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的想象力_社会学论文

青年研究的想象力_社会学论文

青年学的想像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想像力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6)02-0013-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6.02.002

       历经半个世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已然成为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青年学在中国以自我命名的方式宣示诞生近三十年后,也终于见到其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在规范建制的学科意义上,青年学,如何真正成其为可能?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需冷静思考的是,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广义(作为相对独立知识体系的学术分类)还是狭义(专业学科分类及设置)上来理解,首先是一种基于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理想追求。就这一点来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或许能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

       “社会学的想像力”,作为社会学的著名概念之一,启发了社会学以至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想像。那么,这种“社会学的想像力”到底是什么?

       顾名思义,“社会学的想像力”,必然是关于“社会学”的。但从通篇文字看,米尔斯并未完全或单纯属意于社会学学科范围的论证和阐述,即使在更一般意义上论及“社会科学”,也并未纠缠于学理、概念、范畴、观点和方法等等,而是极力主张和倡导一种具有更广泛和普遍意义的“想像力”,进而阐释这种想像力的意义和价值,及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激发这种想像力的种种途径和方法。

       因此,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像力”,首先不是社会学、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关于学科本身的种种想像力。尽管作者的论述首先诉诸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但他的写作目的则有更高的立意,即为提升“普通人”的“心智品质”,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而付诸努力。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意义上,米尔斯认为:社会学需要想像力!

       在米尔斯那里,“社会学的想像力”不是某种神秘而玄虚的东西,而是“普通人”理解个人经历及其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1]3

       人们为什么需要这种想像力?因为没有这种想像力或“心智品质”,人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的想像力对不同类型个人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职业生涯都是有意义的,具有社会学想像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样的杂乱无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明男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1]3米尔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是“普通人”的一种具有社会学特征的想像力。它既是一种认知能力,也是一种心理素质;既是一种理性思维,也是一种感性直觉;这种素质和能力构成人“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意识,一种科学方法,但在根本意义上,它是一种想像力,一种关于社会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的激发,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学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个人而言,它有助于人们逃脱那种“跌入陷阱的感觉”而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社会学家而言,将使其致力于提升“我们时代人们的生活质量”。而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责任和使命,则在于如何提升、激发人们的这种想像力。

       显而易见,米尔斯着力强调的是社会学对人及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现实和历史状况,以及人们如何用“合适的方式”表述、感受和克服时代精神的“焦虑与淡漠”等问题的关注。这些既是“公众的主要论题”,也是“个人的关键性困扰”。米尔斯寄望于社会学的想像力,并提出了一个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实现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这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米尔斯将两个基本问题,即对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与对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密切地联系起来。

       米尔斯批评美国社会学缺乏这种想像力,指出它的一些“不祥的趋势”:某些所谓关于“规律性”的发现和阐释,实则成为“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某些关于“本质”的概括和论说,实质成为一种“精致却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某些所谓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者堕入“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并“包容了对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这些看似繁荣的社会学研究丢掉了社会学“真正宝贵的遗产”和传统。[1]21-22米尔斯还着重批判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几种偏向:“宏大理论”构造的“概念王国”,实则成为“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抽象经验主义被方法论“迷住了自己的心窍”,和宏大理论一样逃避了社会科学的使命;由于功利性的依附或实用性的目的,“形形色色的实用性”丧失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科层制使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流水作业线”并将这种程式法则化,“学术行政官和研究发起人”成为“奇怪的新型官僚”和“思想的经理”[1]115;对科学哲学的批判,米尔斯提出:“我们应将它作为解放我们想像力的一种手段,一种启发程序的源泉,而不是对我们问题的限制。”就方法和理论而言,“二者的主要目的是澄清观念、简化程序,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解放而非限制社会学的想像力。”[1]81

       米尔斯对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不祥的趋势”和种种偏向的批判,归结到一点,即任何对“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压抑、遏制和损害,都将使社会科学偏离自己责任、使命和中心任务。在米尔斯看来,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只有将富有想像力的思想潜入到社会现实中,才能真正有所收获。”[1]129

       关于社会科学的前景,是米尔斯重点关注和论述的问题之所在。米尔斯认为,为纠正社会科学的混乱状态和恢复常态,需要一种富于建设性的、甚至是纲领性的关于社会科学前景的思想。为此,米尔斯分别从三个方面,即人类的多样性、对历史的运用、理性和自由,阐释了他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米尔斯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利用历史,注重对理性与自由的分析,同时,社会科学家应当以自由和理性为价值,并履行自己的教育和政治职责。

       二、青年学,何以成为可能?——心智与想像

       青年学,何以成其为可能?心智与想像,或许是首要或关键因素。因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在1997年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被认为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位列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第二位——的思路,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对青年学做一种学科想像呢?

       《社会学的想像力》开篇即指出,现代社会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的陷阱”,而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来源于社会生活结构中出现的种种“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人带来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被割裂开来,人既不能把握自己,也不能理解他人,更不能摆脱具体环境的限制。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1]1这就是米尔斯所谓的“个人困扰”。

       在米尔斯看来,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人们已为“一种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米尔斯认为,要逃出“陷阱”,摆脱“困扰”,个人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现今时代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为获得这种能力个人已付出了极大的道德努力。“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社会学的想像力”。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的“政治职责”是将这种“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对不同类型个体的人文意义,“培养并支持那些公众和个体,以使他们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充分定义,并以此去生活、行动。”[1]207社会科学是作为一种“公共智力的工具”而“关注公共论题、私人困扰以及潜存于二者之下的时代的结构性趋势”。[1]196这是社会科学家的“心智品质”和洞察力,也是一种想像力。

       青年学能否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以一种“心智的品质”或“社会学的想像力”呢?无论对青年,对社会,抑或对时代而言,这都将是十分重要的。它将使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和领悟历史、社会和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个人与社会、历史不再是割裂开来而是紧密联系的,个人的焦虑和困扰不再为公众所漠视,而成为“公共论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米尔斯的说法,心智品质或社会学想像力的第一个成果,体现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思想”,即在时代和“历史序列”中,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中,理解和把握自身的命运。第二个成果是“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并在这一基础上理解“他的使命与前景”。[1]4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这属于方法论范畴;对作为“普通人”的青年来说,则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青年学研究的方法论,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里寻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结合点。对青年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学科“想像”!

       吉登斯将“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实质,看作是社会学分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感受力”。“要理解由当今工业社会——指最初形成于西方的当今社会——所产生的社会世界,就必须借助于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它们是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2]10吉登斯将问题提得更直接,将想像力等同于一种“感受力”,而且这种“感受力”直接来自于对历史的“重构”和“重新显现”,来自于“人类学的洞识”和“对现存社会形式的批判”。吉登斯将“社会学的想像力”——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置于其系统而严谨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与方法论之中。套用吉登斯的话:“社会学的实践需要唤起C.赖特·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我们或可以说:青年学的实践,更需要唤起这种想像力!

       从另外的角度说,青年是感性的——他们浪漫无羁、朝气蓬勃;青年的想像力是最丰富的,对人生、社会充满希望和梦想,因而青年学也应该是感性而富有想像力的。这种感性与想像,需要一种特殊的感受力去把握、去体验、去描述。米尔斯也谈道:“社会学的想像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但作为一种心智品质,许多研究者对于获得这一品质仍然显得有些迟钝,还有许多人对此根本还不了解,因为他们似乎还不知道这种心智品质和想像力对于做出一流的研究非常关键,而且更不知道由于不能培养和运用这种想像力而无法满足社会的文化期待。心智品质与想像力“已成为学术探讨和文化理解的核心特征”,这不是一个什么“时髦的玩意”,“它是一种心智的品质,它似乎能戏剧性地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社会现实的联系。它不只是当代文化理解范围内的心智品质之一,对它更广泛更巧妙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即所有这些努力,事实上,即人类理性本身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13-14青年所蕴涵和呈现出的旺盛的生命力、丰富的想像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这些极富感性形式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本身,亦将决定着青年学叙事的风格化特征。这一点,几乎所有关于青年学的论说与想像都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三、本质、规律,抑或天性与自然?

       翻检一下过去近三十年国内青年研究的出版物,所有以“青年学”命名的著述(包括有关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一些专门论述),几乎无不以揭示所谓的“本质”“规律”为己任。对青年本质的追问,对青年发生发展规律的探询,这种宏大的理论担当,固然体现了研究者执著的理论追求和浪漫想像,但事实上,在高扬的“本质”“规律”旗帜之下,鲜有对“本质”“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阐释。当然,这种追问和探询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表现了研究者的一种理论热情和终极关怀,正如人类最初仰望星空所引发的种种遐思与畅想,成为人类认识自然、自我、社会和世界的一个起点一样。神奇的遐思与想像,执著的追问与探询,是科学发现之母。因此,对青年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仍是有一定价值的。①

       不过,我们怀疑这样的说法:青年本质是青年学的逻辑起点;同时,我们更不认为青年学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揭示某种规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主张放弃对“本质”“规律”的追问与探询?实际上也未必。这里只是提请研究者慎言“本质”“规律”,因为并非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以揭示“本质”“规律”为旨归,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有能力去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理论的谵妄(这里借用精神病症临床用语,指研究者耽于幻想、情绪激动、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不连贯等)和思想的乖张常常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青年学来说,青年不是验证“本质”“规律”的标本,“本质”“规律”也不是“青年”的萃取物。青年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青年“人本身”,青年学所有的任务、目标、宗旨等等将以这个“人本身”为出发点和归结点。方法论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不是研究方法或范式问题,尽管后者对任何科学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任何方法或范式的选择和应用,都受制于一定的思想方法。

       回到青年“人本身”,或许是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命题,强调不应该在“人本身”之外,而应该在“人本身”之中去寻找人。这个“人本身”不是人的抽象,甚至也不是某种先验或假设的“本质”或“规律”的载体,而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和人的实践,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在批判以往关于人的充满幻想、虚构、教条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要想真正理解人,就必须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这一“人本身”出发,同时强调,作为“现实的人”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要把对人的理解放到历史之中来考察。由此可见,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不是对人的本质做出什么样的理解,而是如何去理解人的本质。与“原则”一样,本质,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青年“本质”的任何玄想,都不可能作为青年学的逻辑起点。“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9

       “只有以青年为本,对青年状况和问题的描述与解释、说明才是客观的,青年研究基本的目的和功能才能够实现。……从青年出发、以青年为本位,意味着青年的在场或出场。”[4]“青年研究无论取何种路径,都需要对其保持批判性的自省。青年研究的真正问题,既不是学科也不是路径,而是在研究中如何再现青年现实。”[5]青年学的“真问题”即是“青年”,即是如何认识、理解、解释以至解构青年。[6]以青年为本,青年研究回归青年“人本身”。在这一点上,人们在认识上并无多大分歧,而且多年的研究实践似乎也是沿着这一条路走下来的。但结果是人们仍在抱怨: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至于其中的原因,或是归诸青年研究似乎没有找到自身关于青年的本质规定性,或是由于研究者未能从学科的视野专业地、科学地来对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或者,是某些“元问题”,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法论、理论体系、学科架构与体系,以及根据学科对象而建构出独特的理论及其方法等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7]问题林林总总,答案各有千秋,但仔细品味仍觉没有说到根处。青年,就其“人本身”来说,到底是什么?如果将青年“人本身”作为“元问题”,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青年“人本身”,即是青年的自然和天性;青年“人本身”作为“元问题”,既是青年的自然和天性所蕴含的旺盛的生命力、丰富的想像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这种自然和天性,这种生命力、想像力和创造力,隐含在青年生命、历史及其多样性的社会呈现之中,这一切,或许真正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8]79自然(physis),在早期希腊思想中即指从自身绽放或涌现、从某种原始的掩蔽状态绽放出来。青年或青春的生命形态及其隐喻,于此有诸多暗合之处。青年学或青年研究,需要借助米尔斯所说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去发现它和感受它。不是本质和规律,而是天性和自然,构成青年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社会科学家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社会科学家关注个人生活的顶点是他开始理解了人的基本天性,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对人之改造所设的限制。”“人性的本质”亦即“人的基本天性”。[1]179按马克思的说法,“人是属人的自然界”,“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全部所谓世界史……不过是自然向人的生成”。[8]119、112、84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的认识,终将由理解自然而理解历史。在理解历史的过程中,人也在加深对自然的理解,“一个人除非理解历史,否则他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学;除非他知道历史是什么,否则就不能回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9]人的天性自然,是康德启蒙理性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凸显出人类对自身自然性的合理肯定,表达了人类主体性的展开。青年学应建立基于青年“人的自然”的一种关于青年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主要围绕年龄、性别和世代三个维度展开——基于“人的自然”的年龄而形成最初的青年人的年龄群体(有研究认为这是父权以至一般社会等级制度的起源),年龄制度和年龄意识的历史变化反映的是一种独特的人的“自然史”;基于“人的自然”的性别差异,男女青年进入青年期后被建构为一定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的建构方式反映着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世代,是青年进入历史的根本途径,他们在代际更迭过程中将新的元素带入历史,以进化、累进或青春化的方式或缓慢或急进地塑造和改变着历史。②青年学的想像力,理应包含对青年“人的自然”和天性的心智与想像。

       四、历史的主轴与青年的再发现

       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要想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关注“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人类的多样性,包含着个体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和个体的多样性,都需要被社会学的想像力所把握和理解。[1]142-143在这种人类及其个体的多样性中,自然也将包含青年人。青年无疑是人类多样性历史和现实最生动、最直观的表现。

       对人类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的理解,需要一系列建立于问题之上的观点,这些观点“必须足够简要,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又必须足够的综合,使我们在观点中能包含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为获得此类观点而努力,是社会科学首要和恒久的目的。”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为了认识人类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主题,而且首先是根据问题使研究专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利用“将人看作历史行动者的所有研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所具有的视角、思想、材料和方法。[1]144简言之,米尔斯在这里所反复强调和说明的,即是关于人类多样性研究的全面的、综合的、历史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既要求研究过程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也要体现全面性和历史性;既要反映人类的多样性,也要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小环境中个人的意义;既要根据不同主题、问题而选择专业化的研究方法,又要坚持“将人看作历史行动者”的思想和原则。

       上述关于人类多样性研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青年学研究来说无疑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人类的多样性,既是观察、理解青年的一个视角,也带有方法论的性质。特别是对历史的关注,将为青年学研究开启一扇新的窗口,因为,对于目前乃至回溯更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青年研究来说,历史,始终未能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③

       历史,是“社会研究的主轴”。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社会,“是方向正确的人的研究的坐标点”。米尔斯就此进一步谈道:“我们时代的诸种问题,现在包括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一直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不能一直认识到需要深入发展以社会学为基础、与历史相联系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描述。如果不运用历史,不具备心理事件的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就不可能对现在应成为研究定位点的那些问题进行完整的表述。”[1]154米尔斯指出:“每一门社会科学,或更确切点,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米尔斯将这种“简单的思想”作为自己提出的“基本思想”。这里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观念的历史视野”这一概念。米尔斯更特别指出:“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历史科学。……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1]157

       历史,对青年学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关于青年的一种“观念的历史视野”。现代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关于青年的研究,几乎无不视青年为近现代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或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种关于青年的历史观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将青年仅仅看作一种现代社会亟待应对的问题,或认为青年社会群体属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割断其与人类文明漫长历史的联系,或者将青年世代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力量而简化了它的历史内涵。总之,这种观点将青年简单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种实体的存在,是关乎未来而与过去无关的存在。这是关于青年的一种极端狭隘的历史观。人类多样性的观点表明,人不仅是现实的存在,更是历史的存在;人的存在不仅有现实的广度,也有历史的深度;人,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也是一种观念性(或精神)的存在。青年研究需要这种“观念的历史视野”,需要将这种“简单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基本思想”。吉登斯也特别强调:“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2]9米尔斯、吉登斯都谈到“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的“历史感”。借用吉登斯“人类学的洞识”、“人类学维度的社会学想像力”,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在“刚刚消逝的世界”中现代青年的崛起,而且可以将青年的历史追溯到更为久远的过去,以至人类进化的源头,进而发现,青年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将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关于青年的历史观。用吉登斯的话说:将历史的感受力和人类学的感受力结合在一起,“社会学的想像力将使我们摆脱那种仅仅从眼前的社会类型出发进行思考的限制”;历史的感受力和人类学的感受力与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直接联系——“这种想像力关注的是未来的各种可能性。”[2]16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这正是关于青年的历史观的一个明确表述和根本特征。

       青年研究以及任何有关青年论述的根本价值,仅仅在于它对青年的发现。这种发现,可以是诸如“本质”“规律”之类的,也可以是某种事实或观念。发现,是科学的使命,也是科学对自身的证明。卢梭在对启蒙理性的质疑中,发现了人的“第二次诞生”,发现了青年期的存在,在卢梭看来,正是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开启了“人性”的历史,揭示了人性变化的根源,提出了关于青年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G.斯坦利·霍尔在他被称为现代青年研究奠基之作的《青年期》中,发现了青年作为美国的希望和未来的重要价值。在霍尔看来,“正处于青春期”的美国,蕴藏着无限的青春与活力,这正是这个国家及其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他看到了美国年轻的国家形象,坚信美国“可以用无与伦比的自由和机会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霍尔告诫研究者:“为了充分了解生活,年轻人需要闲适、安逸、艺术、神话、浪漫和理想,总而言之就是人本主义。”[10]埃德加·莫兰在人类文明进化的源头,发现了“青年猴”,是“青年猴”最早从森林走向草原,“青年猴”在嬉戏玩耍中发现了火、创造了语言,“青春性”和“青春化”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11]但近现代历史上对青年做出最伟大发现的当属黑格尔,他在“绝对精神”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在古老神话中那些年轻女神、阿波罗等“青年神”中发现了青年。黑格尔认为:“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12]黑格尔赋予自己的思想和哲学以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他将这种历史与时代的精神称之为“青春化”:“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起哲学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青春化,是一种“真诚的感情和新的实体性精神”,一种“青年的精神”。他热诚呼喊:“对于这种真诚的精神的黎明,我致敬,我欢呼。”[13]

       黑格尔的青春热情激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曾说,黑格尔的“新的哲学是青年的试金石”;从黑格尔学校毕业的青年人,“像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的稀薄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他们相信,“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人的性格”,“相信现代的命运……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14]175-176恩格斯坚信:“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筑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事物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了青春,重新冉冉升起。”[14]268

       狄尔泰认为,只有历史研究才能揭示人究竟是什么,只有在人的本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只有通过从人的总体性存在的深处涌现出来的经验而不是通过某些普遍有效的概念才能发现和阐明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只要生命存在于过去并且已经进入了理解过程,那么,这里就存在历史。而且,只要历史存在,它的所有各种变体就都包含着某种意义。”[15]青年无疑应当属于狄尔泰所谓的各种历史变体之一。精神分析学家走到历史最深邃之处,他们的这种感受可能更为深刻:“当史学家造访过自己的地界,看到‘缺席者’留在社会滩岸上的痕迹,他像鲁滨逊那样被‘震撼’了,如此归来的史学家是被改变了的,但他不会悄无声息,陈述在当代人之间展开。……他讲述的出发点是某种‘缺失’的东西,讲述产生的梦境和口误里保留着一个他者的痕迹,一个有转化力的他性的痕迹。”[16]这个史学家发现的“缺席者”、“他者”或“有转化力的他性”、“留在沙滩上的痕迹”,有可能就是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历史足迹。

       历史,需要想像力。历史的想像,可能是最彻底的想像。西方的人类学和艺术史家发现埃尔塔米拉洞穴中几万年前留下的壁画中,有年轻人的形象和成年仪式的画面,这种近乎康德所谓的历史“臆想”,实际上也为人们提供了在历史穿越过程中获得的关于青年的历史想像。柯林伍德说:“历史就是心智自身的生命,若非存活于历史过程中且又有此自觉,就算不上心智。”[17]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的想像,与“心智”的品质和“社会学的想像力”本来就是相通的。没有对青年的历史想像,就谈不到任何意义上的青年研究或青年学,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18]对青年研究,这一点可能别具一番意味,青年的生命现象和“人的自然”,更需要历史的理解和解读,以洞察其中隐含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奥秘。本雅明的这句话值得记取:“只有当我们把生命赋予一切拥有自己的历史而非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概念有了一个交代。在我们最终的分析中,生命的范围不是由自然来决定,更不是由感官刺激或灵魂这类贫乏空洞的因素来决定,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哲学家的任务在于通过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去理解自然生命。”[19]

       缺少历史的“主轴”,青年学绝无可能!

       五、在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点上

       回到“心智的品质”,回到“社会学的想像力”,从历史的“主轴”看,可以断定,青年,处于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点上。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运行,是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和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但对于青年来说,其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和生命表征,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价值和角色,决定了他们必然处于这一运动过程的交错点上。交错点,也是各种力量(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集中作用的焦点。正是由于处在这一交错点上,青年自身的诸种矛盾以及与社会的冲突,才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或许也正因如此,青年的诸多社会表现才常常具有某种叛逆性、颠覆性或革命性。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的每次重大革命,都伴随着青年人生命力量的狂欢,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青年,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的中介与过渡,或许正是由于青年介入历史,才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一个个世代交替的过程。而青年对历史的介入,正是以世代的方式,是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想像和创造,推进着文明历史的车轮,这一过程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或文化不断更新、进步的“青春化”机制④。正是在这一交错运动的过程中,由于青年的参与和作用,人类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存在,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上演着无尽的历史悲喜剧,并给人类带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米尔斯指出:“每个纪元时代,当它被恰当地界定之后,都是‘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该研究揭示了这一纪元时代中独特的构建历史的机制。”[1]163青年研究所要做的是,在作为“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的“每个纪元时代”中,青年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如何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丰富的想像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参与和作用于历史机制的建构。

       诸多关于青年的解释,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其根本症结在于难以将青年的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二者联系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任何割裂青年的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的联系,或片面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因素的解释,都势必在客观上导致对自己认识对象理解的偏误——尽管人们的初衷并非如此。

       在通常意义上,青年存在的第一性涵义是作为一种特定生命现象(以生理年龄和自然年龄为标志)的存在。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界定青年的概念,都少有例外地首先划定其年龄界限,并以青春期的到来为时间下限。对此毋庸赘述。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揭示青年生命运动形式及其过程(即青年这一生命现象存在的基本方式或形态)的社会涵义和性质,如何从青年存在的“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67,来阐明青年社会存在的全部内容及其实质,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将青年作为社会存在的全部过程看作是一种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交错进行的过程,并力图去揭示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二者之间既矛盾冲突又协调统一的辩证关系。青年即发生在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点上。这一看法旨在表明,青年的生命运动过程,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又已被纳入社会运动的运行机制之中。青年作用于社会历史,在个体、群体、社会运动三个层面展开,这三个层面可以是依次递进的,也可以是交错进行的,它们构成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0]社会运动制约和影响生命运动,生命运动在这里已由原初的自在本能形式提升到自由自觉的境界,是一种意识到了的本能,具体说,即青年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存在与价值,生命冲动的本能力量外化为一种具有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社会行为。其实生命运动并非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或环境的受动过程,对于已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人类生命体来说,它具有高度发达的自调谐自组织机能,并能够作为一种自然基础,来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青年生命运动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然而,社会愈是对青年寄予最大的希望,就必然更强调青年对社会既定规范的认同;社会愈是发展进步,青年对社会文化的适应就愈益显得艰难和困扰。人类文明的增长与青年社会问题的加剧,往往成正比发展。在现代社会,青年的躁动不安、偏离社会既定轨道、突出强化自我、对传统的反叛,等等,几乎成了一种难以克服和逆转的倾向。生命的张力与社会规范,构成青年与社会矛盾的潜在根源,也是青年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对立统一过程的基本形式。因此,冲突与调谐、适应与整合、体认与创造,将是研究青年与社会关系的永恒主题。

       六、结语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歌德在《浮士德》中说的这句话,更适合有关青年的研究。相对于青年存在本身,任何理论的描述与阐释,都将是灰色的,青年旺盛的生命力、想象力、创造力,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之树。青春,是青年意象最真实的含义,也是其永恒的象征。生命之树长青,只有在青年的身上,才可以得到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但是,对青年的认识与理解,需要思想的想像力,需要理论的创造力,甚至需要生命体验中的那种莫名的冲动、浪漫与激情。如果说有所谓青年本质的话,那么这种本质只能隐含在青年的天性之中,深藏在青年的自然之中,它来自生命创造的本源,来自自然界和人类进化的源头和人类文明悠远的历史。对青年研究来说,青年,首先不是一个思辨的对象,而是需要你用生命热情去体验去感受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如同青春的概念一样,是一个隐喻,一种象征,一部神话,或者,是一种有关生命、理想、希望、未来等等的信仰。所以,研究青年,并不完全甚至也不一定是为着发现青年本身,而是认识人类自己。

       青年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个学科,必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它是关于青年存在的一种终极追问和探寻,可能与某些所谓的“本质”或“规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对青年存在本身的一种深刻的洞察与理解,更进一步地说,是关于青年的人性、天性或人类性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理解,它要特别关注米尔斯所说的“人的意象”、“人性的一般观点”和人的“历史的形象”,“一言以蔽之,你要不断研究并改变你对历史问题、人物问题以及包含着人物和历史交叉的社会问题的看法。抱持对个人的多样化及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把你所看到和所想像的内容,作为你研究人类变迁的线索。”[1]244因此,它特别需要一种想像力,更需要一种特别的想像力。否则,青年学仍然是一种人们通常理解的青年研究。

       注释:

      

      

      

       ①关于“青年本质”问题的研究,可参阅姜丽霞、李长松:《青年本质研究综述》(见《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黄冬霞:《青年本质研究综述》(见《北京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②笔者在《文化与思维》(海天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中分别就年龄、性别和代际关系三个主题,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③关于青年研究的历史视角与方法问题,可参阅笔者另外两篇文章:《青年研究的史学范式与理论图景》(见《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青年与历史——关于青年的历史叙述与解读》(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另外,还可参考笔者《复杂性视域中的青年与青年问题——埃德加·莫兰的思想、方法及其启示》(见《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5期)。

       ④参见法国埃德加·莫兰的著作《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莫兰所谓的青春化,是指“青春的品质”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对于“作为我们社会繁衍的基础结构”和再生机制的文化的复杂影响、作用过程,是与青少年密切联系的一种人类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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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的想象力_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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