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修辞学转向”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意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R·罗蒂将“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称之为本世纪以来，继“语言学转向”和“解释学转向”之后，人类哲学理智运动的第三次转向，并认为它构成了社会科学与科学哲学重新建构探索的“最新运动”。[1]在这一运动中，科学修辞学的研究、重建和阐释，已获得了极其广泛的反响和积极的效应，它为二十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和重新定向，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意义。因而，对科学修辞学的产生、本质及其功能作一些总体性的把握，是研究科学哲学未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环节。
1 科学修辞学转向的方法论意义
从起源的意义上讲，“修辞学”是古希腊的一种“劝学艺术”(art of persuasion)。通过这种艺术的实践，以提高普通民众在处理公共事物中的能力和职责。但作为一种理论，则如亚里士多德讲的，“修辞学的技术研究涉及的是劝说的模式，而劝说是一种论证，因为当一个事物被证明时，我们就会完全被说服”。[2]在修辞学的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近代以来，它自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向”，不断地向人类理智的所有领域渗透和扩张，以致如洛克所言：“倘若我们要象事物自身那样去谈论事物的话，除了次序和清晰之处，必须允许所有修辞学的艺术”，[1,p2]而这一点，恰恰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所要达到的或实现的目的之一。
20世纪以来，在哲学的发展中，通过“语言转向”而对机械论的批判，强调了语言的功能和符号的自主性，从而强化了理论表述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具体的、逻辑的统一。进而，通过“解释转向”而对逻辑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本文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把科学的构建、陈述和证明看作是“修辞的转义”(rhtoric tropes)，从而强化了理论表述的实践的、历史的和整体的统一。所有这些发展，都在直接的或间接的、批判的或汲取的不同意义上，埋下了“修辞学转向”的种子。所以，“修辞学转向”并非偶然的、一蹴而就的，它具有着渊远历史和迫切现实要求的必然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汇流的波涛，修辞学不可避免地被引人了科学的广阔领域，激发出了“科学修辞学转向”的历史选择，成为科学哲学而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修辞学之所以能在科学哲学中产生它强烈的渗透力，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就在于，“修辞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使各个学科可被概观的视界。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解释学的任务并生成知识；作为一种视界，它具有批判的和解放的任务并生成新的观点”。[1,p111]作为批判的和解放的任务，它使新的视界被阐释、说明和提炼。这种批判的和解放的本质，使人们意识到在修辞学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绝对区分是极其狭隘的和站不住脚的；特别是伴随着“语言转向”而出现的对形式化的逻辑分类和理性分析的过份强调，阻碍了人们对特定科学语境中大量合理的和可接受的论证的分析和研究，以致，人们不得不呼吁，单纯的形式理性的逻辑方法“是拯救科学研究目的的贫乏工具”。[2,p39]而修辞学作为科学交流的工具和消除交流障碍的手段，应被毫不犹豫地引入科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对科学修辞作了这样一个定义：“运用说明论证的艺术，以改变或强化在科学交流中具有认识价值的观念。这种说服或修辞学的论证既不是形式上严格的，也不是经验上强制的。科学的修辞学是科学家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结论而使用的那些说服、论证技术的集合，而不是表征模型。”[2,p85]
不言而喻，“科学修辞学转向”乃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是修辞学的特征在科学方法论中的新的实现。同时，从认识论的视角看，科学修辞学方法也涉及到了对科学真理的探索、论述和阐释，所以，“在可以映射我们时代的真理与认识于何处相联结的问题上，也应当允许修辞学登上核心的舞台”。[1，p2]在这个基点上，在科学修辞学与科学认识论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边界界限；因为科学论争本身就是科学修辞学分析的实在对象，而科学修辞学分析又必然内在地渗透着科学的内容。特别是，科学修辞学的分析过程将作为一种批判的过程，以其批判趋向超越于个体学者的讨论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学派、学科以至相关专业的广阔领域，从而使科学观点和哲学立场之间的相互批评、汲取和挑战，在科学探索的修辞分析中获得其充分的体现或具体化。因此，在科学的论争或竞争中，当修辞学方法引导创造性的科学论述时，它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对现存科学本文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在于发明了导致变革的“语言战略”(language stratage)。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个有意义的科学论述，就是“积极地、有选择地扩张了一种修辞学。因为它铺设了由已接受的信仰到新提出的信仰之间的途径”。[1，p37]所以，在特定的科学环境的决定作用和发散性的创造发明之间，存在着修辞学的中介。恰是这种中介性，才使它成为跨越和组织大量科学论述的一种“论述战略”(discourse stratage)，并且为尚未被组织的潜在论述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可见，发明和组织科学论述成为科学修辞最基本的功能。这种功能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特定修辞学分析的自主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在一个更广阔的语言共同体中，去把握科学论述的交流之间相互影响和关联的相关性和开放性，所以，科学修辞学又是克服那种科学论述和科学范式之间不可比性或不可通约性的相对主义的有力武器，从而在更广阔的、连续的、相关的科学背景上，去说明科学论述的发明、创造和批判的本质。因而，进一步讲，科学修辞学是在引入修辞学分析的前提下，在科学解释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统一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发明科学“语言战略”或“论述战略”的论辩方法论，并具有着跨越学科之间、理论之间和论述之间绝对界限的横断的元分析方法的性质。
由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科学论题都是复杂的和多向度的，特定的修辞分析必然与特定的分析目的相关。所以，在科学的创造和论争中，科学论题分析的复杂性和多向度性，为修辞学方法的具体应用提供了广阔的修辞空间和修辞域面。因此，从整体上讲，修辞学方法的“组织战略”或“论述战略”并不受论题的机械的约束和限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示了修辞学方法的丰富的创造性：
(1)修辞学方法为现存科学学科和科学理论分类的形成，象逻辑方法一样，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科学革命、科学分化和重组的时期或过程中，具有着潜在的历史的建构功能。也就是说，通过对特定范式、科学论题或创造意向的选择，修辞学方法为新的学科、理论模型和新的解释逻辑的产生及扩张，提供了可能的创造空间。所以，人们把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和对自然选择理论的阐释，看作是“发展了修辞学发明的非形式逻辑”。[3]
(2)修辞学方法在一个特定的科学空间或领域中，使得分析活动具体化，从而使人们可以为科学论题给出相关事件的趋向图景，而不仅仅是事件的状态图景。在这里，蕴含了修辞分析的多层意义、功能和目的性，对于突出科学研究的特定效应是极其关键的。例如马赫通过“水桶理论”的分析而对牛顿经典力学的批判，就是在修辞分析的意义上给出了物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趋向，或者说奠立了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修辞学背景。
(3)修辞学方法可以采取操作逻辑(working logic)的形式，以便在“前逻辑”的意义上，构建可算作合理推论的结果。这是一种外展臆断推理，它创造性地设定了一种可解释的说明，而且根据这种说明，相关事实将是可被发现的。那些所有建立在联想、类比等突发性思维基础上的科学发明和科学假说，便均是这种修辞学方法的操作逻辑的具体表现。
(4)修辞学方法可将各种分析战略（诸如综合和分化战略等)嵌入特定的论题，或在不同的科学论题中引入修辞分析，从而使修辞学的分析战略或分析方法在不同的论域之间构成由此达彼的桥梁，以致易于使一种科学论述过渡到另一种论述。比如麦克斯韦从科学美的修辞分析出发，创立了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说明、解释并复盖了法拉弟等人的旧的电磁学实验和电磁学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5)修辞学方法的“论述战略”的选择是发明(invention)的产物，而之所以把发明看作是修辞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科学发现和证实的关联背景，扩展了修辞学与科学推理的关系。从实质上讲，就是依赖于修辞学的情态，而重构了两种关系域之间的区别。所以，从修辞学的视角看，发明蕴含着证实的关联，就是要使科学论述由发现的关系域或语境进入证实的关系域或语境，从而实现“论述战略”选择的目的。因而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并不存在发现与证实之间绝对的逻辑断裂或不可通达的不对称性。所以，人们认为，“修辞学没有边界敌人”，修辞学的过程倾向于处于边界并使边界具有新的意义，而不是消除或否认边界。修辞学正是“根据这种边界的灵活性或暂时性的本质，否认了发现的关系域和证实的关系域之间的任何固定的划界线”。[1,p50]
总之，以上五个方面均展示了科学修辞学与科学理性和科学认识论的相容性和一致性。正是在这种一致性中，展现了修辞学方法在科学创造中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可能性。一个不能够为新的现象、新的发现和新的模型留有可能空间的修辞学理论，就不能容纳科学创造和变革的过程。所以，从总体上讲，一种科学的修辞学必须适当地说明科学论述的社会的和客观的趋向。而这种趋向不是对科学实践的分离，而恰恰是科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科学修辞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人们对修辞学因素的认识，从而使不可还原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一致性探索，能够获得更社会化的说明。”[1,p55]
2 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
科学修辞学的方法论意义，由被创造、发明或阐释的具有特定目的性的科学论述，所集中地体现了。因此，任何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目的，总是存在着某些最一般的原则。这些目的性原则可归纳为：第一，所有修辞学的目的都是进行劝服；第二，任何可行的修辞学目的，对于由境迂化的观众所接受的给定约定规范来说，必须是可能的；第三，在一个预期的境迂中，修辞学目的可在相关的和不相关的言说之间作出鉴别；第四，在观众是非齐性的情况下，只有新的评价规范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发明或创造之后，修辞学目的才可能被实现。然而，这些目的性原则之所以能够在科学家们具体地选择和构建科学论述时被实际地贯彻和应用，是由科学论述自身的修辞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理解这些特征，是把握科学修辞学转向的根本方面。这就在于：
(1)科学论述是符号化的劝导 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讲，一个特定的科学 范式的存在，就是一个确定的科学框架，它表明了在给定的科学场中对相关难题的具体求解及其求解的性质、特征和方式。科学论述作为对符号的理解、建构和使用，受到了这一背景的不可约的影响。所以，科学论述的选择和态度定向，就是修辞学论述的潜在的选择和定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科学论述都是修辞学的，因为它包含了把其它论述劝导向共同的趋势，以使境迂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成为可评价的和有意义的”，[4]由此，科学论述的具体使用，便成为在符号化的存在方式中，以劝导使科学行为协调和一致的符号化方法，并以符号的形式，推进了人们对科学难题的求解、讨论及其意义的阐释。
在这个基点上，科学论述表现了我们构建、应用和判断符号时所包含的选择功能。正是通过这种选择过程，使科学的交流成为有意义的，并使符号化的劝导功能具体化。因之，所有符号选择都是对符号化了的科学现象和科学观点的论辩性选择；它通过特定的符号形式，强化了特定科学认识论的价值及其意向趋势。这种趋向性，表明了在科学论述的符号形式中：首先，蕴含了在科学难题的讨论中，什么样的论述是适当的和充分的原则；其次，蕴含了在选择、构建和发展科学论述时，所具有的内在的逻辑性，当然，这种逻辑性是作为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编统一的修辞学的“主题逻辑”(topical logic)；再次，蕴含了一个评价的框架，并且在其中潜在地存在着“科学转换”的可能性，即对现行价值趋向重新定向的可能性。
(2)科学论述是境遇论述 从一般修辞学的意义上讲，“修辞学的境迂可被定义为，表现了一种实际或潜在要求(exigence)的个人、事件、客体和关系的组合”。[4,p22]在这里，“境迂”存在着三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要求、观众和约束。所谓“要求”，就是在给定境迂中所要求解的难题；所谓修辞学的“观众”，是指能够对相关的论述发生反响，并在给定的境迂中传播信息的对象；所谓“约束”，则是指境迂主体试图适当地对难题作出反应的前条件的集合，它包括所有社会的、历史的、共同体的、个人的和心理的的多重背景因素，它限制或提高了对难题作出适当修辞学反应的可能性和趋向性。
任何科学论述都是在科学修辞学的境迂中，由境迂主体受到特定情态的激发，而对难题给出的创造性的、进行劝服的陈述或表征。所以，科学实验的手段和规范的逻辑方法只有通过修辞学意义上的境迂论述，才能被有效地实现。因而，科学的进步是在实际的和特殊的、时间的和空间的客观境迂中，科学家的劝服和听众的评判之间动态的和相互关联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科学论述受到了修辞学境迂的制约：科学论述的境迂性就是它的修辞学性，而境迂的规定性正是修辞学的约束性。但是，科学论述与境迂约束的一致性，并不保证修辞学方法的必然成功，它仅仅是修辞学的目的性原则赖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这是科学论述作为境迂论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3)科学论述是演讲论述 有人把修辞学的功能描述为“调节思想适用于人和人适应于思想的功能”。[4,p24]所以，在科学的修辞学概念中，把这一本质的“适应功能”看作是演讲的，因为科学论述作为符号化劝导，也是通过公开的或私下的讨论讲说而发生和表现的。这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总是在科学共同体中，通过传播和评价交流而增长的，因而这一过程就必然地包含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修辞学演讲。
由于科学演讲总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因而对演讲论述进行合理的修辞学评判，就涉及到了这一修辞学背景的各个方面，共同体成员就必然在给定的价值倾向中，根据修辞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标准进行辨别，以评价演讲对于给定科学论题的相对意义，从而决定其合理论辩的边界和可接受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学分析并不（而且不能够）决定一个演讲主张的真理性；修辞学的论题仅仅在于，特定论述为什么并如何在满足对其作出反应的观众所持有的合理性标准中，是成功的或失败的。所以，科学论述作为演讲论述所具有的“适应功能”与其真理性是相关的，但不是等价的，它仅仅是推动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可被获得的修辞学手段或途径。
(4)科学论述是有理由的论述 在修辞学的意义上讲，“有理性”(therational)和“有理由”(the reasonable)是不同的。“修辞学是作为发现和有效地表达‘好理由’的艺术的概念化”，且“好理由构成了修辞学的本质实在”，所以，“修辞学的论述就是创造有好理由的论述”。[4,p28]“好的理由”是在交流、论争和劝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具体地和相对地产生的，它超越并扩张了严格的形式逻辑的先验标准，是在特定信仰、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义的判断和分析。
科学论述的构造与评价并非唯一地建立在形式地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单纯具有形式有效性的论证，从来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的。在科学的论争中，人们反驳的常常是某些论证的理由，而不是论证本身的形式操作或逻辑标准。譬中，我们总是向一种公理化论证的前提或这些前提所隐含着的价值观念挑战，而不是这些公理的形式结构本身。因而，形式化的逻辑标准对于建构和评价科学主张是不充分的，同时，也不意味着超逻辑形式标准的修辞学的思考和行为，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和不合理的。
科学修辞学的建构和评价科学论述的标准，反映了科学共同体求解难题的期待和价值思考，这些标准（包括形式有效的标准）的功能不同于决定选择的中性算法规则，而是具有在特定境迂中制约和影响选择的价值功能。因此，科学家必然借助于修辞学的劝说作为科学证明的可能性的前提，而且这种劝说的修辞学的逻辑性，依赖于这些主张是否能够在境迂中成为有理由的。正如普特南说的那样，“无论我们的认识图景和理性的概念多么不同，都共有着大量的假定和什么是有理由的信仰。”[4,p115]正是这些前形式逻辑的假定和信仰，支配了科学修辞学论述的非形式逻辑的基础和基本原则的有理由性。
(5)科学论述是发明创造 从科学史上对大量科学发现的论证中（如哥白尼对“日心说”的论证和伽利略对“落体定律”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科学论述所具有的修辞学的劝服力不同于论证的逻辑结构，因为后者涉及形式的证明并诉诸于证据，而前者则包含了美的想象、类比和联想并诉诸于假设。另一方面，科学论述所具有的修辞学的劝服力也不同于修辞学的现象，因为后者仅仅涉及科学论争中交流的表述，而前者则从属于劝服的直接的或潜在的效果。这里所蕴含着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作为修辞学发明的科学论述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确定修辞学的有理由的目标；第二，决定相关难题的论点或论题的本质、特征及其可能的选择；第三，发现论证的有说服力的线索和可行途径或方式；第四，创造性地提出有理由的科学主张或假设。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决定了科学论述是发明论述的修辞学本质。
然而，科学论述所具有的修辞学的发明特征虽然与非修辞学的逻辑过程不同，但修辞学的发明绝非是对逻辑的排斥，而是具体境迂中的逻辑扩张或延伸。事实上，正是在逻辑形式所不能达到的语境空间中，修辞学分析起了创造性的作用，并获得了它作为发明的存在空间。另一方面，虽然科学修辞学的方法与科学的发明论述之间的普遍关联性，可以在不同的向度和功能中展示出来，但这种关联性不是形式地约定的。因为在对科学论述的提出、阐释和论辩中，对于新的逻辑前提的发明和对已被广泛接受了的逻辑框架的创造性应用，恰恰是对逻辑形式的约定性的超越。科学论述之所以是修辞学的发明论述，其实质正在于这种扩张和超越。
3 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
“综合的科学修辞学就是关于科学之系统的、交流实践的理论”。[4,p11]它是从创造、应用和评价科学论述的修辞学视角，延伸、扩张或深化了科学哲学研究的相关层面。尽管有人从狭义的概念或范畴出发，并不认为科学修辞学等同于科学哲学，但二者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却是无人否认的。所以，科学修辞学的分化，并非对科学哲学的的远离；而恰恰是在这一新的转向中，对科学哲学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将科学修辞学付诸于实践，就是要使修辞学成为科学本文解释的主导。”[5]换句话说，科学修辞学对科学哲学的扩张，其根本途径就是科学修辞学在科学解释中的实践重建。这种实践重建具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本文在此仅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是对科学修辞结构的实在性重建。科学真理的说明需要与彻底的科学修辞学分析相容，因为在科学真理的分析中，存在着科学修辞学的发明空间。没有后者的解释，前者是不完备的。但是，科学理论自身的本体论性，并不是科学修辞学的直接对象，而是其展开和实现分析功能的潜在前提。作为科学修辞学分析的直接的对象实在，是特定境迂中的修辞结构。正是这种修辞结构自身的实在性，决定了在修辞学术语和分析中所蕴含着的实在论的分析性。科学修辞学家作为一个实在论者的基本表现，就在于坚持“实在论必须保持分析的目标，即修辞学的结构。”[5,p207]因为正是这种修辞结构的实在性，决定了科学修辞学实践的本体论性。也正因为如此，科学修辞学的转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家们应当建立这一实在”。[5,p50]同时，修辞结构的实在性的重建，从本质上区分了，传统理性重建的目标在于“逻辑认识论的意义”，而科学修辞学重建的目标在于“实践的意义”。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要注意的是，在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的意义上，修辞结构的实在性是与其境迂性相关的，它是超越了抽象本体实在性的一种具有创造性、批判性、意向性和自主性的科学活动的实在性，而不是一种机械的、无主体的对应物。所以，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与实在论立场的一致性，不在于本体论的断言，而在于修辞境迂、修辞结构和修辞趋向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约的必然性。
其次，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是科学的最终形式语言的重建。科学理论的进步总是在特定的背景框架下，通过给出适当的证据和理由，以说明其形式表征意义的过程。因而，科学修辞学作为在科学论辩中给出有理由的科学论述的劝服方法，也同时是对科学语言形式的重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夏佩尔指出，“科学的最终形式语言(final-form Language)是科学修辞学。”[6]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科学修辞学作为科学论述的语言形式，是理解其它形式化语言的形式及其特征的基础。修辞学的语言技术，是劝服人们接受某种科学主张的有效形式。其次，修辞学作为科学的最终形式语言，在科学理论的表层形式语言所不能给出证据的说明空间或逻辑空间中，具有着它联结科学推理和科学结论之间“断裂”的中介功能。在此，修辞学的语言技术是任何其它形式语言规则所无法比拟的。再次，科学修辞学作为最终形式的语言与严格的科学方法论并不是等价的，它们不具有形式的同一性。因此，我们要理解科学语言本身是什么、为什么科学语言本身在规范的意义上也应当是劝服的等元理论的问题，并不必依赖于方法论规则的先验假定，也可以获得修辞学的说明。最后，科学修辞学作为最终形式的语言，是对科学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进行思考和表达的“最适当的语言”。因为前形式系统的具体的科学活动一旦在这种最终化的论述中获得实现和修辞学的预设，就今产生它稳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它就会作为新的科学背景的延伸和继续，从而在进一步的探索中作为初始的修辞学背景而发挥它的功能。
再次，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是对科学论述的修辞学难题的重建。具体地确定或重建科学论述的难题，是科学修辞学发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些难题首先涉及了修辞学论证的四个基本功能，即提出证据、解释建构及信息、评价难题的科学价值和科学方法的应用。而且，这四个基本功能的任一领域，又都存在着必须被解决的亚层难题，这包括猜测的、定义的、定性的和说明的四个层次。这几个层次则涉及了科学修辞学论述的可行性、意义、证据的使用、建构、判断以及具体的程序等等不同的方面。对此，我们可以下图作一具体的表示：
科学论述的修辞学难题项
这个图示清晰地表明了，在一般情况下，在任一特定的科学论述背后，都至少隐含着16项复杂的修辞学难题。对这些难题的确定和求解，是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们对于特定科学论述的选择和定向，具有着本质的修辞学的限制功能。
最后，科学修辞学的实践重建是修辞学论证的战略重构。在科学哲学家们的论争中，特别是“在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之间的论争，处于当今科学哲学讨论的核心地位，它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包含了修辞学”。[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修辞学的实践强化了修辞学论证的战略重构，使修辞学论证的劝服力更强地发挥了它的功能。这种修辞学论证的战略重构主要表现在于：①选择探索的类型和路线。特别是当一个新理论与一种新的研究方式相关时，研究者在广阔的修辞背景条件下，对具有个人独特的创造性趋向的选择。比如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理论”的选择。②解释已被容纳的规则。也就是说，通过对一种新的探索规则的确定内容、起源及其价值的修辞分析，说明新的假设和证据之间的关联与确定背景规则之间的关联的一致性。③把特定的规则应用于具体的案例分析。这就是要从个体案例的修辞分析中，去论证特定规则的价值深度及其解释域面的大小。④对特定假设的初始条件的说明。对科学假设的初始条件进行的逻辑的形式证明，往往导致逻辑前提的“无限后退”或逻辑悖论，甚或产生极端的“怀疑论”倾向。而对初始条件的修辞学的分析，则可避免这些难题的出现一并增强对该假设的劝服力和确信力。这是修辞学论证的一大优势。⑤反驳竞争假设。在科学的论争中，竞争假设常常诉诸于辅助性假设以强化其内核假设的完备性和韧性。但是，这种提出辅助性假设的方法，乃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修辞学方法。所以，在新的证据发现之前，对竞争假设的反驳，也就必须采取相应的修辞学的分析方法，从而以修辞学的论辩艺术去进行有效的批评。⑥把似真性纳入科学假设的论证结构。在科学的论争中，一个新的创造性的假设常常是一个在既定形式规则中具有较低程度的先验概率的假设，因此，它往往会失去参加论争的权力或被粗暴地排斥。因此，通过修辞学的发明，把尽可能多的有限的似真性分析纳入该假设的论证结构，就不仅仅会对论证起到修饰或润色的作用，而且会增强它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从而使它在科学论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4 结语
从以上三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修辞学的“转向”使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了这样一些新的特征：①进一步推进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相互溶合或渗透；②它是克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及二分趋势的可能选择之一；③从修辞学的向度上映射整个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本质、特征和意义，把复杂的科学哲学的宏观问题微观化，从而使科学哲学的论题更集中、更突出和更鲜明；④消弱单纯本体论立场的片面决定性和独断性，从科学发明的创造性实践的界面去展示科学认识论的价值；⑤从方法论的意义上，集二十世纪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和“解释转向”的合理成就，去创立一个系统的、完备的科学修辞学的理论系统；⑥科学修辞学研究的独特视界，使许多西方哲学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程度上的辩证思考。正如有人明确地声言的那样：“修辞学论证只能在讨论的境迂中来评价。我将把这种逻辑称之为科学辩证法，并把它作为科学修辞学的标准。”[1,p43]
当然，科学修辞学的“转向”对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讲，并不是唯一的趋势。首先，它仅仅是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某种新的可能视角，而不是全部趋向。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特别逻辑的、语义的和心理的系统分析，并不是修辞学的分析所能取代的。其次，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必然继续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所有域面上更深入地展开，对于这一科学哲学发展之动源的本质意义的揭示，修辞学的界面和视角显得狭隘和不足。最后，到目前为止，科学修辞学的理论还主要局限于经典修辞学思想在科学论述方面的推广和应用，其本身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未开发的领域，一个真正系统的、完备的和合理的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构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