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科技进步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从近代产生以来，国际关系无不以科学技术的突变作为自己发展的原动力，每一次国际格局的重大转换，都是以世界科学技术的更替为先导的，科技进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次科技革命产生于17、18世纪的西欧，主要标志是机器代替了手工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阶段。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通过殖民地政治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这次革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使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便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非西方文明开始隶属于西方文明。
第二次科技革命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其中心内容是内燃机和一系列电力技术的出现和推广使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通过资本政治表现出来的。这次科技革命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各国间经济联系迅速扩大，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时期是西方列强互相斗争和称霸全球的时代，“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这一名言，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科技进步与西方列强争霸间的关系。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战争和冷战的刺激下，在火箭、导弹的轰鸣和原子弹的爆炸声中诞生的，这一场新技术革命大体上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核技术、电子技术和空间通讯技术获得长足发展。战争需要——军事技术领先发展——扩散并带动民用技术是这一阶段科技革命的典型模式，这就使得这次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军事技术革命，并进而影响、支配了战后国际竞争和东西方力量对比，军事力量成为战后两极体系的支撑点，军事科技成为美苏争夺的制高点，军备竞赛成为美苏较量的主战场。他们凭借军事技术优势，大力发展军事力，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权，构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第二阶段从70年代至今，也即人们通常所称的新技术革命。这一时期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人工智能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达到群体性、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短短几十年，人们已感受到它的巨大冲击力。这场新技术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加速了国际关系结构的更新及实质的变迁，使其更具全球维度。科技进步既给走向21世纪的国际社会带来希望，也使国际关系更具有不确定性。
一、国际关系主要矛盾的改变
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的冲击下，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西西矛盾）看来正在上升为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矛盾。但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归，其内容和争夺的焦点都变了。
70年代以来，世界三大矛盾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科技的统一性远远超乎对立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潮已经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卷入了共同经济漩涡。对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应更多地从世界经济的统一性着眼。其次，阶级斗争在国际关系中已不占主导地位，纯粹以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来分析国际斗争矛盾的方法已经过时，而被国家的科技经济利益原则所代替。再次，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矛盾，全球军事威胁已明显减弱，世界正走出军事争霸时代。所有这些，促使过去三大基本矛盾改变其存在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多次较量，已证明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谁也不可能彻底战胜谁，两种制度并存已成为历史必然。世界发展浪潮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进入了一个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全面竞争的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南北矛盾。而南北矛盾只是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总矛盾的一个分支，具体表现为发展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差距突出出来，并成为当今国际问题的焦点。
在战后，美苏对立近半个世纪，从世界趋向看，前期主要是南方国家争取政治独立，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后期则很快卷入新技术革命，其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研究与开发投资大，高层次技术又推动已经发达的经济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人才缺乏，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发达国家在劳务贸易方面有绝对优势，随着劳务和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弱，导致南北国家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另外，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粮食紧缺、生态恶化、外债累累，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复兴。
应该指出，在世界高科技面前，发展中国家既有不利因素，同时也有变革机会，主要表现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可以使其跨越某些发展阶段而后来居上。特别是亚太和拉美一些社会文化较进步的高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凭借其较多的科技人员和较好的技术基础，完全有可能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等发展现代化工业，促进国力的大幅度增长。今后10—20年，世界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度发展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经过调整、改变，从整体上已开始走出低谷，其排头兵是亚太地区。黑非洲与南非的和解与合作在望，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已逐渐走出经济衰退，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经过了3—5年的经济体制转换，经济已开始回升，与西方的落差在缩小。高科技发展绝不是其本身在扩大南北差距，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国际间的协调和支援，以求得各国经济、文化水平的同步提高。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冷战的结束而比过去变得更为突出，并由过去的主要局限于政治军事矛盾转化为经济科技矛盾。首先，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把西方国家拴在一起的一个主要因素——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存在了，意味着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大大减少了，意味着美国对盟国借以发号施令的一张王牌——核保护伞没有意义了。其次，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协调机制已出现裂痕。各国在官方利率上各行其是，双边协调越来越困难。第三，美、日、西欧之间在技术、经济领域的角逐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争夺世界领导权。这一质的变化，是西西矛盾上升的原因。实现了经济一体的西欧对自己的经济实力充满自信。西欧人认为在处理世界重大事务时，英国和法国能拿出军力，德国能拿出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当然应该分享世界领导权。日本更是跃跃欲试，在新科技革命捷足先登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逐步接近美国，有可能在下世界20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多极化格局中称雄的一极，越来越不把美国放在眼里。美国尽管相对衰落，怎肯交出帅印？美国认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美国应当起领导作用。
这样，过去三大基本矛盾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世界经济的高度统一性与个别发达国家仍固守世界经济旧秩序而使世界经济不时发生震荡的矛盾；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与潜在危害的矛盾；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与强权政治膨胀的矛盾等等。
二、国际较量主战场的转移
由于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更替及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已从军事力量转向科技力及由科技力决定的经济力量之上，把握当今国际关系的这一大趋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和军事冲突在降温；另一方面，国际间经济和技术的交往与竞争在强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国际较量主战场的转换。在新的主战场，各国激烈地争夺高技术和新技术的主控权，争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主控权，争夺信息的主控权。对发达国家来说，夺得这三大控制权，也就取得了国际竞争的支配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夺得这三大主控权，也就取得了赶上发达国家的主动权。这是当今国际竞争的主流，国家强盛的正道。
在主战场转移和时代主流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安全由单纯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和技术领域。在新科技革命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已不单纯是军事问题，经济和技术安全至关重要。发达国家不仅相互间把别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看作对自身安全的挑战，而且利用这种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或进行经济上的不等价交换，攫取超额利润，或施加政治、文化影响，执行它们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面临和平演变的危险，归根结蒂是由于技术和经济落差太大造成的。在主战场转移后，军事较量仍然是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但军事的主要功能已由直接利益扩张的手段变为维护利益的手段和实行技术、经济扩张的后盾。
可见，当今国际竞争具有以下特点：（1）技术战和经济战具有真正的全球性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置身于外。（2）参与全球技术和经济竞争的主体是多元化、多层次的。除主权国家外，还有经济性区域集团和跨国公司。（3）较量各方没有明显的分垒，互为对手又互为盟友，在纵横交错的关系中，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角逐。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象源于当代国际技术和经济竞争主体的多元化，源于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高度流动和相互渗透。（4）人才成为各国在竞争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当今的国际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一国拥有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和人才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如何，将决定它在技术和经济战中的胜负。（5）新的国际竞争以和平方式进行，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争。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座次将取决于它们在高技术领域较量的结果。
三、对国家主权和国家战略的影响
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或许是它制约着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改变了传统的主权观念。新技术革命尤其是卫星，无线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引起的信息革命，对各国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主权及其控制和实施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某些国家的露天目标完全处于异国先进遥感和通信技术的控制之下，地理上的边界的重要性比过去下降。另一方面，科技的不断发展，也使传统的主权范围或扩张、或模糊，或被吞食，或遭限制。由此，在信奉实力的当代国际关系中，亚、非、拉美的广大中小国家从理论（国际法）到实践（技术）都不是强者。所以，科技进步总是向原有的主权观念提出挑战，制约其行使的范畴，甚至使其趋于不断弱化，但由于技术方面的强者总比弱者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某种意义上，技术进步既削弱了某些弱小国家的主权，又增强了某些强大国家的地位、权利或主权。
新技术革命不但影响着国家主权的行使，而且也影响着国家战略的调整。各国为了争取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有利地位，竞相调整国家战略。
（一）各国更加注重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通过解决自身的问题来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一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和政治体制乃至整个发展方式进行总结和反思，进行调整乃至全面变革。二是注重科技发展，各国逐步提高科研经费在GNP中的比重，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商业化及高技术的产业化，加快人才培养。三是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带动全局的战略产业来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二）外交工作重点由政治向经济转变。外交的运作更加务实，更加灵活。一是外交战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和科技主战场的争夺。无论是处理国家间关系，还是对待和处理国际争端和事件，都更注重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二是政治结盟，尤其是军事结盟关系淡化，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结盟关系加强。三是驻外使馆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经济上来。
（三）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在这方面先行一步，长期以来，其情报机关的目的只有一个：使日本在经济上繁荣富强。日本情报机关搞到的许多情报都有助于改进日本工业产品和提高竞争力。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仿效日本，建立起工业间谍网，过去以军事和政治情报为主的老情报部门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在转变工作重点，转向收集国际经济情报。
四、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不仅影响了国家主权和国家战略，也影响了国家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仅指政治军事安全，经济虽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一，但与国家安全相分离。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深化，一方面为一国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一国经济和对外敏感性和脆弱性。科技进步使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如美国人最担心的不是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是日本的经济攻势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样，经济本身已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经济安全的威胁来自各种国际经济交往渠道，如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在国际贸易方面，经济安全问题产生于过度进口对民族工业造成的威胁；国际投资领域的安全问题主要牵涉到一国经济的长期独立地位；在国际金融方面，经济安全问题集中在本国金融的稳定或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面变化。经济安全问题虽产生于上述国际经济诸领域，却有别于纯粹的经济问题；它虽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却又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产生于政治军事上彼此敌视，国家利益上互相排斥的国家，如战后美、苏对立；经济安全问题往往产生于经济上相互依赖或国家利益互补的友好国家之间，如美国和日本。相互依赖越深，相互间造成损害的机会就越多，潜在的经济安全问题就越严重。
经济安全问题的突出，对国家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过程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国内经济利益渐渐卷入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对政府形成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二是政府中的经济部门日益深入地卷入到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使国家在进行经济合作与交流时更加小心谨慎，甚至附加更严格的条件。经济安全问题的发展，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基本上是以政治军事安全为核心而形成的。随着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会出现围绕着经济安全而形成的格局。
五、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
在先前历史上，国际关系格局的交替一般通过战争来实现，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格局转换却未经过大战的交手，而是从科技催化经济，再以经济与军事对社会支撑作用的位移，给政治产生强烈的反冲，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
整个80年代是国际关系格局演变最激烈的十年，其突破点是集中于科技领域，紧接着又向经济领域扩展。这期间，工业发达国家不仅改变了以资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结构，还具有新技术、新产品研究与开发的创新能力，特别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通过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高科技群体的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一些西方大国由于高科技的强项较多，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并且控制着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大量份额，并以此为手段，对其敌手进行软化、威逼和竞争，力求达到预期政治目的。这样，在国际关系重点向经济领域转移的同时，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倾向也显著增强。
国际关系格局的这种变化，充分证明科技进步的作用。纵观以往国际格局的生成，无论是维也纳体制，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还是雅尔塔体制，都是经过剧烈的军事角逐而最终形成的，而冷战后新国际格局的再造最终将取决于各大力量在经济竞争中谁主浮沉。以科技和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竞争导致的经济力量多元化将是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转化的深刻动力。近年来，苏联解体，美国相对衰落，德、日向政治大国迈进，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影响的增强以及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在形成，其深刻根源就在于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世界经济政治来说，凡是科技实力强的国家，必定是国际政治地位高的国家；凡是国际政治地位高的国家，势必要以强大的科技实力为依托。由此看出，以科技为导向、经济为基础、政治为目的的多极化世界格局，真正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尽管国际关系不断变动、变化，科技、经济和政治将是观察、分析各种国际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
技术和经济战中的名次将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未来格局是多极格局，那么，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能成为一“极”呢？这主要取决于：（1）该国或国家集团拥有的科技、经济、军事和社会力量及其潜力；（2）该国或国家集团有无国际竞争意识及与此相关的国际竞争策略；（3）该国或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4）该国或国家集团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在国际竞争主战场转移的新时代，第一因素中的科技与经济力量显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科技实力强的美国、日本和德国有成为世界一极的优越条件。由于世界事务的多样化和复杂性，那些技术和经济虽不发达，但发展势头良好、综合国力较强、且大体具备其他因素的国家也可能成为新格局的一极。据此判断，中国也可能成为新格局的主导力量。
六、不利影响
应该指出，科技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好的影响，也可以造成坏的后果。对社会、对文化如此，对国际关系也不例外。一些大国经常把本国高科技实力水平当作体现国家威望的标志，在国际贸易中动辄挥舞政治压力大棒，使高科技竞争与人权、安全和外交搅成一团，成为某些大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外技术和经济援助进一步政治化，利用人权问题粗暴干涉受援国内政，甚至实行经济制裁。美国通过法律，把对某一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贸易往来，同该国的人权状况挂钩。欧盟委员会也把提供技术援助与受援国人权状况相联系。科技优势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其模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工具，这势必引起受援国的反对，二者的斗争非常激烈，从而给国际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
科技进步的副作用之一是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发达国家为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以技术援助为名，竟然不断地把一些污染严重而又难于治理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危险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危险废物的堆放地和垃圾箱。仅1986—1988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危险废物就高达600万吨。发达国家这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行径，势必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愤怒与谴责，被称为“环境侵略”，致使南北矛盾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科学技术还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某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动辄对别国采取制裁，并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加强对高科技产品的垄断，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从属于发达国家。可见，知识产权已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最后，科技进步增强了政府监督人民的能力，使极权政府成为可能。因为现代技术使极权政府有可能规定其公民的道德和思想“食谱”，利用控制的信息技术向他们灌输某些思想和信息，切断他们同其他人的联系。现代技术使新闻和思想的收集及传播成为非积累大量资本不可的大企业的行为，使不同国家舆论的核心更为坚硬，并加强了它们的排他性要求，这就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危险性。
以上粗略地考察了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无可置疑，从近代到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总是以世界科技格局的更替为先导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确立了英国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德国取代英国，成为欧洲霸主；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取代德国成为霸主，号称“原子弹帝国”和“金元帝国”。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时代”，使国际政治走向多极化。它向世界已经宣告：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军事较量已退出历史舞台，科技经济实力决胜负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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