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变迁对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中国论文,人口增长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1-0001-08
一、引言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人口过快增长曾经为国民经济带来许多困难，人口增长的下降也带来了国民福利的显著增加。这是否意味着延续人口增长的下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个福音？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8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立足点。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一揽子措施，遏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那么，内需永久、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人口因素及其变化蕴含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十几年以来中国已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内需，下一步还有什么选项？本研究对寻找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可能路径和持久动力、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政策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意义上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1](P25—33)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二元结构”理论以后，劳动力无限供给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经典的、几乎不受质疑的假定，然而这个假定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2004年以后出现的“用工荒”，在时间和空间上迅速蔓延，大学生就业也由90年代以前的抢手变为近年来的烫手，“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交叠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风景。由此，基于人口增长、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内需和长期经济发展问题，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人口增长界定为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鉴于人口结构的丰富内容① 和篇幅所限，本文将人口结构仅限定在人口的自然结构和城乡结构。
二、我国内需及其结构的国际比较
（一）内需及其度量
用支出法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它的基本动力可分内需和外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也就是资本形成，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外需也就是出口。人们熟知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前两项为内需、净出口为外需（如图1所示）。
本文又经常使用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概念。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投资率，三个指标对应的经济学含义分别为最终消费、居民消费、资本形成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支出与GDP的比值）构成了一国的最终消费率。有时还使用内需率这个概念，本文将其界定为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和，即内需占支出法计算的GDP的比率。
图1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内需和外需
（二）对我国内需及其结构的基本判断
1978—2007年，我国的内需总量由3617亿元增加到239 862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内需增加65.3倍，而内需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100.3％下降到2007年的91.1％，内需率最高的年份是1985年的104％。在30年里，内需率在100％以上的有9年，其他年份都在100％以下。1993年以后，我国内需率开始明显下降，其中下降最快的是2004年以后，最近几年都在95％以下（如图2所示）。基于国际比较，对我国内需及其结构有以下判断。
图2 1978—2007年我国内需与内需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1990年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世界最高，至今无人企及。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虽然提高很快，但它们仍比中国低6个百分点。
2.中国的消费率除文莱以外，世界最低，比新加坡低1～2个百分点，比伊朗、委内瑞拉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更大。
3.1994年以来，中国的内需率一直在100％以下。由于消费率的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仍然保持持续下降之势。中国是世界上内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不是世界最低。
4.中国内需结构存在严重失衡。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是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基本格局，也是国民经济中内需结构失衡、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基本表现。与其说中国内需不足，不如说消费不足。
三、人口因素对内需的影响
（一）人口因素影响内需的理论回顾
人口因素对内需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论述。魁奈、马尔萨斯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消费资料的关系。马尔萨斯把人口增长看作魔鬼并反对人口增长，主要是基于人口法则使资本积累和摆脱低水平陷阱变得更加困难。马尔萨斯还强调只消费不生产的集团必须保持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保证社会总产品被全部销售，以此避免经济危机②。凯恩斯主义者把人口增长看作有效需求增加的原因，认为人口增长能够扩大消费，为企业家提供乐观预期，打开投资通路，人口增长的下降则关闭了投资通路。而人口增长的衰减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需求不足[2](P124—133)。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威齐把人口增长看作抵消消费不足的力量[3](P242—257)，尼奥（Neal,1978）研究了人口增长率下降和投资需求、经济衰退的关系。另外一些模型也涉及到人口因素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比较著名的如“生命周期模型”（Modigliani）、家庭储蓄模型、稳定状态与黄金分割律模型、最优储蓄模型、钱纳里发展型式模型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诸如年龄结构、人口增长、城市化等人口因素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定量研究，将人口转变成功地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如Bloom和Williamson对东亚奇迹的解释[4](P7—13)。克鲁格曼在考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发现，当前日本经济之所以面临普遍的需求不足完全可由人口学的角度解释[5](P50—54)。Nir Jaimovich and Henry E.Siu（2009）研究发现，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对G7国家二战以后的周期波动有很强的解释力[6](P345—366)。反消费主义者也把人口增长归结为过度消费的原因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最早注意到人口增长对积累和消费的影响，张纯元、吴忠观等出版的《人口经济学》也曾论述了人口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有的研究把人满为患的环境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遭遇通货膨胀之苦的温床。认为人口增长是消费基金膨胀的重要原因，把控制人口看作对付通货膨胀、控制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法。我国提出扩大内需政策以来，田雪原[7]、彭秀健[8](P50—54)和于学军[9](P40—45)曾经注意到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这些研究虽然提出了很好的课题，富有启发意义，但实证研究比较欠缺。
（二）人口增长、结构变化与消费率的基本模型
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而最终消费和人口、消费水平有如下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的提高有拉动消费率下降的势能，而人口增长率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率的提高有拉动作用。
（三）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1978—2007
投资率、消费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直接从各年统计年鉴获得。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值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利用年龄移算法，得到1978—1982、1982—1990以及1990—1994年历年的分年龄组人口数，1995年以后可从统计年鉴直接获取。由于关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数据在统计年鉴上只有1978、1980以及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本文的时间数据点也是这几年。具体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将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和内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老年抚养比以外，人口规模及增长、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以及少儿抚养比的变化等人口因素变化对中国投资消费关系有很强的解释力，另外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影响都很明显。人均GDP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具有抬高投资率、抑制消费率的作用，而人口增长、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少年儿童抚养比的增加都会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城市化对投资率有负作用。如果以内需率为被解释变量，各因素的影响都不再显著，但是我们从各因素的系数可以隐约看出人口增长、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少年儿童抚养系数的提高对扩大内需没有负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会抑制内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3和4所示。
四、人口因素影响内需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
根据2006年39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利用SPSS17.0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2006年，中国的内需率为92.1，低于39个国家的平均值，但在标准误差范围内，但消费率和投资率均显著偏离平均值，且不在标准误差之内。不包括中国，消费率平均值上升0.7个百分点，投资率下降0.5个百分点（如表5所示）。
2.人口因素仅是影响内需的因素之一，对中国内需有一定解释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方程明显优于不包含中国的回归方程。而且经济增长率、抚养比、城市化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不包括中国的情形（如表6所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人口因素的作用要和其他因素相互配合，如只着重人口规模和增长的变化，而不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或只强调其他方面的工作而忽略人口因素的作用都很难有效扩大内需。
3.如果试图根据解释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模型给出与人口关系的结论，那么一般性的结论可以这样说，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方向变化，而投资率与人口增长率、人口规模、抚养比和人均国民收入呈反方向变化，即高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抚养比和人均收入可抑制高投资率；对消费率而言，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劳动参与率、人口增长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抑制消费率，而较高的抚养比和较大的人口规模可能推高消费率。
4.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与高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消费率在1％置信水平显著相关，在回归模型中均通过检验。与高增长率伴随的是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低增长率通常与高消费率、低投资率相伴。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内需率通常低，39个国家的截面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内需率下降1.8个百分点。
5.城市化的内需效应尚未找到足够的国际证据。38个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变动和消费率是负关系，和投资率也是负关系，两者的系数分别是—0.892和—0.158，但是包括中国，投资率就由负转正，而对消费率的负作用进一步上升。
五、实施以人为本的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一）用以人为本指导和规范扩大内需
中国13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是扩大内需的源泉和长期动力，也是扩大内需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扩大内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1.把握人口增长、结构变迁内涵的发展机遇，引领扩大内需方向。人口增长下降、少子老龄化、人口城市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等趋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动向。积极培育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消费热点和新兴产业，围绕汽车、家用电器、家政服务、社区服务、体育保健来培育消费热点，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服务，把需求引导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对孩子或年轻消费者市场萎缩的趋势要制定预案，有序转型，防止资源闲置和浪费。随着人口增长、人口城市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要进一步增加城市的住房投资、特别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遏制投机，努力化解房地产市场不可持续的风险。
2.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根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现。中国的内需不足、内需率不高，不是投资需求不足，更不是投资率不高，而是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因此，扩大内需首先是关注居民消费。多年来，我们越扩大内需，投资率越高而消费率越低。其直接原因是具体落实在投资方面较多，而针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则少之又少。这固然与投资启动快、效果有形、投资于物看得到而消费启动慢、效果无形、投资于心、藏富于民有关，但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以物为本、紧盯经济增长的扩大内需战略，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扩大内需战略。
3.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增长速度过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已成为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提高的关键。按照藏富于民、向劳动者倾斜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则，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通过初次分配和减税、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通过有关收入分配的一系列改革，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4.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十二五”期间，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人口比重及规模仍在高位运行。另一方面，“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仍将在时空上继续蔓延，由此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课题。树立就业优先原则，不仅关乎民生，也关乎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加快调整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培育适合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增长点，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工荒，同时通过教育结构、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倡导新的教育理念和就业观念，解决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供非所需”和“需非所供”问题。
5.追求温和增长，将近期经济增长目标适度降低。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有根本区别，短期的高增长并不意味着长期的高增长，短期的适度、温和增长也并不意味着长期的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协调、不平衡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密切关系，调结构、扩内需、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须预留增长空间，把过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依靠高投资、高成本拉动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二）以落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政策、完善“三项制度”为突破口，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扩大内需的有机统一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已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从2004年开始试点、实施的“三项制度”，虽然使许多计划生育家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仍存在覆盖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政策，仍停留在省一级层面，有些地方还没有政策，有政策的地方兑现也成问题。从已实行的地区看，城镇非公有制单位、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单位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基本处于政策真空。
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进入到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增加低收入户收入、关心低收入群众生活成为社会各界应对危机的共同主张。我们建议，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按照应保尽保原则，把无确定工作单位、无落实主体的非农业居民中的独生子女父母尽早、尽快、尽量纳入农村年老奖励扶助制度，进一步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三项制度”，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扩大内需的有机统一。
（三）实现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扩大内需向允许人口增长的扩大内需转变
1.人口适度增长不会破坏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中国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对消除短缺经济贡献很大，加速了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消费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因素，但消费能力则成了稀缺资源。人口增长的下降对培育更为稀缺性的消费能力意味着减少了消费者人数，使得以满足儿童少年为主要对象的投资变得不再必要，随着这种趋势的加剧，长期中的投资通路也将因人口增长下降而关闭。中国1978—2007年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增长可以对内需提供正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是有限的，但最起码不会破坏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人口增长是扩大内需的“药引子”、“催化剂”。从国际经验看，人口低增长很难支持高内需率。如2000—2006年，俄罗斯、日本的人口分别增长了—3％和1％，内需率俄罗斯则仅为87.3％，日本2005年仅98.6％。
2.“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短缺经济下，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是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在过剩经济下，需求低于预期是一种常态，实现经济均衡的途径就是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又由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共同决定。因此，面对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中国长期积聚的生产能力，人口增长的意义不同寻常。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企业家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和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人口增长的持续下降，并非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研究表明，人口增长对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关系很大。人口增长还具有调节劳动力供需的短期效应和增加长期中的劳动力供给。中国近20年来形成的“低人口增长、高经济增长”的人口经济格局对生产能力过剩、消费能力稀缺形成推波助澜之势。
3.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内生于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从宏观出发，最后才是微观的企业、家庭和个人。由此派生出自上而下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以“聪明”、“理性”的政府约束“愚昧”、“非理性”的个人。在短缺经济下，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是经济失衡的基本形式。严格人口控制对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作用很大。显然，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动摇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制度环境。中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经济结束了停滞状态，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集聚了巨大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这种环境将引发一种全新的制度需求——允许人口增长。
4.允许人口适度增长，可以弥补其他扩大内需政策的不足。扩大内需政策提出以来，我国采取的多种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些政策在启动消费方面都不尽人意。如：收入分配虽然早被注意，但调整起来复杂而漫长，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迫使居民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扩大内需的做法遇到支出预期放大、高考生源减少和大学生就业难等诸多限制；城市化的内需效应虽然呼声很高，但国际和国内经验证明，城市化的投资效应明显、消费效应滞后，并非一化就灵。退一步讲，即使城市化能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但面对农业比较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维持了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还能持续多久，存在很大悬念③。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的生意在哪里？如何扩大内需？需要冷静思考、认真梳理。生意即生生不息之意，没有生生不息，最终也就没有了生意。1998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一直在1％以下，2005年以后一直在0.6％以下，每年出生人口由2000多万，减少到近年的1600万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口接近950万，比扩大内需提出之前增加近200万人。显然，对旨在提高消费能力的扩大内需来讲，人口增长的下降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很难保证我们的增长是有市场、有效益的。
向允许人口适度增长的扩大内需转变，是对国际社会经验的借鉴。在短缺经济下，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很快恢复，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神话，而在过剩经济下，虽然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虽然倾其所能扩大内需，但已辉煌不再，只能深陷衰退。为什么？因为少子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人口不再增长，曾经拉动经济增长的汽车、电子通讯、房地产等支柱产业很难在老年人众多的国度找到市场[10](P44—49)[11](P32—38)。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改变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为鼓励人口增长，以此应对急剧变化的人口经济形势。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实践看，扩大内需的国家一般不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国家一般不扩大内需。既控制人口，又扩大内需，世界上没有先例，更没有成功的案例。没有人口增长或不容忍人口增长的扩大内需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很难奏效。实现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到允许人口适度增长的扩大内需转变，应是一项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选择。
收稿日期：2010-11-28
注释：
① 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根据人口总体内部不同的属性，一般可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经济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质量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等，而每一种结构又有很多内容。
② 马尔萨斯在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与李嘉图的通信中阐述了关于经济危机必然性及避免经济危机的观点。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霞辉领导的课题组研究表明，预计在2011—2016年之间将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率将在47.93％～53.37％之间，此后中国的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
标签：扩大内需论文; 投资率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