以之拓统开祚，拯五代之乱，推尊祖考，昭配上帝。太宗皇帝以之经文纬武，芟荑僭叛，平刑慎罚，绥靖区宇。真宗皇帝以之兴礼乐、文太平，东封泰山，西幸脽壤，膺祥受瑞，耕籍赐酺。仁宗皇帝以之公恕俭勤，覆盖涵育，郊天祀地，四十二年，大享明堂，祫祭七庙。英宗皇帝以之承祧继体，事神保民，睿明奋昭，仁孝感格。皇帝陛下以之考道据德，制法作宪，平成天地，亿宁神人。(32)
以散笔叙述、议论，以赋笔形容、描写，笔力尤为雄健“宏放”，神宗阅后，赞其“与《大理记》文顿异，自成一家”，又感叹说：“词臣难得，孙洙没后止此一人。”(33)李清臣以制举而迁擢，以文章获誉当代，他取法三代两汉，出入经史，著为文章，策论典诰，议论叙事，或古奥，或宏放，典丽宏富，堪称最具三代两汉之风的文章大家，惜其在后代文学史中名位不显。
李清臣与孙洙二人在熙、丰词臣中最为神宗信任和倚重，眷顾异常。二人同时为当代名公赏识荐举，因参加制举考试而成名。据考证，孙、李二人曾与苏轼昆仲同时参加嘉祐六年(1061)制科试，只因宰相韩琦提醒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34)从而导致大多数人退出，孙洙、李清臣大概也因避二苏风头而选择了放弃，而后参加了治平二年(1065)的制科考试，但二人写作策论与苏轼同时，三人也因此以文学相知，唱和颇多。苏轼于嘉祐六年应制科试入三等，其《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清臣)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洙)二首》之二云：“珥笔西归近紫宸，太平典册不缘麟。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门外想无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两眼明如镜，休把春秋坐素臣。”(35)此诗作于熙宁十年，时李清臣为国史院编修官，诗中“载我当时旧过秦”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载“乌台诗案”时苏轼供述：“某于仁宗朝曾进论二十五首，皆论往古得失。贾谊，汉文帝时人，追论秦之过失作《过秦论》，《史记》载之，某妄以贾谊自比，意欲李清臣于国史中载所进论。”苏轼希望《贾谊论》能被李清臣收入当代史册，非常看重其考论古今得失的价值。其元祐元年、二年两次为学士院馆职召试所拟策论试题，内容也均是以汉喻宋。苏轼早年即曾浸淫于蜀中“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文化风习中，他尤好贾谊及陆贽之书，因其“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36)，这对其文章写作有很大影响。他以贾谊自诩，并仿贾谊之文而作进论，其为策论，往往纵横雄俊，自出机杼。苏轼最推崇唐代词臣陆贽及其奏议文，他说：“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37)认为陆贽“辩如贾谊，而术不疏”，推许“贽之论，开卷了然”(38)，并评价欧阳修文章“论事似陆贽”(39)。其翰苑应用文章，能以古文、策论笔法为四六，赋予四六文“雄深秀伟”(40)的风格。东坡元祐中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时，所草四六制诏及表启章奏名篇甚多，比如《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
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彼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41)
史称，苏轼“备载其罪于训词，天下传讼(诵)称快焉”(42)。此制以四六句为主干组织成文，但多处连用四字句，一气而下，形成全文亦骈亦散的节奏，且基本不用典实古语，敷陈大义，明快直切，有陆贽奏议的明白晓畅之风，而无俳偶剪裁痕迹。又元祐三年四月四日锁院，一夕草三制，以《除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制》最为著称，开篇“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以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四句，分别出《孟子·离娄上》：“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孟子·梁惠王下》：“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下来，然后用之。”化用经典语而如己出，堪称宋四六讲求以经语对经语的典范，而四六骈句行以散文之气，又体现了“以博学富文为长篇大句”的特点。叶梦得评此数句“气象雄杰，格律超然”(43)，楼昉《崇古文诀》卷二五则以“俊迈”评之，概括了苏轼四六制诰文独特的艺术个性。如果说，苏轼“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文”，是对四六骈俪的“变体”；那么，其雄深豪奇之风，则是对四六文温润尔雅传统的“变格”(44)。
从北宋文学演进的过程看，上述三位翰林学士孙洙、李清臣、苏轼的制策、制诰等文对西汉的汲取，均体现了对庆历、嘉祐文风的承中之变。事实上，熙、丰以后，以“西汉文风”而获文坛赞誉的词臣已屡见不鲜。如钱勰，绍圣中为学士，“内外制辞，脍炙人口，所为文章雄深雅健，得西汉体”(45)。苏轼亦称他“大笔推君西汉手”(46)。章惇党干将林希，“绍圣初在外制，行元祐诸公谪词，是非去取固时相风旨，然而命词似西汉诏令，有王言体。于苏子瞻一词尤不草草，苏见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47)名节有亏，尚未掩其才名。蔡京，绍圣至崇宁中屡为学士及承旨，也颇擅制诰表章，汪藻称誉为：“字画诸王品，文章两汉风。”(48)韩驹宣和中权直学士院，“内外制多用西汉语，故温润有体”(49)。再如高密人侯蒙，徽宗朝“举进士，为文简古，有西汉风”(50)。总之，北宋中后期，在翰苑及其周围，已形成一股以“西汉”为标尺的创作和批评的浓厚气氛，从“西汉语”到“西汉体”、“西汉风”，反映出了宋文风格的深刻变化。
新范本：《西汉诏令》及其他
一种传统观念和习惯性的说法是，西汉之文上承三代，或称为三代之遗，故常以“三代两汉”或“先秦两汉”连称。所谓“三代”之文主要是《尚书》之“诰谟体”，韩愈在《进学解》中以“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概括之。宋人尤推崇其浑灏之美，韩驹甚至将其分为三个等次：“周之噩噩，不如商之灏灏，而商之灏灏，不如虞之浑浑。”而周“其文章独先溃烂，无复浑灏之气”(51)。不过这种极端的复古理论并非科学的史观。因为，“三代”之文虽被视为最高经典，但文学史的实践却证明，一味模仿《尚书》的浑噩高古，极易流于艰涩奇险，走上弯路。因此，除了作为一种文学理想，《尚书》实难作为通行有效的模仿范本。例如，宋祁好《大诰》，其为文言艰思苦，过于追求简古而不免奇涩。李清臣《新建大理寺记》的“灏噩奇甚”之格亦仅见此篇。可见，追求“三代”的目标并非不可企及，而是过犹不及。西汉是经学、史学、政论的发达和成熟时期，也是诏令奏议文的实际草创时期。西汉去古不远，西汉诏令“文章尔雅，训词深厚”(52)、“温醇简尽”(程俱)的风格特点，也与宋文追求“平淡典要”、畅达自然的艺术方向同一轨辙。东汉则去古渐远，已开后代骈俪倾向，张镃《仕学规范》具体论述曰：“《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纪》诏令始事文采，文亦浸衰矣。”(53)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达到或接近了西汉的水准，也就等于完成了复三代两汉之古的目标。
在嘉祐以至熙宁、元丰科举取士觭重策论的制度沿革背景下，西汉贾谊、董仲舒成为西汉文章的代表，苏辙为欧阳修所撰《神道碑》即说：“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54)他们的政论、对策由此成为北宋举子们研读揣摩的范本。当精于策论的作者有机会进入中书舍人院与翰林学士院担任词臣时，策论文文备骈散的体制和以义理、议论见长的笔法，便容易浸染于制诰诏令、奏议表章等应用文的风格。两制词臣的兴趣不再只专注于中唐、五代以来流行于学士院的白居易“白朴”(55)与《陆宣公奏议》及《唐大诏令》(56)之类读本，转而从三代两汉之文中开拓资源，于是，西汉策论、诏令写作均被奉为圭臬。这一进程从仁宗朝延续到了熙、丰时期，流风波及于徽宗朝，大观年间林虙编成《西汉诏令》十二卷，程俱、蒋瑎同时为此书作序，皆盛推西汉诏令之成就。林虙把左氏、司马氏的记事之文与西汉诏令区别看待，认为“左氏、太史公才虽名世，号为广记备言，多爱实录而已”；而“西汉接三代末流，训词深厚，文章尔雅，犹有浑浑灏灏噩噩之余风，下视晋、魏、周、齐、陈、隋，号令文采，卑陋甚矣”(57)。主张“学者之于文章，必师唐虞、三代，然如西汉训辞，宜在所采，以为润色之助”(58)。程俱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古以还，叙事之文唯左丘明《春秋传》、太史公《记》、班固《汉书》最为近古”(59)，而诏令则以西汉成就尤高：
自五十八篇(按指《尚书》)而后，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数百载间，其为诏令温醇简尽，而犹时有三代之遗法者，唯西汉为然。其进退美恶，不以溢言没其实，其申饬训戒皆至诚明白，节缓而思深。至丛脞大坏之余，其施置虽已不合古道、当人心，然犹陈义恳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风未泯，顾犹不可及，又况文实兼盛哉！(60)
蒋瑎《西汉诏令序》推崇西汉“训诰命令之文”的“温厚壮丽”，并进一步强调说：“先人有言，学者知读西汉书，其为辞章，必有可观。”(61)《西汉诏令》的问世表明，熙、丰至大观的四十多年中，随着“西汉文风”的持续高涨，“西汉诏令”已成为文人提高“辞章”水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阅读范本。
随着宋人对汉代诏令的阅读视野不断扩大，以及文章学的日益兴盛，一个多世纪后的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楼昉编成《东汉诏令》，与《西汉诏令》并行，续成一代典章。楼昉自述说：“走幼嗜西汉书，每得一诏，辄讽味不忍释。噫，一何其沉浸
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62)大致与楼昉同时(嘉定十六年)，洪咨夔汇编《两汉诏令》，他也宣称“汉上接三代统绪，其文犹有尔雅之遗”(63)；“自典谟、训诰、誓命之书不作，两汉之制最为近古”(64)。
值得注意的是三部汉代诏令的编者及评论者的家学、职官等背景。林虙为林旦之子，林希之侄，程俱与叶梦得有座主门生之谊，蒋瑎则为蒋之奇之子，除林旦外，林希、叶梦得、蒋之奇及洪咨夔分别为哲宗、徽宗、高宗、理宗朝翰林学士，且均以善为制词著称。蒋之奇曾举贤良方正科，并试六论中选，只在御试对策时落选，徽宗时为翰林学士，曾布与徽宗都认为林之奇文字“时有好语，非蔡京可比”(65)。林希被时人称赞“命词似西汉诏令，有王言体”(66)。叶梦得“为诗文笔力雄厚，犹有苏门遗风”(67)，“不失元祐诸贤矩矱”(68)。很显然，翰林学士与文坛诸子或师友议论，或家学授受，对文坛以西汉文辞为宗尚的风气起到了重要的指画和示范作用。《西汉诏令》、《东汉诏令》、《两汉诏令》的相继锓梓，则以诏令训词为载体，借文献传播的渠道，推动着“西汉文风”在南北宋文坛的嬗递传习，流风不息。
注释：
①王禹偁《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656页。
②参见陈元锋《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③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0页。
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浮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6页。
⑤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4页。
⑥欧阳修《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二六，第716页。
⑦欧阳修《谢景平挽词》，《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一四，第468页。
⑨曾巩《辞中书舍人状》，《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4页。
⑨王十朋《策问》三，《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册，第45页。
⑩王安石《取材》，《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109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九“治平四年闰三月甲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88页。
(12)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轼文集》卷一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13)苏轼《司马温公年谱》引《言行录》，《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6册，第340页。
(14)王巩《张方平行状》，《张方平集》序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4页。
(15)晁补之《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全宋文》第127册，第64页。
(16)周紫芝《曹度坚待制罢帅成都归江南以川中唐人六十家诗见遗作长句为谢》，《全宋诗》第26册，第17408页。
(17)参阅韩愈《进学解》，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文。
(18)《全宋文》第129册，第387页。
(19)朱刚《北宋贤良进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
(20)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卷一一，第352页。
(21)《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刘敞、曾巩传论》，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96页。
(22)李清臣《孙学士洙墓志铭》，《全宋文》第79册，第59—60页。
(23)孙洙《上张唐公书》，《全宋文》第78册，第100页。
(24)《宋史》卷三二一《孙洙传》，第10423页。
(25)孙洙《乞磨勘迁官诰词随事撰述奏》，《全宋文》第78册，第93页；《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丙申”，第6926页。
(26)谢伋《四六谈麈》，王水照编《历代文话》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7)孙洙《资格》，《全宋文》第78册，第94页。
(28)晁补之《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全宋文》第127册，第60—68页。
(29)朱刚《论李清臣贤良进卷》，《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
(30)《宋史》卷三二八《李清臣传》作：“文直志详，人以为不减《史》、《汉》。”(第10564页)
(31)李清臣《新建大理寺记》，《全宋文》第78册，第328页。
(32)李清臣《重修都城记》，《全宋文》第78册，第332页。
(33)晁补之《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全宋文》第127册，第60—68页。
(34)李廌《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页。
(35)苏轼《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二首》之二，《苏轼诗集合注》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页。
(36)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6页。
(37)苏轼《答虔倅俞括》，《苏轼文集》卷五九，第1794页。
(38)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苏轼文集》卷三六，第1012—1013页。
(39)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一○，第316页。
(40)李邴《王初寮先生文集序》，《全宋文》第175册，第57页。
(41)苏轼《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文集》卷三九，第1100页。
(42)《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传》，第13708页。
(43)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卷四注引叶梦得《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2页。
(44)欧阳修《试笔》“苏氏四六”条：“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83页)
(45)李纲《钱公墓志铭》，《全宋文》第170册，第270—276页。
(46)苏轼《次韵钱穆父》，《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六，第1337页。
(47)王楙《野客丛书》附录《野老纪闻》，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4页。
(48)汪藻《上蔡太师生辰二首》其二，《全宋诗》第25册，第16546页。
(49)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一五引曾慥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3册，第217页。
(50)《东都事略》卷一○三《侯蒙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第669页。
(51)韩驹《论文不可废疏》，《全宋文》第161册，第369页。
(5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4页。
(53)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四，《历代文话》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325页。
(54)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栾城后集》卷二三，《苏辙集》，第1136页。
(55)参见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及自注。
(56)《唐大诏令集》由宋绶景祐中编纂，宋敏求于熙宁三年整理而成。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序》，《全宋文》第51册，第285页。
(57)林虙《西汉诏令序》，《全宋文》第129册，第165页。
(58)林虙《西汉诏令跋》，《全宋文》第129册，第166页。
(59)程俱《班左诲蒙序》，《全宋文》第155册，第265页。
(60)程俱《西汉诏令序》，《全宋文》第155册，第260页。
(61)蒋瑎《西汉诏令序》，《全宋文》第133册，第207页。
(62)楼昉《东汉诏令后序》，《全宋文》第297册，第193页。
(63)洪咨夔《两汉诏令序》，《全宋文》第307册，第122页。
(64)洪咨夔《两汉诏令总论》，《全宋文》第307册，第135页。
(65)《长编》卷五一四“元符二年八月乙未”，第12230页。
(66)王楙《野客丛书》附录《野老纪闻》，第354页。
(67)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68)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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