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与旧逻辑——发展中国家主权安全的脆弱性及其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逻辑论文,现实论文,脆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及其与之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无疑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一 个日益突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但是，如果由此相信国家主权的消失，则可以肯定是一 些人的巨大错觉(注：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 版，第333页。)。
一方面，民族国家主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绝对性。为了生存发展，民族国家必 须参与到广泛的国际联系中去，甚至在许多关键领域需要交出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另 一方面，不论是目前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一个基本的事实都将难以变更，即：民族国 家仍然掌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并拥有支持其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注：庞中英：“全 球性与民族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主权安全对它们不仅不 可忽视，而且仍必须倾力维护。
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规范，也充实了新的内容。但对于不同类型 的国家，在主权领域受到的影响存在很大甚至是本质性差别，这一现象反映出其背后国 际关系的旧逻辑，也就是资本逻辑内在规定性的延伸。
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国际关系的变革中尤其是全球化的进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 然它们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利益却不断得到扩展。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讲得非常精彩：“有人把不断加强的国际相互依赖看作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美国 人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 —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的正是美国公司(注：Bill Cl inton,“Between Hope and History:Meeting America's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Times Books,1996,P.167)”。反观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国际政治变迁中 ，是它们的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伤害。如果说是“民族国家维护了一个基本的，但并不 完美的国际秩序(注：Hedley Bull,“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 ”,in Herbert M.Levine,eds.,World Politics Debated: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Issues,3[rd] edition,McGraw Hill,1989,P.28.)”，那么，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对自 己主权的有效维护，国际体系将出现更严重的失衡，不仅这些国家自身的安全可能受到 危害，甚至有可能动摇整个国际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
一 主权脆弱性的结构性根源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战后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期，民族独立的浪潮使殖 民半殖民统治土崩瓦解，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变化视为“构成20世纪一项头等重要的事态 (注：时殷弘：“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 。)”。
有那么多的国家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确实是革命性的变 革。随之而来，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下获得管理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威， 同时也应获得对外交往的独立权(right to independence)、平等权(right to equalit y)和自卫权(right to self-defense)。发展中国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论是在 形式上还是在主权管理的内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发展 中国家主权的权威性一直受到较多的挑战。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落后国家的安全非 常容易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西方 主要国家甚至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动用武力直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对其主权的严 重侵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并动摇着国际法的基础。
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其有效维护主权安全面临着重重阻 碍和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民族国家形成和 发展的比较初级的阶段，需要运用主权原则在内部维护社会稳定，而在国际上维护国家 的独立，主权仍然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主权安全的脆弱性和被动性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必 然表现。当前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国家是全球性变革的主要塑造者，全球化的中心功 能集中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领土之内，而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华盛顿、伦敦等全球 性城市(注：庞中英：“全球性与民族性”。)。美国有新经济、制度创新和独一无二的 军事实力，英国有巨大的金融资本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德国、法国等国家有精 良的机器制造技术，等等。而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优势主要是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 要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难免力不从心。
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安全面临着客观的困境，要摆脱这一状态，需要通过改善对主权 的有效管理、通过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现状来达到。这样就涉及到整个国际关 系及其背后的资本扩张逻辑，是形成当前安全秩序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已远非力量对 比本身那么简单。国际资本以其强大的力量几乎能够渗透所有国家的边界，过去列强的 坚船利炮、今天的“人道主义干涉”等一切手段，都只不过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而已 。
资本逻辑编织出国际体系的结构或网络，国家主权要在这样的结构中得到实现。在世 界体系的结构中，不同国家的权力要依据结构的几个主要领域来分配和安排，最主要的 领域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注：苏珊·斯特兰奇对“世界系统”的考察 就是从系统的结构和构成开始，认为这种“结构的权力”通过系统的安全结构、生产结 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等主要领域来分配。参见Michel Girard,Les Individus dans la Politique Internatioanle,Economica,1994.)。
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是经济结构，其内核是世界市场的价格体系。土地、劳动、资本 、技术等生产要素通过经济结构得到具体的配置，它越来越要求生产要素更多地超越国 家的范围在世界市场上流动，当然其中劳动力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经济结构中，发展 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
在国际体系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至少还有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政治结构提供全 球性的法律、政治秩序，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其中得以实现，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美国 的霸权、原来的西方七国集团现在的八国协调机制等，是安全结构的主要组成。思想结 构也很重要，价值、信念等通过它得以交流和传播，它的构成包括信息传播的方式、渠 道和规则等。与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相一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中基本 上处于劣势。
国际体系的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 惯性，寻着原有的经济政治关系和逻辑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信息 放大了原来存在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要在国际体系这样的结构中得以实现，很容易受到强权政治的伤害 ，主权安全的脆弱性与被动性相伴生。面对国际资本的逻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被 动跟随、应对和防范。这些国家在全球性的变动中处于结构的外围，必须随着结构中心 的调整和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当前还存在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那就是在落后国家 之间发生的冲突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在主导解决，甚至在解决一些落后国家内部的冲突 时也是如此，这样的例子在非洲、中东、拉美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东欧等地区随处可见。
国际体系及其安全秩序远非是理想和公平合理的，更多的负担加于落后国家的肩上， 而发达国家却获得绝大部分的利益。甚至在落后国家出现的危机，也被发达国家当作机 遇来加以利用，以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选择，并将其价值观、政策、优惠办法和发 展模式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注：南方委员会《对南方的挑战》等文献曾列举过许多有 关的事例。)。
二 在大国利益碰撞的夹缝之中
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大量存在的，大国之间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平息过。由于 在一般情况下大国间的直接冲突往往代价过大，前景难以预料，所以大国之间的争夺和 较量一般并不会演变为相互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更多的是在其势力的交界地带，在那些 弱小的国家和落后的地区展开，最终反而会使这些国家的利益和主权受到侵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首先在巴尔干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也在东欧爆发。虽然 在随后的战争中，主要大国都陆续地直接加入，但是历史抹不掉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主 权的嘲弄。二战爆发前签定的慕尼黑协定对东欧有关国家的伤害也很有代表性。二战后 建立的雅尔塔体系，虽然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胜利，但雅尔塔会议的 很多决定却带有明显的强权政治和大国色彩，仍是大国之间相互争夺和妥协的产物。
在二战结束直到苏东剧变的近半个世纪里，东西方展开全面的冷战，“发展中世界的 许多国家都被当成东西方斗争的筹码(注：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美苏争夺的重点虽然在欧洲，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直 接的冲突，而亚非拉广大地区作为东西方之间的“中间地带”(注：毛泽东早在1946年 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概念：“美国和苏联 中间隔着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193页。)反倒成为美苏借助当地力量相互 试探、角逐的重要场所，加重了这些地区不安宁的局面。
在东南亚，先有法国，后有美国，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使越南、柬埔寨长期处于战乱 之中。在南亚，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上百万阿富汗人丧生。在南部非洲，1975年安 哥拉在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后，因美苏插手，迅速转入了互相残杀的内战之中。在美 苏争夺的众多地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东。中东是欧洲的侧翼，又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美苏“没有一分钟把近东放在注意的范围之外(注：畅征、陈峰君主编：《第三世界 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由 英法支持以色列挑起，战争结束后英法的势力受到排斥，美苏迅速填补了真空，进行了 长期的较量。在随后的时间里，中东地区的战乱、冲突以及国内纷争持续不断，演变成 为可以说是最难以解决的热点地区。
冷战的结束也并非像“大失败”论和“历史终结”论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历史时代的 终结。一些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大国之间的争夺在新的条件下还在无休止地进行。而 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自动地获得冷战结束可能带来的好处，在这些地区，原来意义上的意 识形态争夺虽然淡化，但是主要力量的经济扩张、政治较量、价值观渗透，比以往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
大国的利益争夺还会继续下去，冷战的结束不可能打断大国对权力的追逐，科技的进 步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促使大国对权力的追求在更广泛的范围、以更多样化的手段激烈地 展开，美国霸气的上升、俄罗斯寻求重新振兴、欧盟联合以增强实力、日本的政治抱负 、印度等地区大国的跃跃欲试，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这一点。冷战的结束也不可能一下子 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实际上，在老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它们还必 须适应新的环境，应付好新的问题，否则所谓的机遇也将成为挑战。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未来仍将是大国渗透、争夺的对象。在新的条件下，西方一些 大国在继续通过军事协定、军事援助、武力干涉、支持政变等传统手段在发展中世界推 进霸权外，比原来更多地使用了经济制裁、意识形态扩张等“新殖民主义”(注：国外 对所谓新殖民主义的研究比较早，其中比较权威和精辟的分析可参考1990年出版的南方 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国内比较系统的分析有张顺洪、孟庆龙、毕健康著： 《英美新殖民主义》，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形式扩大在有关国家的存在， 获得自己的利益。美国在21世纪继续领导世界的意图、欧洲要把欧洲变为欧洲人自己的 欧洲的愿望、俄罗斯不能再退的境地以及一些地区大国实力的伸张，等等。许许多多的 利益碰撞将在它们势力所及的地区发生，弱小国家的安全利益仍然极其容易被损伤。
毫无疑问，中东仍将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但东欧地区也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很快平静下来。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势头似乎会按某种惯性发展下去，但是仔细分析 就能看到，东欧的许多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异，尤其是巴 尔干和原苏联一些共和国在本质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又是非基督教民族，主要 信奉的是东正教或伊斯兰教。这里处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力量作用的交汇点。西方不 可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迅速消化掉这么一片地区，何况美国和欧盟在相关问题上也 难以完全协调一致。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似乎正在从持续十多年的衰退中得到恢复，它 不可能丢掉根深蒂固的大国传统。
东欧可能长期成为美欧俄关注的地区。英国史学家帊尔默对中东欧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把德国和意大利同俄国分隔开来的那些国家缺少天然的疆界，它们好像是一些只有 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不多的山脉几乎都被河流切断，便不能阻绝游牧部落 ，也抵挡不了一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军队”，“这一辽阔地区，既对东方游牧民族 敞开门户，又吸引着西方人前来殖民；于是，尽管其面积不到西欧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却成为至少十五个不同民族的家园(注：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 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 是东欧的未来将很难抹去过去的痕迹。
除了传统的中东和东欧，还有两个地区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大国角逐的重点场所。
一是中亚，这里未来的变数将不亚于危机四伏的中东和东欧。中亚国家在战略上直接 处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历史上也一直是各种文化和力量交汇的地区，土耳其、伊朗、 印度也都曾插手中亚事务。苏联解体后，新的冲突因素又出现了，美国正加力在这里打 入一个楔子，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开发和商业机会的增多带来的将是激烈的争夺。俄 罗斯力量的削弱，使美国在欧洲步步得手，并将目标盯向了中亚，力图限制俄在那里的 影响，经济利益也吸引了美欧国家扩大在中亚的存在。大国的争夺使中亚处于夹缝之中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亚位于欧亚大陆地理上的中心，一旦这里发生大的动荡，不仅 会对中亚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还有可能影响到欧洲和亚洲，牵动整个世界地缘战略关 系的变化。这从“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构可以得到验证。
二是东亚，其中东南亚更为突出。冷战时期，东亚一些国家处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 ，从西方那里自然得到了许多好处，70年代80年代强劲崛起的“龙”“虎”经济全部位 于东亚并不是偶然的。90年代以来，亚太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美国、日本、俄罗斯和 中国四个大国在安全上日益重视这一地区，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集团表 现出的浓厚兴趣，亚太已成为众多力量汇集的地区。大国在这里相互合作、相互借重、 相互牵制，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关系十分复杂。90年代东盟国家在亚太安全机制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似乎开创了小国领导大国的先例，但实际上这一状况于东盟有效和巧 妙地利用了大国之间相持的关系有关。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不是偶然的现象，一些国家过去曾有的超常发展是与当时特殊的历 史条件相关的，离开了东西方冷战这一大的背景，国际资本逻辑的正常作用就会使这些 国家的增长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水平。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是一样，有人设想的东 盟主导地区安全机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未来人们将看到大国在东南亚更多的接触。 如果说朝鲜半岛的形势会逐渐纳入到某种机制的轨道上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的可塑性 则更大，哪个大国在东南亚占了先机，它就会在亚太地区的角逐中有了一个重要的支撑 。对于中国，东南亚以及上面提到的中亚很有可能成为经营安全关系可以使用巧劲的地 方，是杠杆发挥作用的支点地区，掌握得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1世纪，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更激烈，除了在各个领域的直接交锋，必将更为注重经营 各自的势力范围。同时由于在安全领域直接碰撞的危险太大，大国仍会尽量避免这种前 景，因此经营和争夺边缘地带用以牵制对手是必然的选择。而这种争夺将增加发展中国 家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威胁到一些国家主权的安全。
三 新干涉主义的主要对象
在当前发展中国家主权遇到的问题中，新干涉主义的威胁是一个新的和突出的挑战。
新干涉主义是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政策，是出于维护人权等道 义原则而进行的军事干涉。新干涉主义将军事干涉与西方人权标准结合起来，目前已成 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重要取向。新干涉主义针对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即 那些社会危机重重、政治体制不成熟、政局多变的国家，它们往往成为新干涉主义的主 要对象。
9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在世界范围内推销西方人权观和价值观的步伐，“人 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不干涉内政是有条件的”等观点在西方应运而生， 并构成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伊拉克、在非洲，尤其在科索沃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 ，预示了新干涉主义将对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造成巨大的冲击。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中 ，实际上没有一个例子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动机，背后都隐藏着干预国意欲达到的政 治目的和战略企图(注：范跃江：“新干涉主义和中国安全”，《太平洋学报》，2000 年第3期。)。
新干涉主义不仅可能损害被干涉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而且可能强化国家间关系的对 抗性，甚至毒化整个国际关系的环境，增添了新的紧张和敌意的因素。
新干涉主义是霸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冷战后的盛行首先与西方尤其 是美国的强势地位得到巩固甚至加强有最直接的关系，强势地位自然带来了推广自身价 值观念的强烈冲动，认为干涉只要是为了促进正义，就可看作是有道理的(注：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Longman,1997,P.135.)，新军事 技术则为美国的有限军事干预提供了更为灵活和准确的工具(注：John Hillen,“Ameri 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A User's Guide”,Backgrounder,No.1079,Heritage Fou ndation,May 2,1996.)。因此，发展中国家要避免由于外部干涉带来的对主权的威胁，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仅如此，不仅美英积极提倡新干涉主义，很有一些国家在随声附和。捷克1999年刚 刚成为北约成员国，总统哈维尔便为新干涉主义辩护，认为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已 经成为过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权宣言的发表和文明的演进，使人们终于认识到 ，人比国家重要，个人的命运正在融合成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因此，国家主权不可避免 地将要消亡，不干涉主义已经消亡。”可以看出，这个讲话比布莱尔、克林顿还要激进 。
但是，历史逻辑不会按照某些国家及其追随者的愿望来设计，新干涉主义的滥用将会 受到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主权问题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已经没有多少退路。有一件 事情能说明这个问题。1999年在危地马拉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二十九届大会上，美国 曾提出了关于建立对付美洲国家民主制度中断的预防机制的建议。美国设想，如果某个 成员国发生国内冲突，对民主体制造成威胁，美洲国家组织就可以采取行动，由一些相 邻的或关系密切的国家出面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即遭到墨西 哥、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国的拒绝，多数拉美国家对此方案持保留态度 。美国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干涉的方式”，因此得不到拉美国家的支持是很自然的事 。
很多人都认识到，如果听任“新干涉主义”泛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势必 遭到全面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这样的剧烈变动不仅发展中国家反对 ，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难以协调一致。认为国际法老的原则已经死亡(注：参见Michael J.Glennon,“The New Intervention”,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9.)，如果不 是短视的话，至少可以看作是过于性急。不论是国家主权，还是人权和民族自决权，也 许都不应是绝对的，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被置于“绝对”地位(注：时殷弘：“论20世纪 国际规范体系——一项侧重于变更的研究”，《国际论坛》，2000年3月。)。但是就目 前而言，应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国际关系的发展已经及其深刻地加强了国家之 间的相互依赖，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威胁也在强化着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但是民族国家仍 然是国际关系的最主要行为体。正如邓小平所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 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 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31页。)”。
另外，新干涉主义的使用并不是没有极限，它没有提供被广泛承认的基础。21世纪的 国际安全需要的是有更大包容性的战略思考，狭隘的战略不会有大的出路。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在新干涉主义的华丽外衣下， 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利益的驱动。即使对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它的选择也是有限 度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背后是其具有的地缘战略价值，是美国维系北约、控制欧洲 、限制俄罗斯的深远意图。但美国人自己也认识到：“对于美国而言，并非所有的利益 都具有同样大的价值，并非所有的威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因 为美国的干涉而得以解决”。(注：理查德·N·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美国的全 球新战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四 超越主权脆弱性的约束
面对霸权主义和新老干涉主义，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安全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 义。更重要的是，主权安全将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是逐步摆脱 不发达的锐利武器。主权需要维护，经济必须发展，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如何处理主权 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过分注重主权安全或忽视主权安全无疑都是片面的。这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主 权时容易陷入的误区。一方面，面对外部势力的争夺和强权压力，确有一些国家把安全 寄托于某个大国或集团身上，没有很好地把握主权安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如在冷战时 期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一些发展中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搭乘了冷战的战车，成为美苏争 夺的牺牲品。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中东战争以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另一方 面，处于守势的国家神经敏感，容易对外部压力做出过份反应，由于过于强调主权安全 反而牺牲了对外开放的机会，迟滞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后 一种误区的可能性更大，影响也更深远。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发展本身就是 最大的不安全。
发展水平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安全观也必然落后。如果仍把国家安全局限于军事或政治 安全领域，用牺牲经济发展和安全来保证政权的稳固，这就割裂了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 的关系。从表面看来，这些国家主权安全似乎固若金汤，但贫困的积累，就是不安全的 积累。贫困化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对此绝不能盲目乐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到1996年，世界上有20亿人口面对着经济发展的失败。这20亿人口分布在101个国家 。这些国家包括35个黑非洲国家、2个拉美国家、20个东欧国家、14个阿拉伯国家、7个 亚洲国家。这些国家人均收入都不高于1990年的水平，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国家人均收入 甚至不如20年前的水平。因此，实现经济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认识主权问题，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否则就会出现偏差，落后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内 在需求。因为主权毕竟是“随着近代国家一同诞生的，它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迁而改 变自己的作用形式(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1页。)”。因此，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在确立安全战略时也不能将战略局限在原 有的认识和眼前的利益，而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观点，在变化的世界中谋 求国家安全利益。
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经济安全的份量在加重，这毕竟是时代的进步。当然，由此而面 临的新的安全问题，对发展中国家也是生死攸关，解决起来并不是容易。另外，国家间 联系日益紧密，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发展中国家对此要 有充分的认识。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在总体上既没有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也没有失去控制。 如同有的学者描述的那样：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注：Georg e J.Demko and William B.Wood,Reordering the World-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estview Press,1994,P.15.)。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 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 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获得；并且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 在个别的领域，而是在众多的领域得以实现，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 全，不能只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要在诸多的领域取得平衡。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在安全问题上经常做出简单化的选择：或者是对抗、或者 是依附；或者倒向这个大国、或者倒向那个大国；或者只注重某个领域的安全而忽视了 不同领域安全利益的平衡，等等。这种思想的匮乏和无力，自然会遗患安全战略的谋划 。
21世纪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复杂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安全战略的哲学思 考，应着眼于如何有效地因应国际间复杂的安全关系和结构，特别要防止自己成为复杂 局势下矛盾的焦点或压力调节阀，为国家的发展寻求比较有利的条件。
复杂性的增强必将加强国际关系整体的作用，逐渐削弱大国的特殊性。不论是美国， 还是其他大国，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充满如此多的问题，已经受不起大的 震荡，不论愿意不愿意，大国之间都必须进行更多、更有效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如果 不那么确切，工作关系则必须保持。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对于任何复杂的巨 系统，一般都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平衡的能力，除非这个系统到了其生命的 结束阶段，才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这本身就是战略资源。发展中国家从中可以借助许 多东西，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维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不可能的。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将给未来的国际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发展中国 家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在更加难以预测的未来发展自己，寻求打破国际体系惯性制约的有 效方法。有些思想家已开始深入地探讨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注：参见Lmmanuel Waller stein,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 ntu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在充满未知的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 都不得不谨慎从事，彼此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从而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 在过去的90年代，这样的趋势使国际局势在总体上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也曾在一定 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
复杂性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世界的脆弱性。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一些似乎很 小的冲突就可能带来很大的动荡。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局部性的危机，却在很久 以后仍不能平复，危机持久的影响和广泛的波及范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东南亚金融 危机带来的连锁效应就是如此，一次恐怖事件也可能带来剧烈的反映和战略调整。解决 今天的国际问题，哪怕看来似乎是很小的问题，都需要注重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寻求长 远有效的办法。
在21世纪真正能够有作为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在国际竞争和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功 夫，更重要的是及时地认清国际关系发展大的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谋求社会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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