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政党思想与中国政治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2)05-0054-04
李大钊的政党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需要从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政治变迁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试以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历程为脉络，考察李大钊政党思想与中国政治变迁的关系。
（一）
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活动的态势促使李大钊对政党政治引起思考。当时，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政党林立。除原来的同盟会及其以后的国民党外，其他党派也相继成立，如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统一党、共和党等。民国元年，政党活动之活跃，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在1912年对当时政党活动状况持批评态度，认为“各党分立，俨然以为独成一帜矣”，是有“派别之臭味，乌合之众，不足以成军。”[1](P101)应当指出，民国元年政党之活跃乃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大进步，虽然其中不乏有一些旧党人混水摸鱼、一些旧官僚不明政党政治之真谛，但总体上却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
李大钊对当时的政党活动状况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的批评是与当时刚刚兴起的政党活动实际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李大钊认为，当时政党活动存在严重的“党私”问题，民国初年政党之间“以君子小人，有如水火”。“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则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挤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讵以时之今古而殊耶？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盍早图之。”[2](P2)这是李大钊在1912年6月对“党私”问题提出的最早批评。李大钊所说的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李大钊倡导政党争政见而不争意见的主张，实际上是政党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准则。当时，孙中山从政党建设的要求出发也提出政党要争政见不争意见，以培养良好的党德。孙中山说：“至于党争亦非不美这事，既有党不能不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3](P37)考察当时政党活动的状况，对比孙中山的论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当时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问题是，李大钊批评政党“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是有所指的。在民国初年，掌握军事力量的政党只有同盟会及其以后的国民党。无论是中华民国联合会，还是民社或统一党，都不掌握军事力量，不可能“假军势以自固”。可见，李大钊固然从总体上批评各党“争意见不争政见”，但批评的重点还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因为此时，李大钊更多的是从学理、政理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政党活动的。按通行的民主共和体制，在议会中的各党是不拥有“军势”的，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党；既然中国实行共和体制，按照临时约法采用责任内阁制，则政党按政理就必然在议会中活动而不能拥有军队，当然也更不能“假军势以自固”。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革命党人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仍开始专注于政党活动，如果再丢弃军队，当袁世凯反扑时，革命党人将无力还击以维护共和政体，当然也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政党活动了。“宋案”的发生、国民党人“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和通令解散国民党等，都证明了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不能沿袭西方政党政治的“惯例”。李大钊从学理、政理出发对政党活动的批评，与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李大钊虽然对民国初年政党活动提出批评，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政党的必要性及政党政治对巩固民国共和体制的重要性。他在1912年6月指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2](P1)这里，李大钊不仅说明政党政治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政党是民主政治（即李大钊所说的“立宪政治”）的产物，而且阐明了政党政治“相为政竞”的特点。“相为政竞”是政党政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政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钊批评有些人“不知立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的道理，指出责任内阁制通过政党的轮流执政，断不容政府“恣唯暴戾，为所欲为”。他认为，政党政治在本质上是防止专制，政党之分合“几为政党之常态”，政党“特以时势为的，因之变迁，以遏当局之势力，勿使专恣而矣”。[2](P101-102)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的情况下，李大钊寄希望政党力量的合作来对抗袁政府，充当“遏制之任”，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仅仅局限在“政治轨道”内与袁对抗，则又是不现实的。从李大钊提出的由原来的政党（主要是国民党和进步党）的联合以“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的主张，可以看出李大钊对政党政治的崇尚，尽管此时已不可能变为现实了。及止1917年8月，李大钊对国民党、进步党彻底失望。
（二）
李大钊对当时社会上政党的失望，促使他希望新的政党力量的出现。十月革命推动了李大钊对新政党建立的希望，尤其是使他初步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重要性。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表示极大的关注。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的开头，他就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李大钊对俄国“急进社会党”所领导的革命表示由衷的敬佩，充分肯定俄国革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4](P216)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对Bolsheviki作了比较详细的描绘。他认为，从俄国革命者郭冷苔(Collontay)“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i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4](P243)李大钊认为，Bolsheviki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4](P243)在李大钊看来，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李大钊对Bolsheviki充满敬意之情，他热烈欢呼十月革命，指出“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的胜利！”可见，李大钊希望中国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革命，这之中就包含了他对要在中国建立俄国Bolsheviki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期待。可以说，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虽然在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上是初步的，但却最早地表明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系统地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921年3月，他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的文章，从世界范围内政党的作用及中国政党发展的实际阐明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政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建立的新型政党必须有这样三个突出的地方，一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成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二是具有“强固精密的组织”，而且注重党员的训练。他指出：“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鉴于这种状况，李大钊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出建党的号召：“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三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有利时机，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呼应。他说：“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5](P79)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主张，可以看做是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书。
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党。”[6](P685)李大钊在欢呼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倡导建立新式的中国现代化政党，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推动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政党意识的提高，加快了建党的步伐。这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高度评价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特殊作用，欢呼“庶民的胜利”，强调民众的团结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人类新纪元中的主体地位。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4](P239)期望劳工阶级采取“同一行动”，说明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团结与联合的意义。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强调劳工阶级联合的重要性，期望“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并认为“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4](P251-252)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现代化政治力量联合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使李大钊更注重劳工阶级的联合及其在反抗剥削制度、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五四运动及其以后李大钊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并逐步形成国共两大现代化政党联合的主张。五四运动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参与领导和组织五四运动，而且自身也在五四运动中受到锻炼和洗礼，并注意从五四运动中总结和吸取经验与教训。由于受到五四运动中民众联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感染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李大钊此时更注重民众力量和民众联合对推动社会变革的突出意义。1919年12月，他撰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7](P137)李大钊的“大联合”思想得益于五四运动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大联合”的主体思想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先进力量包括各进步阶级、阶层、团体等的团结与联合，以形成变革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1920年8月，李大钊在团体联合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团体改造的任务，“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7](P204)这里讲的“团体改造”可以说是李大钊后来关于国民党改组思想的萌芽。李大钊虽然对资产阶级政党不满意，但也肯定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如1921年3月，李大钊认为同盟会是“受欧化洗礼的”大党，有其“价值”之所在，“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同时批评“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5](P78)这种批评自然包括国民党在内。李大钊对各党派的不满是他申述创建共产党的理由，而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构成了他申明国民党改组的思想渊源。这说明，李大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国民党的历史地位而是承认有其历史价值，为以后提出联合国民党的主张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认识明确提出了联合国民党的思想，使他关于中国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而开展的，他所组织的同盟会及其以后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政党；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阻力，国民党在民国以后实际上难以独立开展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运动。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现代化政党诞生，表明中国社会现代化领导力量已开始出现新的因素。但在当时，中共的力量是弱小的，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独立地抗衡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力。另外，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勾结所形成的强大势力，也在20年代得到发展。这种境况决定了没有政权支持下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必须有政党力量的高度结合，才能形成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对于这一点，李大钊早在中共“二大”前就已经意识到。1922年6月1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发表了由李大钊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联名向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提出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这个“提案”对国民党在中国政治变革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联合国民党的主张。“提案”说：“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虽然有人认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广州近二年来的施设，如废止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罢工权，振兴市政，发布工会条例，办理外交不辱国体等，也可证明他们还是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常为军阀驱逐（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李大钊是我党历史上较早认识到联合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
中共“二大”之后，李大钊积极配合党的联合民主派方针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二七”惨案的发生使中共充分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不能仅靠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而应该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的力量，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集结中国的社会政治力量。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对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现存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由共产党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还作出了同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派的决议，李大钊予以坚决拥护并进行大力宣传。1922年9月初，李大钊在上海的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地位再次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民国以来（做）此种政治运动（指民主政治运动，引者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算是一个完全的政党。”[5](P226)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发出号召：“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5](P231)这是对党的“二大”决议的积极宣传和对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积极倡导。李大钊随着对中国政治力量的不断考察，由一般民众联合的思想发展到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的思想，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加快了对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和实行国共两大政党联合的步骤。李大钊关于国共两党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形势进行深刻认识而得出的结论，顺应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大钊政党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表明，他的政党思想与民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党活动思考的产物，根源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动；同时，他的政党思想对促进中国政治的变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共合作的形成正是这一影响的有力表现。
收稿日期：200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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