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社双语调查——变项规则分析法在宏观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双语论文,分析法论文,学中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 Analysis）是社会语言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一般用来分析语言变异现象，例如英语过去时后缀／t，d／在口语中时而略去的现象（Labov et al. 1968,Guy 1980），汉语北方话鼻韵尾口语中的变异表现（Xu 1993，徐、陶、谢1997），等等。在研究新加坡华社双语现象的时候，我们将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从微观社会语言学扩展到宏观社会语言学，从对同一种语言中变异现象的研究扩展到多语社会中不同语言的选择使用的研究。这一社会语言学研究工具的应用范围的扩展，不仅导致了该工具在具体应用方法方面的一系列发展，而且引起了有关语言变异规则和多语语言社团的语言使用模式的同一性的反思，以及有关理论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下面我们首先对变项规则分析法作一般性介绍，然后再介绍在研究新加坡华社双语现象时的具体应用。最后讨论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扩展到宏观范围所引发的有关理论问题。
1.变项规则分析法
变项规则分析法适用于多种环境因素同时影响交替出现的不同的语言形式的抉择的情况。这些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是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词汇，或者是不同的语法结构，但是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语言形式都可能出现在特定语言环境中。讲话人在每一次遇到这种语言环境时好像都作了一次选择取舍，用甲形式而不用乙形式，或用乙形式而不用甲形式，或者是用了丙形式，而没有用甲或乙形式，尽管它们中任何一个在这一语言环境中出现都符合语法，而且表达基本相同的意思，或发挥基本相同的言语交际作用。
变项规则分析法之所以叫做“变项规则分析法”是因为它是在“变项规则”（Variable Rule）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变项规则”是拉波夫（Labov 1969）对生成音系学的规则的一个扩展。例如，词尾的／t，d／经常脱落的情况可以表示为：
这条规则描写出当／t，d／作为出现在词尾的辅音组的第二个成分时被省略的情况，这里用尖括号表示省略是一种倾向。变项规则不同于必须用的绝对规则， 也不同于可用可不用的“选用规则”（optionalrule）。选用规则表达的是“自由变异”的概念，变项规则则增加了量化的内容。拉波夫的变项规则标示出什么样的环境，以及什么样的环境因素有利于该项规则的应用，例如，“〈－syl〉”表示当下一个词起首为辅音时，／t，d／省略的情况更容易发生。而且，拉波夫还根据收集到的语料的情况给每一个变异性环境因素一个计算出来的比例值，表示其对规则应用的影响力的大小。
由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目前音系学和句法学已经不再保持原来的“规则”的成分。社会语言学与此相对应的发展也使变项规则分析法脱离了原来的“规则”表示法的限制。例如变项规则分析法用于汉语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的研究（徐、陶、谢1997），就采用了自主音段音系学的表示方法。虽然变项规则分析法已经不需要变项规则，但拉波夫关于环境因素对更替性的语言形式的实现的影响作用的理论仍然是它的基础。拉波夫（Labov 1969）的变异规则理论的重要改进，就是明确地将其预报性作用与概率论相结合（Cedergren and Sankoff 1974）。因为影响变异现象的因素不可能完全被了解，变异现象必然包括一个随机因素在内，所以我们预测每一次变异形式的表现就不能有完全的把握。但是根据经验，我们可以确定在何种环境条件下，那种语言形式出现的概率。所以，在积累了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将环境条件中一些较小的变化与某一变式出现的概率的变化联系起来。换言之，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环境，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有其影响变式x的概率。事实上，变项规则分析法是将同一种因素在许多不同环境中的影响力综合起来考虑。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力被赋予一个确定的概率，叫做“作用值”（effect）。已知有关环境由某些因素构成，并且已知这些因素的作用值，就可以预测相应的变式出现的概率，可用下列公式说明：
其中，ψ是变式x在特定环境中出现的概率；P[,0]是该环境中x 出现的一般概率，P[,1]…P[,n]为该环境中离析出来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值。
上面的公式表示ψ是P[,0]和P[,1]…P[,n]的积。实际上，ψ与P[,0]，P[,1]…P[,n]的关系不一定要用乘法表示， 目前常用的变项规则分析法采用的公式由于其它方面的考虑也不再是“（2 ）”的简单形式。但是其最基本的道理是相同的：ψ是根据P[,0]和P[,1]…P[,n] 来确定的。
如果不把上述公式作为一个预测模型，而作为一个解释性模型的话，我们可以根据ψ来确定P[,0]和P[,1]…P[,n]。 在大量的语料的基础上，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变式x实际出现的次数的比例可作为ψ[,1]…ψ[,n]的估计值，然后再用ψ[,1]…ψ[,n]来估计出构成这些环境的一系列因素的单个作用值P[,1]…P[,n]。通过比较这些作用值的大小，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关因素对于特定语言变异的具体作用了。表1 给出影响包头昆都仑区北方话鼻韵尾中元音鼻化的有关因素的作用值（徐、陶、谢1997：128）。
可以看出，鼻辅音省略对于产生元音鼻化的作用是很大的，显然大于列出的其它因素。鼻辅音省略有利于元音鼻化，鼻辅音保留则不利于元音鼻化。儿化显然对鼻化有很强的抑制性作用。拖长音节和强调重音都有利于鼻化，但前者作用比后者要强，虽然不如鼻辅音省略的作用强。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前后音节的元音鼻化都对当前音节的鼻化有积极影响。换句话说，经常有成双成对的音节同时鼻化。这显然是对自主音段音系学思想的一个支持：鼻化作用的单位不仅超出一个音段，还可能超出一个音节。
近三十年来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主要是在微观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的分析方面。不断完善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化，使得它能够在数十组环境因素中遴选出真正有关的环境因素，并且确定它们的作用值。这些环境因素一般包括语言结构因素，如上面影响元音鼻化的语音方面的因素，还包括语言外部的社会环境因素。包头昆都仑区的调查就发现职业、社会网络等讲话人的社会特点也对鼻韵尾变异产生制约作用（徐、陶、谢1997：129—30）。
音节特征韵律特征前后音节
鼻辅音省略
0.880 拖长音节0.704鼻化 0.671
鼻辅音保留
0.351 强调重音0.662未鼻化0.478
儿化 0.149 其它0.496
表1 昆都仑区北方话鼻韵尾中元音鼻化的有关因素的作用值
2.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分析语言变体选用现象
新加坡是一个多语国家，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除了四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汉语普通话）、马来语、泰米尔语之外，还有众多人口使用的其它一些语言变体。虽然人口普查结果没有直接反映这方面的资料，但一般都认为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是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者。人口普查的资料也确实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即使是在家里也用两、三种语言。
作为一个多语社会，新加坡与许多社会语言学家研究过的社会不同。西方社会学界熟知的双语社团的模式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移民社团的调查的基础上的。新加坡的情况则不同。在新加坡，双语情况最复杂，受到语言规划行动影响最大的却是在该社会中不仅是在人口数量上，而且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也是占支配地位的华族。因此，搞清新加坡社会的双语情况，特别是作为多数民族的新加坡华人人口的语言情况，对于验证和补充社会语言学的双语理论是必要的。同时，这方面的研究，也对新加坡的语言规划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意义，我们于1996年中在新加坡华人人口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包括2788份收回的问卷和3440位讲话人语言选择情况的现场记录。问卷内容包括答卷人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社会特征，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对新加坡几种主要语言的主观评价。现场调查记录内容包括语言选择和转换的情况，讲话人所显现出来的社会特征，交际场合及交际角色，以及具体观察地点等信息。对上述从数千名答卷人和被观察的讲话人那里所获得的数十项信息，我们采用了变项规则分析法进行了定量分析。
将变项规则分析法应用到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分析社会双语现象还属首创。过去曾有过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分析包括语码转换的双语语料的，但是基本上还是和分析单语语料中的变异的方式一致。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双语现象，其自变项由语言结构变式，例如鼻化音／非鼻化音，主动结构／被动结构，等等的交替，一跃而为英语／汉语这样整个语言的变换，实际上是在研究讲话人是在讲英语还是在讲汉语这样一种社会行为，已经远离传统的语言学所研究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内容。过去在变项规则分析法中所用的语言环境，如词尾辅音组、鼻韵尾、词组或句子单位等等也不复存在。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方法、理论和概念的问题。
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使用不同的语言与在不同的语音、语法环境中选用不同的语音、语法变式都是在确定条件下在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这就符合了应用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基本要求。另外，都是语言方面的选择，尽管一个是在大的范畴内，一个是在较小的范畴内。过去要分析的语言环境由两方面的因素构成：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每一个变式可能出现的环境由语言内部的一些因素和语言外部的一些因素共同决定。例如，上述北方话元音鼻化的一个环境，可能是在省略的鼻辅音前，或是在保留的鼻辅音前：或者前一音节有鼻化或者后一音节有鼻化，或者前后音节都没有鼻化：或者是重读音节或者不是等。这些都是语言内部因素。同一个环境里，社会和场合因素还有讲话人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属别，是朗读情况下的话语还是闲谈时的话语等等。这些因素被识别出来是因为众多的社会语言学的调查已经发现它们在不同的语言社团中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语言内部的因素和语言外部的因素的影响力基本上是互相平行和彼此独立的。现在我们调查语言选用情况时只需要研究语言外部的因素，讲话人的社会特征和讲话时的场合特征，是原来变项规则分析法研究语言变异时考虑的环境因素的一个子集。
变项规则分析法是一种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根据一组语言实际使用情况的数据估计出一套有关因素的作用值。用这套作用值作为对该数据的解释模型，推算出的结果经常不会与实际的数据完全吻合。衡量模型数据和实际数据之间的差异的标准有很多种。变项规则分析法所采用的是一种似然量的标准，并且用最大似然量的标准从多种可能的模型中选出一个最佳模型。一套作用值的似然量是所有的有关环境的似然值的积。一个环境似然值可以由下列公式来表示（Sankoff 1988）：
（3）kp[r] （1-p）[s]
其中，r是变式A在该环境中出现的次数，S是~A出现的次数，p是根据与该环境有关的作用值计算出来的概率，k为一常数。
采用似然量的方法特别适合社会语言学的数据的统计，因为社会语言学依靠自然产生的语料，不可能使要分析的数据像做心理学或教育学的实验那样均匀地分布在所有的有关环境之中。这样就使得采用其它一些检查误差的统计方法产生了困难。在收集语言变体选择情况的数据时，虽然不象现场录音那样难以控制内容，所得到的数据仍然具有不均匀的分布的特性。例如，根据随机抽样所获得的人口样本，不可能完全均匀地分布在由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所有的格子里。因此，要根据我们的样本数据来估计这些因素对于语言选择的作用值，变项规则分析法是特别适用的方法。利用随机抽样取得的数据，具有对新加坡华人人口的代表性。这种随机抽样的数据在不同社会因素所限定的数据格局里面的不均匀分布，对其它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会成为问题，对变项规则分析法则不会。
利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我们研究了新加坡华社在语言使用模式和语言态度方面的社会分化现象。新加坡华人人口，目前大约二百三十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七以上，根据我们的调查，基本上是由掌握两种以上语言变体的双语人口构成。新加坡华人最常使用的语言变体基本上局限在英语、华语、和几种汉语南方方言（以下简称方言）的范围内。从华社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看来，英语、华语、和方言的使用呈现一些双言制的趋势：华语和方言较多使用在非正规场合，英语多使用在正规场合。但是，语码混用的情况也很普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加坡华社内，许多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语言选用模式和根本不同的语言态度。变项规则分析法使得我们能够找到与这些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态度相关的社会因素，对这些复杂的双语现象提供了社会语言学的解释。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对两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有关的作用值标示出社会因素对语言选用的影响作用：
变使用域性别 年龄 职业教育
体 程度
朋友 男 非学生大学以下
方0.34 0.560.58 0.53
言 女 学生 大学以上
0.440.40 0.41
政府 男45以上非学生中学以下
0.02 0.56 0.61 0.64 0.76
女45以下学生 中学以上
0.45 0.47 0.31 0.42
朋友 女25以下 中学以上
0.82 0.53 0.600.51
华 男25以上 中学以下
语 0.47 0.400.45
政府35以上非学生高中以下
0.240.56 0.66 0.60
35以下学生 高中以上
0.46 0.29 0.40
英朋友25—45白领、中学以上
语0.790.55 学生 0.55
其他年龄 0.60 中学以下
0.48 其他 0.33
0.28
政府45以下学生 中学以上
0.910.52 0.71 0.60
45以上非学生中学以下
0.41 0.34 0.19
变教育 家庭住房
体源流 收入
非英校两千以下非私产
方0.54 0.580.52
言英校 两千以上私产
0.45 0.460.43
非英校
0.55
英校
0.43
华校0.78 四千以下组屋
非华校0.560.53
华0.41 四千以上非组屋
语 0.360.39
华校0.82 两千以下四房以
非华校0.62下0.56
0.39 两千以上四房以
0.44上0.47
英非华校两千以上
语0.60 0.57
华校0.20 两千以下
0.36
双语 两千以上
0.66 0.58
其他 两千以下
0.14 0.35
表2 影响新加坡华人选用语言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值——GoldVarb
（注：当前最通用的变项规则分析法计算机软件包是一个MacIntosh应用软件，叫做GoldVarb。GoldVarb除了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基本运算之外，还增加了一系列有利于调整数据和再编码等功能的用户界面。我们的新加坡华社双语研究的定量分析就是使用的GoldVarb。用GoldVarb，我们不仅进行了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回归分析，还进行了较为普通的计量性统计，如确定华社人口的双语比例等等。）分析结果
首先让我们看方言在朋友域的使用情况。“朋友”的作用值是0.34，这表明新加坡华人大约三分之一的情况是在朋友之间使用方言交谈。性别因素的作用值表明男性比较倾向于在朋友间使用方言，女性则相反。在职业因素方面，学生倾向于不用方言，其它职业却都具有相反的倾向。在教育程度方面，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倾向于不用方言，低于大学程度的人则没有这种倾向。此外，有英文教育背景的人倾向于不用方言，非英校出身的人则相反。家庭月收入在两千新元水平以下的具有较强的使用方言的趋势。住私人住房的人则有不用方言的趋势。如上所述，作用值在数量上的差别还可以表明有关因素的影响力的强弱。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和非学生在使用方言方面的差别最为明显，性别、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次之，再其次是教育源流和住房因素的影响力。此外，年龄因素虽然也纳入了分析范围，分析结果表明它并不是影响新加坡华人在朋友之间选用方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面我们再看方言在“政府”域的使用情况。从作用值可以看出，到政府机构办事使用方言的情况是十分稀少的。同时，性别、职业、教育水平、教育源流的因素影响方言的使用的方向性是与在朋友域的影响是一致的。其中，性别和教育源流因素的影响程度与在朋友域的基本一样：学生和非学生的差别，以及教育程度的影响，在政府域中却增大了许多。这里，用或不用方言的趋势，已经不是以大学程度分界，而是以中学程度分界，只有中学程度以下的人才有在政府域使用方言的很强趋势。与朋友域不同的社会因素制约的情况是（1 ）家庭收入和住房因素已经不是有关制约条件，各种社会阶层的人显然都有在政府域不用方言的共识。
华语在朋友域使用的情况已经很普遍，这可以从相应的作用值（0.82）看出。与方言的使用相比，性别之间的差别已经缩小了很多， 并且呈相反的趋势：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使用华语。年龄以25岁为主要分界，较年轻的很可能用华语，较老的则不倾向于用华语。教育程度方面，以中学程度为界，中学程度以下有一些不用华语的倾向。华校毕业生有很强的用华语的倾向，非华校生则有不用华语的倾向。家庭收入四千元以下的倾向于用华语，而四千元以上的有较强的不用华语的趋势。政府组屋和非政府组屋住房的区别成为住房方面的主要制约条件，非组屋居民显然有较强的不用华语的趋势。
到了政府域，使用华语的性别差别已不复存在：年龄方面的差别也变成以35岁分界，而且呈相反的趋势，较老的用华语，较年轻的不用。教育程度方面的区别也改为以高中分界，高中以下较多用华语，高中以上较少用。华校生和非华校生的区别依旧，只是有所增强。在朋友域，四千元以下的倾向华语，在政府域，两千元收入以下的家庭才有这种倾向。朋友域中组屋和非组屋的区别，在政府域中变为“四房以下”和“四房以上”的区别；显然，较大组屋的居民在政府域使用华语的模式变得更接近非组屋居民了。
英语在朋友域的作用值虽然没有华语的高，仍然很高（0.79）。性别的差别在这里没有，住房方面的差别也没有。年龄介于25—45之间的人有在朋友域用英语的倾向，其他年龄组则没有。在职业方面，不仅学生，而且白领阶层也倾向于用英语：与此相对的是，其他职业都有很强的不在朋友域用英语的倾向。中学程度以上的人有用英语的倾向，中学程度以下的则有较强的不用英语的倾向。华校生显然不喜欢在朋友间讲英语，非华校生则有相反的趋势。月收入两千以下的家庭的不太可能在朋友间用英语，较高收入的家庭则不然。
英语在政府域的作用值十分高（0.91），新加坡华人在政府机构办事时九成以上的机遇会是讲英语。影响政府域中英语使用的社会条件和朋友域中英语的使用的社会条件是基本一致的，都包括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教育源流和家庭收入这些方面，而不包括性别和住房这两方面。但是，在年龄方面，主要的倾向是45岁以上的人有不用英语的倾向，而不是如朋友域中中间年龄组用英语的倾向。学生在这里与其他人士形成明显反差，学生在政府域多用而其他职业的人少用英语。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与朋友域中的差别基本一致，但是中学程度以下的人不用英语的趋势更强。与上述其他教育源流的区别不同，政府域英语的使用主要是受双语源流和非双语源流的因素的影响，前者倾向英语，后者强烈地倾向于不用英语。家庭月收入两千元以下的人士也倾向于不用英语，较高收入的倾向于用英语。
新加坡华人选用语言的习惯的社会分化情况呈现标记性语言变项的层化分布模式。以纽约英语卷舌音变异为例，越是正规的场合卷舌的比率越高，同时越是较高阶层卷舌的比率也越高（Labov 1972）。在新加坡华社，越是正规的场合，选择英语的概率越高，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选择英语的概率也越高。与此相对应的是，越是非正规场合，选择方言和华语的概率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是低使用华语特别是方言的概率越高。有关英语使用的社会层化现象可以从下面几项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分析结果看出：（1）白领阶层在朋友域有多用英语的倾向，（2）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在朋友域和政府域都有较多使用英语的倾向，（3 ）较高家庭收入的人在朋友域和政府域都有较多使用英语的倾向。有关方言使用的社会层化现象可以从下面几项结果看出：（1 ）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朋友域和政府域有使用方言的倾向，（2 ）家庭收入较低和非私产住房居民在朋友域有较多使用方言的倾向。华语的社会层化现象有下面几项结果：（1 ）家庭收入较低的人在朋友域和政府域都有多用华语的倾向，（2）住房条件较差的人在朋友域和政府域都有多用华语的现象，（3）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政府域有较多用华语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朋友域，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少用华语的现象。这显然是和这些人在这里多用方言的现象有关。同时，中学以上程度的人在朋友域中使用华语的情况基本处于没有倾向的状态（作用值为0.51）。
除了语言变异研究中常见的社会层化分布，华社语言选择的分析结果还揭示了华社目前的语言行为的社会分化的历史渊源。在八十年代全面推行双语教育之前，英校和华校两种教育源流是造成目前语言行为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特别体现在下面几项分析结果上：（1 ）英校生在朋友域和政府域有较少使用方言的倾向，（2 ）华校生在朋友域和政府域有较多使用华语以及在朋友域较少使用英语的倾向。
分析结果还表明了目前华社复杂的语言状况在相当程度上是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系列的语言规划行动的结果。其中，华语使用的性别差异，方言、华语、英语使用的年龄差别以及在职业方面学生与非学生的差别，特别能说明这些问题。下面给予进一步具体的说明：（1 ）女性较男性在朋友域更倾向于使用华语的现象标示着语言转移的趋势。这是根据女性一般处于语言变化的领先地位的社会语言学规律（Labov1994）来确定的。同时，这可以进一步归咎于当今的推广华语运动的结果：语言规划是人为的语言变化。（2）45 岁以上的人在政府域有较高的使用方言的倾向，这标示着这一年龄组较少地受到建国后1965年所实施的推广英语和华语的措施的影响。（3）25 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朋友域有较高的使用华语的倾向，这显然是跟1979年不断开展的推广华语运动有关。这一年龄组的人（出生于1971—1981年间）基本上是在推广华语运动的年代成长起来的。（4）35 岁以上的人一定程度上在政府域有使用华语的倾向，这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一年龄组的人受益于普及英语的教育政策较少，在八十年代全面推行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教育政策时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学校。（5）25—45 岁年龄组的人在朋友域有较多使用英语的倾向，这显然是六十年代以来英语开始在新加坡散布开来，并且还没有受到后来开展的推广华语运动的抗衡的结果。这一年龄组的人都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6）45 岁以上的人有较强的在政府域不使用英语的倾向，这和（2）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这一年龄组的多数人使用英语有困难。（7）学生具有很强的不使用方言的趋势， 这标示着他们是语言转移的先驱，同时显示了以教育语言政策为主导的政府的语言规划行动的成功。（8）与上一项结果相对应， 学生多用英语的趋势同样标示学校为英语在新加坡传播的主要途径。
尽管华语和英语在新加坡都是官方语言（方言不是），而且常常在正规场合使用，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域中的华语使用率还是很低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生和以年轻人为主的双语教育源流人士在政府域中的语言选择倾向与其他背景的人士形成很强的反差。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在华语方面学生有较强的不在政府域用华语的趋势。在英语方面学生和双语教育源流的人有在政府域使用英语的强趋势。如果这些人代表了华社语言使用的发展变化方向，我们似乎看到一种以英语为高变体、华语为低变体的双言制在形成的趋势。这双言制可以与旧的英语为高变体、方言为低变体的双言制形成对比（郭振羽 1985），但它同时又在取消普及英语和华语所带来的破除双言制的效果（Xu et al.1998,Xu and Tham 1997）。
上述分析结果只包括了新加坡华社双语调查中使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所作定量分析的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该分析方法的特殊作用。新加坡华社双语，作为双语社会中多数民族双语的一个重要范例，通过我们的分析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其中语言规划和中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恐怕是造就该种双语现象的特殊性的主要因素。该调查结果对于全面了解华社语言状况及其发展方向，都是十分有用的。
3.变项规则分析法革新
在进行上述定量分析时，我们对变项规则分析法作了小范围的革新，使之更加适合分析宏观语言变量的需要。熟悉变项规则分析法的读者会注意到，上面列出的语言选用的社会分化分析结果都是二分性的结果，往常见的却是多分性的结果。例如，在昆都仑区北方话鼻韵尾中元音鼻化的分析结果中，“韵律特征”和“音节特征”各包括三个因素（见上文），在纽约英语卷舌变异的分析结果中，社会阶层的社会变项包括四个因素（Labov 1972），每个因素都有其作用值。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分析，在第一阶段我们采用的是常规的多因素分析方法，在限定社会因素时基本是参照新加坡政府人口普查的分类标准（如职业分类、住房分类等）和有关社会学的调查材料（如收入水平分类等），同时增加了语言规划等与社会双语特别有关的内容（适当地调节年龄分组、增加教育源流的社会变项等）。因此，本来的社会变项基本是多因素的，年龄项包括五个因素，职业项包括七个因素，收入项四个因素，等等。在第一个分析阶段我们首先采用这些多因素的分析方法。这样避免了因社会变项二分定义可能造成的隐蔽关键性区别和变异方向的弊病。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由于第一阶段的分析结果已经表明了变异方向，作用值之间的对比也提供了有关关键性区别的信息，我们利用再编码的操作方法，一律采用二分定义来验证有关关键性区别的假设。
第二阶段的分析结果在每项社会变量中划出了一个语言变体的使用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就像方言地图上的等语线，在华社的社会空间中描绘出了有关语言变体的社会分布情况。这种分阶段的分析方法和第二阶段分析的二分再编码方法较为紧密地连接了定量分析和定性结论的两个环节，也增加了研究的深度。
再编码分析在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中已属平常。系统地用二分再编码的方法以确定变体的社会分布才是本研究的特色。二分编组实际上是变项规则分析法应用的理想状态。不均匀编组实际上使得变项规则分析法获得理论上的偏重，较多因素的变项处于入选的相对有利位置。在过去的变异分析中没有广泛地采用均匀编组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有关语言结构的理论系统的限制。许多语言结构方面的因素的分组要按照有关理论系统中的多值参数来确定。我们的分析由于不包括语言结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系统性二分再编码。第一阶段的分析结果，使得所有获得作用值的名词性参数（社会因素）获得了有序性。再编组的实验可以根据经验也可以按照统计结果的效度参数，或最大似然量的标准，但是组合社会因素所需要的社会知识是一个必要条件。例如，大学程度和小学程度为一组，中学、大专和没有学校教育的为另一组的分组方法显然不能提供明确的教育程度方面的解释。
4.语言变异与变体选用的同一性
变项规则分析法应用到宏观社会语言学中，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语言变异与语言变体选用这两种语言现象的同一性作一番认真的思考。这种同一性显然是采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分析宏观语料的先决条件，是在应用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种在不同层次上的语言方面的选择行为，早已被一些社会语言学家认为是同一性质的现象。 例如，Holmes （ 1992 ）就认为它们都是“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的组成部分。Sankoff（1988 ）则明确表示过语言变体选用（像语言变式选用一样）是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对象。因此，我们向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扩展并不是作为变体和变式选用的同一性的证据，而是体现了上述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观念。但是，分析的结果，包括有关层化和类似标记项变异的社会分布模式等，却可作为两类选择之间的同一性的证据，因为变项规则分析法本身并不导致这类分析结果。这些语言现象显然具有这些相同的性质。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的研究向来以语言社团为研究对象。体现在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应用上，该分析法分析的语料一般采自许多语言社团成员的实际话语。变项规则分析法的分析结果，或其它代表语言社团的语料库的分析结果，是直接对于“语言（langue）”的描写。完全没有必要像Cedergren
andSankoff （1974 ）那样向“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理论靠拢。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中，由于“语言能力”理论的影响，对于个别语言社团成员的语言能力及其差别，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变项规则分析法所提供的研究结果，由于是建立在分析来自多个讲话人语料的语料库的基础上的，曾经被批评为混合了不同讲话人的语言能力（Bickerton 1973）。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试图将语言社团层次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变异归咎于社团成员之间的差异。这是出于批评者想保存一个无变异的理想状态的个人语言能力的理论动机。但是，通过有关研究（Guy 1980等）已经证明，即使是在个人的层次上，语言变异仍然存在。有趣的是，以一套作用值的数学关系所表示的语言变异表现状态（如公式（2）的形式）在社团层次和个人层次是基本一致的。 例如，个别社团成员的处理／t，d／删除这一变异现象的语言能力，亦即，（2）中的“P[,1]…P[,n]”是与从社团层次所获得的“P[,1]…P[,n]”是一样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是表现在不同的“P[,0]”上。而且，不同的“P[,1]…P[,n]”恰恰是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语言社团的标记。这一研究的结果不仅证明语言变异现象在个人的层次也是不能消除的，而且证明同一语言社团成员之间语言能力的差别是有限的系统性的偏移。这实际上就解释了为什么通过个别讲话人的判断也能经常获得语言社团的信息。个别讲话人的语言能力虽然不等于语言社团的语法系统，但是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映射，所以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类似后者的。这样看来，描写个人的语言能力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把它等同于一个语言的语法（属于社团的“语言”的时候需要对其代表性进行鉴定。
Guy（1980）的研究曾经被作为变项规则具有心理现实的例证。 这其实也是一种向以生理心理学为目标的语言学学派的靠拢。我们的新加坡华社的研究显示，宏观的语言选择行为具有与微观的语言形式选择机制相同的解释模型。而且，这种选择机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再也不能将其与存在于个别讲话人头脑中的一个“语言器官”连接起来了。这样，就把社会语言学面向“语言”和生成语言学面向“语言能力”的对立彻底揭示出来了。
任何以取自语言社团的语料库为研究素材的语言学家都是在研究“语言”的某种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语言社团，也就基本上能满足个别社团成员的语言通讯方面上的需要。如果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能力只是语言的生理和心理机制，那就要看他们的研究范围是否包括象汉语、英语、法语这样一些自然语言的表现形态。这些自然语言的“自然”表现形态都包括许多社会因素在内。首先，它们的分界都是社会性的分界。汉语是一批叫做“汉人”的人所组成的社团所发展起来的符号系统，法语是一批叫做“法国人”的人群所组成的社团所发展起来的符号系统。人类语言以千差万别的“社团语言”的形式存在并不是出于偶然的原因。索绪尔的“语言”应该是一种理论解释。即使是反映在个人语法判断能力上的属于语言社团的语法系统，也包含着许多历史上的语言变化和语言规划的结果，而这些都是非个人的非生理的社会作用的结果。把个人的语言知识等同于社团的语法系统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把社团的历史文化积淀所陶铸的语法系统等同于个人的心理机制产物也是不严格的做法。
综上所述，像变项规则分析法这样以取自语言社团的语料库为研究素材对语言进行计量研究，完全符合以语言社团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理论。变项规则分析法应用到宏观社会语言学中的实例，帮助我们理清了语言哲学理论与语言学研究方法之间的脉络，发现了从社团语言行为概括出来的语言规律与语言结构体系的描写之间的联系，及其与个人语言知识之间的距离。
乔姆斯基（1977∶59，同见许国璋（1985∶4 ）的翻译引用）曾经把社会语言学面向语言社团的语言调查比作“采集蝴蝶标本”而非正经研究工作。目前不仅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计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都证明大量采集语料，全方位地向语言社团采集语料是语言研究的实验基础，而且是唯一的坚实的实验基础。从实践经验出发而自觉采用语料库和频率统计方法研究语言结构的计算语言学和计量语言学家，也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方法论方面的社会语言学取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