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研究——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个牧区村庄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论文,牧区论文,个案论文,生计论文,村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114－06
学术界有关贫困及减贫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内容繁复、视角众多，研究对象有区域、村庄、农户等。但诸多研究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即见人(贫困人口)不见其能(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见收入(经济贫困)不见其来源(生计方式)，更是鲜见以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庄生计为对象，以可行能力为视角的研究。本文拟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两个牧区村庄为个案，探讨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庄如何改善生计方式，提高可行能力，从而改变贫困状况。文中所用资料，除注明外，皆来自笔者于2012年7月在甘孜县洛戈一村和炉霍县拉恰玛村的实证调查。
一、理论基础：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
(一)可持续生计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是本文的基础理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戈登·康韦(Cordon Conway)对生计的定义被广泛接纳，它关注资产与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从创造生存所需的角度出发，认为生计是一种谋生的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和行动的基础上。能力包括个体处理打击和冲击的能力，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资产可分为有形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和无形资产(要求权、可获得权)，其中储备物包括食物、存款、黄金、珠宝、收藏等有价值物品，资源包括土地、牲畜、水、动植物和生产工具等，要求权是指能够给人带来物质或精神支持的要求和呼吁，可获得权指实践中使用资源、储备物的机会以及获取信息、就业、物质等的机会。生计是一整套系统，包括能力、资源、行动，即人们通过行动，运用能力，使用资源，得以生存。生计方式指的是人类群体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整套谋生手段。“每个民族在其生存的过程中都有一种主要的用以维持其生活的方式，以实现其基本的生存以及更进一步的发展。”①
可持续生计是生计概念的演进。伊恩·斯库恩斯(Ian Scoones)、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认为，可持续生计就是要维持和提高资产的生产能力，保障财产、资源以及收入的稳定来源，并且储备足够消耗和应对损失的食物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可持续生计由当代人扩展到下代人。哈特利·迪安从社会政策选择的角度，提出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当代人与下代人的生计，合理分配代际之间的需求和期望。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所提出的研究工具，旨在分析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多维复杂关系。在多种可持续生计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可持续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它建立在阿玛蒂亚·森、罗伯特·钱伯斯和戈登·康韦等对贫困性质理解的基础上，并且把他们的研究规范化。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以脆弱性为基本背景，脆弱性是一种承受灾害和损失的潜能，涉及到承受、应对、抵抗灾难以及从这些影响中得以恢复的能力。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提供了这样一种思路：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的生计策略，会在脆弱性环境以及外部支持或阻碍的作用下，主动配置所拥有的五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使得各种资本都不短缺。其中，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存量，泛指生计的资源流及其相关服务；物质资本包括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金融资本是指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实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积累和流动；人力资本代表着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状况；社会资本意味着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
就生计、可持续生计及其框架，可以认为，贫困是这样一种生计状况：生计建立在脆弱性的背景下，生计资本组合难以维持基本生产生活，得不到或很少得到政策等的支持，生计难以持续。反之，减贫既要改善脆弱的环境，还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政策，使贫困人口所选择的生计策略具有可持续性，形成良好的生计输出。②换言之，减贫要从贫困人口的生计开始，最终又落脚到生计方式的改善。
阿玛蒂亚·森认为生计中的能力是指人能够把生存和做事的潜质发挥出来的能力，他所讨论的生计中的能力也就是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③“‘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概念，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种类很多，从很初级的要求，如有足够的营养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到非常复杂的活动或者个人的状态，如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④“一个人的实际成就可以由一个功能性活动向量来表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由这个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⑤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概念，扩大了生计的内涵，不仅关注食物或收入等物质的获得，还重视人的能力发展。同时，可行能力概念也扩展了贫困的内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等，这使得减贫既要增加收入，更要增强可行能力。
(二)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形成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一是生计资源、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是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其一，生计资源、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生计资源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直接生计资本及其积累，它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二是直接生计支持系统，它主要是基础设施，包括村庄道路、饮用水、电力供应、通讯等；三是间接生计支持系统，它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可行能力分为生活可行能力、生产可行能力、发展可行能力。生计资源禀赋状况直接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又直接影响其生计结果。生计资源贫乏，可行能力低，生计结果就会呈现贫困的特征；生计资源丰富，可行能力高，生计结果就会呈现丰裕的特征。反过来，生计结果是贫困的或丰裕的，对人们的可行能力以及资源禀赋状况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生计建立在资源、能力和行动的基础上，即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具备一定能力的人们会采取能力可及、资源可承载的行动。从这一基本共识出发，可以将可行能力与生计方式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人们获取生产的、生活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的方式形成“生计方式”的概念，人们获取生产的、生活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的能力形成“可行能力”概念。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有什么样的可行能力一般就会建构什么样的生计方式，有什么样的生计方式又说明该群体已具备了什么样的可行能力。如果从可行能力与生计方式的因果关系来考察，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能力是内在的，能力的大小、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采用何种方式获取生产的、生活的资源；生计方式是外显的，在一定的能力下，人们会采取与能力相匹配的行为。总之，可行能力的提高与生计方式的改善是相辅相成的，可行能力提高的同时，生计方式也得以改善；生计方式改善的同时，可行能力也得以提高。可行能力与生计方式相互作用，是消除贫困的必要路径。
图1 生计资源、可行能力、生计结果关系示意图
其二，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果生计资源贫乏，可行能力较低，却想生计结果呈现出丰裕的特征，就需要结构及制度的转换。结构及制度转换的重点之一是大量供给公共产品，以改善生计资源状况，提高可行能力，并由此在生计结果中呈现出减贫效应，如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抵御灾害能力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等等。反过来，减贫效应的呈现，会改善资源禀赋状况及可行能力，由此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影响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以及可行能力，这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让贫困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发展的基本要义。发展是扩展人们真实自由的一种过程。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的干预等。⑥同时，自由还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五种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建构性意义和工具性意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构性意义在于公共产品供给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具价值与阿玛蒂亚·森所强调的五种工具性自由有不谋而合的内在联系。阿玛蒂亚·森的五种工具性自由的建构，意味着向落后地区的弱势群体供给公共产品，通过公共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⑦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可在多方面直接改善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增强人们的可行能力，实现实质自由。
图2 公共产品供给、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关系示意图
二、原有生计方式：显现可行能力不足
学界对生计方式的分类有多种。弗兰克·艾利思按所从事的生产经营行为将发展中国家小农的生计方式分为追求利润型、风险规避型、劳苦规避型、部分参与市场型和分成制五类。有学者依据所拥有的生计资本，把生计方式分为资源导向型、资本导向型和劳动力导向型；有学者按所从事的产业，把农户生计方式分为四类：纯农型、农为主型、非农为主型和非农型。⑧洛戈一村和拉恰玛村的牧民只从事牧业生产，没有农业生产和其他非农业生产，属于纯牧业型。
两个村庄的基本情况如下：(1)人口：洛戈一村有73户408人，全部是藏族，其中48户268人安置到定居点，有25户迁至县城。⑨拉恰玛村有65户248人，全部是藏族，其中男性125人、女性123人，劳动力95人。(2)自然环境：洛戈一村位于洛戈梁子山上，海拔4100米，属于高山草甸区域；定居点离乡政府5公里，离县城38公里，临近国道317线，交通方便。拉恰玛村地处宗塔草原，属于高山草甸区域，气候干燥；离县城65公里，交通不便。(3)草场资源：洛戈一村的草场有17000亩，退牧还草8886亩，剩余的8114亩草场分为冬季、夏季牧场，不能满足放牧需要，有的牧户租草场养殖，纠纷较多。拉恰玛村的草场约4万亩，退耕还林2万亩，实际可用草场约2万亩，不能满足放牧需要，有12户租草场放牧，多的租10多亩，少的租2－3亩，平均租草场5亩。(4)从业状况：洛戈一村村民以放牧为主，采挖虫草等药材为辅，无人外出打工。拉恰玛村村民全年放牧，无人外出打工，无虫草等药材可采挖。(5)牧业产出情况：洛戈一村，2010年全村共有牲畜4155头(匹、只)，其中牛4000头、马150匹。2010年大雪灾，牲畜大量冻死饿死。2011年只有牲畜356头(匹、只)，其中牛320头、其他牲畜36只。2012年，共有牲畜1933头(匹、只)，其中牛1720头、马120匹、羊93只。2011年，洛戈一村人均纯收入1760元。拉恰玛村，2011年底全村养牦牛1003头、马83匹，养牛最多的1户有牛60多头，最少的有10头左右，有18户无牲畜，户均有牛10多头。2011年，拉恰玛村人均纯收入1500—1600元。(6)日常生活：两个村的牧民基本依赖牲畜的产出为生，大多数牛奶供自家饮用，只能卖出极少量奶渣和酥油。
我们的实证调查，证实了村庄资源禀赋、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两个牧区村庄，由于资源禀赋较差、基础设施匮乏、基本公共服务不足，致使牧民生产、生活、发展可行能力较低，生计结果自然呈现为贫困状态。
(一)洛戈一村和拉恰玛村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直接生计资本短缺，村民生产、生活可行能力较低，生活贫困。在自然资本方面，牧场不足养殖所需，且自然灾害的影响大。2010年发生雪灾，牲畜骤减。洛戈一村所在的下雄乡党委书记告诉笔者：最害怕的是夏天干旱、冬天雪灾，一旦发生这种状况，牧民就没有任何收获了。在人力资本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牧民主要靠牧业生产获取生存资料，无外出打工收入。在金融资本方面，牧民现金获取能力较低，自给自足地生产生活，与市场连结较少，在市场中获取生存、发展资料的能力较差。由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短缺，使其生产、生活的可行能力较低，贫困在所难免。
(二)洛戈一村和拉恰玛村的基础设施匮乏，直接生计支持系统不全，直接影响其生产、生活可行能力，牧民难以通过牧业生产在市场上换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时有发生。牧区出行艰难，如拉恰玛村的路都是泥巴路，且有41户不通路。牧区电力、通讯供应短缺，如拉恰玛村41户没有电力供应，170人用电困难，其中扎吾玛小组14户56人处于不通电、无手机信号、无电视信号的生存状态。牧区饮用水质不达标，主要水源来自草原水洼，牧民患病比例较高，其中拉恰玛村有56户189人饮水困难，饮水不洁引发大骨节病、胃炎、食道癌，洛戈一村牧民患上包虫病的比例较高。
(三)洛戈一村和拉恰玛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足，间接生计支持系统不全，极大地制约了牧民生产、发展能力的提高。定居之前，因交通不便，学前儿童无法上幼儿园，青少年难以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资源非常有限，例如拉恰玛村所在的宗塔乡中心校的师资较差，一半是民办教师。定居之前，牧区医疗条件差，牧民就医困难。如拉恰玛村没有村医疗站，牧民离乡卫生院平均距离10公里，其中扎吾玛小组距离乡卫生院20公里。
三、全方位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可行能力
近年来，为改善牧民生产生活状况，政府供给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以此改善牧区村庄自然禀赋，提高牧民可行能力。
(一)以定居工程为枢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牧区资源禀赋，提高了牧民生产、生活可行能力。洛戈一村定居点是甘孜县28个定居点之一，它以70％的入住率被视为定居点建设的示范工程。该定居点选址于洛戈一村冬季草场，方便牧民冬季放牧。该定居点选址充分结合了自然环境条件，交通比较便利。定居点靠近安全水源，引水方便。洛戈一村定居点于2010年4月开工建设，2011年8月竣工。该定居点可集中牧民48户，截至2012年4月，牧民实际入住34户，其他的正陆续迁入。
洛戈一村定居点新建定居房48套，为98平方米L型结构的房屋。房屋全部采用砖木结构，加盖机制红瓦，外观采用传统的藏式风格，内部结构布局合理，增加了水冲式厕所等现代卫浴设施。保留牧民以前的棚屋，实现人畜分离，冬天牲畜进驻棚屋，大大提高了牲畜存活率。定居点修建通村柏油公路2.5公里，硬化定居点内1.5公里联户路。定居点从对面山上引来饮用水，户户通上自来水。定居点改建10千伏电网，实现户户通电。定居点安装太阳能路灯，修建垃圾收集点和排污系统，人居环境得以改善。定居点修建473.6平方米的村民活动中心，采用砖混结构，内设“六室一场一点一栏”，包括村“两委”办公室、党员远程教育室、卫生医疗室、科技服务室、警务室、文化活动室、文体活动场、商贸网点和村务公开栏。定居前，牧民随季节迁徙，夏季到夏季牧场放牧，冬季则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冬季牧场放牧。转场放牧使得牧民举家搬迁、居无定所，每一次迁徙少则几公里，多则几十甚至上百公里。放牧时的主要粮食就是事先准备的糌粑，饮用水主要来源于草场小坑里的泥水或冬季的冰雪，常年饮用水质不达标的水，很多牧民患上了包虫病。定居后，饮用水的水质有了保障，患上包虫病的概率降低。村卫生室配备一名专职医生，方便了牧民看病。定居前的游牧生活使很多小孩难以完成义务教育甚至不上学，定居后中小学生集中到乡中心小学就读，可走读也可住校，辍学率大为降低。定居后，老人有了安全居所，得以安享晚年，免遭迁徙之苦。定居后，牧民有了参与村落治理的需求与可能。
(二)大量的生产生活补助直接增加了牧民的收入，增强了牧民的生活能力。阿玛蒂亚·森认为：“低收入可以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剥夺的重要原因。收入不足确实是造成贫困生活的很强的诱发性条件。”⑩“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会产生对可行能力而言的绝对剥夺。”“在收入剥夺与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的困难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配对(coupling)效应。”(11)可以说，政府为保障牧民基本生活所需而提供的各种生产生活补助，直接增加了牧民的收入，同时也增强了牧民的可行能力。
两个村庄的牧民获得补助的具体情况如下：(1)医疗保险：两个村的村民100％参加了医疗保险，政府给予了相应补助。(2)养老保险：洛戈一村已经享受的有30人，参保的有99人，参保者和已享受者共计129人，占定居人口268人的48.1％；拉恰玛村2010年7月前满60周岁的16人已享受，购买养老保险者20人，36人已参保或已享受，占本村人口248人的14.5％。(3)最低生活保障：2011年，洛戈一村有45户111人享受，平均1831元/户或742/人，共计82380元；拉恰玛村有43人享受，平均248元/人。(4)牧民居住补贴：两个村享受的居住补贴包括省财政、县财政补助3万元；2009年每户发放1顶帐篷及室内9件套，2011年发新型帐篷。另外，洛戈一村还获得了县财政提供的建筑材料补贴，包括木材、钢材、水泥、运输补贴，以及县财政提供的贴息贷款等。(5)退牧还草补偿：2011年，洛戈一村有74户获得补助金55690元，大约753元/户；拉恰玛村平均650元/人。(6)贫困人口生活补助：2011年，洛戈一村有131人享受，共计25545元，人均195元；拉恰玛村的补助标准是200元/户。(7)特困生活救助金：2011年，洛戈一村有32人享受，共计14560元，人均455元；拉恰玛村每年补贴数量不定，比较少。(8)退耕还林补助：洛戈一村无耕地可退耕还林，没有此项补助；拉恰玛村2011年获得补助163元/人。(9)护林补助：洛戈一村没有森林，无此项补助；拉恰玛村2011年获得此项补助1万元，户均153.8元。(10)绿化补助：洛戈一村无森林，无此项补助；拉恰玛村实行一事一议，补助标准不固定。(11)“三老”干部补助：洛戈一村没有“三老”干部；拉恰玛村有两位，补助标准是180元/月。(12)计划生育补助：按甘孜州的统一政策，49周岁以下，只有2个子女并采取了节育措施的已婚夫妇，一次性补助3000元。60岁以上老人，只有1个子女或只有2个女儿的，经申请合格，每人每年补助600元，夫妻双方共1200元/年，直到去世。自愿只生一个子女的夫妇，每月补助10元，直到子女18周岁。此外，两个村还可以获得少量的民政救济、灾害救济。
(三)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使牧业收入增加、牧民生产能力增强。笔者在与甘孜县农牧局郭局长座谈中了解到，政府为增加牧业生产而供给的公共产品，包括品种改良、生产设施建设、疾病防控、生产管理、鼓励出栏、草场治理等。(1)通过改良畜牧品种，缩短了畜牧产品出栏周期，增加了畜牧产品数量。改良后的牦牛出栏时间从以前的5—6年缩短为现在的4年，产肉能力提高了20—30公斤/头，经济效益从以前的2000元/头左右增加到现在的4000—5000元/头。(2)投资建设人工草地，储存过冬草料，增强了牧民抗雪灾的能力。人工草地建设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在退牧还草区域建立围栏割草基地，每户有3—5亩；二是卧圈种草，即春天在敞开的牛圈种草，秋天收割草料。2003—2008年，政府投资7000万元建设围栏，推行分区轮牧，增强了草地再生产能力。(3)加强草场治理，防止鼠害。每年冬天投放灭鼠毒饵2万公斤，通过修建鹰架、放养狐狸等方式，对鼠害实行生物防控。(4)投资修建牲畜暖棚，冬天暖棚内温度高于室外15度以上，孕畜、幼畜冬天进驻暖棚，成活率提高了5％以上。(5)实行强制免疫政策，免费为牛打防疫针，包括口蹄疫苗、炭疽疫苗、伤寒疫苗等。每个村有防疫员，加强对牲畜常规疾病的诊断治疗。政府引导牧民将牛初乳用于喂牛，减少挤奶量，促进牛的生长发育。(6)政府激励牧民提高牲畜出栏率，牧民卖1头牛，政府奖励50元。政府打算通过企业化和市场化生产方式来提高牲畜出栏率，增加牧民收入。
牧区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证实了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定居工程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枢纽，以定居点为节点，建设各种基础设施，配套基本公共服务，是增加牧民的生计资本、改善牧民生计支持系统的有效途径。各种生产生活补助的发放直接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提升了牧民的生产、发展可行能力。
四、结语：未来的减贫之路
连结生计方式和可行能力是减贫研究的新视角，它既看到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又发现其经济贫困根源于能力贫困；既看到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又发现其收入低下根源于生计方式单一。牧民经济贫困与能力贫困相伴，收入低下与生计单一同构，这内源于生计资源、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牧区村庄生计资源短缺，牧民可行能力较低，生计结果自然呈现为贫困状态。
要改变牧民贫困状况，有效方式是供给公共产品。以定居工程为枢纽的公共产品供给，改善了牧民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了其全面的可行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牧区资源禀赋，生活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了牧民生活可行能力，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了牧民生产可行能力。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减贫效应，呈现出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针对连片特困地区，通过各个层级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可改善贫困村庄资源禀赋状况，提高牧民可行能力，从而达致减贫。不言而喻的是，由于连片特困地区自身能力有限，公共产品供给将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甚至是较高层级的政府。
本文呈现的个案，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牧民的可行能力得以提高，生产生活状况有了显著变化，减贫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村庄及牧业发展依然面临重重困难。目前，两个村庄面临诸多生计问题：贫困人口依然较多，仅洛戈一村定居的48户中就有45户是低保户；牧民的劳动技能较低，收入来源单一，富余劳动力转移难；生活设施不足，如扎吾玛小组存在水、电、路、通讯、电视都不通的问题；就医难依然存在；就读高中、大学的费用较高，牧民难以承受。两个村庄也面临诸多生产问题：生态环境恶化，草原退化严重，其主要原因包括牲畜超载、牧草生长期过短、产量有限、鼠害严重；生产设施不足，牲畜暖棚、牲畜棚圈、打贮草基地都严重不足；牧业技术人员少，牧业技术服务不足。在此状况下，要想达致生计方式相对多样化和收入相对稳定化，仅依靠牧业难以成就，劳动力的转移应是可选之路。劳动力转移，取决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教育和培训是未来牧区村庄减贫的核心。教育和培训的目的不光是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还应包括观念的更新。为什么拉恰玛村无人外出打工，驻村干部告诉我们：牧民的生产生活观念落后，固守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相联系，牧民不重视子女教育，以前，孩子不读书，现在，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牧民才送孩子上学；牧民文化素质较低，出去打工会面临重重困难；牧民也不重视技能培训，政府举办土工、木工、美容美发、缝纫、藏式彩绘等培训，该村牧民无人愿意参加，因为培训地点在康定，村民不愿支付去康定的相关费用。
总之，未来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应以可持续生计为起点和落脚点，以提高可行能力为核心。可行能力的提高与生计方式的改善相辅相成，是消除贫困的必要路径。
注释：
①秦红增、唐剑玲：《定居与流动：布努瑶作物、生计与文化的共变》，《思想战线》2006年第5期。
②李雪萍、龙明阿真：《可持续生计：连片特困地区村庄生计资本与减贫》，《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③④⑤⑥⑩(1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2、63、2、85、86页。
⑦李雪萍、龙明阿真：《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可行能力达致减贫》，《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⑧赵靖伟：《农户生计安全问题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2、41页。
⑨这25户牧民卖掉牛，迁移至县城，他们多以打工为生，只有一户自办青稞加工厂。他们虽然户籍仍在洛戈一村，但生计方式已经完全城镇化，故不列入牧民生计方式的讨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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