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西方涉华“六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国家利益》季刊主编欧文·哈理斯曾有一段名言：“多少年来，美国人一直很难理性地看待中国。他们总是在要么浪漫化中国，要么妖魔化中国之间剧烈摇摆。”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国家发展“历史方位”以及国际角色的认知发生了激剧的变化。梳理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把握国际形势和西方国家对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掀起一股反华逆流。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媒体大肆攻击中国“侵犯人权”，并预言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此即中国“崩溃论”。此后风云突变，东欧诸国变色，苏联垮台解体。美国及西方舆论更是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是，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与扩大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综合国力跃升新台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显示出愈益强大的生命力。事实击破了西方“预言家”的荒唐估断，使其受到历史的嘲弄。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反华势力不承认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以至“中国崩溃论”仍余波荡漾。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他们硬是不顾中国蒸蒸日上发展的事实，硬着头皮怀疑和否定中国的发展。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等文章。他自称研究了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资料不符，因而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否定中国经济连续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大旅居美国的华人为中国的发展强大而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同时，有极少数华人数典忘祖，同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往中国脸上抹黑。其中突出的一位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他于2001年7月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宣称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其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章家敦的预言已经落空，但在当时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国会甚至为此专门举行听证会，许多专家和学者也随声附和。
此后，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著述不断出笼。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他预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警告投资者“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同年4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再后，法国的大证券商里昂证券公司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债务余额实际上是GDP的1.4倍，为中国政府公布数据的6倍；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控制，最后可能在中国掀起金融危机。该公司甚至声称：“不值得浪费纸张去写那些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数字，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都虚报经济数据，使官方统计数字言过其实。”
美国经济学家拉斯穆尔·佩佐夫则预言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他认为，经济学者在欢呼中国的增长时，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一次膨胀性信贷扩张，其规模让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相形见绌，而多年的信贷扩张预示着泡沫破灭在所难免。他认为，大部分贷款将变得成本非常高，因为贷款将被以大大贬值了的美元偿还，这反过来将加剧中国银行业日益积累的金融灾难。
他还预言，中国的泡沫破灭将会在2008-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以下几种情形则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1)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2)美国的一次衰退；(3)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失灵；(4)中国失去贸易盈余；(5)一场石油供应危机。从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五种情形大约可以说满足了一半。海外舆论也的确在持续关注中国的出口锐减问题、失业问题、房地产和金融泡沫问题、股市暴跌等问题，这倒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重视的。
1990年，日本防务大学学者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自此，“中国威胁论”开始伴随中国迅速发展的全过程。
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于1992年在传统基金会《政策研究》(秋季号)上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威胁”舆论的代表性言论。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一些人声称“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等，使得中国“威胁”的舆论在海外一度迅速扩散。《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于1997年2月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1998-1999年间，美国抛出《考克斯报告》，炒作“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渲染“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等。作为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1998年)和《红龙跃起》(1999年)，则明确声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004年以迄，伴随着有关“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有关“中国威胁”的国际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无论是说中国“抢走美国人饭碗”，还是危言耸听地称中国在“收购美国”，更不用说直言不讳地声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其实质都是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造成威胁。
当前的“中国威胁论”除继续“地缘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等老生常谈外，已经扩展到所谓的“经济威胁”、“资源和能源威胁”、“生态环境威胁”、“发展模式威胁”、“文化及软实力威胁”等更广泛的话题。对这些论调倾向认同的人群也在各个领域扩散，特别是出现了向普通民众和决策层两极蔓延的势头，并开始直接影响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地域的角度看，有关“中国威胁”的舆论出现了由美、日等西方国家向拉美、非洲国家蔓延的趋势。此外，出于对邻国本能的戒心和受美日等西方国家舆论的影响，“中国威胁”的声音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仍有一定的市场。
根据目前国际形势及舆论形势的发展研判，“中国威胁论”将伴随中国的发展而长期存在。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实践，终将击破“中国威胁论”的迷思。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别人担心“威胁”而放弃发展。对于恶意的渲染，我们要严正批驳；但是对于误解而产生的恐惧和怀疑，则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外宣传，尽量化解“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好中国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
尽管“中国崩溃论”未能绝迹，仍有市场，但这“两论”并未成为国际涉华舆论的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正不断深入、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的声音在不断增多，“中国机遇论”等较为理性的观点相继出现。
作为中国近邻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加之西方媒体的炒作，冷战后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该地区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度颇多龃龉。但近年来，由于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负责任的大国行为，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中国机遇论”在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领导人的倡导下，正成为东南亚国家官方和媒体的主流声音。如今，几乎不可能找到哪位东南亚领导人公开质疑中国的崛起，这与仅仅5、6年前的情况构成鲜明对比。许多东南亚领导人认为，积弱、分裂的中国将损害该地区利益，因而对日益强大、自信的中国抱有更乐观的态度。东南亚的“中国热”已取代了“中国恐惧症”。许多家长不再为子女没进入美国著名大学而苦恼，选择中国的大学成了更实际的想法。
同一时期，“中国机遇论”在非洲、拉美也有所体现。2006年8月7日，德国《经济周刊》题为《新时代》的文章称：“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许多人认为这是非洲历史的转折点。”文章称，“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其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2006年9月25日，埃及《金字塔报》刊文说，“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中国将是21世纪有影响的力量，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崛起的机会。”2006年11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引述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的话称：“中国在帮助非洲脱贫方面，比G8做的还要多。”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8月18日引述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的话称：“中国几乎从不对非洲进行说教，但对非洲的实际帮助却很大。”2007年1月8日，墨西哥《宇宙报》的文章引用拉美经委会的话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对于拉美各国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中国机遇论”甚至在发达国家舆论中也有突出表现。不少西方媒体载文认为，中国崛起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有利于实现全球政治稳定。例如，与当时六方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应，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10月10日发表题为《朝鲜这个难题》的社评认为：解决这场核危机，中国的作用非常关键。该报2007年2月15日的文章又称，中国因极力将有关各方拉到谈判桌前，“促成各方最终达成一份协议，再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赞。”日本《读卖新闻》2007年2月14日的文章称：“六方会谈之所以能够通过共同文件，中国作为主席国所进行的会谈协调工作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有名的智库卡托学会的一份报告时称，“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忽视了加强中美贸易关系给美国人带来的巨大好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多是消费品，它们改善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针对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知名企业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商业领袖普遍将中国视为各自企业的一次机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特别是2008年秋季演化为全球性金融风暴以来，西方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了更深的体会。
基辛格曾经说过：“人们常说，如果中国继续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也将成为超级大国。”基辛格认为：“这是我们的命运，历史并未说明世界上永远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并不能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成在某些方面类似今日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的“中国责任论”逐步浮出水面。其标志性的论述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在纽约中美关系国家委员会的晚宴上发表的题为“从成员到责任：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其中一段纲领性表述是：“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本质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影响力。要回答这一问题，现在是超越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成员资格敞开大门的政策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stakeholder’(中国学者认为‘stakeholder’意为‘利益相关者’)。”他总共七次提到了“stakeholder”。可见，“stakeholder”是佐立克传达美国对华政策新见解、新信息的关键。
佐立克强调“中国有责任去增强使她的成功成为可能的国际体系”。今天的美国已经认识到：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佐立克开出的“药方”正是将其执行了30年的“接触”政策(其实还配合有“遏制”政策)转变为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stakeholder’”的政策，也就是要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体系监护者”。
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呼应。欧盟表示将谋求“公平和坚定的对华政策”，希望北京意识到，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意味着彼此责任的增加；中国必须承担起与其所拥有的对世界贸易、安全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中展现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甚至“在国际体系中肩负起许多富有挑战性的责任。”2007年1月，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发表《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文，并在结尾写道：“人们需要不断提醒这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责任已扩大到整个地球。”
从积极的角度看，“stakeholder”明显地包含有这样一层意义：美国将承认、接受(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而持久的作用的事实。这样的理论相对“中国威胁论”较为理性和正面。佐立克引述赖斯的话说，“美国欢迎一个自信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中国，一个珍视其基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联系而获得的增长和发展的中国”。
当然，“责任论”所包含的另一方面深刻内涵同样值得关注。比如佐立克演讲用了将近一半内容讲述中国的一些所作所为如何引起美国的“疑虑”，同时“教导”中国如何肩负“战略责任”以成为“stakeholder”——这些责任包括协助美国处理诸如朝核问题这样的美国难以处理的“头疼的问题”的“外交责任”，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可兑换等领域的“经济责任”，实现美国式“民主”、“自由”的“政治责任”，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军事责任”等等。因此这个“责任”论存在着陷阱，包含通过强调“责任”转嫁矛盾，加重中国发展负担，牵制、约束中国快速发展的一面。2009年1月，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还在继续大谈“中国责任论”，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此外，“责任论”的出现，也并不表明“中国威胁论”等其他各“论”的消失，这些论调将长期共存，有时还会相互转化。
美国在对华政策取向上却长期难以摆脱“遏制”与“接触”二分法的窠臼。但是，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美国和西方大国开始逐步学会和适应了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的改变也直接导致其对华政策逐步超越“遏制”与“接触”的二分法格局。自佐利克2005年发表“负责任的‘stakeholder’”演讲后，美国及西方国家政要持续“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更为融入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在一系列问题上要中国出面“排忧解难”，“分担责任”，其实质就是试图以现有国际规则“规范”、“管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所以，“负责任的‘stakeholder’”其实也是一种早期版本的“管理中国论”。
2007年1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题为《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的封面文章全方位评估中国崛起，指出“一个新的王朝已经降临”，“中国世纪”将是毫无疑义的事实。文章最后称：“中国朝着世界大国方向的崛起是可以被管理的。这不一定会引发德国和日本当年崛起带来的恐怖。”在这期杂志封面，红色的长城背后，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正冉冉升起。杂志内文则用11页的篇幅详细报道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作为美国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时政期刊，《时代》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美国甚至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反映了西方精英对中国崛起的主流看法。《时代》的报道表明，单一的“中国威胁”以及“遏制中国”，已经不再是西方看待中国“时髦词汇”，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责任”或“中国的崛起可以被管理”之类的字眼。
同月公布的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与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共同实施的调查表明，对于在国际社会上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日本、美国、印度分别只有28％、29％和23％的受访者认为“应当积极抑制中国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比例均不足三成。有72％、65％和40％的人认为“应当加速与中国构筑友好的合作关系”。这也表明，渲染和鼓吹“中国威胁论”不是国际舆论的主流，当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机遇的也还不是主流，对中国崛起前景感到不确定、需要“管理”、“规范”的则为主流。在西方主流舆论中，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是“现在进行时”、是“一个事实”；中西方关系，特别是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像对付前苏联那样构筑一个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全面围堵战略，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现实的选择还是“合作并管理者”。美国与中国举行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既是中美两国交流机制深化的一种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美国试图运用国际制度“约束中国”的一种尝试和标志。对此，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并妥善应对。
“同舟共济论”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舆论铺垫。2008年5月，经济学家伯格斯腾建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该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此后，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了“中美国(共同体)”(Chimerica)这样一个“新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已走入“共生时代”。2009年1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上，布热津斯基说，美中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两国集团”。基辛格在此期间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两国集团”论是一种夸张，但上述说法实际上提出了中美“同舟共济论”。
“同舟共济论”出现的基本背景是2007年以来持续恶化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迄今仍在加剧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以及整个西方经济，正在出现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严重衰退。尽管包括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内的一些政要企图将国际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中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美国政府认为要应对和解决这场金融危机，离不开美国同中国的合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国务卿2009年2月1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正式用了“同舟共济”这一成语来形容中美密切难分、深度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她说：“所蕴含的智慧在今天仍将为我们提供指导。”此后不久，希拉里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我们需要共进退，我们确实要同舟共济。好在我们步调一致，正在划向彼岸。”
希拉里访华取得重要成果。双方在会谈中将注意力集中在稳定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务实色彩浓厚的问题上。双方都表示，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就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进行合作。希拉里说：“我们必须继续向中国施压……但这不能与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安全危机等问题混为一谈。我们必须就上述问题开展对话，从而达成谅解与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因美国经济低迷而受到冲击，希拉里还特别希望让中国放心，说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仍是一种好的投资。她强调说：“我非常赞赏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债一如既往地保持信心。我认为这种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和中国会复苏，而且我们将一起引领世界的经济复苏。”
同时，双方还就日后中美两国举行更高层对话机制达成原则性共识。希拉里对中美之间新的对话框架的表述从原来的“战略经济对话”，改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两国政府之间，过去有两个固定的对话机制：一个是由美国财长和主管金融的中国副总理主持的财金部门定期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另一个是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这次希拉里提出的新机制获中方原则同意，一个“与”字的增加，把经济和金融以外的战略性议题，也提升到部长级定期对话的层次上来，形成“战略对话”与“经济对话”高层定期对话并行的“双轨制”，实质上提升了对话层次。希拉里表示，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在伦敦会晤时将宣布“战略对话”的具体形式。
希拉里的“同舟共济论”也集中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的务实主义政策主张。这既包含了奥巴马政府希望“深化和扩大”美中关系的长远目标，也是美国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而做出的明智选择。
对于美方的“同舟共济论”，中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温家宝总理评价说，世界正面临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他非常欣赏希拉里引用“同舟共济”这一中国成语来表明所有国家都应和平相处，一起渡河，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他甚至表示中美之间不仅要“同舟共济”，更要“携手共进”。
“同舟共济论”的出现为美国和西方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定位中国，提供了一个超越过去一些基本理念的新标尺，这对改善国际涉华舆论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表明中美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消除。双方带有根本性质的对立因素依然存在。因为奥巴马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接触合作加防范遏制的既定政策，只不过由于时迁势变，其对华遏制的一面可能有所弱化，合作的一面将会加强。中美关系今后仍将起伏变化，在曲折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