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记彭真60年代初在石家庄的一次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家庄论文,调查研究论文,年代初论文,真理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1年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为了纠正经济上的失误和困难局面，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尽快地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端正思想路线，统一认识。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并于这年3月向全党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中，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信中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1961年10月底，彭真随同周总理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回到北京后，12月初休假，返回阔别30多年的山西候马探亲。彭真的探亲之行，也是他山西、河北的调查研究之行。他的探家不足一旬，大部分时间用在对家乡的调查研究。随后，带着感冒疾病便匆匆赶来石家庄。
随彭真一起到达石家庄的除他的夫人张洁清外，还有《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石家庄地区是彭真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他对这里的乡亲，对这里的土地都有着浓厚的情感。石家庄地、市领导、机关干部与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彭真一行的到来。
实事求是地肯定与支持正确的事物
一天，白楼招待所来了三个农民打扮的人，他们是晋县周家庄公社书记雷金河和另外两名社干部。这是彭真因患感冒带病特邀周家庄公社领导来居住的白楼招待所调查座谈的。
晋县周家庄是与遵化王国藩的西辅大队（后改为建明公社），饶阳耿长锁的五公大队齐名的农业战线的三面红旗，也是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之一。它在农业经营管理上实行“三包一奖”的作法独树一帜，先进经验曾于1954年被印书登报，在省内外宣传推广，还在北京进行了展览，全国不少省，市都慕名前去学习取经，连外国人也前去参观。
雷金河早就见过彭真，可从未单独面对面地谈过话，乍一见面，不禁心里拘谨不知所措，落座后，彭真笑呵呵地叫着雷金河的小名“小渣子，今年多大岁数啦？”
雷金河回答：“我1921年出生，今年整40”
“噢，数你年轻了。”是的，在全国劳模中，雷金河是年轻的。
接着，雷金河把随来的会计曹梦祥介绍给彭真，彭真打趣地说：“你和曹操是一家子喽。”于是，大家都笑了。这时，雷金河等三人紧张的心情才随之消除了。
周家庄自建社以来，以雷金河为书记的领导集体在农业生产管理上，实行了定额包工、包产、包开支、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方法，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直到困难时期，别的公社缺吃少穿，而周家庄依然高产自足。在纠正“一大二公”的错误中，周家庄的经验与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作法显然不同，因而有些领导干部照搬上级的指示和规定，也要对周家庄实行“一刀切”，以20户农民为一生产队，把大队划小。在这种情况下，周家庄怎么办？
1961年，华北局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推广“大包干”经验，周家庄也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实行“三包一奖”、大队核算的经验和做法，很明显这与华北局领导的意图和意见不一，会上引起了争论，还拍起了桌子。尽管有的领导了解周家庄的做法，但最终还是因省里决定推广生产队核算的“大包干”做法，迫使周家庄放弃自己的那一套。因而雷金河想不通，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周家庄的实际情况。周总理见信后委托彭真亲临石家庄向周家庄调查了解情况。
座谈会开始，彭真对雷金河说：“你给周总理的信收到了，你提的问题还得让他们解决。”彭真指了指在座的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和专员张屏东。接着，他认真听取了周家庄“三包一奖”的做法。
雷金河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显然对凡事“一刀切”想不通，于是颇有点情绪地说：“就算判处死刑，能不能给个缓期执行？改正也得有个机会吧？”
彭真笑了起来，“看来你们是成功的，就给你的‘死刑’缓期执行吧！”在座的人都笑了。
“你们拆了社员的房子没有？”彭真问。
“大公社平调了我们不少东西，我们没有拆社员的房子。”雷金河回答。大跃进中曾刮起了“一平二调”风，雷金河却顶住了这种“平调风”。
彭真又问：“为什么你们不拆呢？”雷金河指了一下张屏东，说：“他不让拆。”专员张屏东曾对雷金河叮嘱过：“小渣子，你可别胡来，这样不行，以后要倒霉。”
听了雷金河的述说，彭真深感雷金河是个有头脑的人物，于是对他的作法当即给予了称赞和支持，并感慨地说：“如果全国三分之一的公社有你这样的书记，‘五风’就刮不起来了。”
座谈会临近结束，彭真面带歉意地说：“我本想到你们那里看看，主要是感冒了。只好把你们找来谈谈。”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彭真留下雷金河等三人一同去餐厅吃午饭，并热情地把夫人张洁清介绍给他们。饭后，雷金河等离开白楼返乡，彭真目送他们走远的身影，赞许地对身边的省、地领导说：“这个书记很有头脑啊！”
周家庄的经验和做法给彭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召开的贯彻农业“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地、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彭真以周家庄为例称赞周家庄实行“三包一奖”是成功的。再一次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给正确的事物以肯定和支持。
鼓励群众讲实话、讲真话
两天之后，彭真在身体稍有恢复后，又前往良村大队调查了解情况。藁城县良村大队位于石家庄东部，石德铁路北侧。上午9点左右，彭真乘车来到良村大队，他下车后笑容满面地和大队干部握手问候，然后来到大队屋里挨桌子坐下。良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曹从延从茶壶里倒了一碗水，恭敬地递到彭真面前，彭真笑吟吟地站起身来，打手势点头致谢，接着，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水，笑着问村干部：“听说你们搞了‘四个落实’，这很好，自留地分到社员手里，管理得怎么样？”
大队会计温士义回答说：“社员种自留地十分用心，除了整工整晌到大队田里劳动外，大空小空就到自留地里施肥浇水，锄草干活。”
彭真又问：“自留地的产量怎么样？”
“产量……我不大清楚。”会计脸胀得通红，显然是怕在领导面前说话不妥，捅了漏子。
“会计心眼小。”彭真看着温士义那不安的神情笑了起来。温士义望着彭真笑了，自己也笑了起来，心情反倒松了下来。
党支书曹从延看见彭真真挚随和的表情，接过话茬说：“自留地的产量比大田高出两成，有的三成。”
彭真听了高兴地说：“这就对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停了一会儿，他又为支书加油鼓劲地说：“从产量上看，把自留地分给社员，是一件顺民心合民意的事。你以后要记住，凡是顺民心合民意的事就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下去！”
接着，彭真又问起人均口粮多少斤。曹从延说：“人均口粮差不多每人每天1斤半。”
“加上自留地呢？”彭真又问。
随同来的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接过话茬回答：“自留地产量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约合3大两。”
彭真露出高兴的神情，满意地说：“加在一起就是1斤8两，不低，不低嘛！”
“你们60年吃的低指标是多少？”
“农闲4两，农忙8两。”会计温士义这次回答得非常坦然。彭真环顾了一下在座的人，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们的口粮比60年高一倍多，成绩不小。但一定要注意节约，过日子要从长远计算，不能囤里有了粮就大吃大喝，丰产还要当欠年过，要把这种情况告诉社员。”
座谈中，村干部端来一盘炒花生，彭真站起身来点点头，把盘子推到桌子中央，指着花生问：“这是你们种的？”
“是我们种的，尝尝味道怎么样？”曹从延回答。
彭真拿起一颗花生剥开放入嘴里，嚼了一会儿，夸奖道：“不错，社员都能不能吃到？”
“按劳分配，户户都能分到些。”曹从延回答。
“好，好，今后你们带领社员既要勤奋劳动，艰苦创业，又要注意节约，避免浪费，日子就不愁过不好哇！”彭真说话显得很兴奋，充满信心，使在座的干部都笑了。
曹从延接着汇报了良村大队自1961年下半年以来，开办了石灰厂、修配厂、冰棍厂、醋厂、酒厂、托运等7种副业，经营收入十分可观，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分红率和大队积累。光副业收入用来退赔平调社员的款物，已全部退赔兑现。说到这里，彭真插话说：“村里多搞点副业不错，我记得有这样一句俗语：“买卖当庄稼，十年九不差，对不对？”
地委农工部长在一旁说：“对！对！这是我们这一带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
曹从延也接着说：“1961年秋季，我们就实行了按劳分配政策，把大队改为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真正落实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前全村800多劳力干活，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不同，但工值统一，社员有意见，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我们把基本核算单位一下放，生产队人少，便于管理，便于实行劳动定额，社员出工劳动，按岗位记分，多劳多得，社员有了自主权，有吃有穿有钱花，大大调动了劳动积极性。没出一年，全村仅小拉车就增加到180多辆。”
康修民接过话茬又说：“今年5月，我们把良村大队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
彭真听了点点头。接着彭真又问到民兵工作。
曹从延说：“我们大队的民兵建设还好，今年良村大队民兵连是全省民兵工作的先进单位。”
彭真说：“农村抓民兵建设是抓住了主力军，抓到了点子上。民兵不仅是一支战斗集体，而且是生产上的突击队，它能把社员劳动积极性鼓舞起来，再加上政策对头，农业就有保证了。”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对。
彭真抬起胳膊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对秘书说：“别忘了付花生钱。”
大队干部看到这种情景，很是过意不去，因此都提出坚决不收钱。但彭真还是让秘书把钱留了下来。
有错误改了就好
白楼招待所，彭真下榻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烟云缭绕，来自石家庄、保定两个专区的10多名地、市、县领导干部正在这里参加座谈会。彭真请这些领导来这里座谈，主要是听取他们对如何纠正“五风”错误，如何贯彻按劳分配、清算退赔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农业政策的意见。彭真首先针对大跃进中的错误讲了起来。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后半句是对的，前半句不妥；咱们叫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随时修正错误。包括圣贤在内谁也犯过错误，也包括马恩列斯在内。共产党为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牺牲家庭，这还不是圣贤吗？有些错误，县、地、省委各有责任，有些是中央来的，主要是没经验。谁搞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唱戏有个《小二姐做梦》，她是大姑娘上轿不知怎么好，没经验。”
说到这里，人们笑了，彭真也笑了。接着他又说：“有错误改了就好，下边的错误改了就算了，上面也不找算帐了。当然，群众有意见，还是要向群众检讨一下的。要向前看，别向后看，要接受教训。”
座谈会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有的不停地吸烟、记录。彭真专注地听着各地情况的汇报，不时在发言中插话，习惯地用手打着比方，以便使人更加明白他的意思。
谈到所有制的问题，彭真说：“所有制不稳定下来，群众心中没底，不踏实，劳动成果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怎么能有劲呢？为什么群众不放心呢？主要是个所有制问题，这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力是要靠生产关系保护的。我们没这个经验，现在还在研究基本核算放在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好了，至少几年内不再变动了，要变动也等大家有要求时再变。我们回想一下过去，不用说‘七七事变’以前了，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吧，如果今天随便拿群众一个缸，明天随便拉群众的牛、驴、骡马，后天随便拉群众的猪、羊、这怎么行呢？这些连想也不敢想。还是咱们这些人怎么现在又拆房，又砸锅，又赶猪，一下子把群众的桌子就搬到食堂里来了，一下子变得这么胆大了？设想一下，如果咱们是个农民，一会儿赶走了猪，一会儿又拆了房，一会儿又搬走了桌子……积极性还会有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霸道？”
彭真又说：“封建主义所有制要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要破坏，这是革命。革命革了，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又不去巩固它，群众心里就不踏实了。要不断革命，还要有个阶段论。现在，所有制、分配制度要稳定下来，要变得让农民放心。”他以晋县周家庄为例子说，晋县周家庄棉田面积占53%，棉花奖励粮23万斤，征购粮22万斤，他们要求对他们这个大队不奖了，也不征购粮食，这就是要求稳定。稳定了，他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针对大跃进以来什么都一阵风的问题，彭真讲：“方针定了以后，执行起来也别刮一阵风，一刀切，要允许有例外，要有变通办法。这几年搞什么都是一阵风，缺乏调查研究，一搞就是‘一律’。其实，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人就有男有女，有大个有小个，不能一刀切齐。周家庄和良村就不同。周家庄这种办法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其他村用这种办法就不行。”
“大包干，包什么？包多少？怎么包？叫群众去讨论，你们去研究。新东西一定要经过试验，这几年这一点做得不够。再好的所有制也有缺点，大队基本所有也不是一点优点没有，政策对，方针对，也还会有缺点。一个制度基本上好就算好，它还会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不可能实行分配大包干，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对问题如何预防？基本原则是使群众能掌握，叫群众看得清，抓得准，管得住。”
实事求是必须从调查研究做起。1961年是调查研究之年，全党从上到下大兴调查之风。针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错误，彭真讲，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缺乏调查研究，二是群众路线走得不够好，群众有话讲不出来。所以，主席就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自己亲自去蹲点搞调查研究。如果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委书记，二分之一的地委书记，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做好了调查研究，何必使68岁的老人去蹲点呢！”
讲到这里，彭真要求在座的县委书记，回去以后，认真搞搞典型调查。在调查研究的时候要看群众的，以后可以把制度定下来，若干年不变，不然还得变。”
谈到另一条教训，群众路线走得不够时，彭真动情地说：“我这次到山西遇见了过去住连间屋的一个机要科长，一见很亲热，还象一家人一样。这些年来同志间关系有点挫伤。过去睡一个炕，进了城可糟糕了，宴会得叫刮胡子，得叫穿皮鞋，得穿深色衣服，什么礼宾司，典礼局，服务员端饭都得有规格，搞得等级森严得很。马列主义要学，理论水平要提高，但别搞排场，还是土包子那一套好，别摆臭架子，别摆官气，另把上下级关系搞得森严，咱们还得按老办法办。”
彭真在谈到1959年的反右倾时说，这个斗争性质下面搞不清楚，就造成扩大化，下面不敢讲话了，团结——批评——团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都搞掉了。所以，事情不合乎客观实际，终究要翻案的，比如曹操翻案了，武则天翻案了，还有一些人，迟早要翻案的。
彭真接着针对党员的党性问题讲道：“什么是党性？提出了意见，最后服从决定；看到错误，说了就改，改了就完。有些人的错误说不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改了就算了。长期斗争表现，工作努力不，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的。”
“这次训干中，采取‘三不主义’；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小组不作记录，不作思想鉴定，也不拿到大会上，把党内斗争的生硬粗糙转过来。”
彭真的讲话，不时引发在座者爽朗的笑声，使他们从心里折报，充满了信心。
时间过得真快，一上午过去了，座谈会在愉快的笑声中结束了。地、县委书记们与彭真一同进了午餐，并合影留念。
石家庄是彭真离开故乡后第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1925年彭真受铁总委托，以傅茂公的名字来石家庄传播革命火种，先后活动在铁路工人、纺织工人之中。1926年，由于形势恶化，被迫离开石家庄，一别就是20多年。到1948年，彭真再回石家庄，石家庄已经在人民手中了。1958年彭真又来到石家庄，这里已是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他对石家庄有着深厚的情感。这次又到石家庄，与石家庄领导人一起回忆起当年的革命斗争，不无感慨地说：“不容易啊！革命发展到今天不容易！”
几天过去了，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催他返京，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彭真这才留恋地和石家庄地、市委领导告别返京。
1961年12月15日，彭真返回北京，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继而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无疑，彭真在石家庄的深入调查研究，为会议输送了新鲜的空气，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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