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反边缘化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带来了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90年代末，现代、后现代、“第二种现代性”理论家们的争论集中到了“全球化”的话题。如果我们拨开全球化语言的迷雾，就可以发现这场争论有两个焦点：发达国家如何对待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国家？
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担心，是社会福利制度能否维持下去。有人将这种担心作了形象的描述：“迄今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拥有一个报酬优厚的、有保障的劳动岗位，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没有什么特权的人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然而，来自国外的日益加剧的竞争似乎正在危害这些成就，从德国经济中掠走生产和劳动岗位。”（注：奥斯卡·拉封丹、克里斯塔·米勒：《不要恐惧经济全球化》，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拉封丹，1998）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担心，是跨国的逃避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民族国家的利益。有人将这种担心作了以下概括：“许多企业能够利用各个国家或各个生产基地彼此相争而从中渔利”。（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哈贝马斯，1998）
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既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也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利益。我们的结论是，恐惧或抗拒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出路的，正确的选择是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加快发展中改善或转变自身的边缘地位。
来自竞争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首先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抓住了这一机会，展开了生机勃勃的实践。这一实践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近10年来，在世界产业转移与市场竞争活力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明显加快。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不断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城乡居民有了自谋职业与自主创业的自由；同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进出口贸易大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增长率达到9％左右，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一些新兴社会阶层出现，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加速，亿万农民转变为市民。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小康社会来临。
1.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世情、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而且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今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把这条道路概括为“北京共识”。他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同，这种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陈旧思路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注：《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华盛顿共识”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完全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主要目标是帮助银行家，推崇完全的市场开放和盲目的全球化观念；实质上是一个“全球化陷阱”。上世纪后期，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这种发展模式使一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失去了自主自控能力，结果十几个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拉美地区是“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
“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北京共识”的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创造一种既开放又能够保障国家独立自主的增长模式。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经济命脉与发展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2.中国的和平崛起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已经构筑了经济起飞的平台。今后半个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时期。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搅乱国际秩序，给和平造成威胁，中国的崛起必将打破这种先例。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GDP刚越过500美元的时候，西方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中国威胁论”。近年来，国际上稍来风吹草动，这种谬论就会见诸西方媒体。这是一种狭窄的强者心态，是一种蛮横的强权伦理。中国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过上几天初步小康的生活，怎么有些人就看不顺眼了呢？当然，发达国家也有人愿意说些公平话：“人们没有权利不让中国人和巴西人享受那些使德国人和加拿大人感到愉快的事物，诸如住宅和洗衣机、汽车和度假旅游。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拥有象这么多的选择机会。”（达伦多夫，1998）（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
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及其政治代理人，不希望中国太贫困，因为那样买不起他们国家的产品；但不希望中国富强，因为那样就多了一个竞争者，甚至在国际政治生活中难于为所欲为了。他们仅仅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及其潜力有兴趣。在经济全球化中，我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和平崛起，一方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自身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环境的缔造，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我们可以从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议、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中，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上流行着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在全球化潮流下，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中国正在与亚洲各国一道走向亚洲经济一体化，这将有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长期世界战略不是实现相互依赖，而是实现多极化，是梦想着削弱美国并取而代之。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仅是为了发挥消毒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实际指导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
和平崛起是否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会不会顺利实现？我持乐观的估计与预期。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但必须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仅在于中国人的信念与行动，还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以理性的、互惠的眼光对待中国。最近美国有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人在提及中国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是“神秘”、“恐惧”、“黑暗”等。今年4月美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关于对中国的印象，高达68％的被调查人认为，“中国将来可能对美国是个威胁、某种程度的威胁和极大的威胁”。（注：《环球时报》2004年7月5日。）中国必须用民主、透明、公平的实际行动，努力改变世人的这种看法。同时，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与媒体也不要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的进步。我在美国等国家生活期间，总的印象是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少，有了也往往以负面报道为主，缺乏充分、客观、公正的信息，仍然存在傲慢与偏见。
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到约瑟夫·奈对过分使用硬力量的担忧，无不渗透着美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危机意识。其中，有一种令人不解的恐惧感，主要是受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是最美好的，总怕别人会夺走它们。社会学家格拉斯纳在《恐惧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人的恐惧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源于错误的信息。“恐惧文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美国人把心思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却忽视了真正有待解决的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注：《环球时报》2004年4月30日。）情况确实是这样，美国有些人对于本国的强大津津乐道，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却疑虑与戒心重重。近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两篇文章，鼓吹的都是“印度威胁论”，惊呼印度在IT产业领域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挑战。他认为，布什政府过于关注反恐，而忽视了对未来高技术领域竞争的准备。为了本国某些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夸大事实，渲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威胁，已经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的通病，这里也可能有市场经济竞争激烈、未来社会风险难以把握等方面的原因。
当代世界真正的“文明冲突”，是发展中国家多数人强烈要求改善自身落后面貌的发展理念，与发达国家少数人试图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遏制理念，相互不断的摩擦甚至激化和对抗。70年代，中东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技术转移就是石油价格”的呼吁。结果呢，石油价格一度是涨了，发达国家也吃了一点“亏”，加深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发达国家并不响应这一倡议，中东国家以石油换技术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更为严重的是，90年代以来中东成了发达国家争夺石油资源真正意义上的战场。近年来，伊拉克人民首先成为石油资源悲惨的牺牲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曾提出“技术转移就是市场准入”的观点，结果也并不如愿，美好的希望在加入WT0之后也仍然十分渺茫。为了防止核心技术输往中国，美国政府千方百计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最近竟然还有人呼吁政府，若有外国企业把美国认定的敏感技术卖给中国，也要去惩罚这些企业。这就是“恐惧文化”的例证。
3.走出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
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别承担中心区、半边缘区与边缘区的经济角色；发达国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是边缘；一些国家发展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衰退。这一理论反映了以下事实：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致力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相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则受到忽视，甚至有牺牲。法国雅克·阿达指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注：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这是有道理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倡导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进行资本积累的“主宰”活动。
从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实践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反边缘化论”：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动者，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应是旁观者，而要成为参与者；不应恐惧与抗拒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首先是适应国际经济秩序，熟悉发动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主动与合理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享受平等待遇，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应该改变，也是可能改变的。
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
1.走出“鲁格曼误区”
英国阿兰·鲁格曼在《全球化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巨人主导下的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占决定优势的制造与服务活动只是在区域内组织，而不是在全球范围组织。跨国公司在三极市场关系中运行，它们的战略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土化。鲁格曼主张“忘掉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注：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页。）他的结论是一个误区，但论据却凝聚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到了跨国公司的侵蚀。“全球化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印记”。（吉登斯，1999）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今天也必须要有全球的尺度，只单枪匹马地推行国家政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两者必须携手并进：完成国家任务和实现国际协调。”（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奥斯卡·拉封丹提出，当前的国际合作必须关注的政策领域包括：“稳定汇率、以稳定为导向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能推动景气并以就业为导向的预算政策，协调一致的税收政策，共同的科技政策，国际的社会宪章，齐心协力制止全球性的环境破坏。”（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实施这些有关国际合作的经济政策任务，其目的是为了在各国内部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使之成为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2.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仍处于争取国际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时期，有些国家已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有些国家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截至2004年6月，WTO成员中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依然是少数，欧盟和美国已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结果颇令人遗憾。6月3日，美国商务部10位美方代表“一边倒”地不同意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6月2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初步评估报告的结论，也表示现阶段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把本属于经济体制问题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扩大化和政治化了，把劳工问题等都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是认真的，两次年度审议都合格。中国已经按照国际规范形成了一套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建立和完善了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进口规模在不断扩大，对美国和欧盟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国和欧盟目前都不想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害怕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对欧美市场的冲击，难于继续利用反倾销保护本土的一些产业。欧盟提出的是“走向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的涵义是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继续享受过去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欧盟将像对待美国、日本等“成熟”国家那样与中国建立成熟伙伴关系，全面取消面向中国的“普惠制”，经常不断地对华反倾销和贸易限制措施等就是说明这种变化的很好例证。这种人为抬高门槛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在许多国家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出口贸易就面临更多风险，容易受到反倾销的冲击，影响企业的出口利益。一旦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出口贸易免遭反倾销之难，却会陷入反补贴之灾。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任重而道远，面临许多长期与艰难的挑战。
不管人家怎么做文章，我们还是要正面回应。首先是要加快经济体制转型，特别是要解决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与实际执行相脱节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必须正确地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必须尽快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可贸易商品中的比重。这是两条有效的对策思路。
3.发展共同利益
拉尔夫·达伦多夫指出，21世纪很可能是一个极权的世纪。“全球化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而危险的错误。”（达伦多夫，1998）（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预言与评价。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基本掌握在美国与欧盟手中，在地域政治冲突中往往成为美国的单极世界。这是现实的存在。显然，中国希望出现一个多极化世界——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均协调平衡的国际社会。
柏林墙的倒塌，宣告美苏在冷战期间建立的两极核秩序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些人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的疑虑，以后的不确定性可能升高，当然也可能下降，这里的关键在于美国的亚太政策。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近几年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与欧洲接近也是互利的，并且不针对任何第三者。
将要消亡的单极世界旧秩序和将要建立的多极世界新秩序之间的过渡阶段，将经历很长的时间。近年来在美国抬头的新保守主义犯了两大错误：第一，提出并实施遏制战略，压制所有对手，建立单极秩序；第二，以为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就无所不能、为所欲为，甚至认为一年可以同时发动五场战争。狂妄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到顶了。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世界的前进方向是以多极为特点的世界新秩序。这种世界新秩序已经露出了曙光。（注：墨西哥《每日报》2004年6月16日。）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选择的一种区域合作模式。中国和哈萨克斯、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个国家，都在努力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刚刚在塔什干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会议宣布，共同致力建立整个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合作体系”基础。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指出，我们这些国家所遇到的挑战，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毒品交易，是中亚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地区有可能发生的政治不稳定。为自己划一个特别经济与政治利益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取得成功要靠相反的方法——善于寻找进行广泛互信国际合作的道路。近来我们目睹了不考虑其他文化、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政策，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拥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之间和谐的典范。（注：《参考消息》2004年6月15日。）
减少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代价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成果，是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达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享受“超国民待遇”，外商平均纳税水平是国内企业的一半，形成一种“不完全的税源经济”。外资创造了大规模的GDP，成为地方政府极其重要的政绩之一，也给老百姓带来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与经济收入。与此同时，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变色权力升值
西方一些人士断言：全球化最重要的结果，是市场战胜民族国家。国家本来是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对付经济上的强者，对付无情的市场力量的。而现在，“市场的胜利意味着国家充当保护者角色的结束”。（注：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在中国，市场并没有战胜国家，而是战胜了官员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经济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国内外要素流动加快，还表现为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趋同而引发的私有化浪潮。我国公有制企业改制，一方面使许多企业焕发了生机，但也出现了“私有化陷阱”，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侵吞公有资产。
据最近报道，河南长葛市发电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暗箱操作，剩余国有净资产缩水一半。管理层仅以1500多万元的底价，购买了国有净资产为3200多万元的企业。上海市一家国企管理层借改制之名，通过虚报坏账、虚报安置人数、虚报亏损、低估净资产、转移账外资产等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高达上千万元。（注：《现代快报》2004年7月5日。）俄罗斯审计署统计了1993至2003年国有财产私有化造成的损失。据审计署官员称，为6.53亿卢布、12.5亿美元和1.53亿欧元（共计近450亿卢布）。有违法行为的，国家政权机构占89％以上，商业机构占11％。（注：俄罗斯《独立报》2004年7月5日。）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
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曾提出“权力贬值假设”，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倪志伟，1989）（注：Nee，Vietor，“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54：663—681.）这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正常运行是有解释力的，但不适用于非制度性行为。经济改革与发展都有一些官员腐败现象伴生，可以概括为“变色权力升值假设”。虽然我们不想花这个代价，但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了。降低权力变色与升值的代价，只有通过加强权力监督才能实现。
2.生态环境破坏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9％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世界制造业大量向珠三角、长三角转移，中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这带来大量的负面影响，大气和水质污染越来越严重。2001年，全国341座城市实施的大气污染监测结果显示，有101座城市粒子状物质的年平均浓度超过了最低的环境标准。河流的污染也很严重，在全国设立的752个观测点中，未能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的占44％。我们要从中得到警示，“饥不择食”式的招商引资必须停止，应提高利用外资的门槛与质量。同时，建设以循环型经济为基础的循环型社会。日本在2000年制定出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提出通过循环和再利用促进资源的循环，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这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部分行业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还带来了资源的浪费与短缺。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今年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首要目的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工业化不必要的代价，降低工业化必要的代价。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在东亚，许多出口商都害怕中国经济减速。一位泰国商人说：“中国经济还非常年轻，所以任何让经济减速的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世界不应该对中国的经济过热感到恐慌，而应该帮助中国刺激消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符合日本的利益。”中国不会为了自己的繁荣而挖亚洲的“墙脚”，中国希望“自己的邻居们富起来”。（注：《参考消息》2004年6月15日。）
近期中国的宏观调控，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最近载文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它取得的繁荣中，有一种“淘金热”的味道，这也正是北京需要着手解决的。目的是实现软着落，将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繁荣与美国在19世纪出现的工业化热潮类似。几乎和那时的美国一样，中国有着充满活力的经济，但是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目前，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两大经济发动机。中国对各种商品——从大豆到铁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使得世界商品价格全面提升。中国市场不仅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经济复苏，也对像巴西这样相隔遥远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换句话说，整个世界正在急切地关注中国经济是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还是会出现大的崩溃。（注：《纽约时报》2004年6月11日。）
“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一样，也是没有依据的。中国宏观调控不是消除活力，而是防止大起大落，为了今后不“大落”，现在先要抑制“大起”。中国政府正在着力熨平、淡化经济周期，培育平稳较快增长的新经济周期。
3.社会结构分化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贫困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一个事实：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富裕起来。因此，要使少数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带动更多的人和相对贫困的地区，这就是邓小平倡导的“先富论”。目前，在我国经济政策中，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重视协调发展和福利的方针逐渐突出，并且强调解决城市失业和农民负担等问题。这是从先富论向“共同富裕论”的转换。
近20年来，衡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88-199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根据最新统计资料计算，2003年反映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4，比2000年上升了0.02，平均每年上升0.0053，小于1995-2000年的平均上升幅度（0.0078），表明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虽然在继续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减缓。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80年代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大致在0.30-0.31之间，90年代的基尼系数在0.31-0.35之间，到2003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68。1985-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收入为低收入户收入的倍数由4.4倍上升到4.6倍，平均每年上升了0.04；1990-2000年，该倍数由4.6倍上升到6.5倍，平均每年上升了0.19，21300-2003年，该倍数由6.5倍上升到7.3倍，平均每年上升了0.27。
目前，我国社会群体的分布呈“金字塔形”模式，高收入群体最少，中等收入群体次之，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据测算，2000年，我国城乡中低收入户占城乡居民家庭总户数的80.5％，其中，城镇居民中低收入户占28.7％，农村居民中低收入户占71.3％。2002年城调队开展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结果显示，10％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从高低收入比较看，2003年，总体中10％最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37元，比2000年增加8526元，增长64.1％；总体中10％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0元，比2000年减少63元。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5.0∶1扩大到8.4∶1，而1986年仅为2.8∶1。从中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典型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收入分配将呈现进一步两极分化，多数人陷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改善生活的“发展陷阱”，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后果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应重点扶持低收入者与贫困者。2003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总人数已达到2235万人，比2002年底增加170万人。2003年全国累计支出低保金15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92亿元，地方财政61亿元。全国平均城市低保标准为155元，全国平均补差水平为月人均59元。从低保对象的构成情况看，特困职工、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约占96％，仍是城市贫困人员的主体，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矿山集中地区低保人数相对较多。今年，低保对象人数仍有可能增加，政府救济的压力仍然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一直快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人均GDP看，1980年东部与中、西部之比为1.47∶0.82（中部为1），1990年为1.56∶1∶0.85，2000年为1.90∶1∶0.77，2002年为1.93∶1∶0.78。很明显，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88-2003年，按现价测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2％，中部地区增长13.9％，西部地区增长13.2％。1980-2003年，按现价测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7％，中部地区增长11.9％，西部地区增长11％。扭转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是我国一项艰巨的任务。
世纪之交，我国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改变占国土面积比重较大的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今年以来，又正式启动了“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是针对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实施的，是要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通过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重新振兴和发展东北地区。
控制风险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
未来中国社会的风险，来自以下六类因素的博弈：城乡关系，干群关系，劳资关系，人民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内外资本关系。实质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最经典的表述。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近中期社会风险，主要在以下五个领域：
1.人身安全
中国正日益全球化，出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资本与劳务输出，不但有经济风险，还有人身安全等社会风险，首先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在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或巴基斯坦，还有在戴高乐机场惨剧和约旦公共汽车事故中，中国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多。无论是寻求发财机会的移民，还是游客或商人，或是寻求到海外发展的企业职工，中国百万公民如今也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可能遭受同样的危险，同样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显然，全球化给中国人带来了机会，但同样也带来了风险。
中国政府遇到了“应对国外恐怖事件”这一从未经历过的课题，面对越来越多的国民走向世界，必须有效地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中国强调国际反恐合作，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共同的反恐斗争中不断增强国际团结与友谊。同时，我们还要防范国际恐怖主义渗入国内，筑起严密的反恐安全屏障，也要堵塞各种“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滋生的渠道，建设“平安中国”。
2.能源安全
全球能源博弈中的能源安全，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石油天然气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发达国家是主要石油消费国，大部分石油出口则集中在少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美国石油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25.4％，但其产量仅占世界开采量的9.9％。中国1993年后也成为净进口国，现采油量占世界4.8％，需求量则占7.4％。
能源安全的含义是以合理的价格生产足够的燃料和电能，使每一个国家能够继续发展经济、保障人民温饱，并保卫本国领土。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能源安全得不到保障则意味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失去动力，被迫停顿。我们已经看到了国际能源领域竞争与争夺的轮廓。日本在同中国竞争与争夺西伯利亚石油方面，毫不手软、毫不退让。美国似乎也不满中国在中东寻找相对稳定的石油供给渠道。全球有超过一半石油运送航线经马六甲海峡，中国也有相似情况。有人认为，美国早就想控制这条重要的石油运输航道。（注：《参考消息》2004年7月5日。）
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应采取多元化的对策。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通过长期投资建设国内外石油、煤炭等能源生产基地；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确保出海口与石油输送线畅通；控制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加强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寻找替代能源，大力利用太阳能等再生资源。
3.经济安全
最近几年，俄罗斯开始认真整顿国内经济秩序，制订符合民族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且采取初步的具体步骤实施这一战略和保护自己的资源时，就出现了美国和欧盟冷淡对俄关系的又一股浪潮。（注：《参考消息》2004年4月28日。）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高度重视与妥善处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如何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依赖国外；战略产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外商手中。因此，要走出“外资越多越好”的误区，确定各部门吸收外来资本的最大限度。吸取国内外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系统与快速反映机制。
4.政治安全
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怎么才能合法化？许多人晚上睡不着觉，老是在琢磨这个问题。他们总会寻求政治经济体制上的突破，试图获得庇护的自发倾向正在滋生。有的地方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开宣布“赦免”私营企业主的“原罪”，不能说与此无关。要防止化公为私合法化的“革命”，这不是危言耸听。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盖达尔，1995年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地转移到他们名下，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看了这一段话，也许谁都会把它同中国目前的官员腐败现象联系起来，都会加深反腐败政治社会意义的认识。
5.领土安全
我国领土与主权还没有统一，台湾当局仍然坚持台独立场。陈水扁上台后，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四年，发现他的台独理念正在逐步转化成现实。美国等国际因素加入，美台实质军事同盟逐步升级，不断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导致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最近台湾的“台独”势力竟然鼓吹“袭击三峡大坝”、“袭击上海”，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每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在一起，最热烈的反应一直是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
现在，是发展优先还是统一优先？我认为，第一选项应该是“有条件的发展优先”。这个条件，就是维持台海两岸的现状。但最近台湾专局扩大军购、叫嚷“恐怖平衡”。如果台湾当局加速“台独”步伐，这个条件不存在了，第一选项就转换为“统一优先”。即使停止发展或倒退若干年，统一仍然要摆在首位。除中国外，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国家分裂是全体国民的一种耻辱，分裂的大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更不是一个强国。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可能争取早日实现伟大祖国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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