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生态女权主义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述评论文,生态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态主义话语的发生
面对种种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西方人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系统。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地狱、上帝与世人、生存与死亡、真理与谬误、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等等无处不在的两元对立父权制（patriarchy）的文化思考模式发生了危机， 艾略特在他的《荒原》（The Wasteland）里描述了西方文化的没落图景，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宣布“上帝死了”更从深层次诉说了西方文化系统危机重重。诸如后殖民主义（斯皮瓦可、赛义德、霍米·巴巴）、解构主义（德里达、戈德曼）等等“后学”（postisms）都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群起而重构或试图反省重新书写西方文化历史。诚如英国生态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说的那样，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看来西方人已经认识到“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过去300 多年间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生态病症都在20世纪凸现了出来，说人类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恐怕也不耸人听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生态主义（ecologism ）话语适逢其时地发生了。生态主义话语的发生不过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人类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二元关系的重新思考和论证。毕竟生存是第一要务。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人类开始从文化系统的各个角度进行反省。各种生态主义话语纷纷登场：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伦理、环境主义、生态文学、环境文学、文化生态、精神生态、文学生态、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科技、生态文艺学等等。生态女权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态话语浪潮中诞生。
二、生态女权主义的渊源
生态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理论流派而为人们所瞩目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智力和理论的根基却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法国女性作品。生态女权主义虽然可以追溯的历史仅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20世纪西方变幻迅速的思想领域里也算根深蒂固了。而现今为大多数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所乐于引用的“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的术语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妮（Francoise d'Eaubonne）创造的。
生活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奥博妮所关心的是妇女和地球贬值的联系。德奥博妮宣称：实际上每个人都清楚现今两个最直接威胁生存的问题是人口过剩和我们资源的毁灭；认识到男性系统（the male System）负完全责任的人寥寥无几，至今是男性（而非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身处这两个危险之中；但是甚至少之又少的人已经发现这两个威胁皆是以下两个五千年来给予男性权利相辅相成发现的逻辑结果：他们在地球上正如在女性身上一样播种的能力和繁殖活动的参与行为。德奥博妮这一宣言实际上惊醒了所有生态女权主义者，她们以此把作为生育母亲的女性和地球母亲（物理环境）统一了起来。 从此以后， 生态女权主义者“以身体为阵地”（bodies as grounds）向父权制统治的阵地发出了猛烈的炮火。
真正孕育“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这个术语和其基本思想的是德奥博妮在70年代早期的两本著作：1974 年出版的《女权主义或者死去》（Le Feminisme ou la mort）和1978 年出版的《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者转变》（Ecologie feminisme:Revolution ou mutation）。在《女权主义或者死去》中，德奥博妮通过总结中欧和生态女权主义有关的政治运动来开始她的理论化。其中最有名的运动是所谓的“前沿改革主义者”（the Front Reformiste），最初以为女人争取堕胎权、离婚权和平等机会作为她们的主要兴趣，后来于1973年发展了与生态有关的内容，可惜前沿改革派没有能够坚持对生态的兴趣，又转向了她们最初的兴趣。但是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该组织分离出来，建立了另外一个组织——生态女权主义中心（the Ecologie-Feminism Centre）。生态女权主义中心的成员们领导了一系列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运动。德奥博妮正是从解释和总结这些运动开始她的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理论的。《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者转变》继续深化了《女权主义或者死去》中未竟的话题。《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者转变》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女性如何被男性所统治的社会所驱使，女性已经变成了男权制社会的附庸，即使女性的生育权利也被男性剥夺了。德奥博妮大胆地指出，甚至男性学者也成了这种社会的共谋。而正是人口过剩毁灭了人性和地球，地球正如女人一样被这种社会所弃置不顾。由男性所驱使城市化和技术化的社会已经把地球的活力大大降低了，而过度的生育又巨大地增加了人口的数量。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德奥博妮大声疾呼女人行动起来拯救自己和地球，这两者需要紧密团结起来。德奥博妮还结合过去和现在的史实来考察生态女权主义的必要和现实意义。截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类已经认识到生态危机和妇女的问题，但是这种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和彻底。在德奥博妮看来，要想彻底改变对妇女的和地球生态的忽视需要完全地转变西方式的思考模式，这正是本书副标题——“革命或转变”的含义所在。德奥博妮宣称，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是因为：生态女权主义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更美好和更公平的社会，而是生存，让历史得以继续，而不是我们像大洪水前的动物和鸟类那样消失，这些物种的生育能力也因为人类过剩的人口而持续降低。德奥博妮坚称唯独把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才能使得地球变“绿”和生机勃勃。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德奥博妮追溯了从远古石器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男性所主宰的社会对女性和地球母亲的统治和压迫；驳斥了有些学者宣称母系制（matriarchy）社会不过是某些人类学者的假想的观点。同时她还对男权制的权威无边主义（unlimitism）作了深刻批判，从而推翻了西方统治别的国家和人民的理论根基。书的最后，德奥博妮警告人们不要等到我们无物可食的时候才认识到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性，也许只有生态女权主义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男权制政治和文化的思维模式和对待地球和环境的态度。
综合上述，我们大体追溯了德奥博妮关于生态女权主义的思想脉络。即使她的思想过去和现在对生态女权主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对将来的生态女权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德奥博妮的思想的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第一，德奥博妮的思想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历史局限性非常明显。20世纪60年代欧洲学生的暴动和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在她的著述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为争取妇女堕胎和离婚权、为地球和环境的疾呼，德奥博妮甚至诉诸于革命；第二，德奥博妮对女性权利和地球、环境的辩护没有考虑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从第一世界人民生产和消费利益出发。这一点尤其在她反对非有机化农业生产的观点时反应较为明显。
毕竟我们不能对德奥博妮要求过于苛刻，她生活的时代决定了她的视野范围。生态女权主义者也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随着时间的脚步逐步向前发展着。应该说70年代后期，生态女权主义的发展还是在一种较为散乱的状态下摸索前行，这表现在：生态女权主义者还没有较大较有影响的组织；生态女权主义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理论纲领；出版的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论著还不多；有些人还对生态女权主义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
80年代，生态女权主义借助生态主义的社会思潮取得了重大进展。1980年，由生态女权主义者在美国马赛诸萨州阿默赫斯特市召开的“女性与地球：80年代的生态女权主义大会”（Women and Life on Earth:Ecofeminism in the 1980s ）是第一个生态女权主义的政治集会，与会者超过千人。可以说这次大会的召开是生态女权主义自我确认的宣言，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原来流散的生态女权主义的状态和运动的结束，生态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文化批评视角已经正式诞生了。1981年，由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和其他生态女权主义者参加的“妇女五角大楼行动”是一场反对军国主义的示威运动。她们认为军国主义（五角大楼作为象征物）就是消灭地球上生命的力量，从而把军事力量也和生态女权主义联系起来[1]。其后，生态女权主义呈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收。1981年4月美国第一届西海岸生态女权主义会议召开；1986年“妇女—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在罕普什尔大学成立；1987年全美生态女权主义会议召开；1989年“环境与发展妇女组织”在美成立；1991～1993年生态女权主义论坛在纽约成功举办；1995年“生态女权主义视野”学术会议召开，等等。伴随各种生态女权主义学术会议的召开和各种生态女权主义组织的成立，各种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书籍、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读者面前：冯戴娜·希娃的《为了活命：女人、生态学和发展》（Staying Alive:Women,Ecology and Development,1988）；格丽特·加尔德的《生态女权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Animals,Nature,1993）；还有诸如《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和《文学和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论文；另外诸如西华盛顿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得克萨斯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宾夕发尼亚印地安纳大学、西弗吉尼亚大学等开设了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课程，使得美国成了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的中心。
生态女权主义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生态女权主义异军突起，早已从边缘步入了中心，一跃成了西方文化领域炙手可热的显学。
三、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路
生态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多元化和开放的学术理论，有着驳杂众多的流派分支。诸如自由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动物派生态女权主义、精神生态女权主义、政治生态女权主义等等。各种生态女权主义流派均有自己的侧重点。精神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社会和自然中某些生态群体被排除在一个基本健康的体制之外，而这种被排除在外的事实是不公正的和非生态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一生态群体重新纳入进来，使得她们获得应有的权利。精神生态女权主义在考察远古时代的女神崇拜和自然宗教后，试图为现代精神生态女权主义找到历史的依据。在斯普林特纳克看来，女神精神生态运动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神性（宇宙的创造性或者终极秘密）置身于我们自身和我们周围的宇宙过程之中，宇宙是一个神圣的整体，并有着无限的复杂性；第二，强调内在力量的获得（enpowerment），从而把人类从自身对生命的孤独感和冰冷的物质意识的牢笼拯救出来，重新置于生命有机体的无限联系网之中；第三，从存在的死亡感（它是父权文化的根基）走向再生意识[2](P247)。动物派生态女权主义更加强调妇女、自然荒野和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把拯救动物和妇女自身解放视作统一的任务。政治生态女权主义强调妇女和自然受压迫的政治和经济根源，并试图推翻这一根源，从而为妇女和自然的解放创造平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些类别代表了存在重大差异的政治哲学、自然理论、人类本性理论和个人行动的诉求。”[3](P55) 再加上其他林林总总的派别，构成了生态女权主义的洪流。
国内外的学者大多把以上诸多派别和分支纳入两个大的门类下：文化生态女权主义和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在何怀宏主编的《生态伦理》一书中，他们把诸如自由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关心动物的生态女权主义、激进的文化生态女权主义、精神的生态女权主义和本质主义都归入文化的生态女权主义门下；而把妇女主义、社会的生态女权主义和行动的生态女权主义都归入社会生态女权主义的门下。杨通进把生态女权主义的众多流派纳入精神和社会两个向度之下[4]。金莉也基本上采用如上分类方法[1]。
虽然上述分类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并不太认同如此过于笼统的分类方法，理由是生态女权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生态环境的危机，而女性学者感同身受自己和自然相似的命运，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所在。由此生态女权主义学者不外乎从三个方面着手来试图改变自己和生态环境的现实地位：第一，探讨妇女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男性主宰的文化系统中，男性如何压迫自然和妇女，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归入自然生态女权主义之列；第二，作为独立个体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和人类自身，在面对重重生态危机之下，精神产生异化，对此作出关照和研究的范围应该归入精神生态女权主义的范畴之下；第三，社会生态女权主义的向度，生态女权主义者对生态自然和妇女以及其他受男性压迫的一切生态群体进行考察，并挖掘出背后产生压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根基所在。事实上，鲁枢元提出的“生态学的三分法”（即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5](P143—148) 笔者较为认同。
面对如此众多的流派和分支，人们又该如何把握生态女权主义？也就是说各种流派有无共同的理路和信念？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第一，正如生态女权主义（Ecofemnism）一词所示，生态批评代表着激进的生态主义运动或者如人们所称“深层生态”（deep ecology）和女权主义（feminism）的结合。生态学是从自然环境系统的生命科学而来的、探究自然生态群体如何在生命网（the web of life）中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一门科学。 生态女权主义正是借助生态学的哲学思想和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来重新考察人类的文化体系。这是生态女权主义存在的基石。第二，所有的生态女权主义者都把自然看作女性的盟友，并认为男性家长制文化（patriarchal culture）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和统治是一致的。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这一点，生态女权主义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推翻为男性所驱使的文化系统和社会，从而改写女性和自然被统治和剥削的历史命运。第三，生态女权主义者以开放的视野，联合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态群体：被白人剥削的黑色人种、被第一世界剥削的第三世界的人们、被人类统治的其他物种、被男性文化压迫的女性文化体系，等等，来对抗已成定式的人类思维模式，并深信只有用生态女权主义所倡导的思维模式才能拯救整个人类、其他物种和地球。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扩展。第四，生态女权主义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m），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生命活力所在。生态女权主义决不是一种碌碌无为的、纯然形而上的僵化理论。生态女权主义者（大多是女性）采取在大学里开设各种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课程和出版各种书籍、组建各种妇女组织（如EVE:Ecofeminism Visions Emerging）、召开各种会议、示威游行等方式来向人们灌输她们的理念。她们宣传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如新闻媒体和网络。第五，生态女权主义具有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这也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语境的理论话语的共同特点。
以上五点是笔者对生态女权主义进行的总体归纳，可以考证，不论何种派别的生态女权主义，都具备以上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差别主要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生态女权主义困境和出路并存，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包括生态女权主义在内的各种生态主义思潮将会有更大的进步。笔者对此持有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