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诗歌民族化历程的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诗歌论文,历程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诗歌，一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受西方近现代诗潮影响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深刻地表现出对中国古代诗歌维承与发展的民族性特征。这种民族性特征在与现代化特征融汇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区别于西方外来诗潮的特征，又相异于本民族旧有诗潮的特征，是一种打上了20世纪中国诗歌鲜明烙印的民族化诗歌。这种民族化是对西方近现代诗潮的本土化，又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本土化”与“现代化”双向选择与双向改造过程中，形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独特景观。
一
20世纪之初的中国近代诗歌革命，是中国诗歌步入新的民族化历程的滥觞期。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派诗人策动“诗界革命”，他们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的采用，是与中国古典诗歌风格相融汇的，对外来诗歌的采纳是为了变革中国古典诗歌某些内容与表现形式，而不是替代古典诗歌的体式与范型。这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体式与范型，既突破了以旧风格含旧意境的古典诗歌传统，同时又以对旧风格的整体认同与本民族诗歌风格的坚守，作为20世纪诗歌变革的开端。这种新旧兼容的调和现象，是与维新派政治改良相互策应的，又是世纪之初新旧社会矛盾与新旧文化思潮尖锐冲突中的一种必然性选择。
近代诗界革命成为“五四”白话新运动的先导。与近代“诗界革命”不同，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的目的，首先在于革新诗歌自身，不像维新派将诗界革命作为政治变革的工具。其次主张革新诗歌体式与诗歌语言，用现代诗歌体式与现代诗歌语言替代古典诗歌体式与诗歌语言，鲜明表现出叛逆传统的倾向。然而，这种叛逆传统并不表明他们要彻底抛弃传统或割断传统，“五四”新诗人所反对的是传统诗歌的流弊，它与“五四”新文化思潮一样，以激烈的批判方式甄别传统、反思传统、扬弃传统，从而得以继承真正的优秀传统。这一批白话诗人又都是在传统中浸润了多年的文人学士，母语的承传性又是无法摆脱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文化上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到折衷调和上去的”（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42号，1935年3月17日。）。“五四”白话新诗在对古代白话书面语言以及现代白话口语的采用中，也并没有完全摒弃古典诗歌中文言文的优长。唐弢在《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一文中曾指出：“五四”现代文学声势浩大，“并不像守旧派忧虑的那样，将中国古代文化冲洗净尽，丝毫不留”；“古典作家作品中一切有用材料，包括仍然保持着生命力的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方法，不仅受到尊重，而且作为民族的优秀遗产，被继承，被吸收，消化生发，融会贯通，成为新的机体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白话诗人把精力主要放在如何先行挣脱古典诗歌传统羁绊的努力上，然而他们又十分明确：不可能彻底背弃传统，他们倡导的白话新诗，是本民族的新诗。
与胡适在白话新诗运动中的语言文体革新成果相比，郭沫若的《女神》从思想观念到审美形式，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诗歌更加深层的变革。郭沫若以对“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出色的表现，被公认为时代的英雄歌手；他又以面向世界的先锋意识，广纳外来诗潮，表现出超越传统的宏大气概。郭沫若的《女神》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广泛交融的时代产物。郭沫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精神界的战士”，他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精神界先驱们取同一立场，西方的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先进文化，成为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器与价值尺度。他所信奉的泛神论思想，个性解放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反对偶像崇拜思想等，都明确地反映了他对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的价值认同。同时他又认为，“新时代的觉醒”中的中国，“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些舶来品的化装，而是需要从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这种“从整个封建传统蜕化出来”的文化选择态度，表明他不是要整个地抛弃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决裂，而是要重新清理重新阐释传统文化，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以便在现代条件下寻找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契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的转化。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他较多地进行的是一种解释、融汇的工作。他通过东方文化的庄子、泰戈尔认同西方文化的斯宾诺莎、歌德。而他认同的泛神论，又可与儒家的天人合一，以及道家的等万物、齐生死的自然主义相融通。因此，在《女神》中，“一切的一，合谐。一的一切，合谐”这样一个涅槃新生后的理想化的新宇宙新世纪，在泛神论的主宰下不但缓和了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群体的冲突，而且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也可合而为一，协调相容。《女神》鲜明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精神的融汇与创化，在融汇与创化中熔炼成为新时代精神的颂歌。在艺术形式与审美风格上，将西方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艺术相调和，初步地实现了对中国诗歌形式的审美观念的变革与艺术形式的现代性改造。《女神》把中国传统诗歌带进了创造性改造的新阶段。
二
“五四”后的中国诗坛呈现出多元无序的状态。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诗人，在完成了旧体诗向白话自由体新诗的过渡转换后，新诗的规范并没有建立。经历了白话诗歌运动对传统批判的矫枉过正，以及郭沫若广纳新潮的激情化开拓性创造后，20年代中期新诗步入了探索新的民族化诗歌的冷静沉思阶段，对中西文化与诗歌传统关系的思考更具有了理性特征。从诗学探讨到诗歌创作，最能代表这一阶段探索性成就的是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倡导的新格律诗主张十分明确：新诗首先是本民族的，再则又是具有“今时”特征的民族化诗歌。比较而言，郭沫若在中西文化精神与中西诗歌体式的转化关系中，倡导的是一种相互认同，相互兼容的价值观。闻一多则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诗歌为价值参照，主张用东方文化精神同化或改造西方文化，用传统诗歌艺术兼容西方诗歌艺术。在诗艺上，他主张借鉴古代律诗的诗美特征：一是形式上的“均齐底美”，二是韵律的和谐美。闻一多在对中外诗艺的融汇中创造了以“节制”与“和谐”为核心的新格律诗审美原则。闻一多的诗歌探索，显示了20世纪中国诗歌向民族化新诗歌方向发展的自觉实践与较为成熟的实绩。
30年代是新诗的民族化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戴望舒与艾青。毫无疑问，作为现代派诗潮的领袖，戴望舒的诗歌主要是受法国象征派诗潮的影响，《现代》杂志上发表过由戴望舒翻译的大量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文章与现代主义诗作。正是这样一位深谙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真谛的诗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许多相通之处。在“纯诗”的旗帜下，他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外诗歌传统作了调和融化。我认为这种调和与融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代派诗人倡导的“现代诗行”所表示的“现代情绪”中，分明地呈现出追慕精神家园，皈依传统文化的价值倾向。现代派诗人一方面感受着古老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历史阵痛，体验着现代都市文明的沉沦与虚妄；一方面又无法像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样完全回归内心，进入到宇宙世界和生命本体的形而上层面的思考。在他们对现代都市青春病的体验中，浓浓地表现出现实的感伤，鲜明地呈现出传统知识分子人格自恋的寂寞惆怅。戴望舒诗歌中的“乐园者”、“寻梦者”，是这类情绪与心态的典型意象化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人皆认为戴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二是意象化抒情诗范型与中国传统诗歌抒情体式的一致性。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的阐释，都是把“诗言志”作为诗歌根底的。一方面认为诗要“缘情”，同时主张诗应“体物”，借意象抒情或将情感意象化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艺术传统，而戴望舒的诗歌基本上是以抒情为主导的意象化诗歌。戴诗从意象的群体构成到意象寄托的情感内涵都明显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三是意象意境化的探索。他将中国传统诗歌的和谐、优雅、含蓄、意境化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注重多重暗示、朦胧隐晦、婉曲跳脱等意象化的表现艺术相结合，较成功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诗艺与西方现代诗艺的巧妙融合。其四，对音乐美的调和。他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平仄、韵律的可吟之长中获得韵律美的启示，取法国象征诗独特的音乐美技巧，把自由体诗的音乐美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中带入了一种自由的天地。
艾青是30年代出现又在30年代成熟的一位诗歌大家，他的创作体现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成熟，表现了中国新诗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确立。艾青诗歌特有的现代民族精神与品格，首先反映为这位“大地之子”对苦难民族的忧患情感。他以“大地之子”的身份为苦难的时代、苦难的人民、苦难的民族作证，抒写着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苦难、悲愤与觉醒。他的诗中呈现出的人格美与情操美，反映出与中国古代优秀诗人文骨诗心的深厚联系。二是执著现实、抗争苦难的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艾青对祖国、对土地的生死不渝的爱，是与他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深切感受，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土地孕育了生生不息、向苦难抗争的民族精神，艾青的诗歌就是抗争苦难精神的颂歌。作为意象化抒情诗体系的艾青诗歌，从意象选择到意象表现等艺术形式层面，皆可找到与传统诗歌艺术的众多相通之处；然而最能表现艾青诗歌的现代民族化特征的是艾青诗歌的精神，这一点正是构成一个民族化诗歌特质的最重要品格。艾青的诗歌，是中国近百年来现代民族化诗歌的一份重要收获。
40年代新的民族化诗歌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诗歌在全民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普遍强化了民族意识，诗人把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与民族艺术风格的彰显作为凝结民众力量，增进民族情感的历史责任。受西方诗潮影响较深的诗人（像何其芳、卞之琳、李金发等）也纷纷转向民族化、大众化诗歌方向。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也出现了一批较成熟的新的民族化风格诗歌（像《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但是，这类诗歌在整体上艺术水平不高，对传统的继承因袭较多，改造较少，在中西诗歌关系的认识上以及关于民族形式的观念上，都存在着较狭隘或片面的理解。因此，也没能产生足以体现“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优秀诗人。
三
50年代至70年代是民族化新诗歌发展中的曲折时期。这一时期新诗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征：首先是政治抒情模式成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文学和政治关系最为贴近的时期。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文学从属于政治，政治直接作用于文学的题材、主题与审美态度、艺术形式的选择。政治抒情诗较多的关注与表现政治生活事件，呈现集体主义精神，传达人民大众的阶级感情，体现乐观昂扬的浪漫主义理想色彩。在对“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选择中，继承的是新诗的革命传统，自由主义诗潮受到批判与否定。在中西诗歌关系的态度上，对外来诗潮基本是警惕、回避或排拒的态度。在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态度上，50年代后期曾经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具体实践中，较注重的是古代诗歌中民间诗歌与大众化风格的诗歌艺术传统，对少数古代诗人的选择也首先是以政治思想标准为尺度的。大量的古典诗歌艺术精华，是被作为封建主义文化予以排斥的。
这一时期政治抒情诗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某些联系。首先，关注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注重诗歌的伦理教化的功用观念，认同群体意识的文化心理，皆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诗歌传统的鲜明烙印。其次，对古代诗歌传统中优秀的民间诗歌艺术形式的采纳，对传统的大众化文化价值的认同，在诗歌形式上半格律体形式的运用与发展，均体现了传统诗歌艺术的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抒情诗除了像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具有较高艺术成就以外，整体上艺术水平不高。
与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诗歌的政治抒情诗主潮不同，在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坛出现了一个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主导的诗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构成了中国诗歌民族化传统的某些深层变革与发展。由于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文学都是以中国大陆文学为母体和范型的，表现了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然而，台湾文学又不断的受到异质文化的包围与冲击，形成了台湾文学发展的特殊文化环境。台湾现当代诗歌基本处在传统精神、本土意识和现代观念三种文化思潮的冲撞、对峙与交融、转化之中。传统的民族文化思潮，是植根于台湾历史土壤的主导文化基础。本土文化思潮则是具有地域特征的乡土文化，它在深层结构上与母体文化是一致的。这两种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一致地表现出与异质文化相抗衡的内聚力；另一方面，又借助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更新自身的陈旧观念，谋求民族文化的新的发展。台湾现代主义诗人余光中的创作道路，对民族诗歌的现代化改造更具有启发性意义。
余光中的创作体现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独特感受与思考。五、六十年代他曾两度赴美，异国他乡的乡愁与西方文化的现实处境，使他能较深刻地重新发现与认识民族文化传统。他在《芝加哥》一诗中把自己比作落入“新大陆”大蜘蛛网中的一只“亚热带”的金甲虫，“文明的群兽，摩天大楼们压我”，“但压不断飘逸于异乡人的灰目中的／希望的地平线”。“在国际的鸡尾酒会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我之固体化）。他一方面反对“恶性西化”，但是，他也绝不固守传统，他主张的是在坚持传统中改造传统，是不断更新传统，在反传统中发展传统。有人认为余光中寻求的是受过现代意识洗礼的“古典”诗境，和有着深厚古典背景与古典情绪的“现代”诗境（注：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页。）。余光中的诗学理想体现了民族化现代诗较为成熟与深刻的思考。
八、九十年代，新诗的民族化进入到了调整期与多元化的探索阶段。80年代上半期的诗坛,是文学观念与思想观念正本清源逐步解放的归位阶段。这一阶段活跃于诗坛的“归来诗人”或“复出的诗人”，大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火洗礼与“文革”沧桑，他们的人生之路与心灵之旅铸就了他们忧患与沉郁的诗心文骨，几乎从他们走上诗之旅途时，历史就选择他们作了社会的良知与民族的良知。苦难与反抗，光明与追求，成了这一代人诗歌既崇高而又悲壮的主题。朦胧派诗人是在是非颠倒的十年大动乱中耗费最为灿烂的青春岁月的，他们从恶梦中醒来后的心灵震颤便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在对假丑恶的历史的批判中，重新开始真善美的探求。朦胧派诗人在自我心灵的复苏中，时刻承担着召唤民族复兴的责任；同时，在历史的反省中，也苏生了他们独立的人格意识与诗的审美意识。从民族意识、人格意识到诗的本体意识的全面的自觉中，既表现出与中国诗歌精神的潜在联系，又呈现出80年代上半期中国诗歌民族化的特有文化性格，朦胧派诗歌整体上显示了中国新诗民族化探索的新境界。这种新的境界一方面体现在诗歌精神上，在社会道德与民族良知的承担上溶入了自我人格的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审美意识中，以诗性的自觉，将民族的古典诗歌艺术经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艺相结合，把传统的意象化抒情诗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隐喻暗示、智性体验打成一片。至此，诗的民族化的发展呈现出继30年代之后的又一繁荣景象。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国新诗的民族化探索进到一个多元无序的探索期。80年代后期的新生代诗潮，是在对朦胧诗派的否定与超越的追求中出现的。他们初步诗坛时，大都是一群学生身份的“校园诗人”，既没有中老年前辈诗人的乱世沧桑的经历与感受，也无朦胧派诗人这批“知青”群体在蹉跎岁月中的不幸与体验。与前二代诗人不同的这批第三代诗人在标新立异的旗帜下，纷纷表现出“反崇高形态”，“非文化倾向”，“放逐主体”，“非意象方式”等叛逆传统的倾向。然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彻底地背离传统，他们采取的与传统极端化对抗也仍然是为了变革传统。他们把诗歌的崇高精神所代表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视为一种英雄主义和贵族化倾向，他们希望诗歌从“堂皇”、“典雅”、“高贵”的圣殿走向平凡，走向人间。而这样一种文化态度从民间化以及大众化道德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立场上，同样表现出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深层的联系。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的新诗潮在商业文化浪潮的压迫下，整体上既缺少对外来现代诗歌的理性认知，也缺少对民族古代诗歌的耐心解读，商业经济文化的焦虑直接造成了“诗人的焦虑”，“商品的打击比暴力温柔，更切身／也更残暴，推动着精神全面瓦解”（周伦佑：《沉默之维》）。“焦虑”是茫然中的思考，是无向中的选择。90年代中国新诗的民族化经过冷静的沉思后，会在新的世纪出现新的转机吗？
四
20世纪中国诗歌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化特征，这些特征又体现了对民族诗歌传统的继承、改造与发展。
第一，伦理化特征。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历程中，不断地表现出对传统的封建主义诗歌观念与诗歌内容的批判与否定，形成了具有鲜明现代思想特征的诗歌观念。但是，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包含的“厚人伦、美教化”的功用价值观念，在近百年诗潮中仍被承袭下来，而且被赋予了新的道德观念与时代内涵，形成一种新伦理化特征。其突出表现为：突出了诗歌政治服务功能，在社会思潮的变革中，诗歌充当了政治变革的先锋。从世纪之初的诗界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到70年代“四五”运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思想解放运动莫不如此。这种政治上的先锋性与思想上的先觉性倾向，与古代诗歌重伦理道德教化的诗教传统，显示出既联系又区别的特征。近百年诗潮体现的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又具体体现为对现实的关心、人生的表现、大众的立场、民族的使命感的表现，主流上体现了现代伦理价值意义。
第二，抒情化特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歌本质的一种较普遍的观念；近百年诗歌自觉继承了抒情言志为本的民族诗歌传统，在整体上呈现出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反抒情特征与智性化倾向较鲜明的区别。这种抒情性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交融中表现出自身的特征：一是情感的政治化倾向。20世纪中国社会的民族革命与政治斗争风云，促成了政治抒情诗的兴盛与发达，诗人的情感选择与表达自觉不自觉地要受到时代的制约。二是情感的理想化特征。20世纪中国诗歌虽然受到了种种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但是现代诗歌的情感价值取向大都是对善的情感认同与美的情感追求，把诗歌的情感表达作为人生美化、人性陶冶的艺术活动。即使在对苦难与不幸的表现中，也深蕴着理想的信念。在30、40年代与9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中，也较少有像西方现代主义诗潮那样，专心在灰色的或悲观主义的情感世界中表达对世界与生命的体验。三是抒情诗的情理交融趋向。不论是近百年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潮，还是现代主义诗潮，在情感的表现中都融入了理性或智性思考，反映了西方哲学思潮与文艺思潮对中国近百年诗潮的渗透。
第三，大众化倾向。20世纪中国诗歌的民族化探索始终与大众化倾向相联系。中国现代诗歌是在反对古典主义的贵族化倾向、隐逸的山林文学倾向中催生的，追求“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化新文学，较长时期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为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的。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到30年代文学大众化讨论，从40年代的文学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关系的讨论，到解放区群众诗歌运动，再从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到“文革”时期的工农兵诗潮，70、80年代之交的朦胧诗讨论，都强有力地表现出民间文化立场与大众审美趣味对新诗潮的深刻影响。而这样一种民间文化立场与大众审美观念更多地反映出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联系，以及对外来文化与诗歌观念的抗拒性与排异性。然而，在外来文化与艺术诗潮的引入中，一旦无视大众文化价值地位与作用时，外来的东西就会成为水上浮萍。
第四，意象化特征。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意象抒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古代诗学把意与象融合之美，看成是诗美的重要因素。20世纪中国诗歌民族化特征中，体现得最为鲜明的则是意象化的诗歌表现方法；这种意象化方法在中西诗潮的交互影响中，具有较鲜明的现代特征。其一，都市化意象特征。传统诗歌中与农村生活更接近的自然意象逐渐淡化，形成了与都市生活、20世纪科学文明相联系的新的意象主导体系。其二，意象意蕴的扩展。受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象征主义诗潮的影响，意象内涵趋于复杂化、多向性，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内涵的相对单纯、确定、透明变得朦胧、抽象、复杂。其三，意象的智性化倾向。中国古代传统诗歌的感情化色彩与感性化特征，逐渐为意象的理性化色彩与智性化内涵所取代。其四，意象组合的自由化倾向。中国传统诗歌中意象组合的逻辑性原则是主导，新诗意象的自由化结构特征逐渐成为主导，在现代主义诗潮中这一特征尤为突出。
第五，和谐美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论，既是人们对宇宙自然的态度，也是人们对宇宙自然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诗性体验与审美追求，这一点与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对立论中形成的挑战自然、征服自然的人生法则形成鲜明区别。这种以和谐为美的文化观念与审美理想，不仅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诗歌中成为主导，也在20世纪中国诗学与诗歌创作中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种和谐美的观念影响较具体地体现在新诗的形式方面。一是情感表达的理性节制。这一特征不仅是20年代新格律诗派的诗学原则，也在主张意象暗示、婉曲表现的现代主义诗潮中得到映现。而现实主义诗歌遵从的客观冷静，直观呈现的情感渗透原则，也约束了主观主义的情感泛滥。二是意境化追求。民族诗歌传统中的“思与境偕”，“神与境合”，情景交融的诗美理想，皆是意境化审美理想的倡导与追求。中国新诗中的意象化抒情诗，特别注重意象之间的有机融合与意象融合后的诗美境界，意象与思想、意象与情感不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可以剥离，而是水乳交融，构成整体的意境或氛围，表现出与中国诗歌传统思维注重直接感悟与模糊体验特征的深层的联系。其三，音乐美的倾向。20世纪中国诗歌是以自由体形式为主导的，在对旧的格律体形式的反叛中，否定的主要是死的韵律与僵化的形式。新诗在现代汉语音节节奏、语气的自然节奏，情绪的内在节奏，以及用字的顺畅，双声、连绵、和声的创造利用等现代音乐美的形式表现中，为新的民族化诗歌在艺术的和谐美的探索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标签：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女神论文; 读书论文; 艾青论文; 现代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