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中国论文,风尚论文,世俗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制度性改革，在造成整个中国文化领域广泛的结构性变异的同时，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中，便包括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从总的方面来看，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呈现出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私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从而产生了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大的改变。
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在它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潜在着一种相当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在放弃“政治——道德一体化”文化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充分张扬大众意志的生活享受权利及其现实表达形式，在日常活动层面上追求个人基本生活利益的直接满足。很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出现，是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和文化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本身正处在一种不断趋近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由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充分体现出“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性，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大众来说，把现实目标放在物质生活积累和占有的过程中，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日常享受之上，便是一个应和了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且又非常实际的价值前景。它表明，在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以经济为中心”既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政治纲领，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它也是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生活改造的基本力量。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历程，正是在这一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的。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审美风尚总是内在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基本的文化存在状况及其价值取向，那么，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则体现了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大众对于自身生活的一种新的、自觉的要求。它的根本之处，在于充分强调了日常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强调通过物质占有和消费实现生活享受的直接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进程之中的生活“审美化”图景，已经非常具体地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的总体面貌。“审美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直观现实。
概而言之，这种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第一，作为大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直接规定，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成为整个文化建构中的基本目标；第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出向大众“享乐”动机的充分归趋，日常生活过程呈现为十足的娱乐享受形态，处处洋溢着感性的快乐情调；第三，大众不再追求自身生活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够直接体现当下满足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以便能够在日常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直接乐趣；第四，物质的积累与丰富作为一个现实前提，将物质功利主义的实践企图直接引入了生活“审美化”过程，使得“美”与人的现实物欲发展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物欲的充分实现成了日常生活在“审美”方向上不断自我拓展的外部标记，而生活的“审美”情调则包装了人的具体物欲动机。
具体来说，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的变革，在总体上显现了如下几方面特征：
（一）大众日常生活及其满足的直接需要，在审美层面上催生了一种极具世俗化色彩的追求。满足大众最基本的生活享受需要，表现人在世俗幸福中最普遍的物质欲望，已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一个突出特征。“世俗化”成为当今审美风尚发展中的一个具体标记。
这里，我们所谓“世俗化”，同一般意义上的“庸俗”、“低级”等道德化的价值判定，是有所差别的。如果说，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改观，突出表现了那种同最一般的物质利益相一致的大众意志、大众实践的急剧扩张；那么，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上，“世俗化”的特征正表达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层面上，对于那些体现最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欲望、体现普普通通的生活满足的对象和事件的爱好与感动。在这里，人们没有伟大的理想冲动，没有超迈宏大的生活目标，也没有坚毅不拔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实现人际间那份脉脉温情的渴望和满足基本生活享受的热情。可以说，这种“世俗化”的审美风尚特征，一方面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进程的基本脉动，另一方面则再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精神的存在情形。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首先，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具有一种对于理想精神价值的消解性。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确立生活的远大精神理想当作一个现实目标，也不再把重建生活的崇高意义当作自身行动的前提。相反，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过程中，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理想的天空收了回来，投向了自己脚下的现实；生活的精神意义逐渐为日常活动的物质要求所代替，思想的追索道路为现实物欲的扩张冲动所截断。这样，为了实现当前利益和需要而从事的每一项活动，都这样或那样地指向了种种非常现实而具体的过程，并且力图从中获取直接的享受。生活变得非常实际，同时也变得令人可亲可近，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过程。在这种取消了精神的理想性和崇高性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人们所产生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生活的感性表达和表达的快乐，一种源于最基本的生活热情的自我感动。
其次，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世俗化”特征，具有一种相当鲜明的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对于90年代的中国大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来说，物质富裕如今已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而他们日常生活的不断满足，则取决于其进一步占有物质的丰富程度。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和积累的规模日益迅速地扩大，今天，人们所能够掌握的物质条件已经越来越丰富，这样，对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在物质富裕的同时，要求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享受，也就不是什么奢侈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了。因此，在社会审美风尚的“世俗化”特征背后，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大众物欲冲动和满足的感性形式，即：“美”仅仅是作为一个物质富裕的生活象征而存在；对“美”的感动和欣喜，由于物质上的可靠保障而益发强烈且令人难以自持。生活之“美”不再享有往日高贵的精神气质，而成为一种点缀日常物欲满足的装饰材料：“审美”不再是超度芸芸众生的理想价值之境，它已然是人们为自己的生活编织漂亮外衣的感性凭据。
于是，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进程，在“世俗化”方向上显示了：日常生活的享乐追求不仅改变了大众的文化价值理想，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的审美表现形式。人们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极端感性地构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富足与安逸是人在现实中的基本追求，对它的表达与满足则给了人们一种快乐的安慰。对此，90年代崛起于文学创作领域而又为广大中国读者欣然接受的所谓“打工文学”，便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明。《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这些小说往往以“出国”、“海外发迹”为叙事编码内容，在文学释义的广泛性上，将艰苦创业的乐趣置换为个体对于物质占有的现实成就感，并以此来为大众提供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浪漫的文学热情包裹着巨大的物质幻想，在审美价值领域横冲直撞，把精神体验的“崇高”当作一个遥远的神话故事逐出了日常生活的具体过程。它在以锐不可挡的姿态横扫一切精神目标的同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同整个社会大众利益相一致的审美本质——宏大的精神抱负无法为今天的需要生产出直接的欢娱，实在的生活更要求有一种同样实在的享乐形式来落实它的存在价值。所以，法拉里跑车、乡村别墅、法国红酒注定要取代精神信仰的本体位置，成为每一个在平常日子里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人的审美之源。这里，现实生活的直接功利要求，不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种最浅近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美学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审美形式侵入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本世纪最后年代里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如果说，生活在这里以它自己的标准制定了一整套审美表达的方式，那么，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世俗价值的形象确立。它表明，审美不再是精神饥渴者的诗意家园，而是大众在日常范围内对于物质满足的快乐想象；美从理想精神的峰颠降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成了大众利益的浪漫外观。审美既已摆脱了理想精神的维度，人们也就无须为自己彻底沉湎于世俗享乐而感到惭愧——何况享乐过程又总是如此巧妙地确认着每一个个体存在的现实目标，令人从未有过地尝到了某种轻松惬意的快感。
（二）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乃是大众生活本身不断再现了一种特定的“娱乐化”发展迹象；一切所谓的“价值”、“意义”并不体现某种内在精神的合法性，而是必须体现了它们娱乐大众生活的感性属性，体现人对具有自身生活的“自由消费”能力。
必须指出，所谓“娱乐化”，在这里并不具有席勒所描述的那种古典审美的精神游戏特质。它所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对于责任、义务等精神内在构造的彻底拒绝，一种直观感受的轻盈松弛、酣畅欢快。就像在KTV包厢里肆意放歌那样，你根本无须考虑噪音污染、演唱技巧或歌词内容意义之类的问题，只要你自己觉得快活、觉得满意就行。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娱乐化”的极致发展空间里，生活已经不再要求人们为它创造什么或作出精神的承诺；相反，人们认定生活本身却应该对人的感觉作出这样那样的“快乐”保证——感性要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成为近年中普遍流行的美学趣味。90年代都市“休闲”之风的盛行，从一个形象方面凸现了这种“娱乐化”风尚的诱人魅力：它不仅是对于紧张生活压力的自我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感性生存利益的一种制度化方式，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美学合法性。人们从中频频收获着自我感觉上的那份心满意足，一种纯粹私人空间里自我欣赏的快感——如果说，“旅游”作为生活的休闲形式是建立在经济解放基础上的话，那么，当“风光名胜游览”、“双休日郊游”“新马泰国际旅行”等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为90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时髦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让生活美丽”的审美性质，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正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往外流淌着美妙的情绪。而一两年前流行于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那个“电子宠物”，则在装饰生活的意义上，把人对于“什么是爱”的价值探问，通过一种“示爱”的表演方式，转化成为一种立等可取的、当下的想象性满足：在人们的口袋、挎包里，“电子宠物”发出的"BB"声，好似一声声“爱”的呼唤，而人们在为之“喂食”、“洗澡”的时候，也仿佛产生了盈盈“爱意”。在一场个人性的娱乐表演中，“爱”成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缺乏真爱的人们的快乐抚慰：人们在这个“娱乐化”的生活世界中，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又一次认定：“我”作为一个现实之物，毫无沉重感地进入了一个由感官活动所建造的嬉戏空间。
时间之流被拦腰截断。“娱乐化”的生活世界无须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深度，而是着力表现了日常生活的当下动机之于人的历史感的改造：生活的愉快享受并不需要以历史的深度体验作为保障，大众不必关心自身感觉之外的时间上的客观性，而只需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于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文化风尚的“娱乐化”特征，其中隐喻了一种最广泛的“非历史化”迹象——人们不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进行体验和积累，而是在时间的空间化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当下快乐。1998年春节，在这个最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蕴涵、中国人的民族记忆特性的特殊日子里，一部完全以取笑逗乐、东拼西凑形式出现的“贺岁”影片《甲方乙方》，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飙红，迅速压倒同期放映的其他影片而占据了各地影院的票房榜首。这件事情便已然说明，在日常生活的直接享受活动中，文化的历史前提正在被不断消解；生活娱乐的可能性充分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文化制约力的支配性话语，决定了人们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也因此，90年代里，我们常常看到，这种“非历史化”的迹象甚至可以演变出对于真实历史本身的“娱乐化”处理。曾经激起中国大众巨大热情的所谓“历史电影（《秦颂》、《南京大屠杀》、《红河谷》、《红樱桃》等等），以电影技术所特有的影像编码方式，在雪白的银幕上制造了一片异彩纷呈的“娱乐化历史”图景。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心灵反思对象的历史运动，在电影空间里成了一个又一个由视觉和听觉形象所串联起来的彩色画面：历史人物走下神坛，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同大众相互面对，引逗人们或声泪俱下，或笑逐颜开；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在影像活动的连续性上，或以气势非凡的宏阔场面、眼花缭乱的刀戈撞击，或以戏子的同性恋故事、青春少年的无政府嬉闹调侃，成功地实现了大众好奇感与紧张感的欢快宣泄。显然，电影是在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将历史——生存的时间维度演绎成为大众感性层面上的“当下性”存在、一种直接迅速地进入人的感觉运动的存在；它把历史从人的记忆深处放逐了出去，并且把“历史”交还给了大众感官的直觉性活动及其娱乐性满足。于是，历史的时间性深度的退隐与空间性“形象”的呈现，最终在大众感官层面上完成了历史与大众消费的“娱乐性”构造。
（三）在一个不追求精神活动的创造性及其历史深度的时代，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往往高度激化了大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消费狂热。这正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
进入90年代，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是趋于消费性的。人们直接以物质满足、感性娱乐为价值目标，追求的是一种并不体现现实文化的创造性过程和意义的生活活动。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曾经被设想为充满意义、价值的创造经历，那么，如今，它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当作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消费领域，其中洋溢着放逐意义和实现物欲满足之后的巨大喜悦。各种“名人”传记、生活类杂志的畅销，各种国外名牌服饰的流行，以及各种电视肥皂剧的高收视率（《我爱我家》、《欢乐家庭》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等等，均充分表明：今天，人们主要是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的美学性质，并在日常消费的广泛性中实现自身生活的“审美化”。日常生活就像一座硕大无朋的巨型“超市”，人们穿梭游动在巨大而拥挤的货架之间，生活之美仿佛那堆积在人们头顶上的美仑美奂、林林总总的商品，形象的“审美”外观下充塞着人的消费冲动和惊喜，浓缩了人在生活中日甚一日地变得强烈起来的占有欲望。具体生活过程与审美之间必要的心理审视距离消失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实现与大众在直接消费活动中的满足程度产生了特定的一致性——越是能够直接进入大众日常消费领域的对象，也就越是能够唤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力。就此而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显示了某种新的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出现：追求物欲满足的物质功利主义和强调感官快乐享受的感性主义，便是这一话语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大众日常生活意志则是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践行自身权力的基本保障。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坚定性，维护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权利及其感性选择。由此，在社会审美风尚的现实流变中，价值的天平无疑倾向了大众需求这一边——充分体现大众的生活利益和满足标准，充分再现大众的文化价值态度，是决定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流变的最终因素。另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满足的实现，又不断再生出范围更为广大的新的占有欲望；感性快悦既是生活的形式，又成了生活的直接动力。这样，“美”作为一个生活的形象符号，总是同日常生活享受的具体性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生活过程中不断修饰着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实践形式。
应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自有其不容小觑的积极现实意义。它从具体生活层面，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特定转换——重新确立了感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塑造了大众的文化形象。这尤其对于一向把道德理性和政治诉求放在很高位置上的中国人来说，确已形成大面积的冲击，并且也具体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运动方向。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回避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诸如享受与创造、物欲冲动与理想精神、形象与意义的矛盾，等等，仍然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和解决。
二、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前景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现状，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两点：
第一，在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中，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具体选择立场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规定了人们在自身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审美价值取向，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趣味表现方式和表现途径，从而也决定了日常生活与人之间的现实审美关系。因此，在我们考察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有必要关注社会审美风尚变革运动背后的深刻价值动机，以及这种价值动机与大众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日常生活意志的强烈高涨和精神崇高性的淡化（失落），构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中的两个显著标志。这种矛盾性的存在尽管不是绝对对立的，但它却会在一个很大时间里制约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制约中国大众对于自身生活的现实追求。对此，在我们策略性地把握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前景之时，必须加以深刻的关注，即始终考虑到感性与理性关系的现实结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在具有强烈政治理性传统的中国社会，我们有必要关心：在大众生活日益脱离单一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张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感性满足本身具有的现实文化功能。
从现有情况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大体将在继续保持既有特征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这样几个趋势：
一、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将愈益同整个社会的大众日常生活需求和满足形式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与大众直接生活利益的内在互动关系。它要求我们在关注社会审美风尚变化、发展的时候，要有意识、突出地强调大众意志的构成及其现实取向的实际意义，进而在整个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充分包容日常生活体系的合理目标，以便在强化现实文化的大众利益基础上，保持社会审美风尚发展与大众之间的良性关系及其稳步发展态势。
二、大众日常生活的发展趋向，将突出强调个体感性的地位和现实要求，更加明确地追求日常享受的生活动机。尤其是，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积聚和增长将以一种更为猛烈的态势呈现在人们面前，物质享受的现实诱惑及其实现前景将不断推进人们对于生活现实的感性认同。也因此，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具体表现上，价值意义层面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将继续存在并有所扩大。同时，这种矛盾反映到大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具体过程中，还有可能引发人们对于生活现实的新的困惑。不过，在这里，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中，一方面，感性动机的高涨虽然有可能以一种片面的形式，抑制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内在理性的发展和功能。但是，由于现实生活本身并不处处、时时都体现了充分理性的规则，也并不总是要求人以一种纯粹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生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大众日常生活完全有理由沿着感性享受的方向前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如何去适当调整生活的感性机制，不致使感性泛滥为日常生活的唯一内容和全部要求，而是能够与人的内在理性不断地加以调适。另一方面，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具体变动过程中，感性享受的发展有可能在一个特定层面上激发人们对于实际生活的新的信心，从而使生活本身充满新的活力和丰富性。这一点，对于长期处在政治权力和道德理性压抑之下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更有它的实际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在考虑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问题时，必须经常注意到本国文化的既有背景和它的历史特殊性，充分注意社会审美风尚发展与大众现实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第三、社会审美风尚的持续发展，将更加密切地体现出其与文化传播体制之间的直接联系，由此并强化文化传播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强化文化传播方式的具体改进。这其中，以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等为主体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事实上，在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体就已经起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引导、鼓动甚而诱惑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始终是同大众传播媒体本身的发展直接相关联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功能细分（例如电视、广播媒体中音乐台、体育台、教育台、儿童台等的相继出现，报刊中时事类、生活类、女性类等的区别），及其各各不同的趣味指向或技术特性，深刻影响了中国大众的现实追求和生活想象。无论是日常生活享受的最初动机，还是对于具体生活方式、生活目标和生活过程的理解、把握，人们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大众传播媒体的有意识的调节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大众传播的又一种复制产品。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排行榜”，既发布着乐坛的最新动向，又是人们关注和消费音乐文化的强有力指南；电视里的“健身潮”、“消费驿站”、“电视购物”……不仅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信息，同时也有力地催生了所有电视观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热情憧憬；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汽车时代”、“时尚精品”、“家居装饰”等等，则在一片诗意的文字间埋伏了巨大的大众消费前景。人们已经无力也不可能逃脱大众传播媒体设下的包围圈，只能欣然悦然地跟随各种媒体的引导，满怀希望地走入形形色色的现实空间之中，寻找生活的幸福感受。应该说，大众传播对于社会审美风尚的这种实际引导，其功能和意义绝不可低估。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过程及其具体形式，早已不再局限于以往那种纯粹个体自主的活动。大众生活的多样化及生活选择的丰富性，已经使得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无可回避地进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秩序之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都必定要从整个社会中获得自身的参照或认同。在这方面，大众传播媒体因其技术上的优越性和信息收集与传播上的广泛性，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存在力量。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社会文化传播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大众传播媒体技术能力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其对于社会审美风尚的引导和制约功能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由此，便对大众传播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体制和方式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一者，大众传播媒体在强化自身的政治
和道德舆论功能的同时，必须时刻注意能够将舆论的政治和道德效应同大众生活的实际需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使自身的宣传功能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于具体生活过程之中。二者，社会审美风尚的引导和制约，同样存在一个精神价值尺度的问题。大众传播媒体必须经常考虑到，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时代，大众对于传播活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他们在接受、认同大众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往往又缺少全面审慎的深入分析能力和条件；他们在面对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快速的大众传播信息的时候，往往单方面地依从了大众传播媒体的诱导，因而他们往往也是最容易受大众传播活动影响的群体。这样，对于大众传播媒体而言，如何在传播过程中确立自身有效的价值体系，以及如何使这种价值体系的目标能够积极健康地引导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毋庸讳言，在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体的价值引导功能和方式有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存在不少片面的、急功近利的和投机取巧的行为。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要想真正形成一种开放、稳定、有序、健康和能够为大众所认同的价值引导机制，不仅需要所有媒体的共同努力、综合作用，还要求我们能够有一种比较健全的价值评价意识，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以便同时对大众传播媒体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