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方法论演变与价值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地理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0-02-06
文章编号：1000-0585(2010)05-0947-12
1 引言
作为科学体系一个门类的地理学，其理论和方法论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影响。地理学被视为一门空间科学而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主张，是源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前苏联著名地理学家阿努钦(Vsevolod Anuchin)在回顾地理学思想史后总结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地理学理论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与哲学相联系。地理学的理论概念都反映出某些哲学家的观点，而哲学家也广泛利用地理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2]从二战后地理学发展历史来看，哲学和其他学科对地理学的影响，以及地理学对它们的影响也越来越趋于频繁和强烈，这使以往横亘在地理学和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那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作为专业化的一门学科，地理学又有其特有的传统和优势，美国地理学家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ison)曾归纳了地理学的四个传统：空间分析、地域研究、人地关系、地球科学[3]；著名地理学家布劳特(James Blaut)认为还存在地图学、行为地理学两个传统[4]。这些传统和优势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地理学家不断奠基、继承和发扬，所谓“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干的事情”[5]，这似乎意味着职业素养的严格要求而使地理学显著区别于其他学科。
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界线到底应该严格保持还是有所放宽？讨论这一问题对当下我国地理学界尤为重要。相比较而言，西方地理学界对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问题并不像我国这样强调，其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程度和接受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强度远高于我国。这可能是因为二战后的国外人文地理学划归在社会科学里，而我国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一样都归于理科。也许从整体科学或哲学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但这又使地理学家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只努力提升到哲学层面，可能会陷入“脱离实际”或“抽象空洞”；如果只关照具体地理学命题及实际问题，则可能流于“井蛙观天”或“长于事实，短于理论”。在哲学与地理学所构成的天平的两端，地理学家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某种平衡。地理学方法论或许就是这种平衡的产物。
在影响地理学方法论演进的诸要素中，地理学家和哲学(或科学哲学)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两个。本文将地理学家的价值判断、目的等方面归为主观范畴；而哲学或科学哲学，因其相对地“外在于”地理学，也就是相对地理学这个设定的“主体”而言，它是一个客体，所以我们将其归为客观范畴。其中，能不能和应不应该引入价值判断，是主观与客观问题的焦点(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本文首先分析科学发展特征和趋势、科学方法论演进历程及其对地理学方法论的影响，然后阐述价值判断与地理学方法论的关系，最后归纳总结主客观范畴结合的地理学方法论的涵义。
2 科学发展的特征和趋势
2.1 科学研究的专业化特征
某种程度上，科学是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并随着它的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事业。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是整体科学体系的构建者，而牛顿和爱因斯坦则是作为科学的一个门类——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物理学的建设者。这当然不是因为后者的智力和才能不及前者，而是科学发展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的要求使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20世纪初期就指出：“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保持下去。不仅外在的而且内在的事情都站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即个人只有在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家的场合，才能在科学领域获得某种关于真正完满的东西的确定认识……一种真正确定和卓越的成就，在今天总是专业化的结果。”[6]对这种专业化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学科体系划分的重要意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最后集大成者——康德，做出了这样的阐发：
“科学进步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把各自不同的原则相互分离出来，把每条原则纳入一个特殊的体系，使他们各自构成自己这一门科学，由此而防止由混杂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可能会分辨不清，在这两类原则中，局限性的方面以及在运用这些原则时所可能产生的混淆性方面应当归咎于哪一类原则。”[7]
从当代科学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康德和韦伯对专业化学术分工的阐述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分工形式的学科或学术分工，必将随着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演化而趋于精细化。
2.2 专业化的主要弊病及地理学家等的反思
毫无疑问，专业化现在仍然主导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发展的进程。但专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在学术上产生了“纵”向分割和“横”向分割的不良倾向，即历史研究与现代研究的割裂，各学科及其门类之间的割裂；而且也伴生着狭隘的科学观和排斥效应。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他的那篇经典论文中充分揭示了这一问题：
“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混乱，地理学在最近的年代已趋于分化，企图以其各部分更为狭窄的专业化来挽救自己。然而，它在这个方向上越是取得成功，其方法越是投合铁板一块的、教条的实证主义，其各个部分越是容易被吸收进某些同性质的分析性学科(自然地理学者进入地质学，区位论者投奔经济学，空间选择论者靠拢心理学，等)。这样，地理学者们失去了他们作为知识的空间方面的综合者而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们越是变得专业化，他们离构建大众地理知识的过程越远。”[8]
由专业化形成的学科界限遭到了社会环境变化和“问题指向性”研究的双重挑战，促使学者们不断反思。就连以数学模型见长的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开始内省：“(新经济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深受一种诱惑之害，即集中关注最容易建模的东西，而不是在实践中最有用的东西”[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则指出：“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充其量是人为的……唯一值得区分的——并且唯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贴切和较不贴切的因素之分，其分界线将随着所研究的环境特征而变化”[10]。如果把“经济”换成“地理”，那么这段话可能对于地理学也同样适用和富有启示性。
经历了类似的反思和实践活动之后，基于研究对象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可分性，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地理学家们开始强调“科学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跨学科的事业”[11]，并倾向于认为“知识与社会生活完全是从同一块现实之布裁减出来的”[12]。因为，“学科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清楚，被研究的现实世界是由相互关联的一个总体组成，而不是一些分离的部分。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武断的，其目的在于把某些显然可研究的论题从其他论题中分离出来，尽管前者事实上并非独立于后者。”[13]顾朝林等认为这种学科内部的专门化和哲学上的多元化是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14]；陆大道也强调“应该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交叉和融合是发展学科的重要途径[15]。
专业化趋势不断加强，但现实问题和研究对象在实质上不可分，这两个原因促使科学事业成为行驶在交叉化与专业化的双轨上的列车。实际上，专业化的要求并没有阻止人们从“问题”出发，因而淡化和跨越学科界限寻找普遍真理的努力。强调专业化的韦伯和康德，同时却是横跨几大领域的巨人。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交叉化也是与专业化并行不悖的另一趋势。在地理学上，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著名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早就指出：“没有一种科学是孤立发展起来的，而都是基于思想的普遍进步和别的科学的进步而发展的。但是，在地理学上，这种依附关系尤为显著，因为它的一切部分都必须依靠有关的系统的科学，并需要它们作辅助科学。知识的一切巨大进步，即使那些相去很远的知识的进步，也都促进了地理学，并导致它向前进步”[16]。
3 科学方法论的嬗变及其对地理学的影响
3.1 科学方法论的演变
近50年来，科学哲学理论或科学方法论主要经历了从范式、研究纲领到多元主义的转变。同时，强调科学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有其社会文化背景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日趋强大和成熟。它们对整体科学和哲学(包括地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及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和理论很快风靡科学和哲学领域。库恩把范式定义为“公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由不同范式之间竞争而发生的科学革命则使“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对环境的直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这样做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17]凭借范式、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等核心概念和格式塔的比喻，并辅之以科学史的事例，库恩建构的理论对科学发展给出了一个总括性的解释架构，因而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代”[18]。
7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批判库恩“非理性主义”(如库恩强调科学家的心理转换，比如格式塔的比喻)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s)的概念。拉卡托斯沿用了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但抛弃了范式概念，而采用“研究纲领”进行替代，他认为“伟大的科学成就是可以根据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化加以评价的研究纲领，科学革命在于一个研究纲领取代(在进步中超过)另一个研究纲领……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我们必须阐明和发明‘辅助假说’(作为硬核的)保护带”[19]。从其概念和主张来看，拉卡托斯是对库恩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相比库恩和拉卡托斯对科学进步正统的解释，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科学方法论是具有颠覆性的。费耶阿本德是实证主义和唯理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主要批判者，他提出的“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方法论原则首先建立在他对科学的批判性认识之上，即认为“科学并不是神圣的……科学是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接着，他直陈他所认为的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方法论准则：“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最后，他强调科学与国家的分离是“达至人本精神的唯一机会”[20]。这种更富批判性的、开放、灵活地看待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以及人本主义目的论的指向，反映了科学方法论已经由单一的理论图式走向多元主义。
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理论也遭到一些批评，比如查尔默斯(Alan Chalmers)认为库恩的范式概念界定不清楚，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过于宽泛，而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有一种个人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倾向；他还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在这一环境中，科学生产的目的是与具有不同目的的其它实践相互关联”[21]。这实际上引出了科学社会学这一重要学派。
与科学哲学偏重于宏观的科学史分析方法相比，科学社会学理论侧重于考察科学活动的制度和社会文化结构。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默顿(Robert Merton)将科学的制度化、宗教和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对科学的影响列为科学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并通过历史方法论证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的形成过程[22]。贝尔纳(John Bernal)将科学本身视作研究对象，从科学的发展历史与作用角度论述了科学的社会性质与功能[23]。以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将科学社会学推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也就是认为科学知识受社会文化的强烈影响，“社会因素导致了学术传统的资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应用方式”，不同的文化群体接受不同的自然信念，所以普遍性的科学方法和评价标准是不可能的，科学评价是相对的；同时，由于“知识是通过模型和隐喻的发展和扩展而增长的”，而它们“必然总是以经过协商的约定和共享的范例为基础的”，所以，“永远得不到能证实某个特定的认识论或本体论最终正确的论据”[24]。其后，巴恩斯等人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属性，并发展出一种“有限论”的思想，认为概念的前期应用不能决定其后继应用，使用概念具有社会偶然性(比如受使用者的目的、利益、惯例和传统、新的背景条件等影响)[25]。以马尔凯(Michael Mulkay)为代表的学者不但强调了科学知识是特定社会背景下人类活动的特定产物这一观点，而且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形式，主要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入手，主张事实和虚构都与语言符号紧密相关，并力图创造一种新的文本分析形式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复杂面貌[26，27]。总体而言，科学社会学家批判了传统的将科学知识视为对自然的客观反映的观点，强调了特定的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科学知识的修辞与语言对科学的影响，使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除此之外，科学政治学、科学心理学、科学道德学、科学认识论等作为科学哲学的分支[28]，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已经进入一个多样化的时代。
3.2 科学方法论演进对地理学方法论的影响
整体的科学方法论主要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其实例也多来源于自然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则更多涉及社会科学领域。地理学受到了它们两者的强烈影响，西方地理学家也非常关注科学哲学的这种动向。
科学社会学理论为地理学，尤其是为人文地理学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工具。在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上，法国地理学家保罗·克拉瓦尔(Paul Claval)将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置于其《地理学思想史》的“绪论”一章，并运用科学社会学理论，指出知识进步的非直线性和知识演化的理性和非理性共存的特征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知识产生和应用的背景、制度、社会结构、权力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等[29]，而这些问题也是现代地理学密切关注的主题。英国地理学思想史学者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认为地理学传统是适应不同的社会和学术环境而演化的结果，尽管有一些较为确定的主题和问题，但地理学自始至终反映着不同时空人群的不同利益和目的[30]。特雷弗·巴恩斯(Trevor Barnes)将科学社会学理论直接应用于地理学研究，他不仅将默顿的制度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引入经济地理学学科史的考察，指出地方文化和社会背景塑造了经济地理学，使它并非一个确定和必然的体系；并提出了经济地理学产生于它的学科话语(Discourse)复杂的实践过程中的观点[11，31]。尽管巴恩斯在这两篇文章中并未引用马尔凯的论著，但是他引用了默顿等其他科学社会学学者的理论，他的核心概念与马尔凯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概念也是非常相似的。在反思中国大陆经济地理学发展历程时，刘卫东等认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诸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环境和改革、传统文化、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外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独特发展道路[32,33]。我国地理学者应用科学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地理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还非常少见。借鉴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地理学发展的特征和道路，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法论研究方向。
科学方法论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哈维在其地理学方法论巨著——《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多次引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并强调地理学史研究完全可以参照库恩的概念框架[34]。范式和研究纲领的理论被许多地理学家热烈讨论，同时被作为重要词条收入约翰斯顿(Ron Johnston)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35]。英国著名地理学家乔利(Richard Chorley)和哈格特(Peter Haggett)将范式与地理学联系起来，哈格特根据范式的涵义将地理学表述为一个三维结构的信息矩阵范式(data matrix paradigm)：空间维(区域地理学)、时间维(历史地理学)、系统维(系统地理学)[36]。在中国，白光润批评了“地理学哲学的贫困”状况，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进行了哲学反思，并初步论述了科学方法论(主要从系统科学角度)与地理学实际结合的问题[37]；蔡运龙将范式引入自然地理学和人地关系研究中，探讨了自然资源学学科范式构建以及人地关系范式演变的过程[38，39]；台湾地理学者周素卿介绍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受科学哲学发展影响的要点，并引述利文斯顿的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环境对理解地理学传统的重要意义[40]。
费耶阿本德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人本主义的目的论诉求在地理学中也有积极的响应。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当是段义孚等开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在段义孚看来，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否定和抛弃科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能敏锐地认识到那些束缚人类自由的东西，揭示那些被科学家忽视的情感、价值观、心理等因素与科学知识和规则的实质关系，而且将对自身的省察放在科学研究的核心和目的的地位[41,42]。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根源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我们也并不确定段义孚等是否注意到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主张，但是两种思潮都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在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人文精神的推崇、主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也反映出：科学、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不但应该予以热切关注，而且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进行交流和互补。费耶阿本德和段义孚对价值观、意识形态作用的共同强调，也引出了方法论中价值判断和目的这一主观范畴的关键问题。
4 价值判断与地理学方法论
4.1 社会科学与地理学中关于价值观与方法论关系的论述
从主观范畴看，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能不能、应不应该“中立”于研究对象呢？这个问题是包括地理学在内的科学方法论讨论的焦点。
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对价值判断与方法论关系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是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韦伯认为，“无论何时科学工作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事实的完整理解就停止了”[6]；但是，韦伯本人似乎也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原则，其对资本主义动力的解释是“新教伦理”，其实就是新教徒价值观形成的文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43]，这无疑渗透了他强烈的价值判断成分(虽然是逻辑严谨的)。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通过排除价值观念来确保，因为社会问题必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不存在“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他甚至认为“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10]。这种看法对地理学，至少对人文地理学很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地理学上，论证目的和价值观对研究对象影响的最具代表性著作无疑是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Glacken)的——《罗德岛岸边的足迹》。在从古代到18世纪末西方自然与文化关系漫长而严谨的思想史研究中，他得出了人类的目的自始至终影响和塑造着自然的结论，也就是“抱有目的和追求秩序是自然概念最显著的特点”[44]，从而历史地论证了作为地理学家研究对象的自然，实际上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和目的不可分割的观点。正如唐晓峰所指出：“地理学不仅仅要描述世界，还要论证世界，而对于世界的论证，永远是站在人们为自己选择确立的思想、信仰、价值观的立场上进行的”[45]。除了学术研究本身的要求，现实的巨大变化和压力也使价值观与地理学关系的命题变得愈发重要。由于社会和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复杂演变和严峻态势，使得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伦理与地理学关系的讨论和研究开始展开，并形成了一些学派(学科)，如伦理地理学[46]、环境伦理学[47，48]等。这些分支理论的发展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人们重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作为地理学重要概念的“景观”，它从始至终也不是“客观”的。从词源上讲，“景观”(landscape)最初起源于德语landschap，后来被landschaft一词替代，原本被画家用来表示乡间景色或风景画[49]。这个解释点出了景观概念的美学和自然实质，实际上表明了个人感情、鉴赏力以及价值判断对景观的决定作用。20世纪20年代，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在其关于景观的著名论文中，将景观定义为通过不同的自然和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区域[50]。因为起源时的美学实质和演变中的文化塑造成分，已经使景观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视域对象，而且反映更多的意识活动，并且有情感和其它因素叠加其上。因此，70年代时，历史地理学家迈尼希(Donald Meinig)从多个角度透视景观概念，指出景观问题的核心在于“任何景观不仅反映眼中所见，而且反映心中所想……景观应该从更广的视角，从一般的语言角度去分析……对那些将景观看做镜子或事实的人们来说，它既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又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51]由此可见，价值判断是地理学中“景观”概念的实质之一。
4.2 价值观转变促动方法论变革的典型案例
二战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和趋向也表明价值判断不但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和命题，而且已经成为理论和方法论革新的重要基础和凭借。这方面，以“计量革命”后，人文主义地理学、行为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制度与文化转向”以及后现代思潮的不断勃兴与更替为突出特征。“计量革命”派所持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立场，使其尽可能地排斥和否定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以至于走向“科学主义”的极端，如该学派的始作俑者舍费尔(Fred Schaefer)将地理研究中的直觉、情感和独特性等视为“科学方法”的大敌，进行激烈的批判[52]。但是事实上，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的地理学方法论，因其忽视和无视个体意识和价值判断的重大作用，遭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批判，因而产生了人文主义地理学[41，42]；另一方面，它无视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使其不足以解释和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一部分地理学者转向并诉诸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城市、贫困、经济与社会危机等问题之间的关系，阐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变化的空间效应和结果，因而产生了“激进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4，53]。
值得注意的是，激进派产生于实证主义地理学阵营内部。如果说哈维由一个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54，55]，主要是价值判断影响地理学理论发展的体现；那么，“计量革命”的代表人物邦奇(William Bunge)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Detroit Geographical Expedition)运动，则在实践上将地理学家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邦奇主张地理学家应当成为他们所研究地区的人，应当发现人民需要什么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应该和当地居民一起制定规划，而不是给他们做规划；基于此，“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响应黑人社区的要求，就社区的种族隔离、城市扩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和撰写研究报告，并开展了对当地人员的技能培训等社会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56，57]。通过这个典型事例，可以看到，在外部批判和内部自省的夹击之下，计量化脱离或无视现实世界及其变化的痼疾凸显，导致这一弊病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割裂了价值判断与地理学方法论之间的必然联系。
4.3 对待价值观与方法论关系的态度和原则
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在一篇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方法论的文章中，经济地理学家杨伟聪(Henry Yeung)不但认为伦理是新经济地理学方法论讨论不能绕过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方法论命题：地理学家在社会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如普通社会成员、独立学者、公民等)对他的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呢？[58]。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比如，身份以及所属行业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研究偏好和价值取向。经济地理学家高登·克拉克(Gordon Clark)曾比较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前者关注抽象的事实(stylized facts)，而后者关注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而其中存在着所谓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争议[59]。提克尔、谢泼德和佩克等(Adam Tickell、Eric Sheppard、Jamie Peck)编的《经济地理学中的政治与实践》(Politics and Practice in Economic Geography)则以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主题，集中了不同层面和主题的方法论观点。编者们认为方法论的选择实际上是政治的、个人的和偶然的，而这些特点在学者接受学术训练前就已根深蒂固，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也不应该有经济地理学“方法论的一致性”(methodological consensus)，并主张多元主义和竞争性的经济地理学方法论[60]。这种方法论立场实际上源自多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存的社会现实。尽管价值观与地理学方法论之间关系的讨论是困难的，达成一致的意见更为困难或不可能，但是这些发展状况已经充分说明，地理学家的价值观和目的往往是暗含在对“客观”对象的研究中，并且是起着异乎寻常作用的主要变量。
像在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一样，地理学方法论中的价值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排除和“中立”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可以被随心所欲地纳入到学术研究中。因此，本文提出在处理价值观与方法论研究关系时的态度和原则：审慎和逻辑严整性。其中，审慎的态度意味着不轻率地提出和泛化地界定价值观和价值判断所起的作用，而应该根据价值观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和研究者对此种关系的认识程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尽可能具体的议题。逻辑严整性原则意味着对价值判断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进行严格地、完整地证明或论述，对地理学还意味着联系地理现象和实例进行价值观影响的深入分析；否则，就容易陷入个人感情的偏见或言不及义。在地理学方法论讨论和研究中，当价值判断是以审慎的态度、可行的方法以及较为确证的事实为依托而体现时，就不仅会很有说服力，而且对解决实际问题大有帮助。
4.4 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反躬自省
科学发展日趋交叉化和多元化，不但影响、制约并塑造着我们的认识，而且对认识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把研究视为一个展现新认识的过程，那么，在规定并考察研究对象时，跳出固有的思维和研究定式的限制和制约，实现从强调学科界限到强调从问题本身出发的转变就变得重要和必然。学科界限会因而变得模糊，但正是由于此，新的思想和方法才得以出现。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不但借此更清楚地认识了研究对象，而且通过这一认识过程回到和达到对自身，也就是“人”的真正认识。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价值判断在方法论研究中作用的日益彰显，使这种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成为地理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贴近本质的要求。反映在研究目的上，本文提倡回到一种科学与人本相结合的优秀传统。正如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同时也是地理学家的康德(可惜赫特纳、哈特向等地理学家只关注了他的地理学思想，而忽视了他对科学和人的本质的研究)所指出：“在人用来形成他的学问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有一个目标，即把这些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在他能够把它们用于其间的那些对象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61]所以，对于那些意图把握事物本质的求知者，康德谆谆告诫：“(他们)要做的没有别的，只有从对象那里回复到自身，不是为了研究和规定事物的最后边界，而是为了研究和规定自己固有的、自己所凭借能力的最后边界。”[7]
5 结论和讨论
方法论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则与研究者个性和目的相结合的产物。整体科学方法论和地理学方法论的演变表明，将这一结论应用于地理学方法论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但表明地理学方法论本身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揭示了哲学与价值判断影响地理学方法论形成和演变的实质。
一些地理学家早已部分地注意和强调了这一结论，如赫特纳曾指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必须在这样两重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根据自己在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研究和记述，以及根据对一般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研究。”[16]现代地理学家莫里尔(Richard Morrill)也曾指出：“方法论争论仍然困扰学科发展。方法论问题有两个层次——科学本身的方法论以及分析、证明和描述过程中的方法。”[62]但是，赫特纳虽顾及两个层面并有深刻的阐发，却没有看到整体科学方法论演进的强大影响(主要由于他生活的时代所限)，更没有认识到和正确评价价值判断在地理学方法论中的作用(相反，他批判了班泽的美学地理学以及宗教、形而上学对地理学的影响，认为它们不属于地理学[16]；如果按他的这种主张，人文主义地理学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算地理学)；莫里尔则混淆了方法论与方法。
这也许提示我们：地理学方法论创新必然建立在对传统的继承、反思乃至批判的基础之上，哲学、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对地理学方法论的演化也提出相应的、迫切的要求。如果归结它们对现今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启示，那么在学科内部的专业化之外，更应该注意和重视三点：学科发展的交叉化、哲学理念的多元化、研究目标的人本化。对于交叉化和跨学科研究对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意义，吴传钧、黄秉维、郑度和陈述彭等先生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63～65]；相比之下，多元化和人本化的方法论讨论和研究在我国则比较稀少和滞缓，但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章发现和强调了这一问题，并在介绍和剖析西方地理学方法论演变过程和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地理学方法论讨论的建议[66～70]。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我国地理学家应该积极捕捉和把握方法论变革的机遇，在传统与创新、科学哲学与地理学之间寻找突破点，以推动中国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快速发展。
致谢：两位审稿人对初稿进行了细致审读和评阅，他们的大部分建议已被采纳并体现在修订稿中；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地理系教授杨伟聪(Henry Yeung)和美国爱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地理与规划系荣退教授马润潮(Laurence Ma)也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议，作者向他们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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