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逻斯之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战论文,论高仙芝伐石国论文,怛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及其引发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决战，不仅是我国西陲边政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是中亚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高仙芝个人的决策失误，抑或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本文所力求探讨的主题。我们认为应该从唐朝岭外政治主权的确立与大食的政治挑战的宏观视野中寻求答案。
一、石国归唐与唐朝西域政治主权的确立
石国，一名柘支、柘折、者舌、赭时、赭支。在我国史书中被列入昭武九姓国之一，而所谓昭武九姓，亦即粟特人所建城邦国家。地据药杀水域，乃粟特诸国中方位最偏北的国家。西突厥崛兴，最早发生了王统更易。石国国名的出现就同突厥语有关。突厥语谓石为“tash”，则石国实即tashkend（塔什干）的意译。史载西突厥汗国的第二代君，阿史那波系的泥橛处罗可汗曾统兵西征，攻石国，战而胜之，《新唐书》卷221《石国传》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 以特勒（勒乃“勤”之误）匐职统其国。”按隋大业初年西突厥的国君即为泥橛处罗可汗，可知正是此汗在位时期实现了对石国的最初征服，自此石国的王统已由原来的粟特人易为西突厥人。又依突厥制度，“特勤”乃是高层显爵，出任此爵必是王族阿史那氏，其他异姓突厥不能染指，又可进一步推知自隋初石国主已易为西突厥阿史那氏。这时西突厥也建立起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名为鹰娑”（注：《隋书·西突厥传》.）。当时泥橛处罗可汗建牙金山，总摄全境，册拜室点密之子射匮可汗驻鹰娑，另一小可汗即为本系的匐职特勤，由此又可佐证这时的石国已由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西突厥的方面小可汗封疆之一。
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特质固然曾经为之开辟了武功盛世，然而随着其武功的渐衰， 其统治也就结束了。 公元611～612年间，室点密系的小河汗射匮在隋朝的怂恿下起兵伐泥橛处罗可汗，败之，逐之奔隋，一统西突厥全境，进而发兵进攻石国。《隋书》卷83《石国传》记其事：
（石国）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匐）职摄其国事……大业五年（609）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
据此可知，西突厥曾对石国进行了两次征伐，第一次是大业初年的泥橛处罗可汗在位之世，第二次是射匮可汗夺取大汗位以后，二者并非一事。然同委匐职特勤主其国政，于理难通。那么，这位匐职特勤究竟是两汗中的哪一个所委派的呢？前引史料又提及这位匐职特勤“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而大业五年之西突厥大可汗犹为泥橛处罗，可知匐职特勤应属泥橛处罗可汗所委，而射匮正以之为仇。可见，新君既立，此匐职必倒台无疑。足证前引史料所记人名有误，但有存在过第二次征伐的记载则是正确的。种种迹象表明，至射匮可汗时期对石国第二次征服以后，所遣监国吐屯已非出自阿史那氏，而是其所辖异姓突厥部落之一，自然也不再拥有“特勤”的尊号，于是改以吐屯为其在王称，这一王称一直沿用于石国归唐以后的大部分时期。
如所周知，在唐朝前期，包括石国在内的葱岭以西诸国（以下简称岭外诸国）同葱岭以东诸国一样，曾经隶属于唐朝治下。这一历史进程始于西突厥十姓的归唐，完成于高宗显庆二～三年间（657～658）。史载显庆三年（658）， 唐朝于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和龟兹羯猎颠叛乱以后，将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并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作为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建置。对于臣属诸国，诸部，悉列置唐朝的羁縻州府。这一羁縻州府制度，体现了华夷一统的原则，实际上仍是实行地方民族自治，中央不予干预的方针，从而赢得了葱岭内外西域各国的普遍支持。因此，唐军进军的范围实只葱岭以东，从未向葱岭以外派遣一兵一卒，却于平定西突厥之日，包括石国在内的河中诸国乃至吐火罗等乌浒水域诸国都主动降唐，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版图。 正是此显庆三年（658），《新唐书·石国传》出现了以下记载：
显庆三年（658），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 授其王瞰吐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
令人瞩目的是，这位率先降唐的石国王名为瞰吐屯摄舍提屈昭穆。这表明，此王出自西突厥摄舍提部，应是射匮可汗时期派遣进驻石国监国吐屯的后裔，自此，石国的国王实际上已是由原来西突厥委派的摄舍提部的监国吐屯所历代世袭了。与此同年，归降唐朝的河中诸国还有康、安、东安、史、何等国，还有乌浒水域的吐火罗国，至龙朔元年（661 ），唐朝又派遣专使王名远专程赴吐火罗阿缓城，创建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总隶于安西大都护府，立碑而归。这意味着唐朝的版图已向西推至乌浒水域，不仅在天山南北，而且在葱岭东西的广大地区都已正式确立了唐朝的政治主权，这是我国政治版图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应当指出的是，唐朝事实上并未向岭外地区派遣一兵一卒，其进军范围，仅西止于葱岭。岭外政治主权的确立，完全是河中诸国和乌浒水域诸国主动投附的结果。当时大食早已基本上占领了波斯全境。这些国家之所以皆共同选择唐朝而不选择大食为其投附对象，显然是慑于大食“伊斯兰圣战”的军事压力，不但内政受其控制，财税任其征调，而且传统的多元文化也难以持续；而选择降唐，却只不过对唐改称都督、刺史，对内照旧自为国王，唐朝既不派兵进驻，又不干涉其内政，一无所失；并具有谋求唐朝政治保护性质，大有所得。而唐朝既然接受了以上诸国的降唐，也就承担了政治保护的义务。这在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的抗波斯斗争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本来，初设的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名单中包括波斯，然至龙朔二年（662）唐朝突又变更册命， 恢复了波斯的国名，并于同年册立仍据疾陵城抗击大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为波斯王，并倾吐火罗道其余十五羁縻州府之力予以支持，旨在遏制大食势力的继续北进，与此同时，唐朝又派遣阿罗喊远使东罗马，其目的显然也与这一遏制大食的总体战略有关。这时大食已经进入了白衣大食，即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时期，早已巩固了对波斯本土的占领，于呼罗珊创建了总督府，以乌浒水为界，与唐之安西大都护府南、北分疆。这两大军府奉行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安西大都护府是唐朝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复国斗争，以遏制大食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而呼罗珊总督府则是大食河外扩张政策的执行者。所谓河外扩张，就是从唐朝手中夺取河中、乌浒水域诸国的宗主权。可见唐朝岭外政治主权确立的同时，也就面临着大食的严峻挑战。整个七至八世纪的岭外政治史，也就是唐朝保卫自身的政治主权与大食向唐朝挑战的历史。
二、大食的挑战与石国王统的变迁
大食基本上占领波斯，乃唐永徽二年（651）事。同年， 遣使通唐，但唐朝并未给予还聘，表明两国间的外交走向一开始就大不相同。其后，大食仅永徽六年再通使一次，其后，两国间的外交联系完全断绝。至唐朝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在葱岭东西确立了政治主权以后，大食早已结束了共和哈利发时期，进入了白衣大食，即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时代。更以全面推行河外扩张，奉为国策，唐朝之所以断然接受河中及乌浒水域诸的归降，并置为羁縻州府，完全出于遏制其势力进一步北进的自卫动机。推行以吐火罗为波斯复国斗争总基地，先后册立了三代波斯王：卑路斯、泥涅师、勃善活以遏制大食势力的北进。但是，由于吐蕃的兴起及其一度卷入了西域争夺，阻断了唐朝出援岭外诸国的可能性。以后的形势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倾斜。这一过程历经唐高宗、武周、中宗、睿宗至玄宗初年，唐与大食双方间的主客地位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本是优势在唐，现已变成了优势在大食了。逐渐将原来主动臣属唐朝的葱岭外诸国，包括乌浒水域（阿姆河流域）诸国及河中昭武九姓诸国，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矛头直指唐朝。至迟至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时期，已基本上完成了河中征服，将双方的边界由乌浒水向北、向东推进到药杀水，其中石国已成为唐与大食之间新的争夺焦点。
前已述及，石国一度被唐朝改置为大宛都督府。但是，由于唐朝遏制大食河外扩张政策的失败，高宗前期在中亚腹地所建唐朝诸羁縻州府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各国又纷纷恢复了各自原来的国名。这个“大宛都督府”自然也恢复了原来的石国国名。但是，他们同唐朝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仍然自居为唐朝的藩属国，并继续承认唐朝为他们的宗主国。自此，出现于史册上的石国国王都是以吐屯为其王号。著名的有莫贺咄吐屯，在汉文史料中初见于《新唐书·石国传》，其中记：“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足以印证入唐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石国确实是以吐屯为其王号。开元初，玄宗初立，而屈底波犹存，这个莫贺咄吐屯究竟有什么功呢？汉文史书语焉不详。而参稽阿拉伯史料可知，屈底波于神龙二年（706 年）兴兵犯河中，首攻安国，包括石国在内的九姓昭武联兵拒战于那密水上（泽拉夫善河），全线溃败，其后， 大食遂长驱深入河中地。 景龙二年（711）屈底波又进围康国都城飒秣建，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不应， 改而求援石国，石王Malik tarkan应请来援，不幸战败。先天元年（712 ）屈底波又分兵两路犯河中，一路亲自率兵攻亲唐的东拔汗那，陷其都，逐其王奔安西，另一路发大食诸属国兵攻石国，虽围其城，却并未攻克，后来屈底波恩主哈贾吉死，他随之失势，攻势遂因之停顿下来。石国“有功”或即指此。据此判断，阿拉伯史料中的石王Malik tarkan应即汉文史料中的莫贺咄吐屯。至少中宗、睿宗之世已继承石国王位了。
这个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对唐一直非常效忠，开元二十七年（739 ）车鼻施·苏禄死后，唐将盖嘉运介入突骑施黄、黑两姓之争，支持黄姓，讨伐黑姓，就曾征发石国、东拨汗那、史国等三属国兵参战，战后，三国王并加特进，传谕嘉奖，当时的石国王就是莫贺咄吐屯。此人开元二十八年又加顺义王的封号。
但是，唐朝讨伐突骑施无异自毁长城。本来，屈底波死后，由于唐朝一度推行支持突骑施汗国以抗击大食的正确国策，曾经对大食的河外扩张实施了有效的遏制，但恰于此时，色雅尔入主呼罗珊，此人本是屈底波旧将，洞悉河中形势及唐朝虚实，继任呼罗珊总督以后，河外扩张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平黑姓突骑施之役，所能受唐征发的河中属国已仅余石、史和东拔汗那等三国，说明其它河中诸国已改臣于大食。开元二十九年（741）色雅尔又进军药杀水域， 有迹象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已殁于阵，故其国王已易为伊捺吐屯。《全唐文》卷999 收有此王请求唐发兵讨伐大食的求援表文：
奴身千代以来忠赤于国，只如突骑施可（汗），忠赤之日，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唯有大食，（此下疑有阙文）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贴。
此表误系于开元九年，显然是二十九年之误，因为那时还谈不上突骑施可汗背叛唐朝的事。但唐朝并未应请救援，此后，石国易主，表明此国也已改臣于大食了。对此，有以下证据。
前已述及，石国王统乃出自摄舍提部，以吐屯为其王号，其政治立场是反对黑姓突骑施，即车鼻施部的。但是，开元二十九年以后，石国王统却突然变成了车鼻施人，而且不再以吐屯为其王称，而是以特勤为其王称了。例如《册府元龟》卷975记：
天宝元年（742）正月丁巳，石国王遣使上表， 乞授长男那居车鼻施官，诏拜大将军，给一年俸料。
据此，石国王形式上仍然与唐朝保持联系，然其王统显然已发生了变更。又如《册府元龟》卷971记：
天宝四载（745）七月，石国王特勒（应作勤）遣使朝贡。
同书复记：
天宝五载（746）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 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
据此又知，此时石国两王并立，原先效忠唐请讨大食的石国王伊捺吐屯已降为石国副王的位置，则又可从另一侧面印证这位出自车鼻施部的石国王必定因为投附大食取得石国王位的。
综上所述，唐与大食之间始终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石国王的政治变迁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高仙芝的反攻与怛逻斯之战
首应指出，高仙芝伐石国是唐朝对大食举行的一场西域反攻，但却以悲剧的结局而终场。
如前所述，岭外地区（“岭”指葱岭），包括河中地区及乌浒水域，即阿拉伯词汇中的河外地区（“河”指乌浒水，即阿姆河）原本都属唐朝管辖，后来都为大食夺取（“河外扩张”就是夺取唐朝岭外之地）。石国更一直是唐朝属国，也被大食夺走。可见在唐与大食百年对峙的过程中，唐朝一直取守势，而大食一年取势。唐玄宗继位以后，曾有意转守为攻，开元初年，曾先后发动了以阿史那献、郭虔瓘为主将的西征，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迫于大食的强大，唐朝对于这一势力的挑战一直保持克制，并因为未能捕捉住有利的战机，政策上也不断发生犹豫。至天宝年间，李林甫为相，自兼安西大都护，雄心勃勃地志在对这两个宿敌策划全面反攻，正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高仙芝大步走上历史舞台。
高仙芝，降唐高丽族人，父高舍鸡，从军西域，任四镇校将，高仙芝长得一表人材，善于骑马射箭，本来因为父亲的功勋，录用为游击将军，几年以后，战功卓著，已晋升为父亲的平级军官了。夫蒙灵察任安西节度使时，天宝三年（744）督兵攻灭黄姓突骑施，斩莫贺达干， 大约高仙芝参加了这一战役，又立巨大战功，特加提拔，很快转焉耆守使，进而升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年仅二十多岁，已成为仅次于安西主将，总揽四镇兵权的副将了。
天宝六年（747 ）唐朝决定打开通往吐火罗及葱岭以西诸国的道路，大、小勃律就地扼此道咽喉，这两个国家原本都臣服于唐，但后来改附吐蕃，历任安西都护都无可奈何。这次破格任命高仙芝以安西副都护身份出任安西行营节度使，出征小勃律，率一万余骑，出拨换、疏勒，入葱岭，渡过播密川，到达特勒满川后，因路径狭窄，不容大军齐进，遂分兵三路，疏勒镇守使赵崇玭率骑兵三千由北谷道进军，拨换守捉使贾崇瓘另率一路取赤佛堂道路进军，高仙芝自率主力与监军边令诚从护密国进军，越过这段险径以后，在今沙尔哈特附近的连云堡会师，那是一座厚木垒成的城堡，建在陡险的高山上，前临大河为阻，吐蕃有重兵把守。高仙芝率军渡过急湍的娑勒川（一作信图川），命令部将李嗣业、田珍各率陌刀兵、手持长柄大刀，冒着滚木
石，自绝险处强攻连云堡，城破，留边令诚率伤、病员留驻城中，自率精兵深入，越泾驹岭，过阿弩越城，遣将席元庆率轻骑急进，先至大、小勃律接壤处，斩断连结两国及吐蕃援军必经的藤桥，桥刚断，吐蕃援军已至，但已只能望津生叹，进而尽斩小勃律城中吐蕃监军，俘小勃律王和吐蕃王之后凯旋。取代夫蒙灵察出任安西四镇节度使。
种种迹象表明，高仙芝的破格擢拔，与唐朝宰相李林甫遥控安西大都护有关。旧史中对他多予否定评价，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高仙芝的破格擢拔，与他有关，选择天宝九载（649）伐石国， 也是他所作出的决策。之所以选择此时，并非出自外交上的愚蠢，而是出自对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这时，正当黑衣大食（伍麦叶王朝）、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易代之际。大食呼罗珊兵力从来没有如此虚弱。当时的形势恰好处于阿拉伯由伍麦叶王朝到阿拔斯王朝的转变时期，亦即汉文史料所记白衣大食、黑衣大食两朝易代之际。高仙芝伐石国，绝非仅仅出自他的主意，而是唐朝对大食全面反攻的具体执行者。
正是高仙芝初露头角，被提拔为焉耆镇守使的744年， 我国史书中的白衣大食，也就是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国势已衰，唐朝加紧了对葱岭外诸国的结好措施，开始筹划对大食的全面反攻，例如同拔汗那的和亲就是发生在这一年。747年即高仙芝被提拔为安西主将的那一年， 以并·波悉林为首的黑衣党人已在大食的东部省区——呼罗珊发起暴动，这是大食即将发生改朝换代的指征。天宝七载（748 ）波悉林已占领呼罗珊全境，并率军向西推进。天宝八载（749）攻克库法城， 迎立圣裔阿蒲罗跋为哈利发，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业已诞生，一直忠于唐朝，反抗大食的吐火罗叶护阿史那夫里尝伽罗上书唐廷，要求唐朝乘势派兵打开乌浒水域通道，占领羯师，高仙芝应请出兵，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天宝九载（750）并·波悉林长驱西进至埃及， 生擒白衣大食末代哈利发末换，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灭亡，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正式建立，唐朝企图利用大食这一改朝换代的混乱形势，全面恢复葱岭外的传统政治主权，命令高仙芝率兵首先进攻大食的属国——石国，这个国家原来臣服于唐朝，但那个向唐称藩的石国王伊捺吐屯现已被降为石国副王。现任国王鼻施特勒是大食册立的，因而750 年高仙芝出兵攻陷石国都城，杀死了这一国王。与此同时，唐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也相配合，出兵攻俘了附大食的突骑施黑姓可汗，攻克碎叶城，重振唐朝兵威于岭外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唐朝所委托给他的反攻使命。但是，此时的岭外地区基本上都已成为大食的势力范围，唐军的反攻，大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由之引发了两大帝国之间的面对面的历史性决战——怛逻斯之战。这场历史性决战以唐朝的惨败而告终，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的旧史中，总是将高仙芝伐石国事归咎于其个人的好战贪功。例如《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记云。
（天宝）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
同书卷221下《西域传·石国》所记也大略相同。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
根据这些记载、似乎怛逻斯之战仅仅是出于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个人的贪功好战，这是不正确的。事实表明，这既不是任何个人的偶然政策失误，也不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而是唐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长期积累矛盾的总爆发。高仙芝主安西以后，几乎每战必胜，号称常胜将军。安西唐军，号称唐朝精兵之最。李林甫任命他为西域反攻的主帅，在唐朝将才之中，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所捕捉的战机，也不能说判断失误。问题在于唐与大食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对比仍然是唐劣敌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国的强力冲击，反映了时至公元8世纪， 我国的应变、应战能力已难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了。因此，天宝十载（751）两国间的历史性决战爆发。 业已完全巩固了自身统治的黑衣大食派遣大将齐雅德统率所属中亚各国联军进犯唐朝。其时，由于不仅乌浒水域诸国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诸国也几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寻、石汗那，以及黑姓突骑施，而唐军方面所能征调的属国、属部兵则只有东拔汗那和葛逻禄两国（部）兵，其中葛逻禄还属于新附部落，与唐渊源不深。可见，在属国兵力总数上，唐朝居于劣势。以双方主力，即安西汉军与呼罗珊大食军的实力对比而言，唐朝安西汉军虽号称“天下精兵之最”，本质上仍属武装起来的农民，所依恃的优势不过是一人二马，清一色的轻骑兵，却人无坚铠，马无护甲，其武器则唯恃弓箭、长矛、陌刀，所善者乃夜袭、守城，缺乏攻坚阵战所需的投枪等西方武器，大食则本身属骁悍的沙漠游牧民族，以战争为发财之道，战则五军并出，号五肢阵，最善阵战。入主定居以后，又兼而吸纳波斯、东罗马的军事成就，具备各种先进冷兵器，其冶铁业尤为中世纪之冠，兵刀犀利，盔甲齐全，为唐军所不能比。以后勤支援而言，唐军负责战时运输的“长行坊”不过以牛为主，次乃马，而大食方面则以驼为主，加之皮囊储水，阿訇鼓志，厚赏格以激士气，皆是一味讲求军中纪律的唐军所不能敌。加之，选择怛逻斯这一石国城镇作为决战地点也有利于大食，而不利于唐朝。因此，唐朝此次任命的主将乃唐朝一号将领高仙芝，而大食方面对阵的主将齐雅德仅属并·波悉林麾下第二号将领，则至多属第三号将领，所领亦呼罗珊一介偏师，其结果却是，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还主安西”（注：《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载.）。唐军大败， 安定精兵损失殆尽，这位一代名将失去了常胜将军的荣誉。唐朝的西域统治也因此发生了初步动摇。这不仅是一场个人悲剧，更是一场民族悲剧。其历史影响是深刻的，所提出的历史问题及其历史反思，也是值得仔细回味的。
四、唐朝维护西疆的斗争是“强权政治”吗？
历史学既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这里有必要对产生于新生代中个别学者提出的一种谬论作出直接的反应，即唐朝推行“强权政治”说。此说集中体现在王小甫的博士论文《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中。对此，我本来在《唐代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论及，此文已发表在《北大史学》第5卷，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独独删去了这核心部分。论高仙芝伐石国又涉及此说，不得不明辨其理论是非和史实正误。
请看王小甫是怎么说的：“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构成了七世纪中叶迄九世纪中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引言.）。这一思想在其结语中又进一步重申“七世纪中叶到九世纪末是亚洲大陆上的强权政治时代”（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1引言.）。可见这一表述绝非笔误或枝蔓，而是贯穿全书的立论根本与宗旨所系。确乃我国学术界从未出现过的新提法，或许正是这创新精神所在吧。众所周知，“强权政治”明显是一个贬义词，其语义涵盖面大体同“霸权政治”相近。在西方某些著作中还常以此词作为殖民扩张与殖民统治的同义语使用。王小甫对此情有独钟并不是意在大食，却出人意料地专指唐朝。看来他不仅将唐朝维护西域政治主权的斗争与大食的河外扩张等量齐观，而且尤着重强调“有关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论的下限定在唐朝在西域最后一个据点——西州陷落的782年，而且， 随着唐朝的退出西域，亚洲强权政治基本上就结束了”（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14引言.）。这意味着他所谓的“强权政治”主要就是针对唐朝。这不仅是一种荒谬理论，也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仅以唐朝与大食对待西域的政策而言，就可以发现两国对待所统治的“西域”地区政策迥异。大食初期所在劫掠，后期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入头税，数量很大，但唐朝仅对所治非汉民地区推行不收税，不索畜，不编户齐民，不归户部管理的所谓“羁縻政策”，对所属西域诸部、诸国，推行的羁縻政策，即在唐朝监管下民族、地区自治政策。因而，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的儒家文明的特点，而与真正推行“强权政治”的大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然，“开西域”的行动也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用兵，但汉通西域是为了反击匈奴，唐平东突厥实乃唐与亡隋斗争的继续（隋之末代国君杨政道即处于东突厥卵翼之下），唐平西突厥起因于保卫伊州与收碛外汉人地区——高昌于唐朝治下，进而由于中亚诸国反抗大食而东向投庇，唐朝的版图一度西逾葱岭，及于乌浒水域。这一切皆非志在推行“强权政治”，而是历史演化的自然结果。这绝不是一个提法问题，而是恢复历史真相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不会同意将汉、唐开西域、清定新疆与阿拉伯、俄罗斯的东部领土扩张等量齐观，而是把它视为我国版图形成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多年来都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准则。上述谬论不仅淆乱了唐代西域史研究，而且歪曲了中国疆域形成史。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王小甫博士的立意，竟然由所谓“强权政治”进而推导出一个令人瞠目的结论：“尽管有的突厥人可能已接受了伊斯兰教，但那时同中亚的许多伊兰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一样，只是运动的先声。所以，只有在西域的强权政治结束以后，中亚才有可能变成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2～223引言.）。据此， 唐朝在怛逻斯之战中的失利，在他看来，真是一大幸事。这更已超出了纯学术范畴，具有严重的政治危害性。所谓“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这一词汇虽然多见于外国著述，但我国从来不承认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现今包括今新疆地区在内的古西域，虽然确实以操突厥语民族为主，但并非自古如此。大量考古发现都已证实，操伊兰语的诸族曾占主导地位，其中葱岭以东的今我国新疆地区，更是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不仅伊兰人种，操突厥语诸族，而且还包括操汉藏语系语言的羌人、吐蕃人、吐谷浑人，其中汉人定居西域也达二千年之久，大量的历史文物足以为证。对于这一地区，我国史籍浩繁，早有定名，古称西域，唐作碛西，自清至今称之为新疆。依定名从古从主的原则，理应如此，何以故作不知？西方所谓“突厥斯坦”的涵意就是突厥人的土地，其外延涵盖了我国新疆直至黑海以东，今中亚诸共和国之地，已属一种政治概念，而非界定严格的科学概念。至于所谓“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之词，连国外学者也不见用，因为其分裂主义的政治色彩过于明显了。难道这仅仅是作者超政治、纯客观的学院式研究作风使然？然而，王小甫从未忘记其书的现实政治意义，明确表白：“研究本课题既有学术意义，就探讨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来说，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引言.）。所谓“现实政治意义”，无非指学术著作除了其自身的专业建树外，还理当对当代、祖国和同胞负有现实政治责任。然而其所强调的却是所谓“强权政治结束”，即唐朝衰亡以后，包括今新疆全境伊斯兰化以后，才“有可能变成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既然如此，它对“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又有什么“现实政治意义”呢？如果有，也只能是负面的，其认同者也许只是少数分裂主义者。王小甫曾在新疆生活和工作过，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并非毫无了解，应当明白这对于渴求稳定的边疆各族人民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你的学术荣誉将以什么样的潜在危害为代价？。
王小甫之文，每以学风问题的议论终笔。但所谓学风，无非指人文精神的追求。但王小甫恰恰短缺的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季羡林师为王著作序，曾谆谆厚望“与外国同行一起逐鹿国际学坛”，岂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要求。盼在射其颈首，而非拾其弃腐。然如“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云云，逐鹿者竟以拾腐归，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学风，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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