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志林泉 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社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林泉论文,跌荡文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4-0111-07
清初，明遗民结社现象异常普遍，令人瞩目。杨凤苞谓：“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而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1]（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据笔者初步考证，清初的遗民社团超过五十家之多（注：参看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第五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分布于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云南以及河南、山东等地。在当时众多的遗民社团中，江苏吴江的惊隐诗社以其人数多、规模大、活动最具遗民色彩、思想和文学创作最富遗民精神而堪称遗民诗社之翘楚。过去对惊隐诗社的研究，谢国桢先生撰有《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注：该文原载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收入作者《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章主要对成员及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在史料方面至今犹可备参考。但作为一个诗社，尤其是一个遗民诗社，其成员的思想活动如何？它是怎样进行文学活动的？创作上有哪些共性？它的文学史地位应怎样评价？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则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群彦荟萃的遗民诗社
惊隐诗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它也叫做“逃社”或“逃之盟”，顺治七年成立于吴江唐湖北渚的古风庄，主持者为叶继武和吴宗潜兄弟。惊隐诗社的成员达到五十多人，是清初遗民诗社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据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载，社中彦俊包括：叶继武、范风仁、沈祖孝、金完城、陈忱、颜俊彦、朱临、钟俞、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归庄、顾炎武、钱肃润、陈济生、程棅、施諲、吴珂、吴宗潜、吴宗汉、吴宗泌、吴宗沛、吴炎、吴寀、吴在瑜、吴南杓、吴嘉楠、顾有孝、顾樵、戴笠（字耕野，吴江人）、潘柽章、叶世侗、周灿、周尔兴、周抚辰、周安、朱鹤龄、朱明德、钮明伦、钮棨、王锡阐、王礽、沈永馨、沈泌、李恒受、钱重、金瓯、金廷璋、金始垣、金成、颜祁、钟嵚立；此外，综合其他几种地方志（注：惊隐诗社成员亦见载于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八《旧事》、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八《旧事》、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八《杂记五》等。其中，《苏州府志》明言出自《震泽县志》，两书的记载完全没有出入。《震泽县志》载诗社成员为48人，比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少两人，具体人员也稍有区别：《震泽县志》中无“吴宗沛”、“朱鹤龄”、“金廷樟”三人，而“叶敷夏”则为杨凤苞文中所缺；姓名亦略有异，在《震泽县志》中“吴嘉楠”为“沈嘉楠”，“钮明伦”为“钮明儒”，“李恒受”为“李受恒”。《吴江县志》的记载与《震泽县志》、《苏州府志》大同小异；《吴江县志》所载惊隐诗社成员为49人，比后两种地方志多“叶敷夏”一人。）和陈去病《五石脂》的记载，另有叶敷夏、陆圻亦加入了惊隐诗社[2](p.314)，那么，该社共达52人之多。惊隐诗社成员皆为誓不降清、拒不仕清的民族志士，其中颇有一批在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著名的学者顾炎武、朱鹤龄、王锡阐、吴炎、潘柽章、戴笠（注：惊隐诗社中两个戴笠皆为当时的学者：杭州戴笠（曼公）擅于医学；吴江戴笠（耕野）专长史学。）等，归庄、吴宗潜、顾有孝、顾樵、陈济生、沈祖孝、陈忱、周安等亦为当时名重一方的诗家，其中陈忱还是清初重要小说家。在艺术方面，归庄、顾樵、范风仁等人同时又以书画著称于时。总之，名家聚集，群彦荟萃。所以在清初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史上，惊隐诗社是应该给予进一步重视的。
就现存的一些记载来看，惊隐诗社与通常的诗社一样，少不了游宴雅会、诗酒唱和之类的活动，只不过此类活动在遗民性质的惊隐诗社来说别有一些寄托罢了。“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1]（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杨凤苞之语已概其大端。诗社会集的中心之地是盟主叶继武隐居的唐湖。唐湖之滨得“烟水竹木之胜”[3]（卷五，“叶继武”），叶氏居此，栽花种桃，著书自娱。三吴之士多以武陵、柴桑目之。而且，叶氏家资富饶，轻财好施，慷慨结纳，人皆比之为孟尝君。所以，四方之士几乎至不虚日。据《震泽县志》卷三十八《旧事》载，惊隐诗社在唐湖每年都要举行几次诗会，“宾主联吟”。诗会往往有固定的诗题，如《望海潮》就是社中反复咏唱的诗题之一，并曾辑有《望海潮集》，“先后凡百篇”，只可惜“后稿本散失”[4]。《皇明遗民传》卷五也记载，惊隐诗社酬唱之作“篇章甚富”，吴宗潜辑为《惊隐篇》，其弟宗汉增之为《岁寒集》[3]。
由于成员籍里不一，其来源分布于苏州、常州、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同时诗社大规模的活动也受到清初政治环境的限制，因此惊隐诗社除全体成员的社集外，通常情况下的活动并不一定所有的成员都能参加。再说像顾炎武避仇北游以后，也难以参加惊隐诗社的正常活动。因而人数不定的小型活动在惊隐诗社中其实更为多见。例如潘柽章的韭溪草堂就是部分社友常常聚会之所，顾炎武（北游之前）、归庄、戴笠、王仍（仍，一作礽）等人都是韭溪草堂的常客。大家刻烛分韵，抽毫共题，抒写山河破碎、天地崩摧的悲慨和朋好飘零、愁怀难伸的哀怨。另如顾樵《元夕后一日集通晖楼》云：“灯火仍看满禁城，良朋尊酒岁时晴。柳条犹待东风发，月色还同昨夜明。横笛楼头离别恨，落梅帘外踏歌声。山阳旧侣虽无恙，逝水年华百感生。”[5]（辛签卷二十七上，“顾樵”）诗中写到的也是惊隐诗社社友的一次诗酒之会，活动的内容和情调亦如韭溪草堂的诗会。
在清初遗民诗社中，惊隐诗社持续时间较长，从顺治七年创立直到庄氏史案后的康熙三年才停止，前后达15年之久。在庄氏史案中，吴炎、潘柽章罹难，惊隐诗社的社友纷纷作诗挽悼，并高度颂扬其节概，顾炎武诗曰：“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6]（卷四，《汾州祭吴、潘二节士》）王锡阐诗曰：“才雄一代谁兄弟，义重千秋并死生。”[7]（卷二，《挽潘吴二节士》）吴、潘事件后，慑于清流治者专制政治的残暴，惊隐诗社于次年被迫解散。
二、祭祀屈、陶、老杜的爱国深情
惊隐诗社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创作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而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则是其最强音。该社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岁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麋至，咸纪以诗。”[1]（卷二，《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而之所以要奉祀屈原和陶渊明，则是因为屈原具有九死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陶渊明则一因其不为五斗米折腰，二因其不屈身于异代。另据有关资料看，另一位爱国诗人杜甫亦为惊隐诗社奉祀的人物，叶继武《九日寒斋同逃社诸子祭陶元亮、杜子美两先生诗》即为明证。诗云：“龙沙嘉会结寒盟，修祀先贤荐菊觥。离乱家乡移酒郡，晋唐史历纪花名。一时共得南山意，千载同怀北极情。但愿久长持晚节，萧萧门外任浮荣。”[8]（卷一○）历史上的两位诗人何以被他们身后的一群诗人郑重其事地供奉起来而成为了心目中的偶像呢？此中意味自然已超出文学本身。从诗意分析，主要不外有两层因素：（一）惊隐诗社祭祀先贤陶渊明和杜甫，其深意在于旌表二人对“晋、唐”忠贞不渝的气节；（二）在清初“萧萧门外任浮荣”的时代环境下保持对故国之忠和自身节操之贞并非易事，需要以先贤的精神力量激励盟友“久长持晚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惊隐诗社对陶渊明尤为推崇备至。每年的九月九日皆设位祀之，自不必说。单以菊为例，陶渊明爱菊，叶继武、钮棨则皆以种菊为乐，归庄诗文多有咏菊之篇，颂其“尤与幽人节士为宜”[9]（卷六，《寻菊记》）；同时，该社祭祀陶渊明时用的是菊酒。菊有寒姿晚香，惊隐诗人称其结社为寒盟。再如，吴宗潜取字“东篱”，吴宗汉、吴寀号曰“南村”、“北窗”，顾炎武咏“陶彭泽归里”[6]（卷一，《拟唐人五言八韵》其六），称其节操；连惊隐诗社举社的唐湖，人亦以“桃源”、“柴桑”比之。所有这些皆表明惊隐诗社有着鲜明的学陶倾向，由此也可以得知，所谓“惊隐”之“隐”实乃“隐”而不仕之意，“逃社”之“逃”即为“逃”禄守节之谓。其结社之宗旨和学陶之深意即在此。因此看来，惊隐诗社所谓“乐志林泉，跌荡文酒”的诗歌唱酬活动已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而是深刻地寄托了身为遗民的诗人们不忘“旧国旧君”和矢志保守民族精神气节的浓浓情怀。
三、从《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到《广宋遗民录》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广宋遗民录》三书皆出自惊隐诗社绝非偶然，它们的编纂集中体现了惊隐诗社成员不忘故国、砥砺气节的心志。前书为陈济生所辑，归庄为其作序，序署为“社盟弟”，说明成书时间在惊隐诗社创立之后，作序者也很可能还有同社中其他人。此书“首录忠义诸公，如罹奄祸死者；与于甲申、乙酉之难，及前乎此、后乎此之殉国者；次则硕德名贤，立朝著大节而获考终者；次则高士幽人，足羽仪一世者。……崇高富贵之人，能诗者何限，而不得与焉”。它体现的文学思想是：“离情与志而为诗，则诗不足以定其人之贤否，故当先论其人，后观其诗。……盖借诗存人，人不得滥；以人重诗，诗不必尽工。”[9]（卷三，《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序》）显然，陈、归二人皆认为，忠义和气节是立身的根本，也是文学的灵魂。这反映了遗民价值观和文学观的基本精神。《明史记》可以说是惊隐诗社的集体撰述，主要作者则为吴炎、潘柽章二人。同社戴笠所作《潘柽章传》有详细的记载：“潘柽章，字圣木，一字力田。……已乃专精史事，谓诸史惟马迁书最有条理，后人多失其意，欲仿之作《明史记》，而友人吴炎所见略同，遂与同事。柽章分撰本纪及其志，炎分撰世家、列传，其年表、历法则属诸王锡阐，流寇志则笠任之。……而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长洲陈济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书，并出以相佐。柽章长于考核，炎长于叙事，互相讨论，间出其稿，质之钱宗伯。”[10]（“附录”）据此，惊隐诗社中的潘柽章、吴炎、王锡阐、戴笠、顾炎武、陈济生等多人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明史记》的编撰，而且还得到钱谦益的支持。他们彼此之间有分工，也有合作。所以，该书的撰写应视为惊隐诗社一项重要的集体思想行为。甚至，顺治九年吴炎、潘柽章、归庄、王锡阐、陈济生、戴笠、顾有孝、陆圻等惊隐诗社社友以及毛先舒、王猷定等共21位知名人士联名撰《征书启》助顾炎武北行访书似亦与这部《明史记》不无关系，此可从顾北游期间与吴、潘二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甚为关切著史一事得到旁证。《明史记》的撰写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修史，其基本思想是：国可亡，史不可亡。所以，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行为和文学行为。潘柽章《吴炎传》曰：“吴炎，字赤溟，……初以诗文自豪，既念明代未有成史。锐欲论撰，而所善潘柽章字力田者，与之同志，乃约成一史，”[10]（卷一○，《人物志·隐逸》）道出了著书的动机乃出于为故国存史。顾炎武《赠潘节士柽章》勉之曰：“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荦然持巨笔，直溯明兴始。谓惟司马迁，作书有条理。……期君共编摩，不坠文献迹。”[6]（卷二）康熙二年，吴、潘因列入庄廷
《明史》参阅姓氏牵连被害，所著《明史记》仅完成十之六七且全部散佚。顾炎武以“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的诗句，赞其文章、节概可垂青史。
《广宋遗民录》为朱明德所纂，顾炎武为之作序，二人皆惊隐诗社中人。此书之出为康熙十六年，此时惊隐诗社已经解散多年，社中成员或被杀或病逝，存者已稀。但惊隐诗社的精神却仍被它的少数在世者所弘扬。朱顾二人著书、作序之时，已到遗民守节最为艰难的阶段。顾炎武说：“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特别是在江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在此情形下，《广宋遗民录》的编纂无疑是有明确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顾炎武称其有“以存人类于天下”[6]（卷二，《广遗民录序》）的重要价值。
从《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到《明史记》再到《广宋遗民录》，可以看出惊隐诗社思想的前后一致性——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一以贯之，经久弥坚。这种思想倾向在惊隐诗社诸人的单篇作品中随处皆有所体现，如沈祖孝《于忠肃墓》、朱鹤龄《感遇》、王锡阐《齐化门》和《绝粮诗》、潘柽章《漫成四律》、陈忱《九歌》等，难以一一枚举。至于顾炎武和归庄的诗文，更是“词堪争日月，气欲吐虹霓。写恨工苏李，摅幽剧吕嵇”[6]（卷三，《酬祚、戴笠、三仍、潘柽章四子韭溪革堂联句见怀二十韵》），忠愤之心、报国之志，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四、多元艺术风格的共有色调
惊隐诗社成员多为特立独行之人，因而不少诗人在创作上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个性，就整个诗社来看便体现了艺术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如前人有定评的数家，叶继武：“诗警切无浮声。”[3]（卷五，“叶继武”）王锡阐：“诗文峭劲，有奇气。”[3]（卷五，“王锡阐”）沈祖孝：“诗皆从肺腑中流出。”[11]（卷二二，“沈祖孝”）周安：其诗“风格清远，不事雕饰，而天趣烂然。”[4]（卷二○，《隐逸·周安传》）吴珂：“诗思刻深，结撰务出入意表。”[10]（卷一○，《人物志·隐逸》）吴宗汉：“诗篇体气高迈，超然绝尘。”[3]（卷五，“吴宗汉”）吴宗泌：“思致深沉，音节遒美，甚得中唐风格。”[3]（卷五，“吴宗泌”）吴炎：“天才矫拔，文笔劲健。”[3]（卷五，“吴炎”）顾樵：“或清真朴老，或工丽芊绵，总之无愧唐音。”[12]（明遗民卷，“顾憔”）顾有孝：“而间出片语，必隽永。”[13]（卷四，“顾有孝”）顾炎武：“心摹手追，惟在少陵。敦厚深微，亦足弁冕一代。”[14]（卷一一，“顾炎武”）不过，尽管他们的艺术个性风姿各异，但若从其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去细细体味，则可以发现诗人们在本质上存在着相通的地方，这便是无不打上了遗民精神气质的深刻烙印。
惊隐诗社祀陶、学陶，使其在文学创作中一定程度上受到陶渊明诗风的影响。前已言，每年重九之日，惊隐诗社皆有祀陶之仪式，一些诗人在处世态度和人生志趣方面也明显体现了对陶渊明的认同与倾慕。另据郑佶《国朝湖州诗续录》载，此社在举陶祀、饮菊酒时，还专有仿陶体为诗的活动，作一些诸如《拟九日闲居》之类的诗。这样看来，陶渊明对惊隐诗社的创作产生某些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道理了。例如，惊隐诗社有的诗人在创作题材上倾向于写一些田园、山水之作，如颜俊彦的《村居杂兴》、范风仁的《秋日村居诗》、陈忱的《春日田居》、顾樵的《竹桥池馆》、《怀徐介白》、钮明伦的《题画竹诗》、沈祖孝的《九日同东篱登王老露台》等作，艺术上皆有追求冲素、清远风格的迹象。“白头破帽垂垂立，忆得《闲居》陶令篇”（《九日同东篱登王老露台》）、“新水满湖闲纵棹，市喧应不到农家”（《秋日村居诗》）等诗句，也确有几份“闲”趣在。不过，经历家国沦丧之痛且又处在清初专制政治背景下的诗人，若欲追寻陶渊明那种悠然自适、率直真淳的境界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惊隐诗社不少人都是因举义反清失败后暂以结社作为避患之所的呢？所以，惊隐诗社诗人的清远绝非陶渊明式的清远，其闲趣也绝非陶渊明式的闲趣。举颜俊彦《村居杂兴》为例，其中“病卧经旬满面埃，梅花落尽杏花开；画梁无数空巢在，社雨萧萧燕不来”等句，人不谓不闲，境不谓不空，但诗之情调却充盈着凄苦、寂寞、失落、感伤的色彩。这种诗学陶虽相去甚远，但将其置于清初文人特定的生存处境下去领会其诗情诗境，却形成了具有时代个性的风格。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引朴村云：“惊隐社中人皆前朝遗老，绝意进取，藉诗歌以写其怀抱，往往愁苦之言多，和平之音少，独若耶居士风调格律悉本唐人，高者胎源刘文房，次亦近许丁卯，于社中独雅音。”[12]（明遗民卷，“顾樵”引）写怀抱，多愁苦，正是惊隐诗社作品的共有色调。
屈原和《楚辞》也对惊隐诗社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影响。清初一段时间里，五月五日在不同地方皆有祭祀屈原的活动，《楚辞》往往是遗民身手不离的最爱读的一部书。与前面讲的陶渊明一样，屈原和《楚辞》皆已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符码，遗民藉此可以寄托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发抒亡国的悲愤。惊隐诗社在十几年中一直坚持祀奉屈原，社中诗人自然受到屈原的思想人格和艺术精神的沾溉。朱鹤龄喜读《离骚》，“时藉以发其悲悯”[12]（明遗民卷，“朱鹤龄”引《传冢质言》）。陈忱《九歌》同屈原之篇同题，论者评曰：“激烈悲壮，声出金石。”[5]（辛签卷十四，“陈忱”）诗的第二首云：“掉头岂复念妻子，《怀沙》、《哀郢》知者稀。”[12]明遗民卷.“陈忱”）说明诗人“激烈悲壮”之怀是因与屈原异代同悲。归庄是惊隐诗社中继承屈原香草美人比兴传统较为出色的作家。《归庄集》单咏花之作就多达九十余首，诸如梅、菊、桂、葵、牡丹、海棠、玉兰、山茶花、桃花、落花……无不为其题咏的对象。此在清初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构成了归庄诗歌的一大特色。探其原因，自然与归庄是画家有关，与归庄爱花成癖也有关，但从文学本身来说，归庄笔下的各种花多已不是纯粹的自然之物了，而寄寓了诗人的情感，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写懒梅，“不是风吹将石压，元来性懒是嵇康”[9]）（卷一，《懒梅》），岂非自况？咏桃花”今日桃源在人世，不愁无地避嬴秦”[9]（卷一，《桃花》），意在讽时；观牡丹，不禁发“乱离时逐繁华事，贫贱人看富贵花”[9]（卷一，《东行寻牡丹舟中作》）之喟叹；伤落花，更是篇篇痛洒残明泪。作者自云：“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土，常动华实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树飘零之感。以至风木痛绝，华萼悲深，阶下芝兰，亦无遗种。一片初飞，有时溅泪；千林如扫，无限伤怀！”[9]（卷一，《落花诗序》）归庄之爱花、惜花、咏花、悼花，个中意蕴已尽于夫子自道。他的长篇抒情之作《万古愁》与屈原的《离骚》、《天问》更是神理相通。全祖望谓其：“瑰環恣肆，于古之圣贤君相，无不诋诃，而独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际，盖《离骚》、《天问》一种手笔。”[15]（卷三一，《题归恒轩万古愁曲子》）多寄托，调激越，是社友亦不罕见的创作风格。
五、《水浒后传》：明遗民小说的杰作
最后，陈忱的《水浒后传》需要单独一说。
《水浒后传》四十回，原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为惊隐诗社诗人陈忱所作。韩纯玉《明诗兼》谓：“诗人隐逸者，……未有身名俱隐如吾乡陈君雁宕者。雁宕与予同处城闉，相去止里许，……其诗文及杂著、小说家言，驱使史册典故，如数家珍，而郁郁无聊、肮脏不平之气，时复盘旋于楮墨之上。”[5]（辛签卷十四，“陈忱”引）韩纯玉是陈忱同邑同时的一位诗人，搜集整理过陈忱的作品，故上述这段文字当为记载陈忱生平及创作情况较早的也是较为可靠的资料。文中提到的“小说家言”，虽未明言书名，指的即为《后水浒传》。
《水浒后传》特有的艺术价值在于它是清初明遗民小说的代表作，以此而论它算得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与一般意义的英雄传奇小说不同，该著从作者的特殊身份来说决定了这部小说具有遗民言志抒情的性质，从创作的背景来说它又被赋予了时代寓言的特点，总之，它为我们较为深微地认识明遗民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文本。《水浒后传序》曰：“我知古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16]（“卷首”）此为作者假托之词，所谓“古遗民之心”实乃作者之心、明遗民之心。小说伤悼故国沦亡，痛恨奸臣祸国，表现忠君报国、誓灭金贼、再图兴复的思想、斗志和理想，处处与明末清初的现实以及明遗民的心态恰相暗合。“驼牟冈燕青献青子”[16]（第二十四回）、“中牟县群雄除奸”[16]（第二十七回）、“牡蛎滩义士救高宗”[16]（第三十七回）、“游临安英雄访故旧”[16]（第三十八回）等情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的忠义观念和爱国思想。例如，第二十四回燕青、杨林入金营探宋徽宗、献青子黄柑一节尤其耐人寻味。胡适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17]若进一步分析，这一段“好文章”还好在它真实而细微地表达了遗民的一种特殊心理：遗民之忠君爱国不同于一般历史时期臣子之忠君爱国，一般历史时期国在君在，君臣之间存在沟通的机会；而对于遗民来说，他们忠君，可君已不存；他们爱国，但国亦灭亡——一片赤子之心何人能知能晓？所以，作者借“青子黄柑之献”虚构了徽宗与“草野忠臣”彼此倾吐衷肠的情景，既寓君臣同心、“苦尽甘来”之深意[16](p.265)，又以君之对话、题诗和御书对忠义之士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旌表。此外，该书以“赋诗演戏大团圆”作结，许多论者皆以为落入俗套，其实不然。作者安排一个美好的结局，一是客观上暗示了清初郑成功、张煌言的海上抗清势力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以此来看，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当在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之前；二是寄予了对兴复明室的希望，在当时有慰藉人心、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作者的创作初衷正是在此。
《水浒后传》与陈忱其他作品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九歌》其一曰：“江南半壁已崩裂，处小朝廷尚求活。”[12]（明遗民卷，“陈忱”）小说第三十八回柴进慨叹道：“可惜锦绣江山，只剩得东南半壁！家乡何处？祖宗坟墓远隔风烟。”燕青则曰：“假如没有这东南半壁，伤心更当何如？”[16](p.414)《九歌》其二曰：“抱膝长吟环堵中，草泽自有真英雄。”其四曰：“丈夫生死安足计？但求一寸干净地。”[12]（明遗民卷，“陈忱”）小说描写的李俊、燕青、阮小七、李应等正是一群“草泽英雄”，而暹罗国则寄托了作者希望寻求“一寸干净地”的理想。《九歌》作于南都陷后不久，这说明《水浒后传》的基本构思此时即已形成。
《水浒后传》与惊隐诗社整体的创作精神也是一致的。如果将这部小说与同社陈济生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吴炎和潘柽章的《明史记》、朱明德的《广宋遗民录》、戴笠的《殉国汇编》、顾炎武的《精卫》、归庄的《落花诗》等联系起来看，体裁虽异，却都是遗民的写心抒愤之作。
收稿日期：200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