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与发展_儒家论文

儒家管理思想与发展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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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幸运的。它的集大成者当推孔子。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在春秋战国那个极度动荡的年代,他心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四处奔走推广和讲解他的理论,尽管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但仍然坚持不懈,在他和他的弟子的共同努力下,终使儒家的学术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儒家文化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统治有着巨大贡献的文化,它同样也积聚着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社会团体的人类智慧、哲人的思索和管理的精要。

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儒家对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本性看,人是可以成为善良的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本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追求善,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是这样叫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是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映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才叫做“性”。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与孟子争论,而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必须对一般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儒家学派偏重于道德修养,西方理论偏重于行为研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有所区分。我们的观点是,对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对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引导。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做事的目的无非是两个:“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现代社会更趋向于人们的这种心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的判断注重以上两个方面。“价值逻辑”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的法则,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利润最大化”。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第二个方面是由谁来管。“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在中国两千年以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儒学理论对礼和义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规范,用“义”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管理,儒家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既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讷,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围绕着它运转。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制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施行管理的。整个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其结果是必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劣根性。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统治天下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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