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个人比例的演变与合理性分析_经济转型论文

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个人占比的演进及其合理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合理性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4-0041-09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我国全面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期间，毛入学率、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等主要指标迅猛增长，高等教育由此迈入大众化阶段。如此之快的增速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范围内也鲜有先例，堪称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奇迹”。

       我国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奇迹是建立在经费投入增长基础上的。据统计，1992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为162亿元，而到2013年经费总额已达8178亿元，名义增幅高达50倍，即使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增幅也有17.61倍。①这反映了举国上下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根据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开始由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等多个主体分担。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国家。1994年以后，高等教育开始收费，个人投入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社会投入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自此，国家、个人和社会“三足鼎立”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投入格局基本形成。但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合理性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少论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过高，会加重群众的负担，影响教育公平，因此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

       上述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高等教育的投入结构并非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一个随时间序列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要评价转型期高等教育的个人投入占比是否合理，首先应对其演进过程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和动态考察。第二，以往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其理由是个人投入占比过高可能加重群众的负担，影响教育公平。这一判断反映了评价主客体间的价值关系，属于“价值合理性”评价，并未涉及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社会历史现象是否合理，不能仅凭个人价值期望判断，也不宜强求其完美性，而应视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以不断提升的人类实践能力和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因此，它将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尺度，只要某种社会历史现象能够促进生产力和人的发展，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②[1]同样，作为一种转型期影响深广的教育财政现象，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历史表征，其演进过程是难以用偶然因素或个人意志来解释的。相反，它必定与转型期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关联。要全面评价转型期高等教育的个人投入占比是否合理，除了价值合理性外，它更需要历史合理性的审视。而要探究转型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从转型期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探求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演进的历史动因与必然性，尤其是要厘清个人投入占比与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共振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窠臼，深入理解这一教育财政史实。而这正是以往研究的欠缺之处。

       基于此，本研究将重点探究转型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演进进程、演进动因及其合理性这三个问题：首先梳理1992-2013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数据，借此考察个人投入占比的演进进程；然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厘清相关史实，力求还原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对其演进动因与合理性作出评判。

       二、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演进

       首先确定数据起止年份和数据来源。本研究将数据采集的时间起点定在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的1992年，终点则止于本研究所能获取最新数据所在年份的2013年，时间跨度共21年。其中，1992-1994年的高等教育投入数据出自当时的国家教委财务司发布的各年度《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1995-2013年的高等教育投入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年度《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③。

       其次是汇总统计项与数据。经查阅，《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统计科目并不完全统一。按照最优兼容原则，最终形成“预算内教育经费”、“教育税费”、“学校创收投入”、“其他财政性经费”、“社会捐集资经费”、“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学杂费”(隶属“事业收入”下的二级科目)和“其他教育经费”八个统计项。然后汇总历年数据，整理出1992-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情况，见表1。

       最后统计项归类，汇总高等教育投入数据。按照定义，“预算内教育经费”、“学校创收投入”、“教育税费”、“其他财政性经费”属于国家投入；“社会捐集资经费”和“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属于社会投入；“学杂费”属于个人投入。此外，“其他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中的教学科研收入④均未明确投入来源，因而两者可合并计算，统称“其他教育投入”，本研究不予讨论。汇总历年数据，整理出1992-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规模与比例结构，见表2。将表2数据用折线趋势图表示，可得图1。

       图1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投入约占高等教育总投入的九成，1994年高校收费以后，国家投入虽然绝对规模保持增长，但其占比逐渐走低，到2005年降到最低点(42％)；其后国家投入占比止跌回升，到2013年回升至约占六成，达到2000年前后的水平。与国家投入相反，20世纪90年代初，个人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总投入的一成，1994年后个人投入占比走高，最高达33％；2005年上升势头首次被遏制，并逐渐企稳回落，到2013年时回落到25％，也恢复到2000年前后的水平。相比之下，社会投入占比除2005-2006年达到7％-8％的历史高位外，其余年份均在1％-3％之间徘徊，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投入还非常薄弱。所以总体来看，转型期间，国家投入占比呈“高-低-高”式的U形波动，而个人投入占比呈“低-高-低”式的倒U形波动，社会投入占比始终在低位运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2005年为界，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国家投入占比趋于下降，个人投入占比趋于上升(“国退民进”)；后期国家投入占比趋于回升，个人投入占比趋于回落(“国进民退”)。

      

      

      

       图1 1992-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演进趋势

       三、转型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上升的合理性分析

       1992年至今的经济社会转型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三次转型。与1910年结束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本次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既是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上升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解读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关键所在。

       1.个人投入占比上升的背景与进程

       1992-2005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和快速推进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城乡社会经历了全面深刻的变革，改革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而这也拉开了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上升的序幕。其中的关键拐点发生在1999年。此前七年，本专科在校生共增加122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6.6％。期间高校虽已开始收费，但学费起点低，且上涨平缓，群众能够接受。1999年高等教育首次大扩招，当年本专科招生人数增长47％。此后七年，本专科在校生每年均增加百万余人，年均增长率高达24％。⑤期间为配合扩招，学费持续上涨，个人投入占比上升最高达19个百分点，群众意见较大，同时这也引起了国家投入占比的相对下降。因此，引发高等教育投入“国退民进”的主因是高校扩招，而要探究其历史必然性，首先要理解高等教育扩张的历史动因。

       2.高等教育加速扩张是转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不仅可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也必然引起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转型初期高等教育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转型初期经济快速发展，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加速扩张。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型前我国经济增长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1989-1991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6％。而转型后，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得以解除，1992-1998年GDP年均增长率骤增至10.8％。⑥根据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乃至适度超前发展的原理，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为其提供更充足的智力支持。然而扩招前的1992-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64％⑦，远低于同期10.8％的GDP年均增长率。这说明高等教育已滞后于经济发展，更谈不上适度超前发展了。面对这种形势，高等教育只有加速发展，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应对转型初期固有的内需不足，也是当时高等教育扩张的一大动力。不同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过剩运行和内需不足是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常态。[2]而作为第三产业，高等教育具有增加内需，带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功能。据2001年北京大学课题组的测算，1999年高校扩招带来的需求增量约为56.6亿元，GDP增量约为129.99亿元，就业增量为25.6万人。[3]尽管这种经济主导的高校扩招的动机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争议，而且在实践中由于高校扩招和学费上涨挤占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使得其扩大内需的效果并未完全达到预期。

       第二，转型初期居民收入快速提升，必然要求增加高等教育供给。中国具有悠久的科举重教传统，而体制转型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高了居民的支付能力。统计表明，1992-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2.67倍和2.75倍。⑧这就为高等教育需求增长提供了消费支撑。再从需求满足程度来看，根据北京大学李文利教授的测算，1993-1998年的普通高考平均报名录取比为2.7，即每2.7个考生中只能录取1人。若考虑历年积淀的未录取考生，则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的潜在供给缺口为503万人；若去除过度需求，1998年现实的有效供给缺口至少为70万人。[4]这足以说明高等教育的巨大消费潜力。

       3.加大个人投入力度是转型初期高等教育扩张的必然选择

       理论界普遍认为，教育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是一种成本递增的产业。处于稳定良性财政状态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保证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办学经费应呈递增趋势。[5]所以，除非存在严重的高校资源闲置，否则高等教育扩张必然带来更多的经费需求。1998年，北京大学抽样调查了616所普通本科院校。结果显示，多数高校的办学资源已低于教育部的核定标准；专科学校情况类似；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虽有挖掘潜力，但分属不同部门，难以在短期内合并重组。[6]因此总的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办学资源不仅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扩张的要求，而且存在严重的历史欠账。在这种情况下，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那么新增资金从何而来呢?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新增资金来源无非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条途径。

       第一，转型初期国家财力紧张，建设任务重，无法独立筹集扩张资金。高等教育扩张需要巨量资金，而在转型初期，我国经济体量小，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偏低，1998年财政收入的GDP占比仅为13％，限制了国家的教育投入能力⑨；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财政的理念和制度转变尚未到位，国家财政此时还肩负着基建投资、发展工农业等“建设财政”使命。尤其是作为转型关键的国企和政府机构改革，必然会在短期内减少财政收入(如放权让利、自收自支)，或增加财政支出(如下岗分流安置)，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实际上，当时我国财政支出已经尽可能地向高等教育倾斜。首先，1999-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占比为3.33％-3.54％，总体上高于同期的印度和日本[7]；其次，从公共教育支出的三级分配比例看，1999-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占比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表明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已经挤占了基础教育的份额[8]；再次，同期高等教育国家投入增幅为7.72倍，也高于同期6.85倍的GDP增幅。这些均表明，高等教育国家投入的财力供给缺乏大幅扩张的空间。

       第二，转型初期民间资本羸弱，民间办学有待规范，制约了其高等教育投入能力。从宏观角度看，高等教育社会投入水平取决于民间资本总量。而在转型初期，民间资本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力还相对羸弱。在国民经济总量中，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占比仅为24.2％，2002年也只占约1/3[9]，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边缘。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投入的规模和质量。再从微观角度看，根据2000年教育部的调研，我国民办高校普遍底子薄，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缺乏保证。而且不同于具有文化与宗教背景的西方财团兴办的私立高校，我国多数民办高校具有逐利动机，在办学过程中不乏失序现象，因而短期内也难以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10]此外，我国教育捐赠的经济基础、制度和文化也不成熟。所以在转型初期，社会投入难以担起高等教育投入的重任，这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第三，转型初期充足的高等教育消费能力，为个人投入的提升提供了基础。相比国家和社会投入，个人投入增长最具潜力。除了前文提及的高等教育消费意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从全社会居民的消费能力来看，1995年全国居民储蓄达到当年GDP的一半，2003-2005年更高达其3/4。⑩而子女教育一向是中国家庭储蓄的重要动机。据1999年胡鞍钢教授的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可达2500亿元，大致相当于当年的全国教育总经费。[11]其次，扩招前的1992-1998年，高等教育个人投入与居民储蓄余额的比值最低为1/2567，最高为1/624，个人投入的增长空间相当大。在国家无法独自承担高等教育扩张投入，社会投入乏力的情况下，加大个人投入力度成为了筹集高等教育扩张经费的必然选择。

       4.个人投入占比上升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分析

       综上所述，转型初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上升的历史动因可概括为：体制转型驱动经济和个人收入增长，进而带动高等教育需求增长，最终引起个人投入占比上升。这一演进是转型初期经济和高等教育需求快速增长、财政供给不足、高等教育事业历史欠账严重等社会历史条件共振的必然结果。这一演进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进而改变了困扰我国多年的高等教育极度短缺的局面，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也促进了转型初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总体上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程，本身也包含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在“经济中心主义”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一度被放大，导致高校扩招速度偏离了办学规律，再加上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发了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急剧上升。虽然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以多少为宜，在国际上缺乏统一的标准(11)，但由此引发的学费上涨的确超出了部分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这既不利于教育公平，也影响了个人投入占比的价值合理性。所以2005年以后，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逐步成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开始逐渐回落。

       四、转型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回落的合理性分析

       1.个人投入占比回落的背景与进程

       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上升是通过提高学费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部分高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200元左右的学费，1996年高校收费并轨后平均1300元左右，到1999年翻了一番，达2600元左右，2005年更是达到生均5000元左右。从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来看，2005年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1/168，比重并不大，但按照同期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3255元的均值来看，高校收费明显超出了低收入家庭的承担能力(12)，再加上当时学生资助体系建设滞后，部分学生因贫困而难以入学或生活困难，高校收费开始受到社会质疑，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也出现了背离。面对这一形势，作为一种价值修复，自2005年起，在高校继续扩招的情况下，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同时通过限制学费上涨的方式(2007-2012年)，逐步降低个人投入力度，实现了高等教育投入的“国进民退”。到2013年，个人投入回落至约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1/4，基本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也开始走向统一。

       2.和谐社会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个人投入占比回落提供了有利的时代环境

       体制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按照西方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分配方案，其稳定运行表明各方利益博弈达成了均衡，而当制度发生变迁时，各种利益关系就处于动荡、冲突和再分配之中。对利益分配和冲突的解决，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命运。同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国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出现某些震荡、失衡或错位。面对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以确保体制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进行。此后，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被确立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谐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民生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的根本因素。而作为影响最为广泛的民生问题之一，高校学费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高校扩招以来，个人投入总额从1998年的8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837亿元，名义增长近10倍，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影响了教育公平，对此群众意见较大。在这一背景下，逐步降低个人投入在高等教育总投入中的占比，就成为消弭转型期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回落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保障和政策环境。

       3.以教育公平为重点的新教育发展观为个人投入占比回落提供了价值指引

       随着新的指导思想的提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也发生了转变。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效率观念，更应具有充分的公平意识。然而在转型初期，在“效率优先”和“经济中心主义”导向的作用下，高等教育发展一度陷入了片面追求规模、速度、数量、层次等绩效指标的误区，使得教育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所以当高等教育供给大有改观，群众有条件追求更理想的教育时，科学发展观的适时提出，是对以往“教育GDP中心论”的一种反拨。相比之下，它更为强调教育公平的价值，强调人的价值。为纠正以往发展中的偏差，自2006年开始，政府陆续采取了强化政府的教育责任、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完善学生资助体系等一系列措施，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教育公平逐渐成为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显然，这种强调教育公平的新教育发展观为控制高校学费上涨、降低个人投入占比提供了有利的价值指引。

       4.国家财力增强和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完善为个人投入占比回落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和体制条件

       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回落，必须以国家投入占比的增长为前提，而国家投入的增长又是建立在国家财力充实基础上的。经过十多年的体制改革，我国经济总量剧增，政府收入更加充裕。1978-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最高的31％降至10.67％。1996年以后，国家开始集中财力，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1％上升至2005年的17％，2013年更增至22.7％，达到14万亿元。(13)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更加合理，2011年用于民生的公共财政支出已占2/3。[12]

       随着经济和体制条件的成熟，高等教育的国家投入力度也不断增强，高等教育过分依赖个人投入的局面有所缓解。2005年以后，高校扩招增速有加快的趋势。1992-2011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3.5％增至27％，年净增长仅1个百分点，自2011年起毛入学率增长明显加速，到2013年达到34.5％，年均增长近4个百分点。(14)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国家投入增速加快，从2005年的1128亿元增至2013年的4933亿元，增长近4.3倍，其占比从42％增加到60％；而同期个人投入从2005年的838亿元增至2013年的2048亿元，增长仅2.44倍，其占比则从32％回落至25％。期间学费大致保持稳定，群众的学费负担有所减轻。截至2013年，全国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的生均学费为5775元和5164元，占城镇家庭户均收入的7％，占农村家庭户均收入的17％与15％，收费水平基本在居民承受能力范围之内。[13]

       5.个人投入占比回落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分析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回落的历史动因可概括为：经济社会的深入转型提出了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带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和教育发展观的更新，最终国家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实现了个人投入占比的回落。由此可见，个人投入占比的回落同样是经济社会转型进入特定阶段后，政治、经济、财政、教育等诸种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一演进调整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结构，加大了政府的教育责任，为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有助于保障教育公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以往发展过程中教育公平缺失的一种反拨和修复，因而更具有鲜明的价值合理性。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趋于统一。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演进进程看，转型期间，2005年以前高等教育国家投入占比趋于下降，个人投入占比趋于上升；2005年以后高等教育国家投入占比回升，带动个人投入占比回落。

       第二，从演进动因及其合理性看，无论是前期的上升，还是后期的回落，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演进都深深地嵌入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之中，折射出体制转型的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变迁。具体而言，在转型初期，经济高速增长，高等教育消费能力提升，社会需求的不足，乃至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都要求高等教育加速扩张。而国家财力紧张，高等教育事业历史欠账严重，民间资本羸弱的现实，使加大个人投入占比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个人投入占比上升虽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学费上涨超出了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范围，影响了教育公平，导致了个人投入占比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背离。此后，在社会和谐的时代要求和国家财力更加充裕的条件下，个人投入占比逐渐企稳回落，使其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趋向统一。

       可见，转型期高等教育的投入结构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人意志或政治决策，而是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必然产物。同样，今后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也需要诸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配合。所以在现阶段，更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累相关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为实现高等教育投入结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耦合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可以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家投入占比。经济健康发展是国家财力和高等教育国家投入增长的关键。因此，今后政府应进一步落实公共教育的政府责任，一方面努力确保经济的平稳发展，适当加大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另一方面要将投入重心更多地转移至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上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高国家投入的使用效益。

       第二，控制学费涨幅，稳定个人投入占比。自2013年起，国内多个省市开始调整高校学费标准。从已调整的9个省份来看，新学费标准占当地城镇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均低于8％；占当地农村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最高为21％，最低为9％，总体在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14]今后应继续严格执行“学费标准不高于生均培养成本25％”的国家规定，控制学费上涨幅度，稳定乃至逐步降低个人投入占比。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困难问题，同时加大高校资助力度，从根本上保障教育公平。

       第三，继续鼓励发展民办教育，提升社会投入占比。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实力已今非昔比。今后应切实采取措施，在加大对民办教育规范和保护力度的基础上，适当简政放权，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一方面减轻国家投入和个人投入的负担水平，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服务，倒逼公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

       注释：

       ①引入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GDP平减指数(1992-2013年)进行折算。

       ②马克思认为，由于个人价值冲突日益普遍，所以历史的合理性不能根据个人主观期望认定；其次，“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中的暂时阶段”，所以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等于历史的完美和终结；再次，在人类历史演进中不存在永恒普世的善恶标准，即使“人的贪欲和权势欲有时也会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所以历史合理性也拒绝对社会历史现象诉诸善良意志的审视。马克思将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视为评价历史合理性的核心尺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97页，第216-217页，第237页，第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22-225页。

       ③目前官方尚未发布2012年度教育经费统计情况，故相关数据暂时缺失。

       ④根据年鉴定义，高校事业收入包括教学科研收入与学杂费。其中教学科研收入在统计年鉴中未指明具体来源，而且经费占比不大，因而这部分收入也不纳入国家、社会和个人投入统计范围。

       ⑤上述数据由1999-2005年各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⑥上述数据由1989-1998年各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⑦上述数据由1992-1998年各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⑧上述数据由1992-1998年各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⑨上述数据由1998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对于中国财政收入规模，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高培勇就认为，按照国际通行口径，1997年我国政府收入约占GDP的25％(见高培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税务研究》1997年第6期，第3-12页)。但即便采信这一观点，25％的比例也是偏低的，并不会影响转型初期政府收入的GDP占比偏低，财力不足的结论。

       ⑩上述数据由1995年度、2003-2005年各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11)从国际经验看，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取决于历史传统、教育体制模式、居民收入水平、劳动力市场薪酬等多种因素，并无一定之规。例如，2005年美国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占比只有34.48％，其余皆为个人投入和社会捐赠，这与其私立高等教育发达有关。法国是高等教育中央集权国家，1998-2008年，法国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几乎都占九成左右，个人投入占比很低。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大学生中私立大学学生占据了极高的比例(70％-80％)，由于私立大学经费基本依赖学费收入，公立大学也需要缴纳较高的学费，所以个人或家庭的负担比例处于较高水平。参见《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模式与改革》(王蓉，《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4期，第10-14页)和《OECD国家高等教育投入的典型模式》(刘红宇、马陆亭，《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02-109页)等文。

       (12)上述人均收入数据出自2005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从理论上讲，家庭户均收入更能反映高校学费的家庭负担能力，但由于未能查找到当年的相关数据，因此可以采用人均收入乘以2的方法简单估算家庭户均收入。尽管估算结果未必精准，但当时的学费标准超出了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13)上述数据由1978-2013年各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14)上述数据由1992-2013年各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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