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偏差、转化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差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机制论文,结构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014-07
一、经济结构转化的历史考察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经历了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到“又快又好发展”再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历程，即从追求速度和数量转到追求质量和效益。科学评价建国60年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并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出建议成为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
结构转化可以视为新中国经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甚至可以将结构转化视为经济发展的主题。[1]在6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各产业部门齐全的新兴市场国家，从大多数工业品依赖进口到自主制造载人航天，这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结构变革和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下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三方面对新中国结构转化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其中对经济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而工业化又是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本文主要基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等资料，通过对有关数据的计算整理，以图表形式表征。图1反映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结构变化的成就和趋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比重在波动中下降和第二、第三产业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这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同时，还应该看到，第一产业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期，也就是1958-1961年，对应着大跃进和其后的经济困难时期，这说明结构调整要合乎经济规律，速度过快反而会酿成灾难。
图1 国民生产总值结构：1952-2007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图2反映出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总体变化趋势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的稳步下降和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稳步上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工业化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成就。
图2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1952-2007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图3显示的是我国总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下降，政府支出基本稳定，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不断上升。从投资和消费比重的历史数据看，1952-1959年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比重下降，投资需求比重上升，其中1957-1959年居民消费需求的下降速度和投资需求的上升速度都很快，这反映出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工业生产能力而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到了1960-1961年，投资消费比重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比重上升和投资需求比重下降，这是对上一阶段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时由于上一阶段的冒进，这一阶段成为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三年；1963-2007年，尽管时期跨度很大，经历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但这一时期除个别年份居民消费需求比重略微上升外，总体趋势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和投资需求上升，其中投资需求在上升的趋势中波动性较强，与居民消费需求成反向变动的趋势。1994年的居民消费需求比重降至0.43，投资需求比重升至0.41，随后因经济“软着陆”，投资需求下降，至2004年，投资需求比重(0.43)开始超过居民消费需求比重(0.40)，并延续至今。
图3 总需求结构：1952-2007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二、经济结构偏差和形成机制
毋庸置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农业比重大幅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得到全面优化，但仍需要准确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偏差及其形成机制。关于结构性偏差本文的观点是：
1.产业结构偏差目前依然比较严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根据国际经验提出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的问题，[2]认为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郭克莎(1999)提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发展不协调造成了经济增长不协调的问题，第二产业得不到第三产业发展的支持。[3]从图1可以看到，虽然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偏高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呈上升趋势，且份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前面学者所提出的第二产业比重畸高的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依然存在第二产业比重畸高的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偏高，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偏高。
对此，郭克莎(2001)认为我国工业比重过高，从理论上说是工业品的供给水平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决定的正常需求水平。[4]虽然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工业品消费比重一直很高并形成惯性，由此导致整个经济对工业品的需求比重也很高，但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下降而服务需求比重上升是经济发展的趋势。这种供需不协调的结构使得工业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则使得消费者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影响了全社会效用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偏高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第一，从历史上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模式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忽视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对服务业的重视不足，一方面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不足，与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相适应，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需求扩张。另一方面与工业发展相关的金融、科技创新和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发展不足，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经济发展要求各相关产业共同发展，如果各产业发展不协调，最终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拖累。同时，一些服务行业至今具有垄断性，只由国有企业运营，并因为所供给的产品具有一定短缺性质而借助这种短缺获取垄断利润。如果放开此类企业的进入壁垒，无疑将吸引大批民间资本进入，从而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第二，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尚没有达到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OEM(Origin Entrusted Manufacture)阶段，从事简单的制造或加工，自主创新不足，尚不足以向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阶段转型。加上分工程度不足，专门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等服务的产业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2.就业结构背后的二元经济偏差愈发明显
我国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虽然变动的方向一致，但有着不同的相对比重。结合图1、图2可以看到：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份额最高，第二产业最低，而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值份额最高，第一产业产值份额最低。这意味着三次产业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可以用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表示，计算公式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第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反映了劳动力向比较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三产业流动，劳动力要素使用更加合理有效。但还应当看到，虽然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有趋同的趋势，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反而在扩大，反映了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扩大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仍然任重道远。
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表现出同样的规律。首先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稳步上升，这反映了技术水平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但还应当看到，劳动力配置扭曲现象在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数据中表现得愈发明显，其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便越大。
通过计算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劳动力配置的二元结构分割问题。这两个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该系数越接近于1，体现在生产率上二元结构偏差越小。这个系数一般小于1，也就是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反差系数＝｜农业产值比重－非农业就业比重｜，是非农业产值比与就业比之差的绝对值，该系数越接近于0，二元结构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越小，劳动力要素配置越有效。
我们以第一产业代替农业，第二、第三产业代替非农业计算以上两组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
尽管在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增加的趋势，但是在产业结构转化的背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明显。越来越严重的二元结构偏差不仅意味着劳动力配置效率低下，还意味着农业与非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仍然任重道远。
造成这种二元经济偏差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我国也不例外，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业应用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第二，由于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壁垒依然存在，农业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转移，达到均衡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仍然任重道远，但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动力；第三，考虑到人力资本异质性，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会造成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劳动力配置的扭曲，却反映了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问题，这就要求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或顺利进入非农业就业。
3.需求结构及其背后的收入分配偏差亟待优化
关于我国投资消费“倒挂”的研究成果很多，大都认为这种需求结构不合理，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吴敬琏(2008)指出，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投资增长速度更快，消费支出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5]从国际上来看，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是75∶25，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我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已达到30%以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偏高，但最高水平没有超过35%。我国目前投资率偏高，消费比重偏低的现象类似于马克思分析过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偏差，造成了一系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无疑，需求结构不协调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一个方面，并将在未来成为限制经济增长的原因。刘树成等人(2005)分析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总需求波动的源泉，认为1992年开始了城市建设周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居民的高储蓄决定着投资规模。1998年以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消费信贷刺激下，城市化建设周期进入加速期，投资主导着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且应该会持续到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前。[6]也就是说投资消费的这种偏差，一方面是因为居民高储蓄，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我们认为，投资和消费比重“倒挂”反映了当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难问题：一方面需要较高的投资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快速转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因此这种增长模式会持续到工业化和二元结构转化完成以前；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虽然速度较快，但存在着质量上的偏差，表现为高投资率带来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的不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不断地在“过热”和“过冷”两种状态间交替，主要就是因为投资波动带动整体经济波动，形成经济周期性波动。
我国总需求结构偏差的原因还与居民的高储蓄习惯有关，高储蓄一般意味着高投资和低消费，但居民高储蓄并不是高投资低消费的决定因素。我国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偏低，因此，高投资的来源不仅有居民储蓄，还有企业净利润，这意味着高投资低消费这种“倒挂”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劳资“倒挂”。一国经济中的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意味着投资比重较高，因为一般而言，劳动所得用于消费的边际倾向高于资本所得，而资本所有者大部分也是投资者，投资倾向会明显超过劳动者。这种收入结构偏差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便更加依赖于投资需求，但增加的投资最终转化为资本存量；这又使得资本存量相对于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相对于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三、结构偏差视角的经济增长质量解释
经济结构与经济素质、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经济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具体表现为：
1.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是否协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效益
经济效益好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由技术水平高低所决定的要素产出效率，二是要素是否得到最优配置的配置效率。结构视角下的经济效益主要考察要素是否在各部门得到有效配置。
传统农业的份额不断减少，现代工业的份额不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变化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全面生产率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更多要素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进入较高效率的工业部门就业所引起的生产率的增加和经济增长，这种理论也被称为“结构红利假说”。库兹涅茨(1999)认为，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转移，是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的重要原因。[7]要素转移和结构转化也成为增长源泉核的分析重点。[8]
要素在三次产业中充分转移并得到最优配置是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途径，人为扭曲的产业结构反映了要素配置的低效，而要素自然流动形成的产业结构才是有效的。产业结构是否协调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也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另外产业结构不协调与供需结构不协调有着紧密关系。若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则容易产生工业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则使得消费者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影响全社会效用水平的提高。
2.国民经济结构中的需求结构是否协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我国总需求方面的特点是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和投资需求短期波动过大，这极易造成短期内由于投资冲击导致的“过热”，和紧接着因为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导致的“过冷”这样的冷热交替。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外需为总需求的重要部分，在2005、2006、2007这三年中，净出口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4.1%、19.3%、19.7%。这意味着我国的宏观经济与国际需求紧密相连，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总需求结构不协调对应的是宏观经济不稳定，并最终影响经济平衡快速发展。
3.国民经济结构转化本身意味着经济的质变和效率增进
这种质变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二元结构转化，意味着经济增长进入不同阶段。
在二元结构下，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征是非平衡性，个别产业，个别地区得以优先发展，当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出现国民经济不协调现象，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二元结构转换过程就是国民经济从非平衡、不协调状态到平衡、协调发展的过程，意味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结构转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必要条件与表现。
四、结构偏差的转化机制
结构的转化与优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线。随着结构性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之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实现结构优化，纠正结构偏差，提高国民经济素质，改进经济增长方式。
1.改变产业结构偏差需要发展服务业
尤其是为其他产业增长提供支持的科研创新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等产业。不同产业的就业效应不同，服务业较工业的就业效应更大。在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产业链不断拉长，产品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占总价值的比重越来越小，更多环节，如研究开发、产品设计、销售流通、售后服务等创造的价值占总价值的比重则越来越大，但这些环节都属于服务业范畴，所以发展服务业一方面可以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各产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拉长价值链，使企业获取更多价值增值，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同时由于服务业消耗资源少，环境污染低，所以服务业发达意味着单位GDP的能耗和污染更低。在我国对外贸易日益发达的今天，发展服务业还可以提升外贸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但是，发展服务业一方面要求开放相关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如垄断性的通讯、金融等行业，另一方面要求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研发、设计等领域参与国际竞争。
2.消除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
在打破劳动力转移限制的同时，应加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培育，消除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越来越大的现象。十七大报告从城乡统筹出发，提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劳动力转移限制来自多方面，有政策的、社会的、家庭的等等，公平就业的制度是必需的，但还不充分，进一步促进就业需要从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各种限制出发，搞好就业服务，减少后顾之忧。城乡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除了制度性原因以外，还与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较低有重大关系，消除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需要从长期着手，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
3.改变需求结构偏差是长期过程
我国目前既需要大量投资以提供就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扩大居民消费，为生产的商品提供消费需求。因此需求结构偏差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需求结构矛盾的根本，应当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
协调的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素质的重要体现，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偏差影响了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也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这其中的有些问题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有些问题则是前期发展政策长期积累导致的。有些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自然消除，有些问题则需要适当的经济政策加以调节。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偏差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和发展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通过结构优化，我国经济增长规模和经济增长质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增长领域存在着速度较快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与我国历史上非平衡发展的政策倾向，和重积累轻消费的分配结构有关。在发展过程中，有些结构偏差正在得以解决，如产业结构中服务业不发达的问题；有些结构偏差却反而愈演愈烈，如农业与非农业生产率的二元反差，需求结构中投资消费比重的偏差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转变结构偏差愈演愈烈的趋势，消除现存的结构偏差。这一方面需要消除制度性的约束，使要素向收益高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比如放开垄断性服务业的进入限制，消除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另一方面需要发展科技，提高人力资本，提高服务业的研发能力，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消除需求结构偏差则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只有当我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这时劳动力收入所占比重才会大于资本收入所占比重，投资比重过高的偏差也才会得到根本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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