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范式与古典经济学——经济学语境中的范式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库恩论文,语境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2-0045-03
托马斯·库恩(1922—1996)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他的范式理论。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的经济哲学界也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西方的经济哲学学者们，是在想当然的程度上运用范式理论对经济学作哲学考察的。他们没有认真考虑应用范式理论的可能性。尽管范式在经济哲学中的运用是不争的事实，学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却时常有反对的呼声。[1]
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回答不是简单的可与不可的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经济哲学研究中所用的范式理论是库恩的。因此，我们在运用和评析范式时，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它的原初阐释者——托马斯·库恩到底赋予了范式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分析经济学的实际发展情况，看看库恩本来意义上的范式在经济学中是否存在，即看看经济学语境中的范式是否确立。做完了这些，上面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一、库恩赋予了范式什么
库恩对范式做过各种不同的表述。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组话语：范式是“把握世界的理论框架”，是“整理现象的方式”；是“共同体共同使用的成功事例”，是“科学研究不可缺的事例”；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使用的成规”；是“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意见”；是“一种科学成就，它为共同体规定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和采用什么方法”，“它是科学共同体进一步展开活动的基础”。[2] (P171-174)
库恩对范式概念的表述还不止这些。我们通过库恩的表述所看到的只是关于范式的一个模糊的影子。库恩也意识到他的解释方式有问题，于是在1974年专门写了《再论范式》一文。在文中库恩写道：“不管范式一词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有多少用法，但是还是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集合，……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它包括了科学家集团所共有的全部成规，另一种意义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成规抽取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3] (P290)在这里，库恩总算是对范式的概念做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说明。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
先来看看综合意义上的范式。按照库恩的说法，成规有重要和次要之分。如果全体成员是对全部成规毫无异议，这足以说明该共同体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情况太理想化了，现实的情况是：分歧总是难免。如果某个成员对某项成规产生异议而不再认同该成规，则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保留成规，持异议者不再是共同体一分子。即便是对其中的并不重要的成规持有异议，那也要与共同体划清界限。这样，共同体的力量必将削弱。第二种办法是去除引发异议的成规。而对之持异议者仍是共同体之一员。这个办法可能引起的负效应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成规也完全有可能被否决掉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库恩对范式的后一种诠释——全部成规中特别重要的成规。范式体现着共同体独特的面貌，而范式的精神特征正是由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特别重要的成规所决定的。如果能够做到不因为对若干非重要成规的分歧而使共同体陷于分化，那么，共同体的存在一定是健康而有生命力的。
库恩曾说：“不幸我走的太远了，把这个词的用法扩展的太广了，竟包括集团所共有的全部成规了。”[3] (P313)至此，我们应该领会到库恩的感叹所体现的复杂意蕴了。他为了透彻地解释范式的概念，对这个词做了多方面的描述，这反而造成了人们理解范式的困难。他最终把范式归结为共同体所共有的成规。在此基础上他又从两种意义上论述了范式。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库恩综合意义上的范式几乎不具有现实意义。
范式理论在库恩整个科学哲学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他认为范式是使一个“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他明确宣称：“很难另外找到什么标准可以明确地宣布某一个领域成为一个科学了。”[4] (P18)因为只有形成范式以后，该学科的研究活动才可能获得相应的确定性，学科才会形成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二、古典经济学语境中的范式
库恩在设定范式作为科学的标准以后宣布：“在社会科学中，究竟哪些分支已经具备这种范式，还完全悬而未决。”[4] (P12)社会科学的有些部门，“至今还处在从前科学到科学阶段的过渡之中”[4] (P17)。库恩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为科学所设定的标准是统一的，并不拒斥社会科学。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经济学领域。我们知道，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所代表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本文拟通过分析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这三位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看看古典经济学有没有库恩所揭示的范式精神渗透其中。
古典经济学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反映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观点，重商主义公然宣称只有货币或能够实现为货币的物品才是财富，货币即财富。重商主义严重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尽管它鼓吹发展工业，但主要是指出口工业，产品是瞄准国外市场的。重商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却使农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到头来，人们不得不再次讨论面包问题。围绕着什么是财富的问题，知识界对重商主义展开了批判。
亚当·斯密(1723—1790)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国富论》是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一国国民一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或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5] (P1)这是《国富论》开篇的一段话，寥寥数语点明了本书的基本命题——劳动是财富之源。
既然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增加劳动数量，提高劳动质量就成为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而“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5] (P5)。分工又引发出交换的必要与可能。交换又必然涉及到货币问题和商品的价值问题。在重商主义看来，货币是惟一的财富，而流通是财富的源泉。斯密的观点则表明，财富来自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货币不过是财富流通的工具。
斯密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5] (P26)斯密不但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克服了重商主义的货币即财富的观点，而且第一次把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在斯密的理论中，已经隐含了劳动二重性的思想。
李嘉图(1772—1823)是继斯密之后英国正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价值论是李嘉图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中就专门探讨价值问题，充分说明他对价值理论的重视。
李嘉图明确宣称，由人类劳动而产生的物品，其价值的大小同生产它们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正比。“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6] (P9)在价值量的决定上，李嘉图认为，由于劳动在复杂程度上的差异，不同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宝石匠一天的劳动比普通的劳动者一天的劳动的价值更大”[6] (P15)。
这里所说的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的劳动，也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他把价值归结为劳动，认为价值生产先于价值分配。他考察的正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
《国富论》在法国的传播影响了萨伊(1766—1832)。萨伊认为，发展政治经济学，必须弄清这门学科的性质，确定其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副标题就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由于政治经济学说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怎样发生，所以它成为实验科学的一个部分。”[7] (P18)且不论萨伊所说的实验科学是何种意义上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财富的创造在萨伊体系中的重要性。
萨伊的生产论就是他的生产三要素理论。他说，“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7] (P59)。既然财富的生产或者说价值的创造就是使物质具有效用，那么很明显，生产要素决不只是劳动。从事生产首先需要生产资料，还需要借助自然力，首先就是土地。萨伊宣称，商品的效用，从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在萨伊的理论中没有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径直宣称价值就是效用，他的价值论是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萨伊的分配论是他的生产论的逻辑引申。既然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都参与了效用的创造，那么产品当然就构成了这些生产要素拥有者的收入。
通过对以上几位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简要评述，我们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学者都意识到他们要建构的理论有别于重商主义经济观。因此，他们在理论建构上表现出相当的针对性和一致性。首先，他们所关注的首要经济问题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他们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研究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积累。其次，他们都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尽管他们对价值的看法不尽一致，萨伊对财富的看法还只限于使用价值的层面上，但是他们都坚持了价值来源的客观性。再次，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从论述生产领域开始，进而揭示财富的流通和分配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是古典经济学的标志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使古典经济学和重商主义区分开来，而且也和边际革命后奉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如果从库恩范式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些特征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成规”。学者们对这些成规的遵守是自觉的，而且也是互相影响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库恩范式”已经确立。
三、对范式的反思
本文是基于范式之介入经济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入手，提出了从文本意义上理解库恩范式以及从经济学理论中探寻范式的必要性问题。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已具备库恩所说的成熟科学的标准特征，库恩的疑问(“社会科学中，究竟哪些分支已经具备这种范式”)不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范式是在经济学中存在的，但它是何时开始存在的？按照库恩所设立的标准，重商主义是否也算是达标的呢？难道这样一种可能——库恩所设立的科学标准在经济思想初步系统化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是我们能够不加分析地排除的么？
尽管人们可以提出这些质疑，但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库恩范式在科学实践中是富有生命力的。本文所论及的古典经济学范式不但存在，而且这个范式不论是在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时代，还是在时过境迁后的现当代，都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古典经济学范式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渊源；古典范式所引申出的自由经济原则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些事实昭彰着范式的科学意义和生命力。
或者我们去认可另一种观点：范式尽管是有巨大科学意义的，但作为科学的标准却未必是适当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科学实践中富有生命力的范式却不堪作为成熟科学的标志？什么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让我们带着这诸多的疑问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