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压力与智力障碍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吴慧雯 孙圣涛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使用父母教养压力问卷和长处与困难问卷，对267名智力障碍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以探讨父母教养压力与智力障碍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母亲在育儿压力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男性智力障碍儿童在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父母教养压力和智力障碍儿童问题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教养压力和智力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之间具有双向预测作用。可通过减轻父母教养压力、引导父母不向孩子发泄压力和共同营造融洽和谐的家庭氛围等方法减少智力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
关键词： 智力障碍儿童；教养压力；问题行为；回归分析
教养压力是指父母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或遇到的困难。父母们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教养压力，有些压力是积极的，有些压力是消极，消极的教养压力会使父母表现出对自己孩子的明显的厌恶和消极情绪。有研究发现，经历较高压力水平的父母可能在心理上受到折磨，而难以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成长[1]。尽管当今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更加平等，但在养育孩子方面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母亲比父亲承担更多的日常养育工作，因此相比父亲，母亲的教养压力问题尤其突出，并与较低的幸福感和较不积极的养育实践相关[2]。
问题行为指的是个体在情绪和社会适应等方面不够成熟的表现和行为，影响其身心的健康发展。著名心理学家Achenbach将问题行为分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其中内化问题行为是儿童在心理上体验到的胆怯、害怕、焦虑等负面情绪，而外化问题行为是说谎、多动、攻击等违反社会规范的非适应性行为。研究发现，儿童的问题行为，尤其是外化问题行为，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3]。4岁儿童的内化行为问题对于外化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且如果幼儿期受到轻视和虐待，之后所显现的问题行为则更加严重[4]。
父母的教养压力是儿童内部和外部问题行为的风险因素。父母教养压力不仅能显著预测儿童胆怯、孤僻和焦虑等内化问题行为，还能显著预测儿童多动、逃学和盗窃等外化问题行为。同时研究也发现，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的教养压力更大[5]。儿童的外化行为和言语发展障碍等与父母的教养压力存在显著相关[6]。儿童的问题行为会显著增加父母的育儿压力，使得父母更倾向于采用呵斥、体罚等严厉教养方式[7]。因此，父母的教养压力和儿童的问题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智障儿童因其智力落后和适应行为缺陷，更易产生各种问题行为。这些儿童的行为表现通常难以达到父母的预期，有些儿童甚至无法与父母进行良好的沟通和正常的亲子互动，因此，对大多数父母来说，养育智力障碍的孩子会有更大的压力。已往研究大多以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智障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与其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少。本研究拟探讨智障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期为缓解智障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和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案。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从上海市徐汇区董李凤美学校、嘉定区成佳学校、杨浦区杨帆学校选取299名7-15岁智障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99份，回收问卷28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267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181 名，女生86 名。平均年龄为11.39±2.59 岁。这些儿童的智商资料由他们所在学校提供，智商均在54 以下。问卷由智障儿童的主要抚养人父亲或母亲填写。
（二）研究工具。
1.简式教养压力问卷。采用Abidin编制的简式教养压力问卷。调查问卷共有36个问题，分别测量育儿压力、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3个维度，每个维度有12个问题。问卷采用5级记分，1至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总得分越高，表示教养压力越大。教养压力问卷的中文修订版应用广泛，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93。
（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特点。在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缺陷维度，男性智障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即男性的外化问题行为要比女性严重。已有对正常儿童的研究显示，男性比起女性，具有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9]。男性更容易出现外化问题行为，可能由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和激素水平与女性不同，男性更具有“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和冒险性等[10]。智障儿童在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缺陷维度上也存在性别差异，说明比起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男性更容易出现注意涣散、多动、攻击等问题行为。
（三）统计方法。采用SPSS22.0进行显著性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第1例患者产前出现贫血并出现甲亢危象，第2例产前出现失血性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急性肺水肿，低蛋白血症，胸腔积液。该患者产后出现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并接受5次化疗。第3例患者产后第一次化疗后发现肺转移瘤，脑转移病灶，大脑枕叶梗塞性出血；右横窦血栓。后转入综合医院行后续治疗。所有病例均未有胎儿存活。
二、结果与分析
（一）比较智障儿童的父母教养压力差异。对父亲和母亲的教养压力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见表1）。
结果表明，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和同伴交往问题对父母的教养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显著，解释力度为9%~22%(p<0.001)，即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越严重，父母的教养压力越大。
表1 智障儿童父母教养压力的差异比较
结果表明，在育儿压力维度上，父亲和母亲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母亲的育儿压力水平显著高于父亲（p<0.05）。在困难儿童和亲子互动失调方面，父亲和母亲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
蒲琳大学毕业典礼上，张盈盈一袭玫红旗袍出席，一路吸睛无数，浮夸得正符合他们将毕业浮躁、不甘寂寞又骄傲的心。
（二）比较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性别差异。对不同性别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见表2）。
这个游戏规则简单，费用也不高，所以吸引了许多的人来撞运气，结果是扫兴者居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引入随机变量数学期望的概念并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随机变量数学期望的理解，更体会到了学习的快乐。
表2 智障儿童问题行为性别差异比较
结果表明，在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缺陷方面，不同性别的智障儿童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男童在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缺陷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童（p<0.05 或p<0.01）。而在同伴交往和情绪症状问题上，不同性别的智障儿童得分之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p>0.05）。
（三）父母教养压力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将父母教养压力得分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见表3）。
网络沟通由于在沟通同步性上的区别，又被划分为同步沟通和异步沟通。同步沟通(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是指互动信息的发送和接受是在同一时间段进行的，互动双方同时在线，一方所做的动作可以被另一方实时观察及感知。异步沟通(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则是信息的发送与接收在时间点上错开，互动双方所进行的操作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两者的差别在于互动是否同时，也就是时间维度的差别。[1]
表3 父母教养压力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n=267）
结果显示，智障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p<0.001）。教养压力中育儿压力、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与问题行为中的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和同伴交往问题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或p<0.001）。
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畜牧工作愈加认真。一次他从福建引进一种红心薯（学名标心红）代替胜利百号老品种喂猪，我就养猪实验对比，提供精确数据。还有一次，他从九江的都昌县带回很多蚌壳，准备磨成粉掺在猪饲料里，他找几个人琢磨这事，问谁知道其中的含钙量，有一个兽医说百分之零点几，我回答是30%。王部长肯定我是对的，他事先已经研究过。
（一）智障儿童父母教养压力特点。在这项研究中，在育儿压力维度上父亲和母亲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母亲比父亲更能感受到育儿的压力，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父亲参与儿童的抚养、训练和教育的时间比起母亲来说相对较少[8]。而在智障儿童的家庭中，母亲负责孩子的生活自理、同伴交流和入学等较多，与儿童在一起的时间也更长，与正常儿童相比，母亲抚养智障儿童的过程要困难得多，因而比父亲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另外，女性相比男性，在使用问卷测量时可能更容易暴露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表4 父母教养压力预测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育儿压力、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显著，解释力度为16%~32%（p<0.001），即父母的教养压力越大，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越严重。
为进一步研究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对父母教养压力的预测作用，进行以问题行为的四个维度为自变量，教养压力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见表5）。
表5 智障儿童问题预测父母教养压力的回归分析
传统的CLIQUE算法在处理问题空间时，根据给定的划分参数将问题空间每一维等分为若干分，然后使用 MDL（Minimum Description Length）[10]算法对划分后的网格单元进行剪枝，剔除网格密度低于给定的密度阈值的网格单元。但是当给定的划分参数不恰当时，会导致算法忽略稠密区域的边界甚至整个稠密区域，使得聚类结果呈锯齿状或丢失聚类，降低聚类结果的准确性。图1（a）和图1（b）分别展示了采用固定宽度划分问题空间的缺陷。
多系统萎缩的影像学特点及电生理变化 … …………………………………………… 叶欢，赵中，徐元，等 69
三、讨论
（四）父母教养压力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研究父母教养压力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进行以教养压力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问题行为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见表4）。
该工程区的大地构造单元为长江三角洲褶皱带中的景潭斑块褶皱束，由前震旦系变质岩组成。隧道的边坡坡度陡，地形陡峭。隧道位于地形的陡峭交交汇处。边坡围岩发育一组外部斜坡接头，在外部接缝面应力进行了重新分布并伴随着剪切位移及卸荷裂缝。边坡围岩地貌照片见图1。边坡围岩有一组外倾节理发育，沿节理面发生了应力剪切错动，并伴着应力重分布及卸荷裂隙。边坡主要软弱结构面发育照片见图2。隧道设计的本段围岩等级为Ⅴ级，支护类型为锚网喷护加钢拱架，断面结构类型为半明半暗，开挖方式为全断面，见图3。
2.长处与困难问卷。采用Goodman编制的长处与困难问卷。调查问卷共有25 道题，分别测量品行问题、情绪症状、同伴交往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和亲社会行为5个维度，前4个维度通常被用来测量儿童的问题行为。该调查问卷的父母版本已由杜亚松等(2006)进行修订，在国内应用广泛。问卷采用3级记分，0至2分别表示“不符合”至“完全符合”。总得分越高，表示儿童的问题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69。
（三）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压力的关系。父母教养压力与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双向预测效应，这与Bowen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的作用机制一致。这一理论认为，家庭环境中容易出现“焦虑成员”和“问题成员”。当“焦虑成员”关注到“问题成员”的行为时，他所感到焦虑的那些行为将会在“问题成员”身上表现得更严重。这又使得“焦虑成员”变得更焦虑，更留意和警惕“问题成员”的行为表现，这样问题行为和焦虑情绪之间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11]。
首先，父母的教养压力可以预测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可能的原因是，拥有较高水平教养压力的父母在无意识间会创建一种消极的家庭氛围，通过“情绪传染”的形式传递给孩子，引发了孩子的负面情绪，导致智障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产生[12]。此外，较高水平教养压力可能导致消极教养行为，如体罚、心理攻击等严厉管教行为，而父母的严厉管教行为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关[13]，不良的亲子互动行为对儿童的行为具有负面的影响[14]。其次，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也能够预测父母教养压力。智障儿童由于精神发育迟滞而比正常儿童具有更加严重的问题行为。他们的行为表现在很多时候与父母的预期相差甚远，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形成了更大的教养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的教养压力更能预测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缓解父母的教养压力是减轻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关键[15]。
四、结论
（一）母亲在育儿压力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
（二）男性智力障碍儿童在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三）父母教养压力和智力障碍儿童问题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教养压力和智力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之间具有双向预测作用。
（五）可以通过帮助父母减轻教养压力、引导父母不向孩子发泄压力和共同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等方法减少智力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
五、建议
（一）学校帮助父母减轻教养压力。为了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我们可以从减少父母的压力开始。除了父母评估自己的教养压力是否已超出可承受的范围，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减压方法外，智障儿童所在的学校要关注到这群特殊的家长所面临的教养压力，尽力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帮助家长减轻教养压力。例如，学校可以举办家长交流会，让有着同样困扰的家长在一起，交流和分享在育儿方面的难题和有效解决办法，从而提升家长的育儿能力。学校还可以建立有效的家校反馈机制，任课老师第一时间把学生在学校的积极表现反馈给学生家长，从而树立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信心。学校也可以组织各种线上和线下的亲子活动，为父母和孩子创设有效的亲子时间，并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给于手把手的辅导，让家长学习应对孩子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科学方法。
（二）父母不向孩子发泄压力。智障儿童的父母在平衡家庭内外事物的过程中本身就经历着更大的压力，而智力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在数量上和严重性上都超过了正常儿童，从而又加重了智障儿童父母的压力。在这种高压下，父母极度的烦躁与焦虑，极有可能会把压力发泄在孩子身上，采取体罚、身体和言语攻击等消极的教养行为，具有极其恶劣的影响。它会导致部分儿童畏惧父母，不敢与父母亲近，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各种内化问题[16]。它还会导致部分儿童习得父母这种不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导致各种外化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父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向自己孩子发泄压力是错误的处理方式，于是就陷入了父母教养压力越来越大，儿童的行为问题越来越多的怪圈。为此，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帮助父母意识到随意向孩子发泄教养压力的危害，多以平和沟通的方式和儿童进行交流，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打骂。
（三）共同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对于减轻父母的教养压力、降低障碍儿童问题行为概率发生都有帮助。智障儿童父母更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父母间也更容易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相互支持的减少[17]。根据Olsen（1982）的家庭功能理论，父母间加强理解，频繁交流，相互协调教育理念，对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父母亲之间的教育观念差异越小，儿童身上存在的问题行为就越少；父母亲在教养行为方面给于对方足够的支持，有利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也十分重要。父母要多和智障儿童一起游戏、一起学习，多给孩子鼓励和支持，乐于和孩子分享成果，能增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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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38（2019）07-0041-05
收稿日期： 2019-04-01
作者简介： 吴慧雯（1993-），女，上海金山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特殊儿童心理；孙圣涛（1965-），男，安徽合肥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特殊儿童心理。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家庭环境对智障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机制及教育对策”（17YJA880067）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郑丽娟]
标签：智力障碍儿童论文; 教养压力论文; 问题行为论文; 回归分析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