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第四国际主义者的《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主义者论文,要素论文,宣言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四国际于1938年在巴黎成立，但影响很小，实际上是一个小宗派。由于推行极“左”路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灭亡的境地。战后几经分合，第四国际裂变为六个更小的派别，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便是其中的一派。由于其观点与托洛茨基主义各派基本一致，因此了解这个派别的理论纲领，对了解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是有帮助的。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起源于美国的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1966年，斯巴达克思同盟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政党）中分裂出来。1974年，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正式成立。1979年，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国际执行委员会。1989年，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其《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三次国际会议上被通过，并于1998年2月正式定稿。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全文约25000字，共分13个部分：1.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2.无产阶级领导危机；3.我们是俄国革命的政党；4.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理论和历史渊源；5.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6.工人阶级在捍卫所有被压迫者的斗争中的先锋角色；7.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基础；8.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9.民族问题和所有民族的自决权；10.殖民地革命、不断革命和“游击队路线”；11.人民战线：不是一个战术，而是最大的犯罪；12.革命政党：它的纲领、组织和纪律；13.我们将介入以改变历史！由于该文件篇幅较大，本文仅对对其主要特点谈三点看法。
一、在理论上，将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相提并论，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断章取义地、歪曲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原文，特别是大量引用列宁的著作原文，与托洛茨基的引文穿插使用，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观点来验证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确。表面上是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这里仅举出其中三个明显的例证：
1.《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孤立地地引证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关于一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以批驳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之名，行批判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之实，并进而鼓吹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是可能的，而在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则是不可能的。但到20世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局势和各国的具体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和几国首先胜利的结论。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1917年9、10月间，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22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就是列宁关于一国和数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理论的伟大胜利。而第四国际主义者对列宁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避而不谈，对这一理论在20世纪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实践视而不见，却死死抱住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观点不放，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性”的反列宁主义观点，这就完全背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的原则，彻底暴露了他们假马列主义之名，行鼓吹托洛茨基主义之实的不光彩的行径。
2、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为了证明托洛茨基主义混淆革命发展阶段的“一次革命论”的观点是正确的，竟大言不惭地批评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并埋怨“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有明确地肯定被十月革命所证实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也没有明确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15页）， 再次玩弄起混淆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鼓吹“不断革命论”的伎俩。
根据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将俄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发展阶段，并且要求“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 ”（《列宁选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 页）而决不能将“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0页）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即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俄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工农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它所要完成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阶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它承担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知道：“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阶级的代表，作为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发展两阶段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宣告了托洛茨基的“一次革命论”的破产。但时至今日，托洛茨基派对自己理论的破产不仅仍死不认账，还肆意攻击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借口革命的不断性，抹杀革命的阶段性。这就正如列宁当年所说的，他们这样做“就是在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避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16页）此一评论真是切中要害。
3、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写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打破了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他们懂得，除非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最近的是德国），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是不能长存的。”（《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4页）该文件还用这一“论点”来论证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将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发展成为世界革命的观点。
确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曾经把巩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上，特别是德国革命的爆发上。但是，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军叛乱的战争胜利以后，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37—738页）1923年1 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又指出：“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已经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列宁所讲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什么意思呢？俄国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不是在表明，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已经改变了他原先所持的观点，不再认为“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是不能长存的”，转而认为俄国单独一国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吗？既然如此，《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还要大谈特谈列宁已经放弃的观点，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不是表明第四国际主义者蓄意歪曲列宁的思想，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吗？
二、在实践中，顽固坚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的路线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的第二个特点是顽固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路线，继续鼓吹他们的三个革命的“不断性”。
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所谓“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将“不断革命”论概括为“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即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这样，民主革命就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就会更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并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去，这样，就会造成同农民的敌对冲突。这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为了保住政权，就不得不突破民族国家的范围，把革命推进到其他国家去，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开始并取得胜利之后，由于内外矛盾的增加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的革命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俄、德）联合成欧洲联邦才能胜利，这就是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主义借口革命的不断性，否认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借口革命的国际性，否认革命的民族因素；借口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赖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在极“左”的和非常“革命”的词句掩盖下的机会主义，受到列宁、斯大林的深刻批判。时至今日，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早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第四国际主义者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所谓“不断革命”论，继续鼓吹三个革命的“不断性”：
首先，鼓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不断性”。《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这个理论宣告，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通过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来完成。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要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14—15页）在这里， 第四国际主义者再次混淆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要求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次革命”中完成，“毕其功于一役”；并跨越民主革命发展的阶段，去建立本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还要求这些国家“不断”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输出革命。如果真的将这套理论付诸实现，那么，这一独特的所谓理论将从两个方面葬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其一，由于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削弱了革命的主体力量，扩大了阻碍革命的力量和反对革命的力量，必然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由于自身力量的单薄、孤立无援和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而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失败为这种所谓的理论的正确性作了最好的验证。其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输出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本国人民的反对和被输出国人民的反对，而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在这方面，苏联的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苏联虽然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但它干涉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并向阿富汗输出革命而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对任何妄图武装输出革命的国家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其次，鼓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不断性”。第四国际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可以立刻发生，任何时候都可能夺取政权。《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特别引用了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所写的话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本时代的革命特点并不在于它允许革命的成功，即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夺取政权。它的革命特点在于，由立刻就可以革命的形势，会发生深刻尖锐的波动和突然频繁的转变。”（《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3页）不仅如此，《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还列举了这种随手可得的所谓“革命形势”，指出：“部分地由于困扰美国的越战和内乱（包括黑人的解放斗争）所创造的条件，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欧洲产生了一系列直接革命的和革命的形势——法国1968年，意大利1969年，葡萄牙1974—1975年。这是二战结束一段时期之后，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好机会。”这种好机会之所以没有发展成革命，据说是因为“那些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再次维护住了这一区域内的资产阶级统治。”（《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5页）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革命形势，革命形势难道就像第四国际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随时都可以出现的吗？夺取政权的革命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的吗？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早就给予否定的回答。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 ）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上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 460—461 页）显然，第四国际主义者鼓吹的随时都可以形成“革命形势”，以及任何“革命形势”都可以发动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所谓“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左”理论。同时，这一极“左”理论也是违背客观现实的。二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从而使其社会保持了比战前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尽管这个阶段有局部的、间断性的危机发生，但是，并没有在全局上出现“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的局面，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第四国际主义者主观臆断的那种俯首即拾的“革命形势”。如果按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极“左”理论去发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任意指点“革命形势”，随时去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这就必然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蛮干的境地，并彻底葬送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指出：“只有通过建立双重政权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毁灭，只有通过工人国家的胜利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被打开。”“虽然革命可能会在某一国家率先发起，但只有在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直至最终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上成为主导之时，任何局部的胜利才能确保不失。”（《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10 页）在这里，第四国际主义者为资本主义各国预先框定了革命发展的形式或道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盲目照搬第四国际主义者主观臆断的俄国革命“经验”，人为地去搞“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去建立所谓“工人国家”；同时，第四国际主义者否认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和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鼓吹将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世界其他国家。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按第四国际主义者预先制定的革命形式或发展道路去蛮干，其严重的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再次，鼓吹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所谓“不断”性。《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从它们的极“左”理论出发，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民族机会主义的运动”，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称古巴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等；并认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所谓“畸形的工人国家”，必须经过“工人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才能打开通向托洛茨基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前苏联，《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指出：托派曾经要求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制，让苏联重新走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关于中国，《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指出：“这里面临的选择，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因此，中国的出路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进行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走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他们还将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称之为托洛茨基式的“工人政治革命”，到处为其鸣冤叫屈，连篇累牍地为其呐喊召魂。人们不禁要问，第四国际主义者及其托派兄弟如此“关心”中国，这究竟是为了哪般？对此，《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作了很好的说明，这是因为，“为中国工人政治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对世界工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结果将对尚存的畸形工人国家（古巴、越南和北朝鲜）以及亚洲国家，像印度尼西亚、南朝鲜、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产生巨大冲击。”原来，托派第四国际关注中国，是希望中国作为带头羊，在社会主义各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引发一场托洛茨基主义式的“不断革命”。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正是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彻底暴露第四国际主义者虚伪的国际主义面目和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一方面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定性为所谓“畸形工人国家”，号召进行一场所谓的“工人政治革命”，来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此，他们和帝国主义一起，积极支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动乱，为其摇旗呐喊，击鼓助威。另一方面他们又标榜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所谓“无条件的军事捍卫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内部反革命势力”，摆出一副实行国际主义原则的架势，并列举了许多虚无飘渺的所谓例证来予以证明：如斯巴达克思成员如何号召苏联人民打退叶利钦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怎样反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夺权，以及他们怎样捍卫越南的革命等。不难看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无条件的军事捍卫”只不过是一张自吹自擂的、用以骗人的国际主义假面具；朝思暮想要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托派的“工人国家”取而代之，才是其本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片怒骂声中，唯一被第四国际主义者肯定的“革命行动”，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他们“欢呼苏联红军到阿富汗——把十月革命的社会果实推广给阿富汗人民！”（《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4页、第8页、第7页）并将这一点列上了托派“国际主义”的功劳簿。由此可见，第四国际主义者的所谓“国际革命”、“国际主义”，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用武力“不断”将革命推进到周边国家，搞“革命输出”，他们借口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支持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肆意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根源和民族因素，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千百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是该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革命是不能制造的，也是不能输出的。列宁曾经说过：“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列宁在谈到革命的武装起义时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列宁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请看，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要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要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的思想，与第四国际主义者欢呼的用武力向外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哪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呢？不难看出，当今第四国际主义者关于“国际革命”和“国际主义”之类的漂亮说教，不过是在重复托洛茨基主义当年鼓吹的“不断”输出革命的陈词滥调。
三、在组织上，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取代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党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鼓吹建立所谓“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取代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认为，“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在于斗争群众的组织与觉悟，即革命领导。革命政党是劳动人民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武器。”（《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3页）这里所说的革命政党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在他们看来，当前阻碍托洛茨基主义式革命胜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3页），就是缺乏革命政党即缺乏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的党是“畸形工人国家”的领导党，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党，是“工人政治革命”的对象，自然不能完成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表现之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扮演着“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反革命角色”，据说，他们曾放弃了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一系列直接革命的“革命的形势”，“再次维护住了这一区域内的资产阶级统治”，并“对促成随后苏联的被摧毁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 1月号，第 5页）自然这些党也不能承担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表现之三，是由于“第四国际的组织上的弱点、在工人阶级中的缺乏根基、理论上的能力不足和方向上的混乱”（《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第四国际主义者）， 载《SPARTACIST 》1999年1月号，第5页）， 使托洛茨基主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形成第四国际主义者“组织的寡少人数”和他们的“纲领的力量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 第17页）这一怪现象，这就造成托洛茨基主义政党自身也无法完成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的任务。
那么，克服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办法何在呢？《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世界各国“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载《SPARTACIST》1999年12月号，第3页。 在全世界范围内“重铸一个共产主义的第四国际”（《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 第18页）很明显，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目标是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取代各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例如，《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为中国摆脱所谓“危机”开出的药方是，由于“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的尖锐问题，因此中国的“关键因素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来重新输入在二十年代初曾经激发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的阶级觉悟。”（《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8页）他们号召：“为了一个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一个重生的第四国际支部——而斗争！”（《SPARTACIST》1999年12月号，第21页）关于古巴，《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认为，古巴也是“一个官僚式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一个与斯大林政治反革命之后的苏联类似的反工人阶级的政权，从而阻挡了社会主义革命向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延伸的可能性，并压制了古巴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进一步发展。要想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打开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就需要进行一场在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下的补充性的政治革命。”（《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载《SPARTACIST》1999年1月号，第15 页）自然，要进行这种所谓“补充性的政治革命”，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来取代古巴共产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通篇充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漂亮词句，缀满了革命的豪言壮语，但透过表面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指导这个文件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万古不变的极“左”教条；他们玩弄的仍然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死不认账的策略：明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但第四国际主义者却要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管托洛茨基主义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无数次地遭到可耻的破产，但第四国际主义者还是要硬着头皮自称是最革命的和一贯正确的。综观《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的全文，笔者认为，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左”倾盲动来葬送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用所谓的“工人政治革命”来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的要害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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