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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给他的时代留下的烙印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也没有谁的命运比他更为模糊不清了。
毛泽东诞辰一百年周年纪念为我们思考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当然它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试金石，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出一个权威的论断。从毛泽东经历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比1976年多得多(那一年在《中国季刊》的支持下很快出版了一部探讨毛泽东在各个领域的贡献的书[1])，也比1982年多得多(该年我斗胆提出了自己的评价[2])，但还有很多地方依然是模糊的，他一生的事业所产生的最终影响更是难以确定的。
毛泽东的个性既是多面的，又充满了矛盾。他在他的时代扮演了很多角色。一篇简短的论文无法涉及这样一个人物的方方面面。我这里所关注的不是毛泽东这个人，而是他对中国所做的事情，这样，对于他的优点和缺点，无论属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品质，只有在它们影响到毛泽东所能成就的事情时，才予以讨论。
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
在探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革命活动之前，有必要重温一下他的事业和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尽管毛泽东享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他年轻时的个性和所追求的目标却产生于五四时期，并带有那个特定的时代的印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赋予当时的知识界和政治界主流以激进的品格。
当时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关注的东西是相同的：怎样在强权统治的世界中使国家得以生存并保持其完整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怎样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先进知识和理念？换句话说，他努力地推进民族复兴和文化转型这两项密切相关的事业。最初毛泽东认为用不着实质性地改变现存的秩序框架就可以达到目标，但不久他就断定：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民族振兴所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最早的一篇名作，写于他刚满18岁的1912年。在文中他赞扬了商鞅，因为商鞅的改革致力于增加人民的财富，其军事举措则树立了国家的威望。到了1917年，毛泽东觉得他的同胞沾染了诸多恶习，而且精神过于守旧。但与此同时，他认为Fukuzawa Yukichi关于“东方思想”不切合于“实际生活”的观点是片面的。在他看来，“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从1917年到1918年的冬天，毛泽东对旧中国采取了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并满怀激情地拥抱西方思想，包括他明确称之为“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尼采的英雄崇拜。五四时期的许多中国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在内，都鼓吹个人主义是使中国更富活力和冲决旧的政治、知识束缚的法宝。然而，甚至在他最激进地破除偶像的五四时期，当他谴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彻底无知和堕落”时，毛泽东也并没有参与倡导当时流行的全盘西化思想。他写道，“厚古薄今”的态度既存在于中国又存在于西方。在表明对国家的生存充满信心之后，毛泽东认为通过“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就能够实现“一种彻底的变革”，一如在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所发生的那样，但是，他接着说：“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3]
从那时起，毛泽东一再号召实行彻底的变革。1921年1月，他在长沙举行的新民学会的会议上提出：学会的目标应该是“改造中国及世界”。至于实现此目标的方法，他声称：“改革是一种补苴罅漏的办法……我们应该提倡大规模的改造……我们应该走俄式的路，……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4] 这时毛泽东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奠定基础的工作中。就像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毛泽东最终发现，他所探求的如何实现民族改造和复兴的答案，竟然存在于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特别的西方思想之中。
当然，毛泽东并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早在他较多地了解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拥护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五四时期人们一般认为：如果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原型的话，1917年俄国革命则是社会革命的原型，那时毛泽东也经常谈及这一观点。[5] 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的马克思试图推动社会革命，而列宁从1902年起则提出政治革命的概念，使这一概念主导了几乎整个20世纪，直至九十年后才意外地消失。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既从马克思又从列宁那里汲取了思想资源，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从列宁以及列宁的门生斯大林那里获取的养料要多一些。
尽管马克思明白无误地鼓吹暴力革命，但他可能较少被视为政治思想家，而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个全身心地致力于解释他那个时代发生于欧洲和美国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所必然引起的结果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列宁首先是一个技师，一个运用政治权力推动革命进程、使革命在客观条件远未成熟的地方得以爆发的技师。不像马克思那样在19世纪经历了许多将欧洲统治者赶下王位的民众暴动，列宁亲身经历的只有1905年早产的俄国革命。出生在被马克思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他对普通民众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没有什么信心。在列宁看来，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在革命精英的领导下通过纪律严明的行动夺取政权并将俄罗斯带进20世纪。毛泽东的政治逻辑实质上和列宁是一致的。他不仅从列宁那里学会了怎样进行革命，而且学会了怎样成为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权威。
在马克思本人的作品中，毛泽东最喜欢《共产党宣言》，他读了不下一百遍。当被问及从这部作品里学到了什么时，他回答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他当然注意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阶级斗争是根源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平等的结果。但在延安时期，当胡乔木设法使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产生兴趣时，毛泽东却根本提不起兴趣。[6] 也就是说，对毛泽东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对一个特定时期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特别是对于西方历史的分析，而在于这样一种基本理念，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争夺权力的斗争及其结果
在毛泽东的大半生中，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胜利，军事力量在中国是决定斗争胜利与否的工具。毛泽东早在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上就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简洁地表达了他对这一事实的把握。[7]
在长达二十年的农村地区征战中，毛泽东的策略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的革命潜能与其说依赖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不如说依赖于他们所遭受的剥削程度。他也逐渐阐明了这一观点：通过灌输和思想改造的方式教育人民参与革命斗争，将能够改变人的客观本质。[8] 这两个假设有利于弱化革命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使毛泽东的农村道路合法化。就政治制度框架而言，作为列宁的忠实学生，毛泽东在20年代初已经放弃了青年时期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想。在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宣称：“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9]
毛泽东的理想是一元化，其实现部分归功于“群众路线”。这一政策确实包括使人民参与政治过程，以实现动员和改造他们的目的。然而，它并不意味着仅仅做群众想要做的事情。尽管突出要与人民商讨，但根本的目的在于使他们相信领导者和党所做的决定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
“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1949年之后，毛泽东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来加强一元化，在阐述“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的文章中，他坦率地说它实际上和“人民民主独裁”是一个意思。[10] 除了镇压那些被指责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帮助那些对“人民”持认同态度的人进行自我改造之外，新国家的目的还在于通过发展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这个观点，即无产阶级必定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完成资产阶级所开创的工业革命。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从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事业，这一事业在19世纪改造了世界，并将在20世纪继续改造世界。毛泽东对现代化的含意根本没有保留，他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一直使用这一概念。[11]
共和国早期，在依赖1949年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维持秩序和镇压资产阶级可能发动的叛乱时，毛泽东建议在经济、社会甚至一定的政治框架内，推行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相适应的现代化改革。因此，国家和私有企业、计划和市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然而，不久毛泽东就抛弃了他自己关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把国家引上了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几年后，毛泽东发现苏联模式缺乏生机和活力，并没有为他所期盼的激进改革提供足够的空间。他想起1955年后期在农村发动的合作化运动大潮时不禁感叹：“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12] 经过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的一段短暂而相对平衡的发展之后，毛泽东掀起了更猛烈的“大跃进”浪潮。
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毛泽东在西方基本上被认为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现在则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即主要用中国的和传统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尽管我是首先强调毛泽东这方面精神和思想的人之一，但当前仅仅将毛泽东视为另一个帝王的流行观点则走得太远了，因为他有意识的思想结构是由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
显然，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这一口号时，他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中国的情况，要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来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对这一问题的经典性叙述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即汲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遗产，已成为“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一种方法。1951年为了编入选集而修订这篇文章时，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13] 他明确地断定革命理论只能有一个一贯的框架，它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和西方的。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明确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基本原理。就此而言，我们怎么能够区分出中国的和西方的呢？”[14] 同时，他强调要把“普遍真理”和各个民族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因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问题并不是他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指导原则，而是他的体系化思想逐渐被他的激情和冲动所代替，并以后者作为行动和决策的基础。毛泽东的激情主要孕育于中国的传统资源。有一个显著的例子：1957年12月，当他准备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要求给他提供《楚辞》的主要版本，他在几个月中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和比较。[15] 这个诗集收录了他最喜欢的诗歌——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沉浸于《楚辞》不仅促使毛泽东在1958年春天提倡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尽管是“革命浪漫主义”)，而且激发了他发动大跃进的浪漫主义灵感。
在像杜维明这样富有创见、思想敏锐的观察者看来，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方法“不外乎是民族化的革命浪漫主义”。[16] 尽管存在这样的因素，毛泽东关于向未来跃进的乌托邦理想并不纯粹源于民族主义的灵感，它同样根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产，即认为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并不遥远。无论如何，大跃进期间给毛泽东的决策带来灵感的那种“千年王国”的幻想并不表明可以减轻他所担负的发展上的责任。事实上，正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肇始于张之洞的工业化是整个中国革命的起点。1958年9月，他用机床的数量来衡量进步，1959年2月则以中国工人阶级的规模为标准。[17] 他在激进的时代所提出的带有典型的毛泽东风格的口号——“以钢为纲”，概括了这样的观点：数量上的经济增长是革命变革的中心和原动力。
然而，当毛泽东着手这项事业时，其精神越来越染上早期农村战争时的色彩。最后，就像胡乔木所说，他的革命战争经验成为“他的心灵、精神和血肉的一部分”，毛泽东无法摆脱它。在胡看来，其结果就是，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不能提出和他所面临的问题相应的一种新的、不同的思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化努力的失败。[18]
毛泽东关于斗争和主观力量居于决定地位的信仰，使他产生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推翻了封建压迫和外国统治的中国人民，能够通过英雄主义的努力把经济生活提高到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这个目的是崇高的，这个想法也足以令人振奋，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幻想把毛泽东和中国引向了灾难。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和延安、井冈山精神是连贯的，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当时他一再要求废除工资制度，重新引入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他声称工资制度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其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他明确地把他想倡导的新的道德价值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我们的共产主义”，他说，“……首先在军队中实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党，它奋斗了几十年，一直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
当然，毛泽东在1949年之前的经验不仅在于斗争，而且在于农村的斗争。1955年12月他宣称：“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和美国的工人更好”。[19] 在1958年提出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时，毛泽东将其与城市作了比较，认为城市里人们要求“正规化”，并且充斥着“脱离群众的大衙门”。[20] 在1959年2-3月的郑州会议上，尽管他认识到农民“毕竟就是农民”，工人在与农民的关系中是“老大哥”，但农民的“穷”和“白”仍然是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认可的革命美德的标准。他在北戴河发动大跃进时所唤起的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回忆，仍然是他的思想和他对革命前景的理解的核心。
毛泽东晚年的态度和他年轻时雄辩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形成了尖锐的对比。1920年毛泽东曾经积极参与湖南自治运动，并在此背景下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求助于长沙“市民”的主张。他对这个词(指“市民”，译者注)做了下面的注解：
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都是从市民运动开始的。不仅俄罗斯、德国和其他国家震惊世界的伟大社会改革是由市民发起的，甚至在中世纪，也是由自由城市的居民发动，从独裁者手中争得“自由民”的地位。[21]
毛泽东很清楚地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并且是主要由西方历史所界定的世界公民。在1919年《湘江评论》第1期的声明中，他提到了文艺复兴和改革所达到的解放的结果。[22] 现在他把自己投身其中的革命作为对近代发生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23]
无论如何，毛泽东判定长沙仅有的30万市民能够领导关涉3000万湖南人的自治运动，这些湖南人中的大多数是“分散的”，并“缺乏自觉意识”。当然，这些分散和缺乏组织的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而后来毛泽东极为依靠这些人。他曾在1949年3月宣布胜利后中国革命的模式将发生改变，城市将领导农村，[24] 但这个符合列宁主义原理的声明很快又被他遗忘了。
当然，根据西方毛泽东的崇拜者所信奉的正统观点，中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根据这种观点，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仅仅被认为是长在中国这个良性的、纯粹的和革命的躯体上的赘生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8年以来，农民再次成为改革的先锋，其原因正在于他们热衷于瓦解毛泽东在他最后二十年所筹划的集体化事业。由于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占有重要的分量，忽略农村则中国不可能获得持久的进步。然而，城市作为专业技术和先进思想的发祥地，其角色不能被低估。
从农村乌托邦到“阶级斗争”
1958年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导致了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根据官方的数据，1959至1960年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25] 毛泽东自己承认大跃进的很多政策是不明智的，他也承认自己对使用土高炉生产所谓的钢而导致的大灾难负有责任。然而，毛泽东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个事实，却使得纠正这些错误几乎成为不可能。毛泽东很清楚这些错误的结果，但他仍然极敏感地迷恋大跃进的政策，他甚至把那些最温和和公允的批评也视为对他这位主席及其判断力的攻击。
1958-1966年之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政策的争论，却转变成为那些敢于反对毛泽东的人日益艰难的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对于这个转变机制，中外的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做了分析。我已经在本杂志上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26] 极为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日益使自己忠诚于真正的“无产阶级”观念和政策，所以越是遭到反对，他的态度越是极端。
如果毛泽东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同时取得进展的话，人们怎样从总体上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呢？当然，目前中国官方的观点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给人民带来的是幸福。虽然对于1949年之前毛泽东的革命行动的结果是好是坏这个问题，人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他的策略之成功，以及在他领导下1949年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胜利，人们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的成功就没有如此完满了。
在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译者注)的结论里，我总结了1949年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的反差：
有人说毛泽东夺取政权的能力比统治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力强。这可能是事实，但作为一种评价则是不公正的和有所欠缺的。毛泽东在1949年所抓的中国文化改造和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更为棘手，这无论如何比他早年所碰到的那些问题复杂得多。无论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时期，都是胜与负、生与死的问题。1949年以后的选择并不是那么轮廓分明，斗争不可能在一天甚至十年内获得最终解决。[27]
尽管毛泽东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快速变革的努力中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但这一评价仍然过于宽容。在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27年中所遭遇的失败，其根源不仅在于客观的困难，而且在于判断的失误，拒绝面对事实以及因自大、急躁和惩罚反对他的人而犯下的错误。正是这些缺陷在他晚年导致了令人震惊的灾难。
1986年4月，我在湘潭大学以“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题做演讲时的情况，可以很好地说明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幻灭的程度。那一次，大约有700名学生挤在讲演厅和阶梯上听一个外国人讲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我的讲稿是上述那本书原稿中部分内容的中文节选，包括上面所引用的那一段文字。当我说出第一句话(毛泽东善于征服一个国家，但不太善于管理它)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听众自发地大声鼓掌，而当我进一步限定这句话时，他们则发出了失望的感叹。
这种反应是很普遍的。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如果毛泽东在1949年，或者1955年，最迟1957年去世的话，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名声来说都会更好。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湘潭大学学生在我批评毛泽东的时候都鼓掌。在随后的1989年，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热”。基于几种不同的动机，最近对毛泽东的崇拜得到了公开的承认和支持。对于保守的左派来说，他的名字代表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回到50年代”。由于那个时代类似于斯大林的政策明显没有出路，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那些没有从改革中获益的人则利用“毛泽东热”来表达对改革的失望——改革带给他们的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和经济上的困顿，以及对毛泽东时代的物质保障的渴望。就像在莫斯科或者华沙发生的支持共产主义的示威游行一样，这种怀旧的毛主义很可能没有长久的意义。
“毛泽东热”主要源于对中国现状的失望，这种现状的实质就是在当前意识形态的真空中缺乏一种理想足以抑制严重腐败。毛泽东通常(并且是正确地)被视为浪漫主义者，他拒绝接受世界本来的面目。可以理解，这种特性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他们很不乐意接受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多数中国人将接受毛泽东对诸如不平等和官僚腐败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本人，通过提出宏伟但被证明只是徒劳的乌托邦计划，导致了在他逝世后中国人难以摆脱的信仰危机。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我一开始说过毛泽东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烙印。一些以前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最伟大的领袖的人，如今则断言他所领导的革命仅仅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插曲。这种观点不能太当真。没有任何一场决定了一个国家面貌的运动，一场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卷入其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戏剧性事件和社会动乱的运动，能够这样销声匿迹。然而，人们可以也确实应该问问，毛泽东的什么举措将发挥持久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不少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最重要的贡献是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对革命的领导和理论创作，而不是50年代和60年代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点跟毛泽东早期的成就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没有他特有的理念和领袖气质，共产主义者能否取得胜利和夺取政权绝对是难以预料的。然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作为一个主政者的表现。即使人们普遍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不正义，作为旧秩序维护者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和腐败的，但如果不结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世界，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他推翻旧秩序所取得的成就。
毛泽东在1949年后提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目标是党内外人士所普遍认同的，但是，他所采取的方式至少是怪异的。大跃进以快速发展经济作为目的，最终反而导致了巨大的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标在于摧毁官僚主义和造就集体主义新人，最终使社会四分五裂。在这两个例子中，毛泽东的积极追求最终都导致了中国的退步或者误入歧途。然而，在他统治的时期，同样记载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率和诸如制造热核武器之类的科技进步。
如果将这些矢量加在一块，其总量仍可能是积极的，如果真是这样，毛泽东主政的时期或许可以称为追求现代化的时期。可以将毛泽东和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统治者的列宁和斯大林进行比较。首先必须明确，列宁和斯大林拥有许多探索现代化的杰出前辈——从彼得到凯瑟琳等。中国有著名的改革者，但从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以主导世界的欧洲所启示的方式来重构国家。蒋介石采用了被Richard Lowenthal称为“专注于发展的独裁”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但所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精英分子过于依赖旧的农业秩序，而这个秩序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28]
毛泽东并不欠农村或者城里的特权阶级什么人情，所以他可以实行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他在为自己的行动追溯历史先例时，主要提到中国过去伟大的统治者——如秦始皇，而不是近代追随西方的道路改造亚洲国家的人物。尽管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在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读到的书里早已是“世界英雄豪杰”，60年代他仍将他们当作“资本主义”人物。[29] 即使1949年以后毛泽东不是有意识地仿效彼得，但在他们之间做一个比较仍然是有趣的。
一位俄罗斯学者最近在研究彼得大帝时得出的结论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相似性。他认为，圣彼得改革时期取得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伟大的军事胜利，从而增强了民族的自尊”，但这也是“为集权国家打下基础、循序渐进地向公众意识鼓吹和灌输个人崇拜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可以在过去、在以前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找到其根源，但彼得的确把这个进程推向“一个巨大飞跃”。
尽管听起来有点荒谬，彼得的革命带有一种明显的保守性。为了保持传统政体的基本原则而推进政权结构和制度的现代化，似乎就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谈论的是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并影响了1917年之后的新政权结构的独裁统治的产生……[30]
作为18世纪开明的专制君主，彼得大帝首先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精英分子身上，尽管他的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作为20世纪革命者的毛泽东则宣布以民众的名义说话，尽管他的政策对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影响在一些情况下不见得与彼得的不同。
毛泽东所鼓励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上的分权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尽管他坚信最终的决策权应该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归根结底就是在他手里——事实上大量的权力分散于体系内不同级别的个人或者委员会之间。[31] 他们在坚持“群众路线”的背景下行使权力。
尽管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做大多数人想做的事情，但毛泽东的中国的确普遍关注草根阶层的呼声。毛泽东认为这构成了他所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但他只是把群众的意见视为大脑或者中央加工厂的“原材料”，并认为如果缺乏这些原材料，领导者就不可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32]
就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斯大林为了政治的目的多么热衷于滥用恐怖和暴力，他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合乎理性的和官僚主义的。换句话说，就斯大林、彼得和毛泽东三人而言，斯大林和彼得更为接近。毛泽东认为社会动员、乌托邦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能够消解客观的经济规律，但他的方法经常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发展公社工业的努力，尽管步入歧途，但仍然推动了农村地区引入新的技术和观念，并且为近来地方工业的发展高潮奠定了基础；尽管发生了灾难，但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实建立起了一个非常牢固的工业和科技基础。
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大农场带给农民的是普遍的痛苦，而不是集体繁荣和幸福，但从1946年开始，连续几个阶段的农村政策摧毁了旧的土地所有制经济，为80年代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就像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
在文化和知识领域又怎样呢？在某些方面毛泽东扮演的角色仍可能是积极的。首先，他努力地利用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服务。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他关注于吸收和适应西方思想的象征。毛泽东一生都在思索这些问题，他自诩“土哲学家”，并批评他的同志为“洋哲学家”。[33] 在此之前，甚至在60年代初，他已经雄辩有力地让人理解这个观点，即中国不是一个自足的王国，而必须加强对外面世界的联系和学习。
在实践中，对西方思想的妥协离不开对西方的妥协。换言之，保持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独立完整是密切相关的，尽管二者不能简单地混同。最近有人指出毛泽东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仅过时了，而且一开始就是一种有害的欺骗。[34] 把来自偏僻地区的落后农民设想为承担伟大的爱国主义使命的人，明显是服务于某些政治目的的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中国独立和完整而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或者幻想。而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也并不必然就是一种发展上的倒退。
借用李泽厚的术语，在五四时期，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将救亡视为目标。[35] 从那时起，知识进步所要求的法律上的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毛泽东的中国逐渐被削弱，其重要的根据在于现实的帝国主义威胁。尽管作为其结果的政治控制在今天难以被接受，但这并不能够证明为抵抗外敌侵略做出牺牲本身是一个错误。
可能有人会认为，只有在国家的独立得到巩固后才能超越民族主义，或者使之沿着更少狭隘和宗派主义的方向被重新诠释。无论如何，在毛泽东逝世之前，他已经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有他自己的地位——美国总统就曾在紫禁城迫不及待地要拜访他。不管他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这一事实将被载入史册。
(译者林育川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校者宋婕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