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3)03-0025-0 8
一、概念与理论
通常人们把思潮看成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 倾向。徐大同先生认为，政治思潮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可大致归结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这一概括的基本含义 在于：思潮具有理论导向作用，即对某一时代的普遍政治观念、甚或政治学说的发展方 向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从政治概念研究的视角来说，它与政治学说的不同之点在于： 政治学说历史影响长远，相对稳定持久，可能一时不为更广泛的民众所知；而政治思潮 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倾向，它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的和方法论的意 义。判断某一政治思潮的特点、地位和重要性，不是取决于它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重复 出现，存在多长时间，而是在于它能否成为标志政治观念发展的潮流。凡是能够成为某 个历史时期具有主导性的思潮，总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影响某种政治运动，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学说的发展。[1]人之所思能够成为一种潮流，是现代社会的一 种独特现象。同样，对政治生活的思考能够成为一种文化流波，也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 征。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人之所思才能经过出版系统和教育系统的渲染与加工，成 为一种鼓动性的力量。
政治思潮是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某一政治思潮在一段时间 之后会被人遗忘，但它却能折射出那个特定时代的某些特征。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政 治思潮折射出来的是知识群体与统治者的关系，从实质上来讲，则是文化权力与国家权 力这两种权力的关系。文化权力，也可称之为知识权力，是一种主导文化和知识传承的 权力，而国家权力是一种统治和维持秩序的权力。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显然是两种不同 性质的权力，前者立足于观念世界的塑造，后者立足于控制能力的强化。当然不排除后 者对前者的利用，也不排除前者对后者的约束。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之所以成为 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理论基点，关键在于改革开放之后，在两者之间的合一关 系之外，一种新型的张力关系开始孕生，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有可 能从合一走向分离。
我们知道，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合一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在一个没有分化 的状态中，拥有了延续下去的机制。近代中国经过一系列的变革之后，文化权力与国家 权力合二为一的基础遭致毁灭性的打击，天命的没落颠覆了两种权力结合的合法性基础 ，科举制的废除颠覆了两种权力结合的制度基础。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裂已经不可 避免。这种分裂塑造了知识群体之国家权力“局外人”的角色，但这一分裂并没有在两 者之间缔造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于是以下的问题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这两种权力在 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还会走向合一?如果能走向合一，合一的基础何在?这一合 一性表现为国家权力对文化权力的吞噬还是表现为文化权力对国家权力的颠覆?如果不 能走向合一，那么又如何划定两者之间的边界以及如何确定两者之间的功能?如何使其 天然的张力关系保持一种良性状态?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兴起与变迁的线路中，以上问 题都不同程度的反映出来了。
二、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结在一起的。而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 提高也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反应的出现。其突出标志便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起伏跌 宕。它的兴起与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毫无疑问，从它们关注的主题以及展开的方式来看，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 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或者说，近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潮为当代中国思潮提供了可以 关照和追溯的文化资源。这说明中国所面临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近代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在当代中国思潮中又重新展现出来，于是被宏大政治事 件所遮蔽下来的问题又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所关注的对象。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出口至 少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真正出现。但是，当代与近现代政治思潮又有很大的不同。最 重要的是在两者赖以存在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迥然不同的。在同一的政治体系内部产生 出来的当代政治思潮不同于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地方在于，它的兴起、变迁明显地受制于 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度。换言之，当代政治思潮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权力和政策所规定。 这种外在的约束使得当代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只有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逻辑中才 能得到有效的说明。
其次，当代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最为明显的不同，便是供其思考的对象是有差 异性的。尽管近现代政治思潮与当代政治思潮都服膺于现代化的逻辑，但是它们反思的 对象并不是完全重叠的。近现代政治思潮主要是围绕古今之变，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 的框架中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国政治建设的道路。由于是在一种非统一性的政治体 系之中展开的，故其反思的对象不是既定的政权体系，而是针对流传已久的文化传统。 当代政治思潮尽管没有完全摆脱古—今或传统—现代的思维框架，但从其反思的对象来 说，文化传统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了，试图通过思想的力量改造既定的政治体系才是其 紧要的任务。由此导致了近现代政治思潮可以按照思潮本身的逻辑，展现着一种特有的 精神魅力。而当代政治思潮却要在与既定政治体系的关系中，通过“迂回话语”展现着 一种矛盾而复杂的面貌。
当代政治思潮在80年代的出现与展开，是以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反思作为其总体 特征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反思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而西化论、分权论则是反思政治 体制的典型代表。这一反思注定了在知识群体所代表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从开 始就带有难以驱除的紧张与对立。于是，纵观80年代政治思潮变迁的总体脉络就在文化 权力—国家权力这两极之间摆动。于是，我们便会看到这样一副景象：现代化的推进必 然导致西化论的崛起，而西化论的猖獗又导致了现代化的紧缩。现代化的紧缩又刺激着 改革力量的重新崛起，改革力度的深化又刺激了西化论的复出。这样一种循环导致了当 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大起大落的局面。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其中知识群体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代表了文化权力与 国家权力的冲突。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士大夫政治，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是 合二为一的。近代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两者之间的联结机制陷于断 裂，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紧张由此而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表达了知识群体 试图独立执掌文化领导权的决心，但是这一决心并没有塑造出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 的知识群体，试图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再度相联的念头并没有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但 是，当代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的知识化轨道上诞生的政权，其中平民化的道路不断遏止着 知识群体向国家权力中心的渗透。尽管在建国之后出现过短暂的重新精英化的局面，但 这显然是服从于当时建国和治国这一政治需要的，因为在革命后的社会重建中，有效治 理国家的人力资源是稀缺的，平民出身的革命者是无法承担起建国和治国的重任的。所 以，知识群体的政治精英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权宜之计并不能改变政权内在的 平民化特色。于是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替代，就成为知识群体边缘化 的政治象征。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离为其日后的冲突缔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起点。当 代中国政治思潮在80年代的突起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内在紧张，都说明了文化权力与国家 权力的分离使当代中国政治面临着难以解脱的文化权力的压力。
所以，80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潮中就渗透着这样一种意向：依靠文化权力改造并进而与 国家权力合一的冲动，不断刺激着知识群体实现从文化领导者向政治领导者的转变。因 此，在8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总体特征体现为国家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对立。这种在权力 结构上的内在紧张，使80年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两极对立的特征。1989年的 政治风波可谓是这一冲突达到顶点之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处理并不是从根本上化解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之内在冲 突的象征。如果知识群体关注的焦点资源没有实现从国家权力向其它领域的转移，如果 国家权力与文化权力合二为一的传统还在刺激着知识群体对国家权力的争夺，那么这种 结构性的冲突就还会持续下去。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出口。在此之前，中国的 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资源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体制的循环变动。但是， 现代化的内核在于权力结构的重塑和新社会形态的成长。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从其形态上 来说是通过国家—社会的分化以及社会领域的专门化缔造了一种理性的政治秩序与社会 秩序。各个领域都几乎要按照一种专业化的轨道，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维持着一种分化 但又能实现社会有机整合的现代形态。从这一角度来看，90年代之前当代体制的变动与 社会资源的增升，仅仅是在经济指数和外在生活形态上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内在 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活动惯性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的轨道。换言之，摆脱旧权力结构的 现代化出口并没有出现。而1992年南方谈话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为 实质民主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观念上的力量。这一概念颠覆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天然不可 嫁接的传统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新权力结构的重塑缔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中 国近代政要慨叹西人入侵中国为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实际上真正的未有之变局乃是中 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西人入侵仅仅是代表了两种文明的相 遇与对撞，其效应是颠覆性的，不是建设性的。而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不仅是颠覆性 的，也是建设性的。它不仅释放出了一种颠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必然糅为一体这一传 统观念的现代力量，而且为各种力量进入现代化轨道提供了日益扩展的空间。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一转折体现为 文化权力—国家权力两极对立的局面开始消解，尽管各种带有颠覆性的思潮会时不时地 出现，但它已经不能动摇左右整个社会运动的理性化力量了。两极对立的权力结构在市 场化的道路上逐渐转化为一种多权力中心的结构。各种社会力量的现代化出口终于出现 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是与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有 着密切关系的。
首先，市场化开始缔造限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边界，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相分化的雏形开始形成。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分化是现代社会 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政治生活对私人生 活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政治的同质性使政治处于一种理念世界的监视之下。这种同质政 治不是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的突破”产生于城邦的衰落和神权体系的颠覆 。因为在同质性的城邦体系和神权体系之中，政治生活乃是神意在民间的表达。[2](p.47)当代现社会突破了狭隘的城邦边界和神学的教诲之后，如何在新型的社会结构和更 为广阔的地域中，缔造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则是城邦传统和上帝无能为力的。因为城 邦传统和神学体系无法涵盖崭新的社会结构。于是，我们发现，现代政治更多的不是对 神意的关照，而是对私人领域的保护；现代政治不是凭借同质性的力量去涵盖一切，而 是在一种差异性中承认个人的权利；监视政治生活的力量也不再仅仅是源自理念与上帝 ，而是来自市民社会这一世俗化力量。政治无限扩张的惯性消失了，一种边界性的政治 形态得以确立。当代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无形之中把被国家力量吞 噬的社会生活解放出来，使其按照自身的逻辑逐渐呈现出来。那种专注于国家权力并试 图通过执掌国家权力以改造既定政治体系的思维惯性逐渐减弱了。人们按照市场化时代 获取社会资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知识群体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确立自身价值的传统与市 场化的逻辑相比，逐渐相形见绌。人们追逐的焦点资源逐渐被置换了。
其次，市场化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从文化领导者转变为政治领导者，是中国政治 的内在传统。这一传统在80年代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由此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群 体不约而同地专注于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思，国家权力成为知识群体所 追逐的焦点资源。知识群体的政治化证明了他们是一个没有分化的群体。以市场化为轴 心的改革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多种富有诱惑力的资源，由此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已不可 避免。这一分化的标志就是知识群体从对国家权力的追逐转向对财富、名望和身份的追 逐。显然，国家权力已不再是单一性的社会焦点资源。由于知识群体已经不再是单纯依 赖执掌国家权力而生存，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潮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点 。由于市场化直接导致了独立性的个体的出现，故自由主义成为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 这一思潮的出现显然是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它与80年代通过直接执掌国家 权力以改变既定政治体系的政治思潮已经有着明显不同了。
最后，在世俗化的轨道上形成的理性化力量把来自文化权力的颠覆力量抵消掉了。政 治思潮展现了社会和知识群体试图改变原有政治生活方式的愿望，其中批判性政治思潮 是其动员民众和影响社会的典型代表。多种政治思潮所具有的批判色彩注定了这一精神 力量是与国家权力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的。这一紧张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最为明显 ，在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历程中，这一紧张关系关没有消失，但其表现形式已经与80 年代大不相同了。因为在市场化改革中所形成的理性化力量把来自多种政治思潮的文化 压力有效地抵消掉了。批判性政治思潮依然存在，但它动员民众和影响社会方面已经远 逊于80年代。可见，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寻找到了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理性化力量时 ，它才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品格，并能有效抵御各种批判力量的夹击，人们也能有在激 情化的煽动与蛊惑中保持清醒的能力。由于中国政治思潮赖以存在和扩展的社会结构已 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所以政治思潮之外在影响力的大小也就有差异了。
三、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1.西方化与中国化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是对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之后的一种文化反应。这种文化反应在20世 纪80年代体现为中国化与西方化的对立。西化论者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在他们的眼 里西方化不是经济上的西方化，而是政治上的西方化，其中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是政治西 方化的关键，只有在政治体制上的突破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而对于中国化 论者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衡量指标是通过经济增长体现出来的，政治上的西方化是 中国化论者所排斥的。因此，中国化论者接受的是经济现代化，即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拒绝接受政治自由化，他们认为只有政治上的集中才能保障 经济自由化的顺利展开，只有凭借文化的本土化才能缔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因为 依靠权威主义保障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通例。显然，西方化与中国 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80年代政治思潮变迁的一根主线，原因在于西方化论者和中国化 论者对现代内涵的理解是不重叠的。这种理解上的偏差不仅导致了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 的冲突，也导致了政治思潮内部的分野。其次，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还在于在90年代之 前中国并没有找到现代化的真正出口，经济现代化体现在政策的设计之中，没有体现在 治国理念之中。所以，经济现代化在90年代之前展开的力度是不彻底的，展开的空间是 不完备的。由此也导致了国家权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知识群体也就顺理成章地把反 思的对象集中于既定的政治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被经济市场化所替 代的时候，只有当西化论者和中国化论者在现代化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只有市 场化所缔造的理想化力量抵消掉了西化论和中国化内在的张力时，西方化与中国化左右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局面才告一段落。
2.个体化与国家化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的面貌表现为西方化与中国化的冲突，那么在20 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思潮的整体面貌则表现为个体化与国家化的冲突。西方化与 中国化冲突的根源在于两者无法在现代化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个体化与中国家化冲 突又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前者是现代化道路之争的产物， 而后者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分化的结果。个体化展现了一种理性化的以个人本位为基 点的政治思潮开始在中国成长起来，这种政治思潮的代表者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尽 管包含着对传统和国家权力的反叛力量，但它并不是一种颠覆性的政治思潮。因为自由 主义不是与具有颠覆效应的文化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独立性的个人权利联系在一 起的。个人权利不是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极端攫取之中，而体现在他的人格、财产、尊 严与声誉之中，自由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渐进的，因为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促使社 会向理性化迈进的动力。当然，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源自中国内部的一种政治思潮，它 是西方政治传统的最有力的体现者。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缺乏有效的 支撑力量，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政治传统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因为自由主义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有两张面孔：一是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普遍的、理性的共识，它企 图实现对全人类来说所谓最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张面孔中，自由主义是对普遍政权的规 定，宽容是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它很容易在对绝对之善的追求中释放出一种隐蔽的 、不易被察觉的原教旨主义的霸权。二是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在这张面 孔中，自由主义试图实现不同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在这里宽容的目标不是理性 的共识，而是和平的共存。这种自由主义不是基于有关最佳生活和实现这种生活的政治 体制的理性共识，而是基于人类总是有理由不同地生活在一起，以多种形式生存。它在 没有价值的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划分中维持一种真正的宽容[3]。事实上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对以上两副面孔的自由都是认识不清的，他们的总体期望是试图在一种开放性的社会 中完成对集权体制的摆脱，从而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与改造。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的自由主义试图使人摆脱传统的伦理体系的束缚，使人的生命真正属于自身的话，那 么当代自由主义则是试图使人摆脱国家权力的束缚，完成向个人权利的回归。
与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则是以国家本位为核心的整体主义。尽管当 代中国中没有出现以整体主义为名称的政治思潮，但新权威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去却展 现了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它们关注的不是个体权利的确认与颂扬，而是以国 家为载体的政治体系如何抵制来自个人主义的夹击与侵蚀。整体主义者认为政治生活的 根本在于个人权利在逻辑上的非优先性。所以，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新权威主义和政治 保守主义都成为国家立场的代言人。尽管它们的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但这一差异都不 能妨碍它们在谴责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成达某种一致。
3.精英化与平民化
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冲突不仅是贯穿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的一道永恒的线索，也是所 有古今中外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永恒问题。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平民政体)代 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精神。西方的贵族政治、 近代的代议政治实际上都是精英政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政治生活从其本性上是属 于公民全体的，这一本性在狭小的城邦中可以完全呈现出来，但在现代政治架构中，政 治并不是展现人之价值的唯一场所，特别是兼职公民的出现使其无暇或无兴趣将其生活 的全部托付给政治生活，政治精英这一角色的出现实际上是在覆行着一种代理人的职能 。但这一代理人有可能丧失代理的能力与秉性，而将政治生活据为己有，从而背离了政 治生活的本性。于是，通过对直接民主的诉求以挽救精英政治的内在缺陷，又成为一种 超越现代政治的精神良方。
同样，中国政治也包含着强烈的精英主义的传统，古代的士大夫政治、贤人政治实际 上就是精英政治的翻版。士大夫政治的生命力来自官僚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圣人垂训 的遵从。这一政治传统在经过近现代的洗礼之后，逐渐被一种民众直接表达自身政治诉 求的平民政治所替代，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平民政治就是 民主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平民化的道路逐渐得以奠定的。平 民政治缺乏观念和理性的驾御，最终可能会演化为一种无秩序的浪漫运动。“文革”就 是这一平民政治所能达到的顶点。它充分释放了平民化的政治激情，但几乎毁灭了整个 政治体系。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精英主义的政治思潮逐渐抬头，这一思潮可以被视为 是对以往平民政治的否定。
一些精英主义者往往会披着自由的外衣，成为个人权利的捍卫者。于是在80年代兴起 的精英主义，在90年代之后实际上逐渐演化为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但是，精英主义对 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漠视激发了许多人的不满。“新左派”成为最凶猛的讨伐者。在 其眼中，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捍卫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它捍 卫的不是真正的个人权利，而是“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那些介入 、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 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对建立在自由主 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很耀眼的一道风景线。 [4]“新左派”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批判思想，并以此成为社会公正 、人民民主的捍卫者。由此可见，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代表了两种价值关怀，制度性的 内涵对它们来说都是极其薄弱的。
4.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是9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之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 西方化与中国化的冲突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展开的，那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 突则是围绕本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而展开的。由此在知识界而形成了全球化的倡 导者和反全球化的鼓吹者两大类型。
全球化所具有的两面性是这场争论的根源。全球化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只有在融入全球 体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对乡土社会和计划体系的充分改造，才能使一个真正现代化 的社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本土化或反全球化的鼓吹者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 美国化，这一浪潮的恶果就是以牺牲民族利益、扼杀本土价值作为代价的。民族主义无 疑是反全球化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在改变这一种结构，同时也在创造着一种结构。全球化所展现出 来的创造性不会在一片谴责声中而消失，正如现代资本主义不会因为在愤怒者的声讨中 丧失孕育一个新社会的能力一样。全球化导致的“非地域性”使其表现为一种虚拟化、 网络化、信息化，它由一种经济形态进而演变为一种生活形态，总之，全球化已经超越 了经济内涵，从而成为一种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世界性力量。
全球化使人的生活超越了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一种可以交流的全球化空间中展现一种 流动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无定居的生活，借助信息化手段在虚拟空间中的交往，使人 与人的关系可以超越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全球化是告别民族国家和地域限制的宣言书， 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联合机制正在诞生，这一联合机制不仅改变着经济形态，进而改变着 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和生活方式。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跨国现象早已不声不响地 进入个人生活并已成为常规。于是，一个崭新的角色出现了，这就是“全球行动者”。 “全球行动者”是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的一种特有的描述。它对于人生而言，世界的矛盾 不仅发生在外部，也发生在个人生活的中心。[5](pp.50-52)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崛起孕育出了凭借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性生活 ，那么全球化则使社会联系依靠主权力量环绕而成的边界开始暗淡起来。民族国家造就 的现代生活既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公民的实践，又是一种国家的实践。而全球化造就的 现代生活则强化个人实践的意义，在这个三维空间里，产生了普遍化与个体化相互协调 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在现实空间中仍然存在着冲突和矛盾，而另一方面个体的生活 越来越多地在跨国网络中进行。不在场性在起强化作用。个体化和不在场性实现并促进 了多样性和创造性，其目的则是在维系现存社会结构的同时，又能使人们能够进行超越 政治机构的各种政治尝试。[5](p.54)尽管完全超越国界和地域限制的全球公民社会至 今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有许多曾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已经贬值。与此 同时，则是个体化的实践开始显现出来，正如近代人们摆脱封建领地而为自由人一样，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开始摆脱现代统治机器而成为身体和心灵自由流动的个人。
但是，全球化毕竟不能掩盖和消灭差异性，正如现代国家不能消除各阶层在市民社会 中的差异性一样。人类社会不会在全球化的轨道上丧失自己的特色。在全球代时代，民 族性、本土化等概念在抵制着全球化力量对多彩世界的回收与同构。全球化进程的这一 特点，已经并且将继续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演变中得到体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收稿日期：200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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