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经费筹措的主要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费论文,国外论文,方式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大学资源竞争日趋紧张。尽管政府高教拨款的绝对额在部分国家仍在增长，但由于大学迫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以及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大学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好转，因为从大学的经费来源来看，政府拨款所占的比例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应对高等教育拨款紧缩的挑战，就成为大学不得不探索的重要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常有两种反应，要么是消极的，要么是积极的。消极反应具体表现在大学的两个“裁减”上，一是裁减不重要的管理机构和学术机构；二是裁减教师，因为裁减学术机构，本身就意味着要解雇教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再补充教授缺额。这两种裁减对于大学来说都是很痛苦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积极的反应就是大学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努力，充分利用大学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渡过财政难关，求得大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以事实为依据，从七个方面概括了国外大学的经费筹措经验，以期扩大我国大学领导者的视野和思维。
一、继续挖掘传统经费来源渠道
尽管政府拨款赶不上大学经费支出的增长，但考虑到政府拨款仍然占大学经费来源的大头，因此大学继续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仍然十分重要。这种关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校学生数，二是科研服务的方向。因为政府拨款的基本依据是在校学生数，招收的学生越多，获得政府的拨款就越多。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也就是扩招得越多，学校的经费可能就越紧张。紧张与否，关键是要看政府的拨款多少。如果政府拨款低于或者大大低于生均成本，就意味着招生越多，经费越困难。如果拨款与生均成本持平，对大学所产生的自然是积极的影响。
从科研角度讲，西方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争取科研经费是获取政府经费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争取科研课题的关键是要瞄准政府的需要。政府的科研需要分为常规和非常规需要。大学在争取常规科研的前提下，最为重要的是成功争取非常规科研项目。例如MIT 和斯坦福大学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及时抓住机遇，承担国家军事科研项目，从而充实了研究经费，提高了科研的声誉，并使得大学的地位直线上升。在科研项目上投政府之所好，就必须及时调整大学的科研政策。由于政府的科研多数都是偏向实用性的，因此要满足政府的科研需要，就不能将大学的科研精力全部用在“为科研而科研”的项目研究上，尽管这些研究在大学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大学，除争取中央政府的高教拨款和科研经费以外，都善于与大学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在美国，一些大学领导人认为，学校所在地的社区，是一块非常重要、不能轻易丧失的空间。能够在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为地方提供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服务，可以为学校争取到源源不断的财源。对于著名大学来说，还要善于与国际机构进行合作，争取项目和科研课题。当然要争取到这些资金，学校不仅要有实力，而且不可缺少必要的“公关”。
二、受益者补偿教育成本越来越普遍
由于大学教育不仅有社会效益，也为个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让大学生补偿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是理所当然的。补偿的形式主要是收取学费。在收取学费方面，各国不太一致。在早已开始收取学费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是提高学费标准。例如美国，四年制大学的平均学费从1976年的642美元提高到1996 年的3151美元，涨幅达491%。同期，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学费由2881 美元增加到15581美元，涨幅为541%。就连学费低廉的社区学院也提高了学费标准，由245美元增加到1245美元。 学费的涨幅远远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幅度。在欧洲一些国家，大学经费过去主要由政府负担。其结果，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免费的。进入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都在积极讨论，逐渐引入学费收取制度。例如英国，学费问题在90年代初成为高等教育讨论的重要议题，随后通过《迪林报告》正式反映出来。1998年英国开始收取学费，从而结束了高等教育不收学费的历史。英国大学学费的建议标准是1000英镑。目前，英国学生总数是160万， 高校每年收取的学费可望达到16亿英镑（实际要少一些）。97／98学年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分配的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总额是34.05亿英镑， 学费收入相当于经常性经费拨款的近一半。可见，学费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英国政府的压力。在德国和北欧等国家，大学收费问题尚在酝酿阶段，具体的收费办法尚未出台。
大学收费所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主要有：大学收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收费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如果这些影响中有部分消极的因素，通过什么措施来加以弥补？从收费的理论依据来看，国外研究表明，高等教育首先是一种个人投资行为，这种投资有着明显的回报率。英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大学投资回报率约为14%。既然大学教育有如此之高的回报率，大学生本人理应承担部分教育成本。承担部分教育成本的另外一点好处是，满足了大学生的教育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发生在公立高等教育之中，也可能发生在公私立高等教育之间。当然，选择本身便意味着用自己的投资来取得最佳的选择效果。补偿部分教育成本还可以提高大学生自己的责任心，因为只要认识到高等教育本身中有自己的投入，谁也不会拿自己的钱去“打水漂”，学生责任心的提高，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积极影响的。
然而，随着学费制度的引入和学费标准的提高，必然会出现高等教育是否“公平”的问题。因为一部分人会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被排斥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或者是被排斥在与他们的智力水平相匹配的大学之外。收取学费固然对于大学、对于政府减缓高教经费紧张有好处，但是仅仅由于经济问题而将很多有智力潜力的人排斥在大学门槛之外，那么受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本人，对于国家来说，也是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发现并着手解决，即使是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利多弊少，而不仅仅是一个公平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呢？针对这个问题，英国的做法是：第一，为家庭年收入在1.6万英镑以下的青年免除学费；第二，为学生提供学习贷款，满足学费和生活费的需求。在美国，克林顿政府近期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为任何需要学习贷款的学生提供贷款，不像过去那样按照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哪些学生有权利申请贷款。第二，扩大政府奖学金的配额。例如克林顿在1997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就明确提出于下一年度将佩尔奖学金增加25%。这意味着全国10余万的大学生可以享受奖学金而接受几乎免费的大学教育。除政府奖学金以外，美国各大基金会和大学也提供数量不等的奖学金。其中最大的有富布莱特奖学金。当然，提供形式不同的奖助学金不可能解决由于大学收取学费和提高学费标准所带来的所有问题，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虽然大学收费日渐普遍，学费一定程度的上涨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对提供学习贷款本身持有疑虑。他们认为，让年纪轻轻的学生早早地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多少有点不人道。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既要人道，又要公平，还要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谁能拿出三全其美的办法呢？
三、通过发行债券，缓解大学经费的暂时紧张
如果说当今大学的经费状况与传统的大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区别就是稳定性日趋下降。主要原因是大学经费来源的不确定性。之所以不确定性在增加，关键是大学日益趋向市场化，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大学由于有教会（主要是指私立大学）和政府（主要是指公立大学）资金的保证，既不会富到哪里去，也不会穷到哪里去。而在今天，普通大学有普通大学的困难，著名大学有著名大学的难处。这里主要谈一谈著名大学的对策。
著名大学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过程中一个可以动用的资源就是大学的声誉。凭借大学的声誉，大学可以依照商业界的惯例，发行一定数量的债券，以解学校持续发展中的“燃眉之急”。我们谨以美国为例来作一介绍和分析。在美国，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160所， 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学校又增加到189所， 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债券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债券，一种是免税债券。债券偿还期分中长期和长期两种。中长期债券的还贷期在25—30年间，利息在5—6%之间。而长期债券的还贷期要长得多，利率也要稍高一些。例如耶鲁大学于1996年发行的“跨世纪债券”，100 年到期。[1]
发行债券的用途有哪些？概括地说：（1）为了周转资金；（2）为了偿还当前的其它债务；（3）为了用于学校大型项目的建设。 例如哈佛大学弗德学院曾经于1996年发行了总额达2400万美元的债券，用于该学院的楼房改造工程。[2]通过发行债券，资金很快到位， 工程很快竣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在美国，各种债券多不胜举，但大学债券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政府债券虽然有较高的信誉度，利率也可以接受，但美国人一直对于政府债券的用途持有疑义。对于股票来说，虽然利润可能要大一些，但由于股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股票投资又是普通人少敢问津的。而对于大学，特别是有一定声誉的名牌大学，人们不仅有感情上的认同感，而且也明确知道这笔钱的用途。因此，人们不仅觉得安全，有收益，而且觉得对社会发展有贡献。
但对于大学发行债券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支持者认为，“从联邦政府到每一个家庭，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债务。大学也不能例外。”哈佛大学弗德学院院长C·温则认为，“收支平衡但校舍破烂不堪， 并非总是一件好事。”[3]因此发行债券，无可指责。但反对者担心， 发行了债券可能使学校失去别的投资机会。还有人指出，高校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经济困难是难免的，切不可对债券依赖心太重，绝不能遇到一点经济上的小“颠簸”，动不动就去发行债券。
四、加速科学技术转化，出让专利产品
大学是发明的场所，是知识创造的重要中心。有了发明专利，创造了新知识，就要促进科研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如何将科技发明的优势快速地转化为效益和经济上的优势，正是大学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在这一方面，主要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实行科技转让，也就是拿知识，直接换取回报；二是实行科技开发，用自己的发明，开发自己的产品；三是购买别人的技术，开发自己的产品。第一种方式属于技术开发加技术转让；后两种方式是将科技与开发合而为一。这里就专利转让作一介绍。
1995年，美国高等院校依靠专利转让获得资金达3.18亿美元。哈佛大学1980年的专利转让费只有2.4万美元，而到1994年，上升到540万美元，增加了200多倍。[4]专利转让的项目随学校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专利有“高产混种棉花”，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专利是一种不需要除草、浇水，也不需要施肥的“草场草”；哈佛有生产名叫“扁虱皂”的专利技术。
出让专利和技术，是获得经济回报的一种形式。虽然目前专利转让费还不是很可观，在高等院校的经费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微不足道，但考虑到其快速的发展势头，专利转让不仅可能成为大学与企业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很可能成为大学经费收入中的最亮点。
对于大学出让专利，目前也有不同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观点。占多数的支持者认为，一是出让专利可以为学校带来资金，用这笔资金再投入到新的科研项目中，从而带来学校科研的良性循环；二是通过出让专利并生产专利产品，可以为学校创造工作机会；三是知识创造与开发是有区别的。虽然将知识创造与开发结合起来可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但具体实施仍有一定困难。大学有创造新知识的长处，企业有搞技术开发和开发市场的长处，因此，出让大学部分专利，不仅可以免除大学搞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的时间和精力，使大学集中精力于科技发明，而且也是大学与企业加强合作和沟通的最佳切合点。
反对者从大学的理想出发，认为大学的基本假定就是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不应该将大学的发明和专利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搞信息和知识保护，使某一家公司赚钱获利，这样不利于科学的进步，也违背大学的宗旨。
五、募捐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大学争取社会捐赠是一种传统，但募捐数量之大，募捐手段之规范，募捐范围之广，历史上任何阶段都不能与今天相比。募捐成为大学应对经费紧张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惠莱特的3亿多美元的个人捐款。如此之大的捐款， 对于大学发展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1994年，美国大学所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24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
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基金，5年时间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大学募捐固然历史悠久，但今天募捐的计划性和规范性却是过去所没有的。例如美国纽约大学于1985年制订了一项15年筹募10亿美元的计划。这项宏伟的募捐计划于1995年3月15日提前5年实现。这向大学领导人暗示：不能低看校友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捐款潜力。
其次，光有募捐目标还显不够，关键是大学有没有为目标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综合各大学募捐的经验，我们可作以下总结。第一，要进行目标分解。虽然一所大学的募捐目标从总体上来看，往往显得很庞大，但只要分解得当，大目标可化成中目标，中目标可细化成小目标。例如纽约大学将15亿美元的募捐目标分为15年完成，这样每年募捐目标便是1个亿。然后大学再将目标分解到各个院系，这样不仅具体， 而且各院系的任务也十分明确。第二，要建立相应的大学（甚至是学院）募捐机构。再以纽约大学为例，大学设立学校发展部，有工作人员54名，由一名副校长亲自挂帅，学校发展部下设集资处、基金会集资处和个人集资处；加强与校友的联系，其中要注意保持与刚刚毕业的新校友的联系。新校友目前可能经济能力有限，但经常的感情交流，会为将来的募捐创造机会。第三，充分发挥大学董事会的作用。在美国一些大学，能否担任大学董事，关键是要看其能否为学校创造财源。纽约大学选择校董会成员的原则是：GIVE MONEY，GET MONEY OR GET OFF（捐钱，找钱，否则请滚蛋）。纽约大学董事长，CBS 总裁劳伦斯·蒂斯奇个人就为学校捐款3000万美元。[5]第四，要扩大大学的募捐范围， 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地和本国。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不仅在东京雇佣了兼职筹款人，而且还在香港、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等地建立校友会。再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1958年起就开始与该校一名毕业生、现在的香港富商Y.S.吴先生保持大约20多年的联系，最终得到了他1 亿多美元的捐款。[6]同样，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几年前就着手与1万余名海外校友建立联系，以期将潜在的捐款变成现实。可见，募捐已经不再有什么地域界限了。最后，大学的募捐还需要得到政府鼓励性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要给捐款人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回报；二是制定特殊鼓励政策鼓励大学募捐。例如新加坡政府就提出了一对一的募捐配套政策，即大学每获得捐款1万元， 政府将配套1万元。这些政策在激励大学募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六、建立大学公司，直接走进市场
大学成立公司不是最近的创举，但近期大学公司发展的速度却是史无前例的。在澳大利亚，全国现有公立大学36所，成立大学公司的大学已经发展到34所。1996年，这些公司所获得的利润总额为2.8亿澳元。公司的经营活动主要是提供咨询和企业培训、组织和安排会议、出租学校设施、提供法律咨询、销售软硬件、进行科研合作等。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位教师开发了一种名为“葡萄藤”的信息管理系统。这位教师尽管知道其信息管理系统的价值，但却与潜在的用户缺少交往，因此，有了发明，却找不到用户。令人意外而又惊喜的是，该校有一家名叫UNISEARCH的商业公司，通过各种渠道， 很快将这一管理系统出售给美国全国半导体公司、DOW化学公司、花旗银行、 克莱斯勒、惠普和IBM等20余家大公司。仅在1996年一年， 所得的收入总额就达2400万美元。公司又将其经营所得的1／3返还给了新南威尔士大学。
大学公司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向连锁经营方向发展。例如澳大利亚第三产业商业公司已经联手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新几内亚的58所大学。这家连锁式公司正计划为那些对科技商业化有兴趣的人们提供专门的专业课程。这些培训课程在统一计划的前提下，通过各大学的分公司而分别进行。这种跨国式培训公司可借助其资源的调配而达到更好的培训效果和效益。
大学开公司，创收是目的之一。这种形式可为学校带来收入，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促进大学科技的转化、资源的充分利用。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主要问题是大学公司是否有权享受税收减免。从理论上讲，大学创办公司，必然需要动用大学的资金，而大学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资金，而公共资金又是纳税人的钱。在这些纳税人中，就包括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因为在西方，私营企业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大学拿出部分资金来办公司，如果再享受免税（即使是部分的免税），那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相当于拿了竞争对手的钱，再享受某种优惠去与竞争对手竞争，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对于大学创办公司，也有人从大学的本质功能出发对其持反对意见。例如澳大利亚副校长（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校长是名誉性的，大学事务由副校长主持）委员会负责人F ·盖尔对此提出警告说：“从长远讲，这种做法是一种冒险，学术将会滑向错误的边缘。”[7] 因为商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高校教师的目的是不断探索知识的最前沿。刻意追求利润，有可能曲解科学研究的本意。
七、通过大学互助，实行大学资源共享
大学遇到经费困难，可实行资源共享，这也是降低成本的一种途径。资源共享的范围正在拓展，从设备，到课程，直到科研、经营，都可以成为资源共享的对象。资源共享是以内涵挖掘的方式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资源共享虽然能够得到政府的推崇，但在具体的管理和产权分割上，也有很多实际问题。处理得好，效果是积极的；如果处理不当，所想像的效果也未必能显现出来。
资源共享的另一个新发展是大学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当某一所大学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通过得到兄弟大学的经济支持，也可以苦渡难关。例如美国有一所蒙特弗浓学院，1995年由于管理不善、赤字增加而面临倒闭。为了渡过难关，学校不得不四处借贷，但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该大学找到乔治敦大学。乔治敦大学不仅表示同情，而且允诺向蒙特弗浓学院提供650万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6%），贷款期限为10年。[8]得到贷款后，蒙特弗浓学院立即对学院管理进行了改革， 矢志重振学院。时间不长，学院就有了生气，还款信心大增。这种借助于商业手段而运作的“帮困”经验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传统上，大学遇到经济问题，要么向政府伸手，要么向企业求助。但是当政府无力，又不能强迫企业大发慈善心时，大学不要忘记，自己的“同行”也是可以助一臂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